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大赋对杜甫诗歌创作之影响

赵海菱

论汉大赋对杜甫诗歌创作之影响

赵海菱

人们往往认为汉大赋乃为 “润色宏业”而作，特点是歌功颂德、劝百讽一。事实上，不论是创作于西汉的还是东汉的，不论其作者是得志的还是失意的，汉大赋无不彰显着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讽谏”始终是其主旋律。唐代诗人杜甫继承了汉大赋的这一传统，同时亦将其创作手法如对比法、虚拟对话法、论析法等成功运用于其诗歌创作之中。可以说，杜诗内容的参政议政本质内核与语言的赋化倾向皆为汉大赋深刻影响之结果。

汉大赋 讽谏 对比法 虚拟对话法 论析法

由于儒教逐渐确立了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核心地位，“讽谕”遂成为汉代文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司马迁、扬雄、班固、王充、王逸都一致强调文章的讽喻性，司马迁、王逸论及屈原，赞美 《离骚》具有讽谏意义，班固以讽谏为标准来评价作品，他认为汉赋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班固 《两都赋序》）由于大赋乃汉代之代表性的文体，此处我们便以赋为主，对汉士人的 “以文为谏”加以分析。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汉大赋只为 “润色宏业”而作，歌功颂德，华而不实，当然有这方面的成分，但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不论创作于西汉的或是东汉的，不论其作者是得志的或失意的，也不论是长篇或是短制，大赋都洋溢着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讽谏”始终是两汉文人作品的主旋律。士人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即百姓苦难的根源在于统治阶层的腐化荒淫，换句话说，统治阶层的腐化荒淫必然导致百姓的苦难，因此，必须防微杜渐，戒奢以俭，早在汉文帝时代，孔臧在 《谏格虎赋》中就曾对统治者纵情游猎进行讽谏，山林中的禽兽被圈禁，百姓惊扰了它们就要被治罪；统治者捕捉禽兽，“戴星入野，烈火求踪”，破坏了农业；人虎格斗，残害了人民的生命……孔臧的讽谏可谓句句都落到了实处。司马相如写天子游猎，极尽夸张之能事，在描绘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上林苑的开阔富足之后，笔锋一转，巧借天子之口写道：“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始。”所以班固说司马相如 “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与 《诗》 之讽谏何异？” 扬雄的 《羽猎赋》《长杨赋》是在他做汉成帝的侍从时写成的，他在 《长杨赋序》 中说： “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网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扬雄随猎归来，借《长杨赋》以讽。汉人的讽谏传统深刻影响了唐代诗人杜甫，同时汉赋家使用的写作技巧与方法，亦为杜甫所借鉴并运用于诗歌创作。

一、对比法。对立统一本为我们华夏民族独具特色的思维模式，汉赋作者都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封建统治者不劳而获，他们纸醉灯迷的寄生生活建立在劳动人民的勤苦艰辛之上，他们越是奢华腐败，劳动人民就越是穷困潦倒。因此，赋家为文，惯用对比。这种对比衬托的手法为后代诗人所效法，杜甫堪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诗人曾困守长安十年，他一方面凭借自己出众的文学才华出入朱门豪家，一方面又郁郁不得志，穷得不得不靠卖药、乞食为生，因此，对上下贫富之天渊之别感受十分深刻，在诗中揭露得也最为尖锐：“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此诗写于天宝十四载冬十一月，当时唐王朝表面上还是一派繁荣景象，诗人基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在诗中揭露出统治集团的奢侈荒淫与下层人民的悲惨境遇，两者对比写来，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杜甫在 《驱竖子摘苍耳》中云：“饱食亦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在 《岁晏行》中云：“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在 《遣遇》 中说：“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在 《写怀》中他幻想一个没有贫富差距的社会： “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在 《有感》中他愤怒声讨：“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

