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昭：从延安奔向硝烟弥漫的战场

■钱 江

岁月如歌

李昭：从延安奔向硝烟弥漫的战场

■钱 江

从1939年到延安，李昭在这座陕北古城工作生活了六年，有了两个孩子，但是，她一心想奔赴战场，认为在战场上最能体现自己的抗战决心，表明自己的忠诚。

为了实现奔赴战场的愿望，她和丈夫胡耀邦，做好准备，把出生半年的儿子送给陕北乡亲。李昭知道，一别之后，儿子就长成陕北娃了。其实，她的心是永远牵挂儿子的。

丈夫为大儿子取名字

1941年秋，胡耀邦和李昭在延安相识相恋结成连理，他们的美满爱情很快有了结晶。1942年11月5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飞飞”（胡德平）在延安中央医院降生了。为孩子接生的是医院妇科主任金茂岳。孩子开始懂事的时候，李昭告诉他：“你的生日距离十月革命纪念日只差两天。”

孩子降生了，起名是父亲的一件大事。以胡耀邦的家族传承而言，这个家族的谱名传承有序，“耀”字辈之后是“德”字辈。然而在抗战中的延安，按谱名为基准取名的做法被革命新风吹去，一切要重新来过。李昭信赖胡耀邦，能为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取个好名字。

给孩子取名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按胡耀邦的看法，将来革命胜利了，到了建设年代，谱名还是要被尊重的，那要等爷爷来拍板敲定。现在爷爷还生活在湘东大山里，那就先由父亲来起一个名字吧。

为了迎接在战争中降临的孩子，胡耀邦和李昭早已讨论过许多方案，很费了一些推敲，直到孩子降生了，名字还没有取定。儿子已降生到这个世界，起名就刻不容缓了。

最后，就像许多人采用过的办法那样，胡耀邦拿起一本厚厚的字典，随机而定。

竖版字典翻开了，右起第一个字是“飞”。它就被确定为儿子名字中的一个字，小名因此而来：“飞飞”。

接着，胡耀邦又翻开一页。这回出现在右页字首的是一个不多见的字：“斿”（音“游”）。字的原意为“古代旌旗的下垂饰物”。

定了，孩子最初的名字叫“胡斿飞”，小名“飞飞”也马上叫开了。在延安，没有多少人能念出“斿”字。好在那时候孩子还不用大名，待到上学要用学名也就是“大名”时，已进入新中国时代。大山里的爷爷走出湖南，来到四川南充和胡耀邦、李昭一家团聚，按照“谱名”为孙子定名“德平”，原先名字中的“斿”字不再使用。

儿子出生了，胡耀邦急切地赶到医院看望妻子。他对李昭说：“现在我很忙，不能常来看你，就把林汉成留下来照顾你。他年岁大一些，也稳当。”

林汉成在胡耀邦当军委组织部副部长时就调来当警卫员了，比胡耀邦年轻几岁，四川人，出身贫苦，没怎么上过学。红四方面军长征从大别山西进四川，林汉成就是在这段长征路上参加红军的。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遭遇了惨烈的失败。李先念率领余部打出星星峡进入新疆，保存下来的700余人最后回到延安，林汉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为人质朴忠诚，做事尽心尽力，胡耀邦非常信赖他。

儿子一出生就面临生存大问题：李昭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哇哇大哭。朱仲丽得知这个情况后马上告诉了丈夫王稼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商量后，吩咐后勤部门，从特批给他的牛奶中每天匀出一瓶给孩子。

原来，延安的柳林店和平医院养了一头奶牛，专为病员服务，但产奶很有限。王稼祥在中央苏区被敌机炸伤腹部后身体一直较弱，根据中央领导人的要求，后勤部向王稼祥供应一份牛奶。

王稼祥匀出来的这份牛奶，解决了李昭的大难题。

这时，胡耀邦身边又来了一个警卫员张成海。他刚刚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延安，一时还没分配工作，就先到胡耀邦身边来。新中国成立后，张成海曾担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与笔者很熟，多次说起延安岁月。

张成海说，胡耀邦和李昭感情真挚。生下胡德平以后，孩子的衣服差不多都是李昭亲手做的。她还经常为胡耀邦缝补衣服。李昭还把当年十七八岁怎么也坐不住的张成海，也教成了缝补手艺不错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李昭长期在纺织部门工作。在延安窑洞里给孩子做衣服，或许就是她纺织工作生涯之滥觞。

