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中的儒家情怀及其思想渊源

周裕锴

杜甫诗中的儒家情怀及其思想渊源

周裕锴

杜诗中的儒家情怀来自杜甫从小接受的传统儒家教育，尤其是孔、孟的 “仁爱”学说。杜诗中的儒家情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 “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 “仕以为已任”的儒家担当意识；三是 “仁者能恶人”的现实批判精神；四是 “以民为本”的反战意识。

杜甫 儒家情怀 仁爱精神思想渊源

唐人评杜，多从文章词句角度赞誉，便有了“全美”之说。宋人评杜，多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称颂，便有了 “诗史” 之说。而明人评杜，多从温柔敦厚的诗教立场崇奉，便有了 “诗圣”之说。仇兆鳌 《杜诗详注序》对此发展历程有相当清晰的叙述，并对 “诗史”“诗圣”与儒家学说之间的关系作出精当的说明：“孟子之论诗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孔子之论诗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 又曰：‘可以兴、观、群、怨，迩事父而远事君。’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然而，无论是宋人还是明人，毕竟都是君主制下的臣民，因此他们对杜甫的评价，既有身份认同而产生的同情理解和感情共鸣，但难免也有处身局限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遮蔽。难道杜甫从儒家那里获得的 “诗之实”“诗之本”仅仅是 “知人论世” 的写实、“一饭不忘君” 的忠厚、“事父事君”的垂教？作为当今共和国制度下的公民，我们可以从 “奉儒守业”的杜甫诗中，看到儒家更伟大的情怀，看到更具普世价值的理想。

一、仁者爱人：杜甫诗中的人道主义

杜甫从小接受传统儒家教育，濡染儒学甚为深厚。孔孟倡导的儒家学说，其中最伟大的精神乃在于 “仁爱”。 孔子说：“里仁为美。” （《论语·里仁》）何为 “里仁”？孟子的理解是 “仁者爱人”。是否有 “仁”，首先把君子和小人区别开来：“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孟子·离娄下》）是否有“仁”， 也把人与禽兽区别开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孟子·离娄下》）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天生具有人道主义的情感，君子将其保持终身。“仁义行”是指在内在的仁义精神驱动下行事，“行仁义”是指做仁义之事，这是外在的给人看的行为。前者是自觉的冲动，后者却可能是虚伪的表现。君子 “仁”与 “礼” 并重，但 “仁” 是更内在更本质的东西。

儒家的 “仁者爱人”，是从身边的人开始，从家人之爱推己及人，再由人推之及物。这是一种内在的冲动和需求。纵观杜甫一生，此种精神伴随其始终。按其诗中表现出来的情感逻辑，正是遵循孔孟的教导、尤其是孟子的教导步步展开的。这就是从亲人 （妻子弟妹）之情到朋友之情，再到邻居之情，再扩展到博爱之情，并推导到爱物之情。这正如孟子所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或是：“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

先看杜甫的亲人之情。对妻子之爱，是杜诗的一大亮点，古代著名诗人中很少有像他这样赤裸裸地表现爱妻之情：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月夜》）无论是对 “闺中独看” 的同情，对 “云鬟玉臂” 的想像，还是对 “双照泪干” 的期盼，都显现出一个男人爱情的细腻和体贴。在那个三纲五常的社会背景下流露此种感情，无疑是男人中的异数。中国古代的爱情诗，很少标明是写给“老妻”的，一些诗人对妻子的爱直到 “悼亡”作品中才表现出来。然而杜甫与一般薄情的男人不同，其诗中提及妻子的地方比比皆是： “老妻寄异县”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老妻睹我颜色同” （《百忧集行》）、“偶携老妻去”（《寄题江外草堂》） “昼引老妻乘小艇” （《进艇》）、 “老妻画纸为棋局” （《江村》）、 “老妻书数纸” （《客夜》）、 “飘飘愧老妻” （《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其二）、“老妻忧坐痹”（《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 “瘦妻面复光”（《北征》）、“方法报山妻” （《孟仓曹步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女病妻忧归意速”（《发阆中》）、 “故妻难及晨” （《促织》）。 妻子对于杜甫的意义，是患难中生死不渝的伴侣，关切担忧，同歌同哭，同欢乐同悲伤。