并不只限于贫富对比，杜诗中充斥着得意与失意的对比，人与己的对比，少壮与白头的对比，今与昔、盛与衰的对比，如杜甫在 《醉时歌》中慨叹：“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郑虔，曾被玄宗赞为诗书画三绝，并且通晓治乱用兵之道，却一直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相反，那些肠肥脑满、庸庸碌碌的衮衮诸公却平步青云，高高在上。在 《哀江头》中诗人抚今追昔：“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杨贵妃曾集 “三千宠爱在一身”，杨氏家族更是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如今却灰飞烟灭，玄宗与之阴阳两隔，永难再见。在《秋兴八首》 之三中又云：“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杜甫感叹自己怀才不遇、憔悴失意，而那些 “同学少年”却早据要路，飞黄腾达。在《忆昔》之二中云：“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往昔的富足安宁，今日的荒凉颓败，两相对比，是何等触目惊心。

二、虚拟对话法。汉大赋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作者总喜欢采用虚拟人物问答的形式推动全文，像 《子虚赋》《上林赋》 中的 “子虚”“乌有” 与 “亡是公”，《长杨赋》 之 “子墨客卿”与 “翰林主人”，《解嘲》 中的 “客” 与 “扬子”，《非有先生论》 中的 “吴王” 与 “非有先生”，《答客难》 中的 “客” 与 “东方先生”，《西京赋》《东京赋》 中的 “凭虚公子” 与 “安处先生”，《应闲赋》 中的 “闲余” 与 “余”，《七辩》 中的 “无为先生”“虚然子”“雕华子”“安存子”“阙丘子”“空桐子”“依卫子”“髣无子”，《西都赋》《东都赋》 中的 “西都宾” 与“东都主人”等等，不能完全排除它们是沾染了战国纵横家的流风遗韵所致，但更主要的原因乃在于汉代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了士人精神的压抑和苦闷，他们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以抒己愤、发己惑、展示自己的胸襟怀抱，所以，虚设人物有针对性地提问，然后滔滔不绝地予以解答，文章亦因此更具有真情实感和说服力。杜甫以赋体为诗，也继承了汉大赋虚设人物对话表现主题的写法，这种对话式写法在其新题乐府诗歌创作中特具代表性，以往人们总认为，对话式手法是从汉乐府那里继承过来的，但仔细分析可知，汉乐府民歌的纪实性，其实与杜甫的有意杜撰，存在着实与虚的差别，我们不能说，杜甫的乐府诗都有虚构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并非完全写实，诗人追求的乃是艺术的真实。对话有利于表达诗人的感觉与观念，如 《兵车行》：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据 《旧唐书·杨国忠传》载：“其征发皆中国利兵，然于土风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物故者十八九。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人衔冤毒，无敢言者。”诗人如果以自己旁观者的身份叙述天宝末年，明皇穷兵黩武，连战皆败，大募两京 （长安、洛阳） 及河南、河北，无人应征，杨国忠派遣御史分头捕兵，戴枷押送军所等等，不是不可，但容易流于说教，空洞板滞，所以，诗人采用大赋对话体，让 “过者” 与 “行人” 问答， 特别是让 “行人”本人血泪哀诉：他们十几岁戍边，到五六十岁满头白发还不能回家，他们在军中像鸡犬一样地被驱使，这尚属幸运，千千万万的同行早已战死沙场。良田荒芜，百姓缺吃少穿；生女比生男好，女子不用去当兵送死，男人却随时都丢掉性命，成为荒野游魂……

汉赋所虚拟的人物对话意在表达作者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或感慨，总体而言，议论多于叙事，粗线条的勾勒多于细节的刻画，在宾主问答中， “宾” 问 “主” 答， 以“主” 为主，“宾”只起推动性的辅助作用。杜甫的虚拟人物对话常常是 “主” 问 “宾” 答， 多以 “宾” 为主， 像上面的 《兵车行》 那样，但有时也难分轻重，如 《潼关吏》：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

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

“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

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

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

艰难奋长戟，千古用一夫。”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

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天宝十五载六月，安禄山进攻潼关，哥舒翰受宦官促战，大败，二十万人丧命，许多士兵淹死在黄河里。诗人看潼关吏对筑城守关充满信心，不禁忧从中来，告诫守关将领应据险坚守，不要轻率出战。

