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的完美融合
——略论张仃的艺术设计作品

◎ 张希承 彭茹娜

——略论张仃的艺术设计作品

◎ 张希承 彭茹娜

张仃是中国艺术设计事业的奠基人。其艺术设计从业时间之久、作品数量之多、涉及领域之广、社会影响之大，均为鲜见。然而，目前学界对张仃先生艺术设计方面的研究还只限于对张仃作品的分类收集和发表文字的收录，缺乏全面分析其设计活动、系统归纳其设计作品风格特色的文章。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对张仃艺术设计活动的全面梳理，探究其设计作品的风格特色。

一、张仃设计作品的分类

张仃的设计作品可以概括为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与环境艺术设计三大类别。

视觉传达设计张仃从业时间最久、作品数量最多，在国内外产生影响最大的一个设计门类，并可细分为以下6个方面。第一，标识设计。代表作有国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以及山东临沂银雀山竹简博物馆、北京天坛医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标识等。这些作品创作时间跨度大，具有简约、大气的民族风貌。第二，邮品设计。代表作有“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等国字号邮票设计，以及“西北民间剪纸”和“辛酉年”生肖邮票等文化类邮票设计。这些作品风格淳朴，确立了中国当代邮品设计的民族审美范式。第三，招贴设计。代表作有揭露社会的固疾和民不聊生的惨况的《春耕图》，批判侵略者的丑恶嘴脸的《兽行》，号召民众团结抗日的《收复失土》，揭露国民党卖国求荣之丑陋行径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日援蒋侵略中国》，宣传党的政策的《保卫果实学习文化》，以及讽刺“四人帮”丑陋嘴脸的《女皇梦》。常以漫画、年画等艺术形态呈现，具有强烈的战斗力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第四，书刊设计。代表作有《装饰》创刊号、大型画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等刊物的封面设计，此外，他为“漫画战线”设计的一些刊头画亦可纳入此类。第五，展示设计。代表作有开国大典整体设计和上世纪50-60年代的一系列出国展览设计，这些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政治影响，也推动了展示设计在中国当代的发展。第六，影视设计。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片《哪吒闹海》是其轰动世界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第一部在嘎纳电影节参展的华语动画电影，被学界视为中国动画民族风格的经典范例。

张仃的产品设计鲜有原作或图片留存，但通过文献分析与访谈调研可以得知，张仃至少在以下3个方面从事过产品设计活动。第一，家具设计。上世纪40年代，张仃在延安为作家俱乐部设计了一套家具与陈设品，这些作品具有良好的功能与美妙的形式，让物资贫乏的俱乐部成为延安最具艺术气息的文化区。第二，手工艺设计。张仃留下了大量关于手工艺设计的文章，其内容涉及到玩具、雕刻、皮影、陶瓷等诸多类别，由此可以推断他设计过烟具应该是事实。第三，服装设计。在延安任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美术组长期间，张仃曾为秧歌队设计过表演服装，此外，他还撰文对服装设计提出过自己的观点，通过对优秀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对中国同时期的设计起到了不容低估的推导作用。

张仃的环境艺术设计多为集体行为，并在整体感觉上反映了对设计文化内涵的关注，具体而言，也可细分为3个方面。第一，建筑设计。张仃设计的九龙山寓所，将以人为本与天人合一的理念贯穿其中，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独立设计作品。此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还参与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设计。第二，室内设计。张仃曾任命主持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设计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室内设计，这些作品呈现出庄严肃穆的秩序之美，而他为龙山寓所做的室内设计则呈现出另一番清新别致的理想之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设计风格，充分显示出一代设计大师在艺术创造上表现出的开放性与“多面性”。第三，公共艺术设计。张仃的公共艺术设计多为与周围环境紧密联系的装饰壁画设计。1979年他为北京新落成的首都国际机场做的大型壁画群整体设计，在国内外造成巨大影响，其焕然一新的艺术形式与强烈的视觉效果对当时并未完全挣脱封建桎梏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被视为中国思想解冻的一声春雷。在20世纪80年代，他又先后为北京长城饭店、北京西直门地铁站、石家庄新建火车站、北京昆仑饭店、香港中国银行大厦设计了宣传人杰地灵的、鸿篇巨制的“纪念碑式”壁画作品，带动了全国范围的壁画运动。

