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的分析*

陈雨生 孙圆圆 李中东

(1.中国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2.山东工商学院 经济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的分析*

陈雨生1孙圆圆1李中东2

(1.中国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2.山东工商学院 经济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基于山东省360份渔户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实证分析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行为。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地理标志水产品认可度、合作社参与度、地理标志水产品政策关注程度、政府监管力度、养殖年数变量正向影响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意愿，而年龄变量负向影响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意愿；渔户家庭人口数、渔药残留重视度、订单合同、养殖技术指导、地理标志水产品政策关注度、政府监管力度变量对其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选择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行为； 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山东省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水产品市场中的地理标志乱用现象较为严重，渔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水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和发展，2016-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加强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截至2016年年底，山东省拥有地理标志商标489件，总量居全国之首，其中水产品地理标志商标53件，作为我国水产品主产区，研究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行为对提升水产品市场声誉、增强山东省水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日益关注水产品问题，在生产意愿方面，净收益对渔户水产品生产意愿产生正向影响；[1]而农户家庭因素、生产特征、认知度和环境特征均影响农户对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意愿。[2]在养殖户水产品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方面，国内水产品仍存在抗生素残留问题，[3]养殖户渔药施用行为影响着海水养殖产品质量安全，周围养殖户遵守质量安全规定的程度和标准化生产制度对养殖户渔药施用行为具有积极影响；[4]质量体系认证和出口方式等变量对养殖户自我检查行为有正向影响[5]；此外，养殖户的组织化程度对其质量控制行为具有重大影响，加入产业化组织的养殖户，可以得到更好的技术培训，更注重水产品质量安全。[6]目前，多数学者集中于研究传统水产品生产行为、水产品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等问题，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但利用微观数据对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行为、生产比重的研究鲜有文献涉及。

已有文献为本文的变量设置和选取提供了重要借鉴。但笔者认为，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行为不应仅包含生产意愿问题或仅包含生产规模问题，两者之间相互依赖但又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如果直接用OLS方法对渔户生产比重进行回归估计，会产生样本选择偏误，而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能检验和克服样本选择偏误。[7]因此，本文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实证分析山东省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意愿和生产比重选择行为。

二、变量和假说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实际情况，依据计量经济学理论，选择并考察影响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行为的因素。在渔户个人特征方面，将“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三个变量纳入模型中。订单合同有助于渔户规范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行为，因此将“是否签订订单”纳入考察范围。养殖户的组织化程度可能会对其质量控制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将“是否参与合作社”纳入考察范围。由于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在进行变量设置时，选择方程中的解释变量个数要大于规模方程中解释变量的个数，且多出的解释变量会对选择方程产生重要影响，但不会对规模方程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要设置至少一个影响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意愿但对生产比重选择没有显著影响的工具变量，否则会导致两步估计结果存在多重共线性，[8]本文选择“养殖年数”作为工具变量。

影响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意愿和生产比重选择行为的因素除了受常规性控制变量的影响，还受核心关联变量的影响。因此本文分别针对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意愿和生产比重选择行为，就核心变量提出假说。

渔户对地理标志的认可程度会影响其生产意愿。作为理性经济人，渔户是否生产地理标志水产品，取决于对地理标志水产品的认可度。当其认可地理标志水产品且预期会带来较高收益时，则倾向于生产地理标志水产品。因此，提出：

假说1：渔户对地理标志水产品的认可度越高，就越能激发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意愿。

目前，水产品病害问题较为严重，直接影响到渔户利益。施用渔药也就成为防治病害的重要手段。滥用渔药特别是不合标准的渔药，导致渔药残留超标，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水产养殖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普通水产品相比，地理标志水产品对渔药残留要求更高。[9-10]渔户对渔药残留问题的态度，将影响其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因此，提出：

假说2：渔户越重视渔药残留问题，则越对其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选择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要开展健康养殖，保持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饲料投喂技术、病害控制技术非常关键。[11]但由于渔户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缺乏相关养殖技术指导，导致渔户对地理标志水产品养殖规范认识不足，养殖技术指导会规范渔户生产行为。因此，提出：

假说3：接受过养殖技术指导的渔户，更加注重水产品养殖规范，有利于其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选择行为。

随着国家不断发展地理标志水产品，地理标志水产品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政府也不断出台相应政策，如《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细则》等，对地理标志水产品进行保护和支持。渔户对我国相关地理标志水产品政策了解程度影响其生产行为，关注国家政策的渔户为满足社会需求，会响应国家政策，其生产越积极，生产比重也越高。因此，提出：

