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中现格局 细微处见真心
——电视剧《平凡岁月》日常生活叙事论

◎赵 冰

——电视剧《平凡岁月》日常生活叙事论

◎赵 冰

44集电视连续剧《平凡岁月》是编剧倪学礼继《有泪尽情流》《小麦进城》之后的第三部长篇电视剧作品，传承其日常生活叙事的创作思路与风格，坚守其“平凡中现深情，细微处见真心”的美学理想，谱写着平凡岁月中的生命颂歌。

日常生活是相对于具有仪式感或理性认知的非日常生活而言的，别林斯基曾指出“每个民族都有两种哲理：一类是学究式的、书本的、郑重其事的、节庆才有的。另一类是日常的、家庭的、习见的，这两种哲理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彼此接近，只要谁想描写一个社会，他就必须认识这两种哲理，尤其是必须研究后一种。”日常生活叙事的表述方式与惊涛骇浪、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叙事以及家族兴衰、命运危难的大时代叙事不同，日常生活叙事关注岁月流逝中的柴米油盐、人情世故甚至闲言碎语、流言私语，是写“居家过日子”的生活。然而，其抒写的方式和意义却是对于惯性的、零散的生活常态的提炼和审美化呈现，对于国民生存状态的认知和对于这一类社会哲理的艺术化表达，以及对于生命个体与小叙事的重申与高调重蹈。

具有独特播出机制的电视连续剧形式正是承载我国国民日常生活叙事的重要载体。1990年《渴望》的播出使电视剧的日常生活叙事初现端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空镜子》《父母爱情》《金婚》《小麦进城》等都将视点聚焦于个体日常生活经验的想象性表达，将生活揉入连续而平稳的叙事节奏，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展现人的生存状态、人情冷暖、生活理想以及人性之美。电视连续剧的日常生活叙事在电视剧整体版图中形成了其独特的美学风格，日常生活的“生活流”构成了电视剧叙事的“叙事流”，实现了对电视剧叙事本体的一种支撑，并逐渐成为文艺理论研究以及影视艺术关注与表现的主要对象。本文将在日常生活叙事研究的基础之上，以《平凡岁月》作为研究对象，对“家”、“父母爱情”、“生命个体”等三个核心意象进行解析。

一、家——被意象化的情境

《平凡岁月》所构建的最核心的戏剧性情境即“老李家”——一个住着老四合院、有着多生子女、祖孙四代同堂而居的传统中国式家庭，这是中国大家庭式的生活常态，也是中国人“家”观念的传承，是中国社会与人际关系的伦理呈现。正如相关学者所指出的，“家族主义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精神……”。在艺术作品中，家常常是被意象化的情境。

“老李家”是一个用物理意义构筑的人物活动空间，它具有相对独立和封闭的象征性意义，是李家人走不出去的苑囿。离家与回家，是日常生活状态中的一种习惯性反复，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强烈情感寄予的社会化活动——“空间上的家”的异乡迁徙，情感和血缘上对乡土的依恋、家族情感关系的亲疏远近和世事变迁等等。常见的宏大叙事的戏剧构成元素是“离家”，个人要离家而实现成长与家族复兴，英雄要离家而寻求真理、拯救苍生国民并实现个性探索的意义，甚至在很多作品中会强化其孤独、隔离、飘零的状态和世代无法解脱的寻根情结。而这一意象在日常生活叙事中是另样的抒写——她所寻求的是对家的建置和坚守，维持家的稳定、和谐与延续。姑奶奶的留守、朵朵的嫁进门、大雅的出走与回家、二宝的漂泊与回归等等，“老李家”把一家人紧紧地拽在这一方房子里，从物理空间上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就凝缩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使日常生活叙事具体化。