还有一些妻子和儿女组合的词汇，如 “妻子”“妻孥”“妻儿” 等， 在杜诗中也很常见：“妻子隔绝久” （《述怀》）、 “妻子衣百结” （《北征》）、 “妻子山中哭向天” （《徒步归行》）、 “妻子亦何人” （《昔游》）、 “叹息谓妻子” （《飞仙阁》）、“笑为妻子累”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却看妻子愁何在”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未能割妻子”（《谒真谛寺禅师》）、 “妻孥怪我在” （《羌村三首》 其一）、 “从此出妻孥” （《彭衙行》）、 “妻孥隔军垒” （《雨过苏端》）、 “妻孥未相保”（《奉赠射洪李四丈》）、 “筋力妻孥问” （《秋日夔州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妻儿待来且归去”（《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这些妻子儿女组合的词汇，就是杜甫挚爱的家庭。

与 “老妻”相对照的是，儿女在杜甫眼中总是 “娇儿”“痴儿”“小儿”“痴女”“小女”“小儿女”，怜爱之情溢于言表：“娇儿不离膝” （《羌村三首》 其二）、“娇儿恶卧踏里裂”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 （《百忧集行》）、 “痴女头自栉” （《北征》）、 “痴女饥咬我” （《彭衙行》）、 “床前两小女” （《北征》）、 “小儿强解事” （《彭衙行》）、“遥怜小儿女” （《月夜》）。 杜甫不是严父， 而是慈父，其父爱有时超越了礼教的规矩： “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北征》）

杜甫诗中对弟妹的爱和牵挂也令人感动，除去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 “有妹有妹在钟离”“有弟有弟在远方”这样的哀歌外，诸如 “故乡有弟妹” （《五盘》）、“弟妹各何之”（《遣兴》）、 “弟妹悲歌里” （《九日登梓州城》）、“团圆思弟妹” （《又示两儿》）、 “无由弟妹来”（《遣愁》）、 “弟妹萧条各何往” （《九日五首》其一）这样的诗句，皆寄托着杜甫对亲人的关怀思念。

而这种关爱进一步由家人推及到朋友。杜甫曾写过不少讴歌朋友友谊的佳作，其中最感人的要数 《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这首诗不知多少学者已作过精彩的赏析，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杜甫对朋友儿女的描写，仿佛是自己儿女一样的亲切可爱。在乱世的漂泊里，杜甫由自己的遭遇联系到朋友的不幸：“我已无家寻弟妹， 君今何处访庭闱？”（《送韩十四江东省觐》）这种感情的共鸣正是杜甫感人至深之处。

不但是朋友，对于邻居杜甫也充满友善。在杜诗中可看到不少 “邻”字或含 “邻”字的词组， 如 “邻人”“邻翁”“邻叟”“邻里”“邻舍”“邻家”“邻好”“西邻”“南邻”“北邻”“四邻”“比邻”等等。乡邻的淳朴往往令杜甫感动，如 《羌村三首》他描写了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的感人画面，还有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的劳问场景。《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中描写了 “叫妇开大瓶，未觉村野丑”的豪放好客的田家邻居。所以当客人来造访时，杜甫会邀请他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 （《客至》）。而杜甫对邻居的同情则最集中地表现在 《又呈吴郎》一诗中，希望朋友善待 “无食无儿一妇人”的穷苦西邻。这正是孟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思想的自觉践行。而这一切皆是 “仁义行”而自然生发出来的感情。

这感情更进一步升华便成为杜甫诗中的博爱精神：“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是儒家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王安石 《杜甫画像》称杜诗 “为与元气侔”，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 “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的博爱之心，这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极少见的最强音，“推公之心古亦少”，因而王安石 “愿起公死从之游”（《临川先生文集》卷九）。