二、张仃设计作品的风格特色

张仃在对设计功能实现的精心构思之同时，努力地将民族美学精神、社会价值伦理、美的形式追求，以及个人的强烈情感贯穿其中，这让其作品在拥有美妙的形式与实用的功能之同时，凝聚了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与民族美学讯息，并由此形成别具一格的设计审美特色。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

第一，突出的民族风格。以民族特质为本位的设计美学标准明显地贯穿于张仃的整个设计活动之中。从张仃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民族艺术的自信，民族风格成为其作品最为显著的特色。张仃并不以贴文化标签的形式，在设计中形式化地简单挪用中国传统艺术中的造型与审美元素，而是立足于地域文化与民族美学讯息，从中国民族、民间绘画艺术中寻找创作之根。他关照设计受众的审美水平，深入研究民族审美观念的取向，将设计的创意、结构、形态与色彩放置到地域性的审美文化场景中，并在设计中着力地表现与发扬中国民族艺术精神和文化内涵。以他设计的宣传画《儿童劳军》为例，作品借鉴了传统中国绘画的艺术表现手法，讲究骨法用笔，强调线条的装饰性，亦吸收了中国民间年画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单线平涂与抽象概括的造型来增强作品的视觉冲击力。

张仃的设计形式并不排除对外来艺术的吸收，如他的漫画宣传画曾借鉴过墨西哥画家珂弗罗皮斯的表现形式，其装饰绘画亦从西方现代绘画大师毕加索等人的作品中获得美学上的滋养，但他更多地是植根于自己的民族土壤，从中国民族、民间传统艺术中寻找设计的根源。他留意于民族审美取向与民族文化精神，将自己的设计创意与设计理念建立在对地域文化与民族审美思潮的全面考量之上，他将民族形式作为自己设计的审美价值追求，以此来规范设计形式，确立设计风格，最终赋予设计作品强大的生命力量，向欣赏者传递出激动人心的民族美学讯息。

第二，多元的艺术形态。艺术形式的多样性是张仃设计作品的另一个鲜明特征。如张仃所有的展示设计均以博采众家之长的姿态，不拘一格地将园林景观、建筑艺术与传统绘画艺术等各门类艺术的表现手法融入到设计之中：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设计将中国园林景观设计中造景、借景等表现手法运用其中，用传统的水榭式长廊虚隔展示空间，并利用桥、石、水等造景元素，将展场设计成曲径通幽的中国式园林景观；巴黎国际博览会中国馆设计将中国民间的皮影、编结、剪纸等中国民间艺术元素创造性地运用，将色泽鲜艳的民间皮影嵌入立式隔扇来分割空间，用中国民间剪纸装饰原本平淡无味的柱子，用竹制的展柜、桌椅、篱笆、图片框营造浓郁的田园氛围，暗示中国的“竹文化”。这种多元艺术形态在设计中的跨界运用，不仅起到了愉悦调剂观众视野的作用，还因其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增强了设计作品在视觉文化上的确认和地域美学价值。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张仃的设计艺术形式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但绘画性始终是其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的草图曾因造型形式倾向于绘画性的写实而遭到反对者的质疑，但却以完美的创意被确定为最终的设计方案。此外，他设计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纪念邮票”与鸡年生肖邮票亦呈现出表现性绘画的艺术形态。但无论如何，这些作品毕竟都让人很容易地将之纳入设计的范畴，而他的另外一些作品，则很难让人在设计与绘画中分辨出明显的界线。如他创作的抗日宣传画《兽行》更似漫画，《儿童劳军》则与中国民间年画相接近，他为《漫画战线》设计的刊头颇似木刻版画，而他的许多壁画设计，则几乎可以让人以为是中国绘画艺术。这或许与张仃的美术背景有关，亦与早期在中国均是美术家在从事设计的历史局限性有关。但就张仃的作品来看，绘画性与艺术形态多元性在其作品中的呈现，并未消减设计的价值与意义，反倒提升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丰富了设计的表现语汇，并构筑成其独特的设计意识与风格特色。

