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挚源于荒谬，高尚出于卑微
——电视剧《平凡岁月》人物论

◎梁 艳

——电视剧《平凡岁月》人物论

◎梁 艳

《平凡岁月》刚结束一轮热播，剧中人物瞬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此剧显示出编剧与众不同的语言驾驭能力，在修辞方面卓绝的优雅姿态，既不乏个性丰富的所指，又不乏扎实深厚的能指。通过怀旧的笔触让观众得以在回忆中思索人生，审视历史。人物建构的立体氛围，悲喜剧复调设计，主人公既正义在胸又万般柔情，不同性格维度的打磨精准惟妙。使得本剧既有精英文化的美学风范，又有着民间通俗文化的亲和面貌。

剧情始于20世纪80年代，正值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转折点。剧中一对对在相互对立中构建出的人物，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主要阶层，其人物性格，人物关系，人物情感体现出多重调性，来源于现实况味，又深化于人性复杂，其有意有力的人物布局，具备了独有的叙事品质。大到表达人性的外延，小到人物行动的内在驱动力，各色人等的生活百态无一不在以大宝和朵朵的婚姻为主角的大杂院中酣畅淋漓地得以表现。时代一手造就了大宝和朵朵的婚姻，剧中人物的经历又波光淋漓地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变迁。

一、复调式人物设计与性格表现

《平凡岁月》中的每个人物都是平凡地出于市井，却也是独一无二不可或缺，他们的人生绚丽夺目，亦平凡普通。全剧充满了生存关爱和价值引导，人物塑造从真挚的情感出发，真情始于荒谬的假结婚，将相濡以沫三十余年平凡又幸福的婚姻生活娓娓道来。

复调式设置的人物关系，表达出卓越的美学架构能力，真挚源于荒谬，高尚出于卑微。整部戏的人物布局超越了一般年代戏的困境诉说，传达出风风雨雨总关情的大格局，正是荒谬的结合方式才给予了爱情极致的考验，正是长久的离别证实了真情的可贵。故事里的“生命”，来源于人物的“生气”。剧中人物奇而不神，土而不俗，正如英雄不问出身，爱情哪管方式，李大宝以工人阶级的思想恋爱，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结婚，又以改革开放的精神经营婚姻。假结婚之后的李大宝人物“扶正”稍显难度，张朵朵并非仙女完人，她的婚姻从开始就盘算着离异，在李家大小准备的丰盛饭菜面前故意挑三拣四离开饭桌，多少有些“不负责任”，而李大宝先前的“不择手段”在他一再的忍让之下，也不失“爷们儿”，所有啼笑皆非的“努力”，不过是痴情小伙儿的炙热追求。仙女顺利下凡，天鹅落入湖中成为小鸭，先前的“癞蛤蟆”成了青蛙王子，一对璧人，鸳鸯戏水，平凡岁月拉开序曲。

此剧的复调式人物设计巧在把性格的负面牢牢禁锢在人物基调之上，撒胡椒面儿似的缺点设置使得人物变得可信，可爱，从而更加丰满，实乃人物塑形的大手笔，充满了人性关照。作为全剧的女一号张朵朵来讲，本剧表现出少有的多维性格的和谐，她是舞蹈演员，艺术从业者，向往浪漫生活，在婚姻中又充满了保守，在李家尽职尽责当好大嫂和媳妇；她既温柔善良美好，关键时刻对大宝挺身相救，她又挑剔尖刻任性，充满责难似的为了个吃饭问题，屡屡让辛苦做饭的李妈妈为难；她既独立，做事雷厉风行，工作出色，同时又充满依赖，遇事不顺就躲回娘家，由丈夫帮她摆平数次工作危机，这一系列的设计洋溢着难得的叙事智慧和人物塑形的别具匠心，将看似背反却充满人情味的性格组合落实在写实与情感之间，人物的暗调部分却凸显出大宝的痴情，升格和降格之中，观众便抵消了对张朵朵自恃清高的反感情绪，又凸显和反衬了大宝对于生存的无奈和对美好爱情的执着追求。