张成海告诉笔者，李昭对她自己要求严格。结婚的时候，她反复向胡耀邦表明，我没有想到会找了你这样一个大干部，不过，我决不沾你的光。李昭说到做到，结婚以后，胡耀邦吃小灶，李昭吃大灶，各吃各的。小灶和大灶的区分就是有一点油水，大灶做菜是一滴油也不放的。初到胡耀邦身边工作的张成海看到李昭要哺育孩子，有一回把从小灶打来的菜拿给李昭吃。她坚决不吃，坚持吃小米饭，熬土豆下饭。胡耀邦知道了，也告诉张成海，严格遵守条令规定。

张成海在胡耀邦身边工作不久，就调到军委机关去了。

经受革命风雨的洗礼

从恋爱、新婚到孩子降生后的那段日子，是李昭在延安生活愉快而且有规律的时期。然而革命的洗礼有时非常严酷。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一来，来自国统区的青年学生、新党员李昭不可避免地经受了风雨。

李昭按要求写了自传，心底坦然地接受“审查”。没有想到，因为战争环境，要把事情都搞准确很不容易。身为军官的父亲已经牺牲在台儿庄抗日战场上，但是牺牲的详情一直不清楚。母亲高慧兰远在淮北宿县，她的一些早期经历李昭也所知不多。

对李昭的“审查”就一天天拖了下来。

李昭的女儿满妹在回忆父亲胡耀邦的书中说，当年李昭投奔延安的时候，有一位比她小两岁的初二女生罗健同行。途经洛阳的时候，李昭生病了。

20世纪40年代初，李昭在延安

情急之下，罗姑娘找到了她父亲在洛阳的一位拜把子兄弟，请求借宿。这位长辈热情接待了一起前往延安的三个姑娘，安排她们住了十几天，李昭的病情由此好转。后来，主人还托人搞到了三张免费的火车票，三个姑娘从洛阳坐火车到了西安。

后来有人说，那位接待李昭三人短住的人是国民党洛阳一办事处主任。这下子就引出了一些人猜疑，在整风审干中成了问题。

性格倔强的李昭感到极大的委屈和痛苦。她更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胡耀邦。发觉自己的问题被“挂起来”了，她痛苦得病了一场。病好之后，就带着孩子住到招待所去了。临走时，她对负责审干的人说：我要等问题弄清楚了再回来。

胡耀邦不时去看李昭，安慰她。他对李昭说，目前的审干过头了一些，但是你一定要经受住考验。

调查人员找胡耀邦谈话，询问李昭的情况。胡耀邦说：李昭来延安的时候还是小孩子。她上的中学是教会学校，这是事实。但我从她的历史看，看不出问题。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进行调查。

胡耀邦认定李昭没有问题，审查会有清楚的结果。但在战争情况下，这个清楚的结果什么时候到来，他没有把握。

这段日子持续了好几个月，对心理的考验是严峻的。1943年冬，中央发现了“抢救运动”出现的偏差。12月，中央着手纠正错误。1944年春，毛泽东针对已经造成的危害，向受到委屈的同志道歉。根据他的指示，开始了大范围的平反甄别工作。

审干人员对李昭历史的调查有了结果，新四军方面熟悉情况的部门发来了调查电报，证明李昭没有问题。她立即解脱了，回到延安大学继续学习俄文。

生活看起来归于平静，但李昭希望上前线战斗的决心却被激发起来。她多次向胡耀邦说，要到敌后战场去经受战争考验，证明自己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而且，李昭也建议胡耀邦去敌后战场，到战斗部队打仗去。

然而生活并不那么简单，李昭又怀孕了，在1945年2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这次，胡耀邦下定决心要到前线部队去，而且得到了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批准。李昭非常坚决地要和丈夫一起去，带上大儿子一起走。刚刚半岁的二儿子如何安置成了问题。

半个世纪后，李昭对笔者回忆说：“胡耀邦要上前线，我也想去。因为一旦和耀邦分开，彼此就不知道死活，我希望和他在一起。至于孩子，打仗当然不能带吃奶的孩子。我已经想好了要把他放到当地的老乡家去。”

李昭经常对胡耀邦说：我希望到前方做一些工作，不希望关在屋子里当家属。这是我们结婚时候说好的，你一定要支持我。

在胡耀邦支持下，李昭找到曾经在同一个支部的陕甘宁青委书记李瑞山说：你帮我找个人吧，我要跟着胡耀邦上前线去，没办法带孩子，想把孩子送人抚养。因为有这个考虑，这孩子到现在还没有起名字呢。这名字大概要由孩子的养父来定了。