第三，素朴的实用功能。张仃以人性化的、素朴的设计形式强调实用的功能，这一特征在其产品设计与建筑设计中尤为突出。如他在延安为作家俱乐部设计的那套家具，以最低的成本“神而化之”地设计出实用、美观，且富有人情味的作品：他用本色木条有序地钉成长方格，糊上当地的土纸，设计了简洁现代的屏风；他用当地的木材，设计了中规中矩的、具有陕北民间特色的、大气实用的茶桌；他用麻绳绷出类似马扎的造型，外层覆盖灰色的土毡，再用蓝色的土布镶上两道边，设计了舒适美观的折叠椅；他将农村用来筛面的箩圈对半劈开作为基座，将箩网糊上一层透明纸覆盖其上，设计了浪漫实用的壁灯。这些作品构思巧妙、形式朴素，透射出他对生活的关爱，亦体现了他不刻意追求设计形式的华美，但求素朴实用功能的设计意志。张仃的建筑设计亦是如此。如他设计的九龙山寓所比例优雅，尺度轻巧，以古朴简约的功能主义为特色，天然石材与木材为主的建筑材料，保留着材料原始的自然之美，并将功能完美地呈现：由大块具有丰富自然肌理的石材垒成的墙壁，让建筑具有冬暖夏凉的功能；由不规则青石板拼接的地面，回避了大理石、花岗岩等铺筑的地面可能会对人造成不利于健康的辐射，亦让人获得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美妙感受。这些取舍与创意均关注设计对受众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满足，并努力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以素朴的形式，通过设计的巧思，充分实现“使民宜之”的“致用”目的，并以人性化的功能实现与人情味的视觉审美范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四，恒久的装饰风格。张仃的设计作品以充满文化特质与情感表现的装饰风格呈现。这种装饰风格融合了他在设计过程中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炽热的情感表现，唤醒着更为深层的设计意蕴。用装饰的手法创造有意味的形式，是他对设计审美功用与美学价值的强调。除此之外，他还调动一切情感因素，使设计中的装饰形式与自己内心世界的理想追求相对应，同时去呼应设计受众的情感逻辑，使之令人愉悦，并赋予作品装饰形式之外的超越物质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的贯穿反过来又让装饰的形式之美更具恒常性。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设计中呈现的装饰韵味为例，中轴对称的整体布局给人端庄、严肃的装饰美感；与麦穗、齿轮完全对称的造型相比较，文字、红旗、地图与飘带在统一的对称格局中又略有变化，以取势均衡的灵动姿态为绝对对称的布局注入了活泼的生机，增强了动感与韵律之美；齿轮、麦穗、红旗、地图、飘带的造型则进行了抽象概括的装饰视觉处理，摈弃了繁缛的细节，使之更具符号性和视觉的冲击力，而光芒的处理则运用了意象的装饰处理手法，由中心向外的辐射构成，渲染了气氛，高扬着情绪，打造出具有鲜明民族气质与恒久装饰魅力的巨作。

中国民族传统艺术、中国民间美术与西方现代绘画是张仃设计作品的装饰风格赖以生长、延伸与发展的精神土壤，从中国民族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装饰形态中获得的丰厚滋养，让其设计既不失时代风貌，又富有民族装饰特质。张仃在设计中着力于探究情感表现的装饰形态，同时，又将反映精神愿望与审美情趣为目的的精神力量贯穿其中，这让设计的装饰风格充盈着更为持久的审美特质和更为深刻的审美意志，进而渗透到观众的精神深处，激发起与之共鸣的强烈美感情绪。

