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陈云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出台

■ 肖建平

国是春秋

邓小平、陈云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出台

■ 肖建平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经过长时间的、广泛而深刻的党内外讨论后，由胡乔木负责带领起草小组完成的。它是一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建国以来重要历史问题做出评价的政治性文件。它是否出台、何时出台、如何出台都事关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不能不慎重考量。

邓小平、陈云是对《历史决议》的出台思考较全面深刻的中央领导人。他们在“文革”结束后就在如何对待过去及开创未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和默契，二人同心同德，携手于1978年秋、1978年12月、1979年10月和1981年5月四次对《历史决议》的出台做出关键考量和重要贡献。

1978年秋：像延安做的决议一样，尽快把历史问题定下来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曾多次公开对毛泽东功过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表明看法，批驳全盘肯定和全面否定两种思潮。邓小平在尚未恢复职务的境遇下就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表示“两个凡是”不行。他还致信党中央，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前进。他提出要学习毛泽东，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重新树立起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认为“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叶剑英、陈云等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复出后的邓小平提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谈到“文革”期间毛泽东保护了他和一些老同志，提出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性质不同，无论如何必须维护毛泽东的崇高地位；要求“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大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邓小平既批评教条化和庸俗化的做法，又坚决反对贬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1977年下半年，陈云多次在谈话中反思党史，号召学习毛泽东著作及其哲学。1977年6月22日，他在杭州评弹座谈会上提出要特别注意学习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8月13日，他在讨论十一大政治报告时指出要恢复毛泽东历来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创造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8月23日，他向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访人员回顾了遵义会议、长征、毛泽东的关键作用等历史问题。9月28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中提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1981年5月，邓小平与负责起草 《历史决议》的部分同志在一起。左起：邓力群、胡耀邦、邓小平、胡乔木、吴冷西、胡绳

邓小平、陈云对历史问题和大政方针的看法存在许多相通和相同之处，这为此后二人对出台《历史决议》密切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邓、陈首次明确提出要像在延安一样，通过决议把一些重要问题敲定下来是在1978年秋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在谈话中说：“该拿个东西出来了”，“毛泽东思想还是不能丢”。陈云赞同道：“丢不得。这项工作要细”，“苏联丢了，结果吃了亏”。邓小平继续说道：“要像延安时搞的决议一样，一次性把一些问题定下来”，“关于毛泽东的评价要慎重。有些事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关键问题在林彪、江青这些人起了坏作用”。接着，邓小平、陈云还对林彪、江青集团等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说：“这些事只有靠我们来做了。不能拖。”他望着陈云说：“你是老同志，出来把一些历史问题理一理怎么样？”陈云说：“延安时期，把许多问题弄清了，定下了，全党统一了思想。这个东西非搞不可。林彪、江青一伙民愤很大，许多老同志受了整，弄清楚是必要的。”这次谈话，邓、陈明确了要学习延安做法，尽快以历史决议的方式对建国以来重要历史问题和毛泽东功过评价问题做出定论。至于出台决议的时间，双方都意识到要因时因势而定。这既确立了尽快做出决议的基调，又留下了弹性调控的空间，体现了高超的政治艺术。

上述谈话来源于图们的著作，书中标注的时间是“1978年秋”，但具体是哪个月、哪一天，没有说明。笔者查阅邓小平和陈云的传记、文选、文集和年谱，都没有记载这次谈话内容。根据传记、年谱所交代的邓小平和陈云的行程，谈话时间应该是8月。9月8日至20日，邓小平赴平壤参加朝鲜国庆30周年庆祝活动，回国途中到了东北、唐山和天津视察。9月19日至11月6日，陈云在杭州、上海休养，11月7日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而邓小平从11月5日至14日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由此可知，从9月8日至11月14日，邓小平和陈云要么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要么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杭州、上海，没有见面交谈过。谈话时间在8月的可能性更大。陈云从9月开始休养，几乎不出席会议和重要活动，连文件也不批示了。陈云曾在中央会议上坦称：“我的身体是很差的”，“我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邓小平年谱》记载，8月底之后的两个多月，邓小平在上报的文件中做的批示由原先的“批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改为“批送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常委独缺陈云。又鉴于邓小平于1978年8月19日同黄镇、刘复之谈到了实践标准问题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这与陈云谈话的主题相似，邓、陈谈话时间应该是在19日前后。因此，上述谈话时间很可能是在8月中下旬。