另有一些诗篇，行文中看不出对话的问答语气，似乎是主人公一个人在自说自话，但并非没有针对性，像 《新婚别》，新娘子言语之间不时使用 “君”“妾” 这样的字眼：“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应该说，她是在与戍边丈夫对话。

有时也有以 “主”为主的情形，诗人复杂心情难以自抑，忍不住反复加以申明，如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贴昨日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收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该诗写于唐肃宗乾元二年 （759），去年冬天，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以六十万兵围攻相州 （今河南安阳）的安史叛军，相持未下，这年三月，一战而败，诸节度使溃回本镇，郭子仪退守河阳，洛阳一带临近前线，形势紧张，此地曾遭受叛军的践踏，这时又被王朝征兵拉夫。诗人由洛阳折回华州，沿途所见，百感交集，他同情百姓的悲惨遭遇，所以揭露官吏强行拉兵；但同时他又憎恨叛军，希望壮大王师力量，因此又安慰、鼓励人民上前线杀敌。诗人的话是对那些未成年的征夫说的，字字句句，都充满爱护怜惜之情，读之令人感动。

总之，汉赋的虚拟对话范式为杜甫所继承、同时又有了发展与演进。

三、论析法。总的说来，汉代士人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在政治舞台上一展风采，然而，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建立和巩固，使得战国时期那种发扬蹈厉的主体精神难以再现，因此，立功杳不可期，立言遂成为文士的必然选择，他们的为文，绝非游戏笔墨、率而成章，而是殚精竭虑地布局谋篇：“司马相如为 《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跃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尝问以作赋，相如曰……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不止司马相如，枚乘的《七发》，班固的 《西都赋》《东都赋》， 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等等，亦莫不苦心经营，有的达十年之久才写就。尽管两汉大赋在风格上有放旷与凝重之别，但不可否认，作者都关心社会现实，关心王朝命运，试图补救社会的漏洞与衰败，因此，他们在赋中总是不忘为统治者总结历史教训、诊断时代的病因并开出治病良方。司马相如感天子诸侯之奢，于 《上林赋》之末借亡是公之口议论道：“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也。”这是说给诸侯听的，同样也是对万乘天子提出的警告。班固生于东汉章帝之世，《后汉书·孝章帝纪》载章帝素以仁孝著称，史载他 “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平徭减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故乃蕃辅克谐，群后德让。谓之长者，不亦宜乎？”班固无疑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拥护和赞许的，这影响到他作赋的心态和基调，所以他在《东都赋》里少进行规劝、多总结经验：“于是圣上睹万方之欢娱，久沐浴乎膏泽，惧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东作也，乃申旧章，下明诏，命有司，颁宪度，昭节俭，示大素，去后宫丽饰，损乘舆之服御，除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上务。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女修织纫，男务耕耘……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谠言弘说，咸和而吐气。”

汉代以文 （赋）为主，到了唐代，诗歌一变而为大宗。按我国诗歌传统，自是以抒情为其正，盛唐诗歌，风流华美，情景交融，尤重意在言外，余韵悠然，杜甫堪称是一个异数。自称“诗是吾家事”的杜甫，生逢大唐由盛转衰之际，充分发扬汉代士人竭诚以谏的传统，将他对时事的认识、对历史的反思、对人生的感悟、对流俗的不满统统写进诗里，不论皇帝能否看到，诗人凭一片至诚始终不渝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希望有补于时政。他在诗中常常要针对具体事端进行分析论证，诗的篇幅亦由此而增长。

《北征》被人们认为是一首赋体奏章式的诗篇，诗中除了叙写沿途及回家见闻外，主要论析了下面几件事情：朝廷向回纥借兵；关于平叛的总体战略；评价马嵬兵变。

诗人对朝廷借兵于回纥是充满忧虑的： “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诗人以 “妖氛” 来形容安史叛军，用 “阴风”来比喻回纥之兵，狼去虎来，皆为大患，关于“圣心颇虚伫”，即 “皇上虚心以待”，唐肃宗复京心切，对借兵回纥将遗患未来，根本不予考虑，“上欲速得京师，与回纥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子归唐，金帛女子皆归回纥。’”何其荒唐！京城收复，回纥果然大举抢夺，广平王百般劝阻，重赏了事。后来，回纥骄横跋扈，难以掌控，祸患无穷，皆根源于此，杜甫在此问题上是颇有远见的。这一话题于后来居秦州时所写的《留花门》中再次加以论述：“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长戟鸟休飞，哀笳晓幽咽。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对回纥的野蛮凶残、滞留扰民义愤填膺，对肃宗的和亲之举表示不满。

