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八大文献看民主会风

■ 林蕴晖

从中共八大文献看民主会风

■ 林蕴晖

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著、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2月出版的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大概是迄今出版的最厚的一本关于党代表大会的文件集了。其中，除了收有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董必武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外，全文收录了68篇大会发言和45篇书面发言，大会通过的文件包括了一个长达9000多字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都是历届代表大会未曾有过的。透过这些文件的形成及其所反映的内容，不难看出从中共八大的准备到大会召开的全过程，都充满一种民主气息。这种民主会风，是值得后人学习并加以发扬的。

推翻过来推翻过去的政治报告

1955年10月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随即着手大会的准备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三个报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八大文件的起草工作历时一年多，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种会议、约谈、会见等就有130多次。其中，商谈政治报告40次，修改党章报告33次，“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18次。与此同时，还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及军队大单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组进行讨论。1956年7月以后，毛泽东本人也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文件的修改中，特别是“自始至终主持了政治报告的讨论和修改”。7月6日到14日，毛泽东先后6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初稿。15日和19日，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从7月23日起，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移住北戴河。在北戴河的28天中，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并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还常常单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从8月上旬到9月14日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进行了“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载录，关于政治报告的批语和修改有52条（处），关于党章的修改和批语2条，关于修改党章报告稿的批语1条，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稿的修改和批语4条，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稿批语3条。

1956年8月22日，政治报告初稿提交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时，仍然很不成熟，稿子长达9万字。在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政治报告要“大作修改”，有些地方要重写，篇幅砍掉三分之一。刘少奇也认为，这个草稿是个“毛稿”，“没有搞好”。“这个稿子是很多人写的，不是一个人写的，因为今天一定要印给大家，所以就编辑一下，凑合拢来，有点应付的味道。”他希望“大家出点力”，“集体创作”。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对政治报告提出了重大修改意见，篇幅大幅度压缩，许多部分“打乱重分”，一些部分重写。起草工作紧锣密鼓，到八大预备会议的第三天，形成政治报告第四个修改稿。此后的修改工作，在胡乔木、陈伯达等主要起草人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进行。主要执笔人写出修改稿，分送毛、刘、周（部分还送陈云等其他领导人）审改提出意见，再交起草人改定，打印成稿，送中央领导人。各部分稿子往往是平行作业，交叉进行。直至9月13日，印出政治报告最后定稿的主要部分，而最后一部分“党的领导”的印出，已是八大开幕前一天（9月14日）晚11时了。关于“二五”计划建议和关于建议的报告两份文件，以及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也都是在八大开幕前一天最后定稿付印的。八大文件的形成充分体现了一种集思广益的民主空气。

政治报告的起草，前后各种修改稿达80多份，整个报告经过了五次大的修改，其中吸收了很多人的意见。毛泽东对此很满意。他在9月13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富有批评与建议的众多发言

中共八大的民主会风表现在第二方面，是代表们在大会上的发言。

从9月15日到27日共13天的会议，除主要报告以外，会议的日程基本上由68个大会发言和49个外宾致词所占用。在总计183篇发言稿（大会发言68篇、书面发言45篇、张闻天等人已经准备但未刊登的70篇）中，包括了中央领导人、地方各级党委负责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的发言，也有来自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或普通党员代表的发言。大会代表发言之多，范围之广，在历届党代会中绝无仅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大会发言，不是一般的政治表态，歌功颂德，而是就各自领域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更有对缺点错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关于大会发言的准备，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说：日程上整个发言时间是八天半，实际上发言时间只有36个小时，因此必须要求大会的发言短，争取比较多的发言。八九十人以上，九十几个人，每个人讲得少一点，内容生动一些，活泼一些。要求大的省市有一个主要的发言，另外再准备1000字左右的三篇，题目自己想，中等省准备两篇，小省准备一篇，代表很少的省，只准备一篇主要发言就够了，可以不再另外准备。这样大体上各省、市、自治区有六七十篇稿子了。要选出一点精华，有的写出来不印，有的印出来不讲，有的又印又讲。

对发言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提出：“要有分析。肯定成绩，批评错误。”他说：“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对工作有意见，对党的团结有意见，要有批评，要有丰富的批评。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是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是也不要呆板了，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就根本不许讲，那也不好。要有分析。肯定成绩，批评错误。”

经过认真准备，代表们的发言（包括书面发言），除了表示拥护开幕词、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还报告了在各自领域取得的工作成就，检讨了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和建议。