当时，日本已经投降，胡耀邦肯定上前方，李昭又一次找李瑞山说起送养孩子的事。这次李瑞山认真了，马上张罗，找到了延安城里的南区合作社主任刘世昌。

刘世昌是陕北人，妻子生过几个孩子，除留下一个女儿，其他的都夭折了。他一听是胡耀邦的二儿子要送人，马上就答应了。

刘世昌前来抱孩子，胡耀邦对他说：我只有三个要求：一、要让娃讲卫生。二、要让娃念书。三、日后让娃自由恋爱。

“好。”刘世昌答应了。

胡耀邦还提出了第四条：给你的孩子要姓刘，就叫刘胡吧。

胡耀邦又想了一下，觉得以“胡”为名实在罕见，马上修改了自己的意见：还是叫三点水的“湖”字好，听起来像个名字。

“行！”刘世昌又答应了。

刘湖的名字就这样确定了。

刘世昌抱着刘湖回了延安城。

孩子是妈妈的心头肉，半岁的老二离开妈妈了，李昭心里牵挂不已。

那天，李昭骑马进了城。延安城里毕竟人多，不知道怎么一来马受惊了。勤务员当时没留神拉住缰绳，那马撒开了四蹄飞奔。李昭的骑术并不高明，吓坏了，心里一阵冰凉。她只听路边的人喊道：“抓住马鬃别撒手，跑累了马就不跑了！”这时没有别的办法，她只有紧紧地抓住马鬃。果然，跑了一会儿，那马蹄就渐渐收住了。

收住了惊马，李昭看望了刘世昌夫妇。这一看使她放下心来。原来刘家夫妇真心待刘湖好，真心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在胡耀邦刚刚确定奔赴东北的时候，老警卫员张成海推门进来找他，要求上前方。

原来，在军委机关负责会议勤务的张成海听到朱德、叶剑英在商量，要组织一个干部队伍到东北去，叶剑英提议由胡耀邦带队，朱德同意了。

张成海立即找到李昭说：“姐，听说胡部长要带队到东北去，也带上我走吧。”

李昭的消息比不上张成海灵通，那天还不知道胡耀邦要去什么地方。听张成海这么一说，李昭说：既然你知道这件事，就直接找耀邦说吧。

胡耀邦听张成海一说，爽快地答应了：“好啊，只要总司令、叶参座那里放你走，就到我这里来吧。”

张成海马上回去找了叶剑英。叶剑英要求张成海再一次明确答复：“到底是不是愿意跟胡耀邦去前方？”

张成海的回答一点也不含糊。

叶剑英十分干脆地走到门口，叫来了军委秘书黄华，对他说：“张成海要跟胡耀邦到东北去，你安排一下吧。”

张成海急忙赶到胡耀邦处报到，两三天工夫就随队出发了。

胡耀邦率领的东干队，有400余人，政治工作者多，文化人多，女性不少，编成不一，战斗人员少，枪也少，战斗力很弱，这使胡耀邦肩头的责任变得格外重大。

一路上，胡耀邦骑一匹大骡子，李昭乘马而行，还要照顾孩子。胡耀邦随时注意身边的一切。每到住地，他就在油灯下把当天路上遇到的问题写下来，装入信封，交给兵站，让后续的队伍能够预知情况。

一路上队伍虽有损伤，但没人牺牲。11月中旬，东干队人员全部到达张家口，胡耀邦住进解放桥路东的一个回民旅馆。几天后队伍继续东行，进入延庆，又折向承德。

队伍再往前走就要进入东北了，胡耀邦获得前方报告，国民党军已于11月1日在葫芦岛登陆，逐渐向冀东推进，切断了解放军向东北开进的通道，东干队走不成了。

胡耀邦领导一支小队伍到达平泉县探路，结果在路上与国民党军遭遇，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他由此认定，东干队确实去不了东北了，大部分人员只好退回张家口，在晋察冀军区分配工作。胡耀邦和李昭留在了承德。

1945年12月，中央军委指示，由萧克、程子华、胡耀邦等人组成热河前线指挥部，指挥热河独立旅、冀东纵队等部队，与国民党军对峙。随后，胡耀邦被任命为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主任。

激烈的战斗不可避免，李昭和丈夫在一起，心里并不害怕，反而感到一种欣慰：自己要到战争前线的目的终于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