假说4：渔户对国家地理标志水产品相关政策关注越密切，则越对其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意愿和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选择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政府的有效监管是保证地理标志水产品质量安全、促进渔户规范养殖的重要途径。政府的有效监管提高了对渔户水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相对于普通水产品，地理标志水产品的品质和产品合格率更高，从而对其生产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提出：

假说5：政府的有效监管有利于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意愿和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选择行为。

三、调查与数据

本文选择山东省长岛县、荣成市和济南市白云湖区域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区域，主要考虑这些区域均是山东省著名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地，能够代表山东省地理标志水产品未来的整体发展趋势。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7名硕士生于2017年2月13日开始实施预调研和正式调研，走访以上三个地理标志水产品主产区，对生产地理标志水产品的渔户发放问卷，共发放406份，收回有效问卷360份，其中长岛县120份、荣成市127份、济南市113份，问卷有效率为88.67%。

在变量的测定方面：被解释变量“是否生产地理标志水产品”，否=0，是=1；“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的测定，小于四分之一=1，一半左右=2，四分之三左右=3，全部=4。对于解释变量，“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养殖年数”用实际数值表示，“是否签订订单”“是否参与合作社”“是否接受过养殖技术指导”均为虚拟变量，否=0，是=1；其余变量均采用Likert 5点量表来测度(具体见表1)。

通过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1)，结果表明，“是否生产地理标志水产品”均值为0.68，标准差为0.47，说明68%的渔户生产地理标志水产品，“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均值为2.90，标准差为1.20，说明渔户生产地理标志水产品的比重在四分之三左右。对于被调查生产者的基本情况，大部分户主为中年，受教育程度均不高，多为小学水平，家庭人口数为3个左右，养殖年数在20年左右，户主养殖经验丰富；“地理标志水产品认可度”均值为3.43，标准差为0.78，说明大部分渔户对地理标志水产品的认可水平介于一般和比较认可之间，“渔药残留重视度”均值为2.95，标准差为0.93，说明渔户对渔药残留重视度一般；“是否签订订单”“是否参与合作社”“是否接受过养殖技术指导”的统计结果显示，大部分渔户没有与企业签订订单，没参与农业合作社，更没有接受过养殖技术指导；在政府作用方面，“政策关注度”均值为1.78，标准差为0.72，说明大部分渔户不太关注相关政策，“政府监管力度”均值为2.27，标准差为1.08，说明渔户认为当前政府有关部门对地理标志水产品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表1 描述性统计

四、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本文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分析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行为。Heckman于1974年首次提出样本选择模型，它属于受限因变量模型，于1979年又对该模型的估计方法作了进一步优化，并提出了样本选择模型的两步估计法。此方法先通过第一阶段的回归得到米尔斯比率(Mill’s Ratio)，然后将其带入到第二阶段的方程中。如果米尔斯比率在统计上显著不为0，则表明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适合使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来获得一致的估计结果。[10]

第一阶段生产意愿方程，即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1)

第二阶段规模方程，即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的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Y2i=β0+βX2i+γλi+u2i

(2)

运用Stata14.0软件，使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两部估计法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米尔斯比率为-0.6387，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数据的样本选择偏差确实存在，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行为两步结果互相依赖，采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是合理的。

从第一阶段的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意愿方程来看，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地理标志水产品认可度、是否参与合作社、政策关注度、政府监管力度和养殖年数对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意愿有显著影响；从第二阶段的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方程来看，户主的家庭人口数、渔药残留重视度、是否签订订单、是否接受过养殖技术指导、政策关注度和政府监管力度对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选择有显著影响(见表2)。

“户主年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渔户随着年龄的增长，生产地理标志水产品积极性降低。因为相对于普通水产品来说，地理标志水产品的养殖技术规范、质量检测程度要求较高，渔户年龄越大，其养殖技术与观念陈旧，接受新技术的能力较低，降低了其生产积极性。“受教育程度”对其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随着地理标志水产品市场认可度不断增强，渔户文化程度越高，更容易洞察国家政策和消费者需求偏好，对地理标志水产品的了解能力和认可度也越高，掌握新养殖技术的速度较快，其生产积极性提高。“养殖年数”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渔户养殖年数越长，经验越丰富，养殖技术越熟练，应用能力越强，越倾向于生产地理标志水产品。

“地理标志水产品认可度”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其对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意愿有积极影响。渔户作为理性经济人，是否生产地理标志水产品，取决于对地理标志水产品认可度，如果渔户认可地理标志水产品，预期能带来经济利益，则越有利于其生产意愿，这验证了假说1的合理性。“是否参与合作社”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参与合作社的渔户，其生产积极性更高。这体现出合作社对渔户养殖理念的规范引导作用，在思想上提高了渔户对地理标志水产品的认可度，也体现了参与合作社的渔户易于掌握并应用新养殖技术，有利于其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积极性。