同时，演员作为人物的载体，审美分寸同样拿捏到位。张朵朵的扮演者徐梵溪因饰演《芈月传》中的芈茵名声大噪，善于讨好，工于心计是徐梵溪所饰演反派人物的标签，人物成就了演员，也使她从此背上人物脸谱，从之后饰演的角色大都是坏女人可见一斑。演员通过饰演张朵朵得以成功转型，朵朵由内而外散发的知性气息成为众多观众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形象，可谓乖巧的张朵朵成就了演员徐梵溪，人物塑造功不可没。

此外，张朵朵性格系统的悖论建构，颇像剧中另一个重要人物的塑造——寡母李妈妈，她充满了市井烟火气息，没有文化，但善良自尊有骨气，巴望着孩子们诸事顺遂。作为家里的“夹心层”，既不得不遵从于姑奶奶，又受制于儿女，如同一只老母鸡，含辛茹苦为生计，鸡毛蒜皮算计着过日子。为娘的她既有执拗，又有通达；既明辨是非，又轻信偏听；既大义，又冷峻。操持料理一大家子从不抱怨。为了抱孙子，逼着骂着赶着张朵朵生孩子，为了袒护二宝，在姑奶奶面前唯唯诺诺。寻着这条线，李家大姐李大雅的人物设置更带有对冲式的复调性，不同于一般剧中的大姐形象，“刀子嘴豆腐心”的她作为家中矛盾的激化者，傲慢刁蛮却同样有温情豁达的一面，在张朵朵的孩子没有奶水为难之际承担起奶妈的角色，在与毛驴开包子铺时遇到身无分文的书生给予无私帮助。大雅的理想总是那么斑斓，等待她的总是斑驳与不堪，骨子里散发出内敛又倔强的光芒实则接足了地气。她与毛驴这一对底层夫妇，打打闹闹，却也平实安分，两人一起撮合三宝与张蔷恋爱，乐善好施的小人物大雅也渐渐登上大雅之堂，剧中的人物在“本我”与“超我”的并置中，呼唤良知。

二、反常规人物构建与意义传达

正像李渔所说“有尺寸，有斤两，有剪彩，有位置，有精神。”而写人物的精神贵在折射人性，人性光辉是人物永远不会过时的神韵。判断一部作品人物塑造的品质，往往以其阐释人性的深度作为关键尺度，尤其对于长篇电视剧作品更是如此。

核心主人公李大宝的复杂性格系统，是一种难度较大的塑形建构，剧中人物性格系统的张力，内心世界的张力，处理得格外妥帖。当他与朵朵假结婚时，当他陷入被误解困境时，当他想要假戏真做时，这个人物的分寸感很难把握。试图让观众与李大宝感同身受，理解人物在特殊情境中的反常规行为是此剧创作的难点。大宝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虽受家庭负担所累但勇于承担责任，其间不忘狂热追求所爱，“爷们儿”李大宝是生活中的“小人物”，是家中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却也是妻子面前逆来顺受的“小男人”。柴米油盐的生活写照，更是对人情世事的探底。此剧试图让观众脱离浅显易见的道德评价标准而升华到审美情感，对剧中人物产生“移情”。编剧和演员无疑都做到了这点，当大宝婚后被朵朵发配到箱子上睡觉时，观众最关心的是大宝怎么样能去床上睡觉，这无疑是与剧中人，与编剧“同谋”。李大宝这个人物，“爷们儿”也好，“平凡”也罢，夸张却得体的性格塑造，重构了五味杂陈的人性景观。与此同时，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也和表面上斯斯文文，草草度日的二宝，有着强大的内心坚守和情感被动的三宝形成了角色之间的情势张力，不禁感叹李家一家老小人物群雕像的惟妙惟肖。