1978年三中全会：适当的时候总结历史是必要的，但“不必匆忙去做”

1978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根据此前与邓小平谈话达成的共识郑重建议党中央对历史遗留问题考虑做出决议，起到扭转会议风向和解放思想的作用。华国锋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为中央工作会议设定了三个议题：讨论关于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如何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及有关文件，商定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认识总结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下来分成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组进行讨论。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突破原定议题，揭开了讨论历史遗留问题的盖子，冲击力和影响力最大。陈云建议“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具体包括多个问题：要肯定天安门事件，要肯定彭德怀、薄一波、陶铸的革命贡献，要为“文革”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要批判康生。此后，陈云还就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民主作风，搞清“文革”等历史旧账问题发表看法。陈云的系列发言，引发强烈反响和共鸣。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万里、康克清、萧克等代表也纷纷附议陈云的建议，要求弄清长期“左”倾和毛泽东功过问题。25日，华国锋表态接受陈云等提出的平反意见，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一些重大错案平反；还鼓励代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他说：“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在上下合力作用下，会议气氛民主，讨论热烈，对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评价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使原本带有“左”倾痕迹的会议变成了批判“左”倾错误的会议。

但是，揭开功过评价的盖子给长期受“左”倾思想影响的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造成了混乱。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经党中央同意，11月14日，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广大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15日，《北京日报》率先刊登了这个消息。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题为《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文章。《光明日报》也做了相应报道。一些群众受这一事件及此前解放思想风气的鼓舞，开始对历史和现实问题大加议论。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贴出各种大小字报，有的要求追究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人的责任；有的提出要全盘否定毛泽东，揭批“四人帮”要连同毛泽东一起批；有的甚至到天安门广场自发集会、演讲，散布极端言论。在上海，发生了群众冲击报社和部分青年组织起来创建社团、报纸的举动。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此情况下，中央工作会议后期，有的代表认为议论的口子不能开得太大，有的则认为应该继续解放思想，广开言论。会场外的分歧反映到了会场内，场面陷入僵局。

值此危急关头，邓小平勇于担当，从安定和团结大局出发，提出“不争论”“不纠缠”的方针，提出评价问题“宜粗不宜细”“不必匆忙去做”的原则。自11月15日始，出访回国的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得知党内外的严重分歧后，强调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不能急。25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情况汇报时指出：“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看得越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引导群众向前看”。26日、27日、29日，邓小平会见外国友人时，再次强调清理一下历史问题要有一个过程，目前首要的是安定团结，一心一意搞建设。12月1日，邓小平在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会议上讲话指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邓小平还为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列了包括七个问题的提纲，其中第三点写道：“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要大局为重。”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做重要讲话。讲话浓缩为四个问题，论述更集中，主题更鲜明，针对性更强。讲话指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不很重要的问题，不要纠缠不放，要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比如“文革”等历史问题，将来“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做出科学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加之“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的讲话获得包括陈云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赞同与支持。

在邓小平、陈云的推动下，中央工作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共中央确定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大局”的指导方针。胡乔木认为：“这个方针完全正确，非常必要”，“安定团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说，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央领导集体基本达成共识，即防止扩大党内外的分歧和激化社会矛盾，尽量回避影响安定团结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事情。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宣告：适当的时候对历史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当然，不急着做决议并不意味着不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准备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完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完成组织上的拨乱反正，然后再对“文革”、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等正式做出统一定论。

1983年7月27日，陈云与胡乔木在交谈

1979年国庆讲话后：立即着手起草，以中央决议的方式做出定论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发言，逐步推动思想解放的春天的到来。全国理论界、知识界对建国以来历史问题和毛泽东功过评价进行着思考和讨论。与此同时，社会上充斥着各种错误言论，给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造成困扰。为进一步加强和明确宣传工作，经中宣部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正式召开，4月3日结束。