第五，隐喻的象征符号。张仃擅于运用隐喻的符号作为设计观念的提示。他曾用红星、齿轮、嘉禾和依次排开的四面红旗，隐喻无产阶级的领导、工农联盟的基础，以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大联合，清晰地明确了设计的内涵与意义，在设计师、设计产品与设计受众之间实现了有效的沟通。他将自己的设计意味与审美思想浓缩在兼具情感含量与文化含量的设计符号之中，这些符号在设计中隐喻其抽象的精神世界与神圣的精神范式。如他设计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邮票中的天安门、宫灯与华表，均是指代其文化信念的、隐喻的视觉文化符号。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新中国民主主义胜利的见证——开国大典的举行地；宫灯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历史，是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彩灯，且有吉祥喜庆的意味；华表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建筑形式，是提醒古代帝王勤政为民的标志。他借用这些符号来准确地表明自己的设计目的与意图，并用透视与空间并置作为符号的修饰手段，将巨型宫灯与天安门并置在同一空间，在给人强烈视觉冲击力之同时，进一步渲染了喜庆热烈的气氛。

张仃用隐喻的符号灵动地表述自己的设计意图，表达内心的情感与想象。这些符号不以新奇突兀的形式去刻意地吸引观众的眼球，而是平易亲切，让人很容易地将其与自己熟知的对象相联系，并能够在第一时间准确地对符号进行解码，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仃对生活的敏锐观察与深入体验。生活的印迹让他创造的符号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生动鲜活、可亲可感，成为富有文化意蕴与深刻内涵的、“接地气”的符号，也增添了作品的历史文化价值。

第六，丰富的对比手法。对比是张仃在设计中运用最多的艺术表现手法。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他以漫画为主要表现手法设计的宣传画就常常借助画面上强烈的黑白冲突建构强大的视觉张力和强烈的视觉穿透力，将激烈的抗战情绪直诉诸观众的内心深处。在上世纪50年代，他主持的一系列展示设计不论是在平面布局、视野设计，还是在造型设计上均广泛地运用了各种对比手法。以1953年的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设计为例，金碧辉煌的展览大门和序厅民族个性张扬，色彩素雅的展品陈列区域尺度与形式内敛含蓄，这种鲜明的风格对比与色彩对比构成了一组辩证的、互为依存、互相烘托的互补关系；展馆左边呈规则直线的重工机械展台与右边呈不规则曲线的农林特产与轻工纺织品展台，形成刚柔对比与方圆对比，在两者彼此间的冲突与缓解中，赋予设计形式更为自由的韵律感与节奏美；纺织品展区的黑色石膏墙与墙面上《捣练图》的金色阴刻线条，形成了色彩对比与面积对比，而坚硬的黑色墙面又与陈列在其面前柔软缤纷的丝绸展品构成了鲜明的异质对比，在刚与柔、动与静的辩证关系中赋予设计生命的活力。

张仃擅于运用各种对比来烘托彼此，求得变化，并尤其擅于通过色彩的色相与冷暖对比来调节设计的氛围，给人美的视觉体验，让作品呈现出鲜明、生动的艺术效果。丰富的对比手法增强了张仃设计作品的视觉力度与形式意味，是其设计张力美感的推导。由各种对比构成的辩证关系，不仅让张仃的设计生机勃发，亦让主题更加突出、形式更加富有韵律与节奏的美感，并将其设计中感性的生命脉搏提升到最佳的峰巅，走向创造的极致。

三、结语

张仃以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的美的视觉形态构筑了一个开放的、理想的、富有民族文化气质的全新的设计视觉模式，揭开了中国艺术设计民族形式探索的新篇章。他兼容互通不同艺术门类的审美疆界，消除设计与绘画之间的隔阂，丰富了设计的语汇，发展了设计的创造手法；他广泛吸收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中的创作理念与观念性的艺术语言，将设计的创造构筑在理想主义的精神文化领域，其作品冲破了时空的屏障，以立足于本土的、具有典型东方艺术特色的设计审美文化繁荣世界设计文化。总之，他的设计作品让人感受到设计艺术光芒的照射，他创造的设计形式包含着深刻的民族审美意志，充盈着恒久的审美特质，对中国新时代设计的审美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匠之门——张仃艺术设计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3YJC760065）阶段性成果。

湖北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