姑奶奶这个家中活宝，她并非剧中最核心的人物，但无疑是最具争议的人物。出场疑似“贴片人”，与李妈妈的人物位置重合，随着剧情的深入，姑奶奶显现出颇浓的美学嚼头，人物底本分外别致，设计独立特行。这个人物的设计之奇可说是此剧对中国电视剧人物创建的一次美学探路。从身份上讲，她是大宝爷爷的妹妹，比李妈妈高一个辈分，是家中四世同堂的尖顶，与李妈妈同为女性，在家庭处境中她又潜移默化充当家中的男人角色，与李妈妈一起抚养几个孩子包括她捡来的二宝，她颐指气使让李妈妈做着各种家务也仿佛家中男主人。难得的是她与李妈妈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是姐妹，是朋友，是婆媳，也是亲人。姑奶奶的角色区分于普通的奶奶，她一生未嫁，看着儿孙辈的情感波折，最终收获了久违了30年的幸福，从这点来讲，她是全剧对于爱情忠贞的极致代表。她能忍能让，却在棵棵婚礼见到当年导致未婚夫自杀的朵朵父亲后悲愤难耐，百感交集。让人敬佩的是在她即将离开李家随万锦秋离开之际向朵朵道歉，希望获得朵朵一家的原谅，更是期盼朵朵和大宝能够继续生活下去，既是极端境遇中善良的本性使然，也是电视剧人物关系建构上的小小创举——三角建构的深仇大恨原来可以收得如此美好。她既有老古董的迂腐，居然教唆李大宝去张朵朵家附近放鞭炮，促使生米煮成熟饭，其实暗藏了长者的智慧和洞穿一切的沉稳。这样轴心式的人物又不乏“轴”的内在情感，为了心上人万锦秋而一生不嫁他人，人到暮年之时，她日思夜想的情郎居然“死而复生”，姑奶奶最终追随爱情而去，留给所有人的有欣慰，而更多的是不舍和惦念。姑奶奶的人物设计极具动势和余韵，为叙事的想象留足了空间。剧中的爱情又深植于亲情的土壤，她恨的人是大宝妻子的父亲，更增加了全剧情感纠葛的力度。这个人物的审美张力，调动了多种对立状态的美学元素，表现为人物状态和情节等层面的抗衡，照应，相辅相成，呈现出对于人性揭示和主题映射更加饱满的复合力量，而精神层面的感召又促建了更加立体的人物群像。

三、非核心人物创设与叙事担当

作为全剧中唯一以简单性格塑造的漫画式反派主人公——二宝，他的出场必与李家人对冲，他是可怜可悲可恨的典型，用“主角中的配角”来定义二宝这个人物可能更为贴切。家中大大小小的龌龊事大都由他一手造成，偷偷潜入大哥大嫂的房间偷吃零食，偷走母亲藏在院中的“压箱钱”，强要大哥准备搬入的新家，名副其实的家中老鼠，人人喊打。正如鲁迅所言：是“蹲在影子里”逃避个人生存职责的怯懦者。剧中，对做出如此恶劣行径的逆子终归妥协和宽恕于亲情和他悲哀的身世。人性的懦弱，依附，谎言，正源于害怕受到谴责，而为了摆脱自卑和困境才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和目标，往往问题随之而来。由此，人的悲剧性和底层描写的残酷才得以深刻呈现。这个看似平面的人物却是精心刻画，审丑之余难免悲哀，悲哀过后融化于温情，二宝的创设意在将一场关于人性的泯灭和救赎的辩题呈现于观众。作为一个扁平人物，二宝在剧中的施展空间有限，二宝的每次出现都与小偷小摸利欲熏心挂钩，虽然性格鲜明突出，但对剧中家庭矛盾和危机的引爆方式有些雷同。

剧中人物形象之间的二元对立刻意被人物内质的复杂性拉平，作为类反面人物的张棵棵、丁医生、大雅等人与大宝，朵朵等类正面人物不再有清晰判断，陪衬和支撑式的人物独自开启了一段归于“人性”的解析和多元化的塑造趋势。虽是对老老小小一大家子人独立个体进行描绘，却将生活中的困惑、矛盾，聚焦到李家院子，通过对小事的大处理，描绘出属于特定年代的人间万象。

此外，《平凡岁月》中的辅助人物的拿捏可谓“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辅助人物设置的新意同样体现出编剧上乘的人物架构能力。二宝女人牛琴的人物设置可谓高处俯瞰，低处扎根，具有深刻的预见性。二宝的顽劣给予了这个人物天然的污泥，每当二宝的诡计即将得逞之际，牛琴会出面澄清得以阻挠，难得出淤泥而不染的青莲，从这个人物的建构理所当然预料到后情中二宝将会回归。剧中非核心人物展现出他人的命运，折射出清晰的“小时代”的镜像。这对人物的描绘无疑是编者用充满善良和正义的笔触刻画出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其间满含对人性弱点的体察和包容，辅助人物也能有大手笔。

