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海洋渔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同春芬 夏 飞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海洋渔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同春芬 夏 飞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我国作为海洋大国，海洋渔业已成为现代农业和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经济新常态的全新阶段，在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海洋渔业资源日益枯竭等多方面的制约下，海洋渔业发展阻力重重。文章以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环境背景，分析海洋渔业在产业结构、水产品供给方式、海洋捕捞业、海洋养殖业等方面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海洋渔业供给侧改革的相关对策建议。

供给侧改革；海洋渔业；产业结构；管理体制

一、我国海洋渔业供给侧改革的缘由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自1978年人均GDP仅有224.8美元发展到2015年人均GDP高达8016美元，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如图1所示)，长期以来保持的两位数增速已成为历史，经济进入新常态。学界关于中国经济的下行属于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结论存在较多争议，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单纯依靠传统三驾马车的需求侧管理手段越来越不能解决当前经济存在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应向供给侧管理手段进行转变。2015年中央财经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农业这方面，2016年7月30日在全国农业结构调整座谈会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明确表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眼破解农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突出问题，用改革的办法、市场的手段，推进转方式调结构，着重强调对于大农业中的渔业结构调整重点做好资源保护和减量增收两方面的工作，以提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为目标，着力转变养殖方式、调整优化区域布局，促进渔业转型升级。

图1 2000-2015年我国GDP增长率状况

伴随着我国的经济进入新常态，现阶段海洋渔业经济受到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海洋生态资源环境恶化等方面的约束，我国海洋渔业发展出现了较大瓶颈，整体结构失衡现象比较突出。因此，在经济新常态的新时期，我国应该对海洋渔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方面的改革，积极面对挑战，勇于抓住机遇，优化配置海洋渔业的供给结构，提高海洋渔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匹配度，实现海洋渔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研究这些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问题，更是我们积极促进海洋渔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对于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和促进渔业减量增收，保证海洋渔民共享渔业改革发展成果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海洋渔业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

在经济活动中供给和需求是两个相互对应的基本概念，作为经济学中的一对典型矛盾，两者相互影响、互为条件，为此供给侧改革是基于需求侧管理相对而言的。供给主要侧重于生产环节，是各种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种资源)的有机组合和优化配置；需求则侧重于生产环节之后所生产商品的去向，即通常所说的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车“消费、投资和出口”。[1]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重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战略，其主张最早可以追溯萨伊定理。为了加深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更好的理解和推进我国海洋渔业供给侧改革的步伐，我们有必要了解和明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发展演进

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理”，他认为“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2](P144)基于“萨伊定理”，不难理解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卖即是买，供给自行创造需求。即使短时间内供给和需求不平衡，受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价格也将会调节两者的平衡关系，使社会总供给始终等于社会总需求。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世界性空前的经济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萨伊“供给创造需求”的推崇，以需求侧为主要视角的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普遍欢迎，明确主张“有效需求不足才是引发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3]面对经济的衰退，凯恩斯主张强调政府的作用和责任，政府应进行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社会的消费和有效需求。在当时特定的经济环境背景下，凯恩斯的需求侧管理非常有效。

20世纪70年代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滞胀阶段(即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失业以及不景气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政府的需求侧管理手段面临着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实施积极的刺激总需求的方式解决经济停滞问题，则会加剧通货膨胀；如果实施紧缩的刺激总需求方式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则会加剧滞胀的程度。面临着这种困境，以美国经济学家拉弗(A.Laffer)、万尼斯基(J.Wanniski)、吉尔德(G.Gilder)等人[4]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供给不足，主张用供给管理代替需求管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通过大幅度的降低税收来刺激社会的总供给。例如，里根政府20世纪80年代通过削减政府预算、控制货币供给量、减少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以及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等供给侧管理手段最终使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得到提高，其中最底层的贫穷人口的所得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5]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海洋渔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海洋渔业作为大农业中发展比较快的产业之一，为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近些年来在“建设海洋强国”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现代海洋服务业和海洋新兴产业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我国海洋渔业单一的生产结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远洋渔业和深海资源开发的欠缺以及不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都制约着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海洋渔业在过剩产能化解、产业结构升级、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还需要补上短板。为此，在海洋强国发展的新时期，为有效的解决我国海洋渔业发展的瓶颈，我们应该以供给侧为出发点，注重海洋渔业各生产要素之间的有机组合和优化配置，着重解决供需的不匹配问题，以实现我国海洋渔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三、我国海洋渔业供给侧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海洋渔业结构不合理，产业融合度低