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上的概念，她更具有情感支撑和心灵庇护的意义。《平凡岁月》中的“老李家”是用情感关系构筑的人际场，同时也是于细微冲突中见人情人性的场域。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中国式大家庭，又不是一个纯粹由父子夫妻兄弟关系建构的家庭关系——终身未嫁的姑奶奶是当家人，大宝妈与姑奶奶一唱一和平稳相处几十年，张朵朵未曾陷入婆婆媳妇小姑的矛盾漩涡中无法自拔，“李家人”对于二宝这个“非李家人”倾尽保护和宽容。似乎矛盾冲突的着力点始终没有纠结于那些程式化的、司空见惯的人物关系，她们在争执着“红案白案是否应该分开”、“你为啥要我哥睡箱子？”、“大宝在当媳妇儿迷的同时，不能不管弟弟妹妹”、“李夏必须第一声叫我妈！”……家庭式的、日常化的小叙事取代了戏剧性更强烈的冲突设置，而在一定程度上更贴近于真实生活的写照，也更理想地呈现出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细微牵系；平常心态的叙事观念消解了家庭剧中常见的自我牺牲、委曲求全、那种用苦难雕刻出的人性之美，因而减轻了道德教化的负累，观众看到的是并不完美却有着闪光点的一家人——姑奶奶的真性情、大宝妈的不计较、朵朵的仗义大气以及大宝那份小人物的生活智慧与哲学。

二、父母爱情——一条现实与浪漫并重的情节线

艺术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对人的基本需求的反映和呼应，作为永恒创作母题的“爱情”指向的便是“归属和爱的需要”，它存在于多样化而题材广阔的叙事作品中。

《平凡岁月》以“叙述人”李夏的视角讲述我爸爸李大宝和我妈妈张朵朵之间相识、相爱、相知、相守的爱情故事，将故事推入到一个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社会节奏相对温和的“父母爱情”时代。“父母爱情”与现实生活亦步亦趋地演进，它的细节是真实、现实而琐屑的。在娘家拥有整洁闺房和独立卫生间的朵朵搬进李大宝那个兄弟姐妹扎堆儿、早上要排队上厕所的小四合院，她面临的是要颠覆过去20多年生活习惯的一种生活现实；在舞蹈事业的巅峰期是否要孩子，不仅仅是张朵朵面临的现实状况，同样也是当下职业女性面对的两难选择；当爱情归于平淡、婚姻出现危机之时，是放弃抑或从过去的点滴中唤起沉睡的温情，也是婚姻存续期中的夫妻正面临或可能面临的真实状态。张朵朵和李大宝的爱情是在点点滴滴中的不急不缓、静静流淌，然而看似平凡琐碎的现实爱情，却又是精神上的，甚至在精神上是浪漫的，才能最终不离不弃、拨云见日。大宝带着张朵朵天津拜师学艺，误了回京的火车，两人和一窝臭烘烘的老母鸡一起踏上漫漫回乡路；大宝带朵朵看新房子时的喜悦，朵朵购置家具时的跃跃欲试又踌躇不前；两人在纺织厂操场上回顾初次相识，想起大宝追求、宠溺朵朵时的若干片段记忆……正是这种现实与浪漫的并重成就了此类电视连续剧爱情情节线的艺术风格——那种波点过膝裙轻轻飘扬的质朴与美丽，那种帮媳妇儿排队等厕所的俏皮与生动，那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开怀谈笑的“小确幸”。这种“微小而确切的幸福感”正是现实生活基础上构建的浪漫主义，形成一种真实可感、恬静自如的日常审美情趣和散文基调。“父母爱情”的抒写方式与都市言情剧或青春偶像剧中对“现代爱情”的描述方式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差异，这与社会的急剧变化以及价值观念的冲击碰撞有着深层的关联，从而在美学品格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分野。

“父母爱情”情节线的基调是散文化的，精神是浪漫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其戏剧结构并没有刻意回避起承转合、跌宕曲折，而是通过轻喜剧模式和角色的张力试图平衡戏剧性的强烈和叙事语言的严肃。正如李大宝和张朵朵所共同经历的——“一见钟情的初识—英雄救美的行动—危难之处现身手的仗义—死缠烂打的招数—舍我其谁的付出—你情我愿的甜蜜—归于平淡的爱情－情感关系的裂痕－身心俱疲的沉默—往昔岁月的重温—携手共度余生的坚守”。曾有评论文章指出李大宝与张朵朵结婚的情节段落存在刻意与过度用力之嫌，戏剧化的携手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日常生活的真实和人物的逻辑，剧作或许正是在以轻喜剧的方式建构人物逻辑和戏剧效果。李大宝所秉承的是“将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生活乐观主义哲学——这是属于这个人物的泼皮、小聪明、包容和坚守，是他作为一个复杂化小人物的生活智慧，也是他后续动作行为的基点。