剧中三宝的同事兼恋人张蔷可谓是最无辜的“肇事者”，也是剧中阶层最高的角色，身为官二代，并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三宝和其家人，虽有骄娇二气，但不刁钻反倒善良单纯，敢爱敢恨，不顾旁人眼光勇敢认爱。三宝的官气在官家大小姐面前败下阵来屡屡自卑退缩，张蔷和三宝两个人物的人生经历直至恋爱是对等级观念直接的驳斥。

电视剧的创作中，如何使人物既得体地存在于环境土壤中，又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人物关系一直是困扰电视剧创作的难题，如一味追求离奇，则会涨破平实的叙事语调，断裂与之相维系的其他人物关系。但若一味循规蹈矩，把人物关系囚禁于窠臼，那么人物的美学品格势必降低。剧中“纠葛”的呈现夯实有力，人物间的冲突和个体的内心挣扎妥帖交融，体现出难得的叙事自觉。

42集出现的辅助人物丁医生可谓大宝和朵朵婚姻中的男版“小三”，介于类型剧中传统的婚姻危机桥段，却摒除了“小三”出场人人喊打的俗戏，代之以理解和同情，成功挑起了大宝的醋意，对张朵朵的人物建构增设新的围度，大宝与朵朵的婚姻波澜再度挑起，编者带着强烈的批判意识书写知识分子内心的幽暗之处。相对比，大宝身边也有“花蝴蝶”，厂花亚玲下岗后与大宝景区偶遇，热心的大宝把她介绍给了工友宝库认识，大宝性格系统的张力，内心世界的张力，处理得分外醒目。知识分子可以空洞浅薄，而文化程度不高的大宝、宝库、亚玲等人却可以深邃美好，高尚可以出于卑微，体现了何等高贵的精神诉求。这何尝不是大宝对朵朵一种地久天长的忧伤之美。这样一种超越的审美态势，引发观众超乎的赞同和悲愤，达成了对情感困境的感慨和对人性的终极叩问。

该剧对“落差型”婚姻投以理性关照，假结婚是整部电视剧的缘起，也是全剧重要的人物命运转折。看似荒谬，其实颇具深意，以戏虐的方式写出了悲哀，叹出了一桩看似“强扭”的错误婚姻，如何转化为时代之伤，又在人性的光辉中回归恋爱婚姻的本真面貌走向永恒。随着《平凡岁月》最后一集落幕，人物尘埃落定，拨开因假结婚而起的漫天舆情，听到弥足可贵的真情慨叹。剧终时，年老的朵朵发自肺腑：“其实也不能算作被骗，我那时候对他还是有好感的。”形成与开头情境的设问式建构。30年的婚姻，起头的那场“骗婚”犹如一支谐虐曲，皆沁入，流淌于丰盈的人物构筑和故事血脉，一切皆感恩于此，寄情于此。人物在灰色的时代基调上，跳出了明亮欢快的人生旋律。人物命运的圆满，是编者对人性的理想建构。此剧的人物塑形在力求突破的同时，不忘真善美的价值引导，爱情、亲情、友情等最终都给予了骨血相连的温暖坚守。

电视剧创作易陷入对观众的迎合与对艺术追求的两难境地，观众对于剧情的“需求”，大都是基于现实生存的功利本性使然，与作品本身的文化品格和美学品质无太多关联。如一味按照“期待”去安设人物，则会接了“地气”丢了“仙气”，落入低俗作品之流。《平凡岁月》之所以能跳出类型剧人物的蜡像堆，恰恰在于敢于违逆常规设置，创作出具有多重调性的鲜活人物，于世情伦理间道出深刻的人性反思。《平凡岁月》呈现出的人物世界理应比这些评述丰厚得多，这是近年来少有的有担当，敢突破的好剧。编剧倪学礼，导演余淳，以及众演员将那个年代的忧郁和光明都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出来，用纯粹的现实主义创作为观众呈现出一首广为传唱的怀旧金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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