海洋渔业即海洋水产业，是人们依托海洋获取产品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其它相关生产活动。[6]我国以海洋捕捞业和养殖业为主的第一产业长期以来在粗放式经营的指导下，单家单户分散经营，各主体间的同质化和无序竞争相当严重，[7]而且海洋捕捞业和养殖业业造成了渔业劳动力和资金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过度集中，直接影响了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和资金等各种生产要素投入，致使海洋渔业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不合理；当前的海洋渔业产业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联系还不是很紧密，生产核心竞争力、渔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以及服务的规范性程度都不高，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利益产业链，产业融合度低，各生产要素的活力还没有完全迸发，这都迫切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二)海洋水产品供给以初级产品和粗加工为主，深加工发展滞后

依据2016《中国渔业统计年鉴》[8](P95)显示，2015年我国海洋渔业水产品加工主要涉及水产冷冻品、鱼糜制品及干腌制品、藻类加工业、灌制品、水产饲料、鱼油制品等，而仅水产品冷冻品产量(1376.49万吨)就占据了海洋水产加工产量(1718.41万吨)的80.10%,海洋渔业资源的加工制作仅停留在海洋渔业产品的初级产品和粗加工低端层面上，特别是对于低值鱼虾扇贝的总体利用率还比较低，而海藻、牡蛎、海螵蛸、玳瑁等具有重要药物价值的海洋渔业资源的深加工开发利用明显不足；同时海洋渔业加工企业存在着规模小、技术落后和设备陈旧等各种问题严重影响了海洋渔业产品的深加工发展，这些因素都制约着海洋渔业产品的有效供给。

(三)海洋捕捞业以近海为主，远洋捕捞比例低

依据2016《中国渔业统计年鉴》[8](P79)显示，2015年我国海洋捕捞渔船18.47万艘，总功率12260778千瓦，而远洋捕捞渔船仅有2512艘，总功率2156612千瓦，其数量和功率仅占总体的1.36%和17.59%，远洋捕捞比例明显较低。公海里存有大量海洋哺乳类渔业资源以及其他多种高度和非高度洄游等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海洋鱼类种群，都是人类捕捞的对象，远洋捕捞具有较大的潜力，而且随着目前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等条件限制，近海捕捞渔船还未得到有效控制，近海捕捞强度较大，海洋捕捞结构明显不合理，严重影响我国海洋捕捞业的充分发展。

(四)海洋养殖业品种趋同、名特优产品养殖比例低

我国海洋养殖业内部品种存在着趋同性，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对于海洋渔业长期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海水养殖中在实际中我国海洋养殖品种主要是贝藻类等一些结构较为低级的渔业物种，如2016《中国渔业统计年鉴》[8](P28-29)显示2015年贝类产量高达1358.38万吨，占据海水养殖产量的72.42%；藻类产量208.92万吨，比例占到了11.14%，仅贝类和藻类占据了整个海水养殖的83.56%。而像鱼类和甲壳类中的大黄鱼、鲈鱼、军曹鱼、中国对虾、青蟹等名特优产品的养殖比例确却比较低，海水养殖中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比较明显，这是海水养殖中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五)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和利用受到较大限制

长期以来在粗放式生产经营方式下，海洋养殖业和海洋捕捞业存在着过度开发利用的现实状况，再加上陆源污染物的影响，海洋渔业资源栖息地受到了严重破坏，甚至部分渔场出现了荒漠化的红灯，海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为此2016年9月16日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在“我们的海洋”第三次大会中更是明确提出促进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积极培育绿色、低碳和循环海洋产业；另外一方面，在经济新常态新时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资源环保政策，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和利用受到较大限制。

(六)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体制缺乏规范

从我国现有的渔政管理结构来看，渔政管理相关部门存在着统一领导不足、分级管理多余的现实问题，而且海洋渔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海洋渔业执法力量不足，海洋渔业管理体制不完善、机构设置缺乏规范，另外部分沿海地区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还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些现实问题都不利于海洋渔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我国海洋渔业供给侧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合理调整海洋渔业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融合

在经济新常态的新时期，我国海洋渔业要坚持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改变传统的粗放式经营方略。依据市场的现实需求，合理调配海洋渔业三大产业结构，坚持“第一产业抓特色、第二产业抓提升、第三产业抓创新”之路，优化配置海洋渔业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各生产要素；积极促进海洋渔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大融合，将渔业生产和渔业产品加工流通以及渔业休闲服务业融合起来，大力发展深加工、休闲、垂钓、观赏、餐饮、科普教育等海洋渔业增收功能，提升渔业核心竞争力和服务的规范和有序性，建立一个完整的利益产业链，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使海洋渔业各生产要素活力竞相迸发，实现海洋渔业现代化发展。