“家庭人口数”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家庭人口越多，对其生产比重选择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数越多，家庭生活成本越高，为获得更高产量和收益，其生产比重也就越高。“渔药残留重视度”对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选择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地理标志水产品标准对渔药残留要求更高。渔户越重视渔药残留问题，生产地理标志水产品越积极，其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也就越高，这验证了假说2的合理性。

“是否签订订单”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订单合同有利于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选择行为。随着地理标志水产品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对地理标志水产品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为达到订单要求，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也不断提升。“是否接受养殖技术指导”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养殖技术指导对渔户生产比重选择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地理标志水产品对渔户养殖技术规范提出了新要求，包括对养殖环境、设施、工具等的要求，加之大部分渔户养殖经验多为自身摸索，达不到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标准。因此，接受过养殖技术指导的渔户，其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越高，这验证了假说3的合理性。

“政策关注度”系数为正数且显著，说明渔户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关注越密切，则越有利于其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意愿和生产比重选择。渔户越关注国家的相关政策，则把握市场动态的能力越强，对地理标志水产品的认可度越高，越愿意生产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也越高，这验证了假说4的合理性。“政府监管力度”对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意愿和生产比重选择行为产生正向影响。政府对渔户生产监管力度越高，对水产品质量安全要求也越高。相比于普通水产品，地理标志水产品检测合格率高。为了降低水产品不合格率，渔户更愿意生产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也就相应增加，这验证了假说5的合理性。

表2 样本选择模型两步法估计结果

注：*、* *、* * *分别表示系数估计值在10%、5%和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行为的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地理标志水产品认可度与其生产意愿存在正向关系。渔户越认可地理标志水产品、预期地理标志水产品市场收益越高，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积极性越高。第二，渔药残留重视度有助于提高其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地理标志水产品标准对渔药残留要求较高，渔户对渔药残留问题越重视，其生产比重就越高。第三，养殖技术指导有助于提高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比重。接受过养殖技术培训的渔户，相关养殖技术的应用能力越强，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比重也就越高。第四，地理标志水产品政策关注度有助于其生产意愿和生产比重选择行为。渔户对地理标志水产品政策越了解，越认可其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则生产积极性和比重越高。第五，政府的严格监管，影响到其生产意愿和生产比重选择行为。政府的有效监管可以规范渔户生产行为，保障地理标志水产品质量安全，其市场认可度和效益就会改善，提高了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生产积极性和比重。

基于上述结论，相应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提高渔户地理标志水产品认可度。政府相关部门要不断增强地理标志水产品宣传力度，提升渔户对地理标志水产品的认可度。第二，引导合作社、订单企业对渔户的养殖技术指导工作。多数渔户受教育水平不高，接受新技术能力较差。相关技术指导工作有助于渔户掌握最新养殖技术，促进地理标志水产品规范化生产。第三，提升渔户对地理标志水产品的政策关注度。政府可通过新闻媒体、知识讲座等方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同时，合作社、渔技服务部门则应定期针对国家最新政策，为渔户进行培训教育，充分发挥其市场引导作用。第四，加大政府对地理标志水产品监管力度。政府相关部门应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对渔药残留超标水产品，加大惩罚，增强渔户对渔药残留的重视程度；对违法生产、滥用渔药、破坏环境等行为进行有效制裁，有力保护水产品地理标志，推动我国水产品地理标志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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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BehaviorofFishermen'sGeographicalIndicationAquaticProductsandItsInfluencingFactors——BasedonAnalysisofHeckmanSampleSelectionModel

Chen Yusheng1Sun Yuanyuan1Li Zhongdong2

(1. College of Manage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60 fishermen in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uses Heckman sample selec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production behavior of fisherman'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quatic produ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ducation degree of the household head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quatic products, the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the cooperatives, the concern of th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quatic products policy,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the years of cultivatio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fishermen's production decision of th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quatic products, while the age has a negative impact. The numbers of fishery households, the retention degree of the fishery residue, the order contract, technical guidance of the aquaculture, policy atten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quatic products and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duction propor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quatic product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quatic products; production behavior; Heckman sample selection model; Shandong Province

F323.1

：A

：1672-335X(2017)05-0063-05

责任编辑：王明舜

2017-07-17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协同创新研究专项“山东省水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机制与发展路径研究”(16CCXJ1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73171)阶段性成果

陈雨生(1978- )，男，安徽怀宁人，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食品安全管理与海洋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