其间，代表们多次讨论到“文革”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个别中央领导人的责任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毛泽东功过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等一系列问题。会上要求党中央做出历史决议的呼声很高。第一组的代表认为：“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一位历史人物，是可以评价的，是应该评价的。事实上，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在评价他。我们党不主动做出正确的评价，很被动。这件大事，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上，不能全部留给后人去解决”，“总结我党三十年的历史经验不能不涉及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和反对毛泽东绝不能混为一谈。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错误是很有必要的”。会议第二阶段，邓小平做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批驳了会上的一些错误言论，改变了主题比较零散的情况，加强了会议主题的集中和思想的统一。但各个省的代表在到底什么才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问题上争论不休。他们分别从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正确与错误、个人与集体的角度提出不同看法，还建议中央：“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怎样才算真高举，需要结合实际，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阐述。”有的建议要像六届七中全会那样，做一个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意在遏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遏制无政府主义抬头的现象，而不是为了压制思想解放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理论务虚会上，吉林省代表就担心：“现在已经有了一种否定前一段务虚会的苗头，发展起来就要否定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始终希望能继续解放思想，恢复优良传统和作风，抵制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党内过激言论后，邓小平即要求军队和地方要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补课”。1979年5月21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22日，《人民日报》以《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补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课》的标题加以转载，强调要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继续解放思想。之后，全国未认真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地区和部门进行了“补课”。“补课”运动继续推动着思想的解放和作风的扭转，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的反思。

理论工作务虚会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促使中共中央将历史问题的评价提到议事日程上来。6月，邓小平、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致决定：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建国3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做初步总结；还决定要把讲话提交到9月底召开的四中全会上通过。邓小平指导国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先后四次找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正式起草之前，邓小平就说过：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7月至8月，写作小组夜以继日，形成初稿。起草讲话稿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存在争论：一是涉不涉及“文革”历史；二是列哪些重要人物以示纪念；三是讲不讲毛泽东晚年的错误。8月下旬，邓小平点评讲话稿说：“讲理论的东西多了，概念的东西多了”，“在第一部分，对历史是应该做点回顾的”；“在第二部分，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概括成为几个特点，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要从中得出几条基本的教训”。9月4日，邓小平继续提出意见：讲稿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此后，陈云也对国庆讲话第四稿提出了修改意见。28日，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在四中全会上对讲话稿予以高度评价。

29日，叶剑英在国庆讲话中对毛泽东的突出贡献和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性质内涵做了论述。《讲话》虽对毛泽东没有直接的批评，不过也暗含着一定批评；还对建国以来30年的经验教训做了基本总结，对“文革”和林彪、“四人帮”做了概要分析，至于具体细节问题，是准备放到以后再说。因为这是基本总结，并非全面的总结；是初步定调，并非最终定论。正如胡乔木所说：“这是一个庆祝讲话，不是对过去三十年作全面的总结”，“那样的总结只能在另外的时间经过另外的会议，经过详细讨论，作出正式的专门的文件”。这里虽未指明“另外的时间”和“另外的会议”具体是什么，但反映出中央已经考虑到下一步要尽快做出一个正式的决议。

邓小平、陈云的意见和叶剑英的讲话表明了中共中央主动回应社会呼声，对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和经验教训做出反思的态度。国庆讲话后，各界感到既满意又不满足。国庆讲话有很强的问题意识，说出了群众的心声，但讲话出于时机考量，采取“点到为止”的写法，对有些问题没有讲透，留下了探讨的空间。这又掀起了讨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讨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热潮。人们普遍希望中央有个更加正式的、明确的说法。为此，在10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经充分讨论，做出决定：立即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决议的方式对一些重要问题做出评价。随后，邓小平召集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1980年工作安排时指出：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准备工作有四：修改党章、修改宪法、抓经济工作、起草《历史决议》；决议起草工作，“现在着手，明年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他还提出：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1980年1月，邓小平还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正式向党员干部打招呼：“可能年内我们还要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的决议。”他在之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因此，尽管党内外也有少部分声音反对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出于尽快走出困境、开创新局面的考量，邓小平、陈云因势利导，郑重做出起草《历史决议》的决定。