(二)高质高效发展海洋渔业深加工，健全水产品市场体系

高质高效发展海洋渔业深加工是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和高技术含量的现代海洋渔业的必然要求，更是海洋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我们要加快加强对低值鱼虾扇贝等渔业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率，提升其经济附加值；提高海藻、牡蛎、海螵蛸、玳瑁等具有重要药物价值的海洋渔业资源的精深加工，为市场创造有效供给。另外一方面，中国渔业协会牵头联合研究院所、高校和渔业企业等单位实施“产学研“相结合的方法，突破解决海洋渔业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不断提高渔业生产加工技术水平，加快企业陈旧设备的更新改造，高质高效发展海洋渔业深加工，健全水产品市场体系。

(三)加快发展远洋捕捞业，促进近海和远洋捕捞业协调发展

经济新常态的新时期发展海洋捕捞业，我们应重点推进海洋捕捞渔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对于近海捕捞，我国要继续实施双控、双转、伏季休渔等一系列渔业管理政策，调整近海海洋捕捞的产品类型和作业方式；另外一方面，对于远洋捕捞，合理规划我国远洋捕捞的全球布局，在梳理原有捕捞点的基础上进行点、线、面的全面规划，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其作业海域建设基础设施和经营基地，加深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和支持。近海捕捞和远洋捕捞齐头并进，共同促进近海和远洋捕捞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注重养殖品种结构调整，积极推广名特优养殖品种

在经济新常态的新时期积极推进海洋养殖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要求我国要注重养殖品种的结构调整，积极推广名特优养殖品种。改变海洋养殖业内部品种存在着趋同性问题，一方面要求各地沿海城市在充分依据本地的地理、气候、技术等各种条件的基础上，引进适合本地区养殖的名特优品种，打造独特的精品品牌，切忌全国上下蜂拥而上造成下一轮的产品结构问题；另外一方面要依托科技，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工程技术和生物技术，积极开展各种养殖技术培训班，加快养殖技术科技成果转化率。

(五)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合理有序开发利用海洋生态资源

海洋生态环境恶化严重成为了制约我国海洋渔业发展的短板，为此我们要加大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力度、合理有序开发利用海洋生态资源。这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做好海洋环境资源保护及重点海域的统筹整治规划工作，力保在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渔业资源的同时确保做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坚持绿色的海洋渔业生态观，加快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积极培育绿色、低碳和循环海洋渔业产业。

(六)建立健全海洋渔业管理体制，为供给侧改革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建立健全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体制，一方面我们要建立健全海洋渔业开发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将海洋渔业开发利用全面纳入法制化的轨道，确保海洋渔业开发利用的科学和合理性；另外一方面，我们应继续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同时要明确渔政、渔检和渔监三个管理部门之间的权责边界，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形成中央到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纵向和横向之间高效运转的管理体系，为海洋渔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1] 林卫斌,苏剑.理解供给侧改革:能源视角[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12):8-11.

[2]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 李翀.论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选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1):9-18.

[4] 陈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生产力研究,2016,(6):24-26,30.

[5] 田冀平,李晓旭.新自由主义与拆散福利国家——里根经济学研究[J].财经界(学术版),2013,(20):34-36.

[6] 宋蔚.中国现阶段海洋渔业转型问题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9.

[7] 王文彬.推进渔业供给侧改革的对策与建议[J].渔业致富指南,2016,(11):15-18.

[8] 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2016《中国渔业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

ProblemsandSolutionsinChina'sMarineFisheryAgainsttheBackgroundoftheSupply-sideReform

Tong Chunfen Xia Fei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Scienc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China is a marine country. Marine fishe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marine economy. However, in the new stage of the new normal economy, with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teriorating and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dry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is subjected to a lot of resistance. Based o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situ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difficulties that marine fishery faces i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supply of aquatic products, marine fishing, marine aquaculture and so on.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som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reform of the marine fishery supply side.

the supply-side reform; marine fishery; industrial structure; management system

D509

：A

：1672-335X(2017)05-0026-04

责任编辑：鞠德峰

2017-03-19

国家社科基金“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海洋渔业管理制度改革研究”(15BZZ049)阶段性成果

：同春芬(1963- )，女，陕西渭南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和海洋渔业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