三、生命个体——站在大时代的前沿

在电视剧日常生活叙事中，创作者不会将社会历史变迁的重大事件置于前景，也不会将镜头对准社会历史责任承担者的英雄主义书写或社会精英阶层的理想主义表达，日常生活叙事的聚焦点往往在于平民，也就是芸芸众生中“过着平凡日子”的普通人和小人物，同时也是具有最鲜活民间文化特质的生命个体。李大宝是纺织厂的机修工人，十多岁时父亲去世，他中学毕业后放弃学业参加工作，承担起长兄为父的责任，并成为北京市劳模和厂标兵。在他身上没有怨天尤人、慨叹命运，他始终在积极地生活，甚至有那么一点自我感觉良好的骄傲。张朵朵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家世好、漂亮、高挑，她同样有着梦想和骄傲，始终能够保持真诚和姿态有模有样地生活。大宝妈守着老李家的五个孩子和一位待字闺中的姑奶奶，每天面对那么多的烦心事儿，却依然胸怀敞亮。姑奶奶心中有一段终身未解的情缘，但她活得有滋有味、坦坦荡荡。这些平平常常、活在老北京城根下的老百姓是生命力无限旺盛的象征，似乎没有什么能难倒他们，似乎也没有什么解不开、化不了的纠葛。这是积极生活的哲学，是老百姓“过日子”和“过好日子”的生存认知，是艺术作品对于一个健康有序的中国社会风尚的理解和表达。

对生命个体的重申与高调重蹈并不意味着叙事缺失时代进程的信息码，更不是隔绝历史时空、把玩个人情感的私语化叙事，这类叙事只是将生命个体置于戏剧舞台的前沿，让小人物高调地展示其生活的姿态和生存的哲学，展现民间文化最有活力的部分。而大时代被置于不那么高调托举的地位，处于有纵深感却清晰可见的远景之中。《平凡岁月》中的这个远景即是一个热情而淳朴的时代，又从那个浪漫敏感的80年代一路走到新世纪。这个20年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发生急剧变化的历史阶段，日常生活中各种历史、文化因素呈现出胶着、板结及惯性状态，人的意识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四合院的拆迁、商业氛围的兴起、工人阶级兄弟从主人身份到失业下岗、文工团演员南下走穴、甚至到大宝放弃铁饭碗下海创业……“居家过日子”的方式变了，日常生活叙事的美学风格也在变，人物关系出现了波动，但最终回归的依然还是那些饱有活力、情感充沛、永不停滞的生命个体。老李家告别了四合院，高高兴兴搬进了新楼房；姑奶奶等到了爱人，随之远赴他乡；大宝干起了导游，又创业开起了旅游公司……时代是生活的宏大乐章，生活是时代中的曲目，而曲目由那些主动、活跃、努力、积极的乐者奏响。《平凡岁月》将这些鲜活的民间文化代表放置在大时代的舞台，让他们去演奏和表达；值得注意的是，整部剧作对于这个急剧变动的舞台的描述却是相当克制、不动声色的，消解了时代的强音和主旋律，如浅吟低唱的背景声契合着日常生活叙事的节奏和基调。

“家”、“父母爱情”和“生命个体”是《平凡岁月》日常生活叙事所调度的三个核心意象，也是此类艺术作品常见的艺术母题。它们作为叙事元的同时，也是社会文化、伦理礼仪和美学追求所着意表现的对象，附着了一个民族的哲理和精神。“艺术离不开对政治、社会历史的表达，离不开商业化或非商业化的生存语境。但无论如何，丧失了审美性和艺术性，也就取消艺术和审美本身。电视剧的日常生活叙事应该谨记于此。

叙事对象是日常生活，艺术追求和精神向度却不是琐碎、平庸与简单重复。日常生活叙事需要构建平凡岁月与社会、民族文化意象的桥梁，需要搭建平凡岁月与情感力量的纽带，需要树立日常生活与生活态度、价值取向的标识和认知，创作者传承和坚守的依然是对生活美、艺术美、人性美的理想表达。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注释：

[1]赵津晶：《当代电视节目平民化探讨》，载《新闻前哨》2003年5月10日。

[2]毛凌滢、欧阳宏生：《日常生活叙事：电视剧本体的回归与审美嬗变》，《中国电视》2009年第2期。

[3]刘林平、陈艳云：《家族主义：“五四”批判的历史反思》，《求索》1997年第3期。

[4]【日】村上春树、安西水丸：《朗格汉岛的午后》，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5]苗棣、王昕主编：《大众文化与审美——电视艺术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