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自然由 “仁民”而推及 “爱物”。在他的笔下，大自然如同他的娇儿痴女般令人怜爱，无论是 “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 （《田舍》），还是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水槛遣兴二首》 其一）； 无论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绝句》），还是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江村》），都如此充满生机，展现着生命的和谐与友爱。对于受到伤害的生命，他总是深表同情，如 《过津口》 写道： “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赵次公注曰：“白鱼以群而小困于密网，物之所以塞者也；黄鸟以和风春日之际而嘉音喧然，物之所以通者也。物之通塞，虽微不足道，而仁者于物，每恻隐其困塞矣。孟子曰：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 （《九家集注杜诗》 卷十六） 正因如此，杜甫笔下的自然，与一般超然物外的山水田园诗不同，其中包孕着浓厚的仁者爱物的情怀，值得高度评价。

二、仁以为己任：杜甫诗中的担当意识

作为真正具有 “仁”之信仰的儒者，那就需要担当天下的道义。曾子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孔子：“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这就是杜甫 “壮颜毅色不可求”（王安石 《临川先生文集》 卷九 《杜甫画像》）的可敬之处。苏轼评价杜甫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杜甫固然有忠君的一面，但忠君的前提是君王须像上古明君尧舜一样行仁政，因此与其说杜甫 “一饭未尝忘君”，不如说他如君子 “无终食之间违仁”，无论是造次之间，还是颠沛之际，始终不违背 “仁”的原则，不忘记 “仁以为己任”。

杜甫接受的儒家担当意识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在困顿长安时期，尽管他过着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但心中始终怀着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种理想像人生主旋律一样，随时在杜甫耳边响起，即使自己失去机会，也盼望世上的贤人能为之实现。他赞叹王季友 “致君尧舜安可朽”（《可叹》），又鼓励苏涣 “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

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襟怀。唐玄宗曾是尧舜一样的英明天子，但是到晚年先后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为相，朝廷政治日趋浑浊。当杜甫的朋友们还沉浸在盛世的幻象中 “萧洒送日月”之时，他心中已充满了隐忧，既为民忧，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也为君忧，“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天宝十一载，杜甫与高适、岑参、储光羲等人一道登长安慈恩寺塔，赋诗言志。岑、储诗重点在写佛寺中的浮图，把登塔所见景物与佛教义理联系在一起。高诗虽展现了报效朝廷的用世之志，但着眼的只是他个人的前途。而杜甫则完全不同，诗开头就说：“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仇兆鳌注：“ ‘百忧’，悯世乱也。” 山河大地在他眼中已是一片满目尘昏的景象：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说：“当四位诗人登上慈恩寺塔举目远眺时，对于观察自然景物来说，他们都站在同样高度的七级浮图之上，可是对于观察社会现象来说，杜甫却独自站在一个迥然挺出的高度上。……除了个人命运蹭蹬之外还感到了国家命运的危机。”

三是穷亦兼济天下的担当精神。古人往往信奉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原则，而杜甫却不管地位如何低下，总心系天下：“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介布衣却以古代辅佐明君的贤臣自许，而 “终愧巢与由”，不愿洁身自好，隐居山林。这似乎有点狂妄迂腐，但正如苏轼所说：“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 ‘舜举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 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归根到底，杜甫是期望当今天子能仿效虞舜任用稷与契行仁政，而不要像秦国那样用商鞅严刑峻法，苛政扰民。