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尤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最为突出。对这些问题的检讨，成了多数省、市和有关业务部门领导者发言的中心主题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等的发言，都对农业合作化中出现的合作社越大越公越好的倾向做了检讨：许多合作社太强调了集中的一面，特别是那些试办起来的高级社，以为既然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一切都要公有化”才行，以致发生破坏生产资料的严重现象。“农业社大社太多，有些增产指标订得偏高，‘耕作规程’对某些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并不完全合适，却曾经盲目地普遍地推广”。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指出，合作社重视了粮食生产，忽视了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在生产计划上，层层盲目地提高粮食增产指标；只有粮食增产的计划和安排，没有经济作物和副业的生产计划和具体安排；并且把劳力、土地、肥料和资金都集中地用到粮食增产方面，甚至用缩小和限制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的办法，来完成粮食增产的任务。因此，福建省几项主要山林特产到现在还未恢复到战前（指1936年） 水平。叶飞说，农民对我们这种做法是不满意的，他们说：“共产党领导农民办合作社，增产粮食，什么都好，就是不准搞副业不好。”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对合作化后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做了检讨。指出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基层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有所滋长。在“千人吃饭，一人当家”思想的指导下，开始独断专行，强迫命令之风随之而起。而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也助长了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风。江渭清说：“江苏省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曾经一度发生过较为严重的急躁冒进偏向。例如：生产计划订得偏高，耕作制度改革要求过急，推广双轮双铧犁、扫除文盲、推销某些积压的商品等工作不从群众的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领导机关把许多任务压在合作社的头上……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地促成了或者间接地助长了基层干部强迫命令的错误。”张德生说：“有的主观地制定不切实际的增产指标和技术定额，而又机械地要群众执行。有的甚至订下统一的生产进度表，要求情况不同的农业社一律在某几天下种，某几天收割，以致群众说这些干部是‘铁政策，死脑筋’。”

国务院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白如冰检讨了手工业改造中出现的问题，指出：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在经济改组、供销安排，以及社员的劳动收入等方面，都出现了错误和缺点。如：有些地方出现了不适当地办大社、办多行业的综合社，盲目地集中生产和统一计算盈亏，以致打乱了原有的供销关系，使产品质量下降，品种花色减少。在修理服务行业中，有的地区不适当地撤销和合并服务点，既造成群众不便，又使社员收入减少。在供销关系方面，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自由市场，手工业者自购原料、自销产品的传统受到了种种限制，以致出现合作社停工待料，市场上手工业产品供应紧张。再加上合作社公共积累偏多，使部分社员收入有所减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指出：有些手工业合作社并社偏大，不适当地集中生产，使许多社员的家属不能参加辅助劳动，加以公共积累偏大，经营管理有缺点，使一部分社员的收入减少；有些公私合营企业不适当地打乱了原来的产销关系；有些修理业、服务业不适当地加以集中、合并，或者改为只制造，不修理，使得市民的日用家具和机关、学校的汽车、科学仪器等等，没有地方修理，缺少零件也没有地方配。

商业部部长曾山就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发言说：近几年来，在一般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有部分产品的品种减少；若干产品的质量下降、质次价高；某些产品供应不及时；花色品种不对路，这里积压、那里脱销，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方面人民对我们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和批评。这是商业工作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就市场过分集中造成的弊端指出：从武汉市蔬菜的供应工作来看，就迫切需要取消过严过死的限制。由于过分强调了蔬菜的供应要集中交易，由国营蔬菜公司实行统购包销，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因而形成了周转慢、消耗大、费用高的状况。居民买不到鲜嫩蔬菜，买到的是最少存了一两天的陈菜，并且常有大批蔬菜霉烂。

食品工业部副部长胡明检讨了食品工业方面存在的缺点：特别突出的是一些名产品产量和质量下降。胡明说：中国固有的食品是丰富多彩的，是祖国宝贵的历史遗产的一部分，如北京全聚德的烤鸭、六必居的酱菜、金华火腿、南京板鸭、八大名酒、四川榨菜、云南大头菜以及各种豆制品等，都是利用各地特产的原料，经过特殊工艺加工，所做出的营养丰富、滋味鲜美的食品。这些食品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这些食品目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某些名产产量下降，如南京板鸭，战前最高年产量为200万只，现已下降到几十万只。二是某些名产质量下降，如名酒、火腿、酱菜等质量都不如过去。原因一是原料没有保证，二是随意改变操作工艺。

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做政治报告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检讨了价格政策方面的问题，指出：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是适当的。但是，一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偏低；有些商品在当地收购和当地销售之间差价偏大；没有认真执行优质优价的政策；地区差价不尽合理。

陈云对上述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对现实的经济体制提出了系统的建议。归结起来就是：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主要工农业产品按照国家计划生产，允许一部分产品按照市场变化自由生产作为补充；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

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经济建设成为突出重点，各部委领导人的发言，大多围绕这个主题总结经验，提出建议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总结了财经工作的经验，指出：“在过去几年间，我们对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处理，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发生过某些偏差。”“合理地解决积累和消费关系的意义，就是要将集体利益、长远的利益和个人的、当前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使之既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又有利于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否得当，又同国民收入和国家预算收入的比例、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和其他方面支出的比例、基本建设中工业部门支出和其他部门支出的比例是否正确有关。薄一波提出，根据几年来经济建设的实践和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在今后若干年内，在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是比较稳妥可靠的。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总结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时说：在过去的计划工作，缺点和错误是不少的。“最主要的缺点，就是我们的计划工作还不全面、不准确、不灵活和缺乏远见。”为克服这些缺点，他提出：（一）通过系统地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办法，来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二）加强综合平衡、全面安排的工作，掌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三）适应新的情况，按照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相结合的原则，来改善计划工作的体制和方法。