1981年5月：决议可以通过，“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国庆讲话为总结历史问题提供了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国庆讲话后，《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就开始了。决议自1979年10月底开始，至1981年6月定稿，经历了10多次草稿和6次大的集体讨论，在博采众议的基础上又力排错议，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充分集中。

邓小平指导决议起草工作，要求通过决议尽快结束党内外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四化”建设上来。1980年11月6日，胡乔木就此前“四千人大讨论”的综合意见给邓小平写信：“少数同志认为现在做决议时机还不成熟，须待十二大或十二大以后”，写作小组的意见是“现在不做决议，则党内思想将更难统一，十二大也不好开”。邓小平表示赞同。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历史决议》在次年的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要求起草小组“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改写”，最后“提交六中全会讨论通过”。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同邓力群谈话时指出：“争取早一点修改好，早一点召开六中全会。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定下来了，有了统一的认识，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4月18日，邓小平在同金日成谈话时说道：“最近几年，一谈就是历史问题，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这不利”；不应该过多纠缠历史，“天天纠缠干什么”。他还提出召开中央全会来表决通过决议，“这个问题不能再推迟了”。邓小平认为，决议通过后，可能有些同志思想上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要采取“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的办法来停止争论，来引导党内团结一致向前看。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总结指出：“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是合乎1980年3月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的，可以通过了，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在等，“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6月22日，邓小平对《历史决议》草案做了充分肯定：“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6月29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再次高度评价说：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陈云为决议提出了多个关键性的修改建议。比如：主张在“反复推敲，反复斟酌”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原则下，把毛泽东的功过“一锤子敲定”；又如：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使决议主旨“有了全面的根据”；再如：提出通过“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和学习“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提高对毛泽东思想内容和活的灵魂的认识。此外，在历史责任问题上，他建议应着重写毛泽东破坏民主集中制，“其他的可以少说”。他认为除毛泽东外，其他同志也要“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陈云的建议为决议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个《历史决议》反驳了“左”、右两种极端思潮，辩证分析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体内容和活的灵魂，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可谓是一部由大智、大仁、大勇之人主持起草的大智、大仁、大勇之作，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的典范之作。

在推动决议做出的过程中，邓小平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他提出了维护决议的“三项基本要求”，确立了起草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原则。其二，自始至终主持起草并先后10多次提出修改方针和意见。其三，很好地处理了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既吸收和整合了党内外的有利建议，又忽略和抵制了一些不那么重要或错误的意见。其四，主持数次大的集体讨论，力求决议能照顾到党内外的诉求，能处理好历史、理论与现实的关系。

陈云对《历史决议》起着不可或缺的指导和参谋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他曾多次公开支持和赞同邓小平的一系列指导意见。比如，他在中央纪检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其二，较早地呼吁对历史问题做出决议。比如，他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高度评价了延安整风期间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达了在新形势下再做历史决议的愿望。其三，要求贯彻落实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为此还总结出做到实事求是的“十五字诀”，“除了‘全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以外，他还归纳了九个字，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其四，全力支持《历史决议》起草工作。不但提出多个关键性建议，而且勉励起草工作者。比如，他看了决议6月26日印发稿后，要求秘书转告胡乔木：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邓小平和陈云以高深的理论修养和政治智慧，于1978年秋达成尽快把历史问题敲定下来的共识。该年底考虑到各界争议太大，为避免扩大分歧和对立，做出“不必匆忙去做”的决策；国庆讲话后根据党内外的积极反响和强烈请求，决定立即着手起草决议；决议基本成型后，有的怀疑做决议的时机是否成熟，邓小平当机立断：“不能再晚了。”这四次考量尽管存在调整和反复，但都是根据党情和国情的变化对出台《历史决议》进行的策略调整，并非没有定力或出尔反尔。通过邓小平、陈云等的政治谋略，最终以恰当的时机和方式做出了决议，从而维护了毛泽东崇高的历史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稳定和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为党和国家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