致君尧舜与自比稷契，这正是孔孟以来儒家士大夫的最高人生理想，杜甫终其一生不管遭遇何等命运，“虽九死其犹未悔”，这在盛中唐诗坛上可谓精神人格的一座高峰，罕有其匹。

三、仁者能恶人：杜甫诗中的现实批判

儒家对待社会现实问题，并非只提倡温柔敦厚的礼教，面对社会的不公与罪恶，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孔子说： “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又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礼记·檀弓下》）又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论语·季氏》）孟子的言辞更激烈：“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苦难，是君子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儒家的政治理想之一便是均贫富，而 “兴观群怨”的诗学原则里就包含着强烈的现实批判。《诗经》三百篇，虽曰 “美刺” 并行，但实际上 “刺”远远多于 “美”。杜甫就从儒家传统诗学中继承了现实批判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批判盛世的苛政。这在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有较多的描写。盛唐时代曾一度是国家强盛、民众富庶的社会，然而到天宝年间，财富集中到少数穷奢极欲的统治者手中。统治者通过疯狂的聚敛搜刮民财：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而这些财富却被统治者肆意地挥霍：“况闻内金盘，多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由此而造成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杜甫亲眼目睹并记之于诗的正是孟子抨击的 “率兽而食人”的社会黑暗。杜甫自己的亲身经历更昭示了万千家庭的悲剧：“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纵有 “秋禾登”的丰收，仍不免饿死人的惨剧，这当然不是天灾，而铁定是苛政造成的人祸。“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作为尚有一点特权的杜甫都难保幼子夭折，更不用说其他平民，那些“失业徒”“远戍卒”的命运。这就是盛唐王朝华丽外表下的阴暗、丑陋和罪恶！

其次是控诉乱世的罪恶。安史之乱的爆发撕下了盛世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从此唐王朝的臣民们经历了八年血膏塗地、哀鸿遍野的战乱。杜甫在其一系列名篇如 《悲陈陶》《悲青坂》《哀王孙》《北征》中都写到战乱的残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更演变为 “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的场景（《北征》）。而即使在战乱中，苛政的诛求与贫富的悬殊仍然是如此令人惊骇：“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寄语恶少年，黄金且休掷。” （《驱竖子摘苍耳》）更恐怖的是，“率兽而食人”由形象的比喻而变为血淋淋的现实：“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三绝句》其一） 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军和叛军中都出现了吃人肉的风气，杜甫所写正是这种禽兽行为。而乱世的种种乱象，正是盛世苛政的必然归宿。

再就是抨击腐败奢侈，主张俭德治国。葬送清明盛世的正是统治者的腐败，正如孟子所说：“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一切动乱的根源。杜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朝廷力图恢复之时，他主张应该吸取教训： “洛下舟车入，天中贡赋均。日闻红粟腐，寒待翠华春。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 （《有感五首》其一）使朝廷政权得以稳固的不是军事上的投入，不是金城汤池的坚固防御体系，而是尽量减免平民的赋税，而是统治者施行节俭仁德的政策，盗贼与王臣之间的转化，取决于朝廷是奉行仁政还是苛政。同样的道理，真正能消除外敌入侵威胁的良策，无非也是如何用俭德去治理天下：“提封汉天下，万国尚同心。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时征俊乂入，莫虑犬羊侵。”（《提封》）

杜甫对恶政的批判从 “诛求”二字的使用体现出来，“诛求”的含义是强制征收，索求。统计杜诗全集，“诛求”共用过九次，还有 “聚敛”“割剥”“盘剥” 之类的近义词，真可谓 “苛政猛于虎也”。

四、杜甫诗中的民本意识和反战思想

先秦儒家思想中有两个具有普世价值的学说，一是以民为本，一是反对战争。孔子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论语·季氏》）这就是说， 即使是征服“远人”，也不应动用战争机器，而应以 “文德”去修服。孟子民本思想更强烈：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对于战争的态度，反对也更激烈： “春秋无义战。”（同上）又说：“有人曰： ‘我善为阵，我善为战。’ 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征之为言，正也。若欲正己也，焉用战？”（同上） 这种思想把普通人民的生命视为比社稷 （国家）和君主利益更为珍贵的东西。杜甫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忠实地继承了孟子的衣钵，当普通民众利益与国家、君主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他往往选择站在前者的立场。

