王安石改革败在舆论？

陈忠海

都说王安石有句“三不足”的名言，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如今大家认为这几句话说得好。但在当时却是“大逆不道”的，包括宋神宗在内的几任皇帝对此都十分反感，王安石死后还因此被从孔庙中“请出”。这些话却不是王安石说的，宋神宗曾向王安石求证过，他坚决否认。

具体到变法上来，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改革者对变法的宣传引导很不够，没能为改革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

改革流言不断兴起

这本是一场峻急的改革，不仅体现为改革力度之大，还体现为改革措施出台之密集，王安石虽主张“得其人缓而谋之”，但在实际操作中，十几项重大改革在较短时间里纷纷出台，令社会无法详细了解和适应，改革者也没有足够精力去做宣传和引导的工作。

缺乏宣传引导，改革就容易引起误解，民众对变法的反应经常与改革者的初衷相违背。以青苗法为例，本来以向农户发放低息贷款的方式解决其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王安石在鄞县时曾试行过该办法，效果很好。但在全国推行后，各级官员为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而将“贷款指标”层层摊派，或随意提高利息，加上程序繁琐和经办人员的刁难，即使那些真正急需资金的百姓也对该办法反应冷淡。

本意惠民却成扰民，民间议论纷纷，谏官趁机弹劾该法是“敛散之法”，御史李常还依据一些不实传闻攻击该法“勒民出息”，说“州县有钱未尝出而徒使民入息者”。被宋神宗誉为“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的韩琦根据社会上的各种传言上了一份奏章，对青苗法进行全面批评，其中一条是城镇里没有青苗也被强行摊派了“青苗钱”，宋神宗大为吃惊，两次当面质问王安石。

可以说，大多数改革在政策设计上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宣导不够而造成了误解。另一方面，当改革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时，他们又会利用社会上的误解和流言进行反击。如募役法在设计时考虑到农户贫富不均，故将农户分为若干等，适用不同的役钱标准，其中有些农户可免缴，但有人故意做手脚，东明县把不用纳钱的下户擅自提高户等级，结果引发1000多人到京城“上访”，一度包围了王安石的住所。

熙宁年间宋辽曾就河東划界进行交涉，宋朝主动让出数百里土地，社会上纷纷传言这是王安石的主意，说得还很生动，为王安石又编出“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名言”，时人苏辙、邵伯温等人在文章中也持此说。但考察一下《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王安石与宋神宗就宋辽划界谈判的20余则对话，可知王安石对弃地是坚决反对的。

舆论左右着皇帝的态度

当时有关改革的流言密蔽于朝野，宋神宗曾对臣下说：“台谏所言，朕未知，外人已遍知矣。”宋朝的信息传播较前代高度发达，官方的传播媒介有邸报，民间还有各种“小报”，宋神宗要了解“舆情”自然有很多渠道。

当时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台谏和枢密院两个地方，而进奏院又受枢密院影响较大，所以保守派可以利用邸报来传达对改革的不满。改革派和保守派围绕进奏院的控制权也进行过斗争，但宋神宗在此问题上采取平衡的办法，使保守派在进奏院一直有很大的发言权，东明县民众围攻王安石住所的背后就有进奏院高官贾蕃的身影。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台谏，宋朝谏官向来无畏，他们对变法一直保持着高密度的攻击。章衮在《王临川文集序》中感叹：“而乃一言方下，一谤随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哗然而议者新法也。”

大量不利于变法的信息通过邸报、奏疏以及“民间访谈”等渠道汇总到宋神宗这里，青苗法被说成是“促富者使贫也”，募役法“破坏祖宗成法”，方田均税法“多致骚扰”，均输法“不免夺富贾之利”，农田水利法“侵坏户舍，妨碍秋种”，保甲法“教习凶愚”。当时发生了华山大地震，有人告诉宋神宗是变法“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还有人警告说，市易法如果再实行下去势必引发民变。

最让宋神宗受触动的是《流民图》（见图），由一个名叫郑侠的基层官吏所献，但据说是保守派分子冯京策划的，该图描绘的是变法实施以来各地灾荒频仍、百姓四散逃亡的景象，当时天下大旱，郑侠奏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一向对变法有意见的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看到这幅画当时都哭了，惊呼：“安石乱天下！”宋神宗还想替王安石辩解，认为王安石是难得的干才，但曹氏不听，认为王安石虽然有才学，但怨恨他的人很多，如果真的爱惜他、保全他，不如暂且将其外放，以后再找机会把他诏回。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外放江宁知府。次年，宋神宗又恢复了王安石的相位，让他继续主持改革，但宋神宗的改革决心已大不如前，他不顾王安石的反对，废除新法中的“不善者”，又废止了方田法等改革措施。又过了一年，王安石称病请辞，朝廷诏准。

舆论倒逼改革

在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前后十来年里，可以想见他的每一天都是忙碌的，的确没有精力去做舆论宣传和改革政策的培训、引导，更没有精力一一澄清那些谣言，而提出反对和批评的人却是轻松的，除了在朝堂之上反对改革，他们还通过聚会和著书立说表达不满。

在宋人笔记、诗词等作品中王安石的形象通常是负面的，在司马光《温公琐记》、范镇《东斋记事》、苏辙《龙川略志》等书中，都把王安石塑造成性格怪异、执拗和偏狭的人，把其他变法分子塑造成道德有亏欠的小人。甚至苏轼也写过“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等大量反对变法的诗。

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也影响到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改革者在许多方面不得不做出妥协和退让。

（摘自《廉政瞭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