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贾拓夫，就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积极地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做了发言。对正确处理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之间、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之间、大型工业与小型工业之间、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全面规划、统一安排的建议。

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是和平建设时期人民关心的大事。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代表们发言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发言，着重检讨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他举例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由于把适合于农民个体分散经营的副业生产，统统以集体经营方式代替，这不仅减少了农民的收入，也减少了城市的供应，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商业部门对农村小宗产品的收购价格偏低，也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对商业网点的改造，阻塞了还不可缺少的小商贩的贩运，打乱了长期的自然流转路线，把农村种类繁多、数量零星、产销关系千头万绪的小宗土特产品不加区别地按大宗产品收购经营，也影响了这些产品的正常生产和交流，使城市工业、手工业原料和人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受到影响。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谈了在处理国家利益和职工利益的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一些经济机关和企业的领导者，只注意完成生产计划，不考虑群众的切身利益；往往以粗暴的惩办主义的办法来对待群众，而不注意倾听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他提出：“工会组织必须保护职工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

加强和完善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在政权建设方面的重要课题。克服党政不分，建立和健全法制，精简重叠的行政机构，充分发扬政治协商的民主传统，等等，是代表们对政治建设关注的又一个中心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谈了法制建设问题。他指出，开国以来，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法制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还缺乏一些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规；现有的一些法规由于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也有待修改或重新制定。董必武在充分肯定全国解放初期接连发动的几次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的同时，明确指出：“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这也增加了党和国家克服这种心理的困难。”他借用一些省、市党代表大会，批评地方党委存在着党政不分的现象，即由党委直接发号施令，代替了地方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他强调指出：“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建立健全法制，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国家的职能和保障人民的权利。一切国家机关和公民从法制中才能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是国家允许的或不允许的。因此，我们依照法制进行工作只会把工作做得好些、顺利些，不会做得坏些、不顺利些。”

监察部部长钱瑛的发言，谈了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钱瑛指出：“国家行政机构庞大、重叠，是官僚主义滋长的温床。因此，应该随着国家机关的行政体制的改进，随着许多工作的下放，根据各部门各地区的具体情况认真地精简一些庞大的行政和事业机构，有计划地下放一批干部，加强企业单位和农村工作的骨干。”

李维汉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角度，讲了民主监督问题。他说，充分发扬政治协商和共同工作的民主传统，有利于互相监督。“现在我们党在全国人民中居于核心领导的地位，更需要这样的内外夹攻。我们需要来自广大劳动群众的监督，这是基本的依靠。同时我们还需要来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上一个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且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和业务专长，往往能够向我们提出中肯的批评和意见，即使有些批评和意见不中肯或者不正确，也有助于我们认真地分析和处理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

上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刘述周的发言，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宗派情绪。他指出，我们有一些同志对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认识不足。“他们甚至错误地以为发挥民主人士的监督作用就会天下大乱，不好办事。事实上，他们提的很多意见是善意的、有用的，即使不完全合乎事实甚至不正确，也可以使我们工作得更谨慎些，考虑得更周到些。”“我们有些同志，平时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商量办事，等到党外人士提出批评，或则无动于衷，或则产生反感。”这种宗派主义情绪是必须克服的。

汇集群体智慧的政治报告决议

林伯渠、朱德、邓小平、董必武 （左起）在八大会议休息时亲切交谈

对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做的政治报告，由大会做一个包含全面内容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也是历史上历次代表大会所未曾有过的。大会决议，之所以不只是简单地批准政治报告，是因为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和众多代表的发言，提出了很多很重要的方针政策性意见，是对政治报告的重要补充。因此，把这些意见与政治报告综合到一起，使政治报告的内容更丰富和完善，就十分必要了。将决议同报告比较，我们可以看到：

政治报告一开头，谈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但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及其主要矛盾没有做出阐述。政治报告的决议弥补了这一重要缺陷，正式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然后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据石仲泉等主编的《中共八大史》称，在决议中要写主要矛盾一节，可能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文中写道：根据9月24日华北代表团讨论决议草案记录，华北团在讨论时，介绍了薄一波传达毛泽东意见的情况，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意见是“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在此后的修改稿中，才出现了主要矛盾的内容。经过各代表团的多次讨论，毛泽东等领导人和起草委员会的多次修改，最后形成对主要矛盾的正式表述。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政治报告在社会主义建设一节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准备、工业、农业、商业部分，分别有所阐述。政治报告的决议，集中明确了十条。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生产。在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明确提出：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方针。

关于国家政权建设，政治报告在强调继续加强专政职能的同时，明确提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

关于党的建设，政治报告说关于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问题，邓小平将有报告做详细说明，因此未做展开。决议将邓小平报告中的有关内容写了进来，明确：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组织关于政策问题的自由、切实的讨论，在纪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允许下级向上级提出异议。并且指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生动活泼的党的生活，我们的领导才不致犯了错误而不能及时改正。

这样，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就使全党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面临的社会现状、主要矛盾和今后任务，社会主义建设应采取的重大方针政策，有了清醒的认识和行动的遵循，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正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取得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