首先，杜甫反对唐玄宗的开边战争。盛唐有不少诗人讴歌战争，如王昌龄的诗句： “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出塞二首》 其二）这自然是表现了英雄主义的气概。然而，杜甫却会追问 “血未干” 的到底是什么 “血”？在隆隆的兵车阵容里，看不到英雄，只有 “被驱不异犬与鸡”的士兵；只有 “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家人生离死别。那金刀上的血流成了河，流成了海：“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无论如何，普通人民的生命比国土的争夺开拓更有价值：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 （《前出塞九首》其一）“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同上其六）夷狄的生命毕竟也是生命，难道可以肆意屠杀？ “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杜甫诗中体现出来的正是“好仁”的精神，与孟子的理念如出一辙。

其次，杜甫对于卫国战争也充满纠结。比如他的 “三吏”“三别”，写的是唐军为平定安史之乱而在民间征兵的事情。若站在国家和朝廷的立场，这场征兵运动无疑该作正面歌颂，然而，面对抓壮丁过程中惨绝人寰的场景，杜甫无法做到高调的颂扬和粉饰的掩盖。在 《新安吏》 中，他一边安慰刚成年即当兵的 “中男”及其父母：“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另一边毫不掩饰征兵带来的苦难：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在 《石壕吏》 中，他写 “三男邺城戍，二男新战死”的烈士家庭，却穷得来“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而已送三男当兵的老妇，却不得不被征入伍：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有关社稷朝廷安危的宏大叙事，在杜甫这里成为一个个小人物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 “新婚别”“垂老别”， 甚至 “无家别”。 普通人民成为杜甫笔下的主角，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杜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生动演绎。

再有，期盼战争早日结束，天下早日实现和平，这是杜甫的最大心愿。他告诫统治者： “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 （《提封》）赵次公注：“ 《左传》：‘兵犹火也， 不戢， 将自焚。’ 孟子曰：‘故推恩足以保四海。’”玩兵犹如玩火，必将自焚。显然，这种反战思想也来自儒家。在唐军收复山东、捷报频传之际，杜甫的心思早已超越了对胜利的渴望，而是把目光放得更远：“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洗兵行》）反思战争，企盼和平，是杜甫代表战乱中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惨遭屠戮的人民发出的强烈呼声。它穿过上千年的历史硝烟，至今仍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呐喊！

北宋诗人黄庭坚在 《老杜浣花溪图引》诗中写道：“拾遗流落锦官城，故人作尹眼为青。碧鸡坊西结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缨。故衣未补新衣绽，空蟠胸中书万卷。探道欲度羲皇前，论诗未觉国风远。干戈峥嵘暗宇县，杜陵韦曲无鸡犬。老妻稚子且眼前，弟妹飘零不相见。此公乐易真可人，园翁溪友肯卜邻。邻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鱼鸟来相亲。浣花酒船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驴驮醉起。愿闻解鞍脱兜鍪，老儒不用千户侯。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山谷外集诗注》卷十六）这首诗可谓真正窥探到杜甫伟大而亲切的灵魂，除了致君尧舜上的理想、 《诗经》的美刺精神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老妻、稚子、弟妹、邻家乃至鱼鸟、桃李的乐易相亲，更重要的是“中原未得平安报”的忧思。黄庭坚显然更看重杜诗中的仁厚博爱精神以及和平主义理念。

因此，当我们今天纪念杜甫时，如果只把他看作一个立言忠厚的君子，“一饭不忘君”的忠臣，或者只把他看作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那可以说多少贬低了他的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所以把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乃在于他诗中体现出来的儒家情怀，已超越国界，成为一种人类文明所应遵循的普遍精神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既属于中国人民，更属于全世界人民！

注释：

①（唐） 杜甫著，（清） 仇兆鰲注：《杜诗详注》 卷首，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苏轼著，孔凡礼注：《苏轼文集》卷十 （《王定国诗集叙》），中华书局2004年。

③程千帆等著：《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④苏轼著，孔凡礼注：《苏轼文集》卷六十七 《评子美诗》，中华书局2004年。

⑤洪业等编纂 《杜诗引得》，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责任编辑 彭燕

作者：周裕锴，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6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