关于平叛的策略，诗中写道：“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易绝。”诗人建议趁秋气肃杀之机，深入敌后，直捣叛军老巢范阳，使之无家可归，然后将叛军一举歼灭，这的确是一条切实可行之路，其战略构想与李泌相同，《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载：

上至凤翔旬日，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会，江淮庸调亦至洋川、汉中。上自散关通表成都，信使骆驿。长安人闻车驾至，从贼中自拔而来者日夜不绝。西师憩息既定，李泌请遣安西及西域之众，如前策并塞东北，自归、檀南取范阳。上曰：“今大众已集，庸调亦至，当乘兵锋捣其腹心，而更引兵东北数千里，先取范阳，不亦迂乎？” 对曰：“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 “何也？” 对曰： “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锐，攻禄山已老之师，其势必克。两京春气已深，贼收其余众，遁归巢穴，关东地热，官军必困而思归，不可留也。贼休兵秣马，伺官军之去，必复南来，然则征战之事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乡，除其巢穴，则贼无所归，根本永绝矣。” 上曰：“朕切于晨昏之恋，不能待此决也。”

杜甫的军事战略才能于此可见。可惜肃宗返京心切，急不可耐地以收复两京为首务，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关于马嵬坡兵变，杜甫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处死杨贵妃，是明皇英明果断，杨贵妃死有余辜，不值得同情：“忆昔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葅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北征》一般人认为，杜甫沿用了历来所谓 “红颜祸水”的陈腐观点，缺乏应有的深层理性思考与判断，其实不然，杜甫这段议论大有深意，诗人在肃宗身边任左拾遗前后一年，对宫廷内部之明争暗斗了然于心，张良娣 （此时尚未封后）是一个阴险的女人，她害死了 “性英果，有才略”、屡建战功的建宁王李倓，又进一步谋害肃宗长子、有望成为太子的广平王俶， “是时广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潜构流言。”李泌抵制这些阴谋，于是又陷害堪称擎天一柱的李泌，以致李泌几次三番向皇帝要求 “复为闲人”……马嵬坡兵变要除掉的首恶是杨国忠，而不是杨贵妃，杜甫在此特别将杨贵妃列为首恶，意在讽谏肃宗不要被张良娣所迷惑、所左右以致酿成大乱，晚年诗人回首这段历史，仍对张良娣、李辅国之流痛恨不已：“邺城反复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令今上犹拨乱，劳心焦思补四方。”（《忆昔》之一）杜甫以诗为谏的目的非常明确。

不仅杜甫在朝为官时如此，诗人终其一生总是关心时事、关注政治，因此，他的诗篇亦总在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尽管这些诗皇帝很难有机会读到，但诗人总是不遗余力地去写，在朋友间传播。杜甫各体诗篇中，夹叙夹议的代表作当推 《八哀诗》，“读 《八哀诗》，令我们感触最深的，是那些随处可见、发人深思的议论，如《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边叙写王思礼的杰出帅才，一边同情他 ‘恐惧禄位高’的临深履薄、忧谗畏讥之心。对奸人的构谗、官场的险恶，诗人曾亲身经历，因此，在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中，诗人痛心疾首地告白道：‘秉钧方咫尺，铩翮再联翩。禁掖朋从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发竟谁怜……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定知深意苦，莫使众人传。贝锦无停织，朱丝有断弦。浦鸥防碎首，霜鹘不空拳’。而 《故司徒李公光弼》，叙述了大将李光弼的盖世武功。安史之乱爆发后，李光弼西扼贼冲，令朔方无虞，肃宗得以起业灵武；史思明伪降再叛，李光弼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天下兵马副元帅，大败史思明，献俘奏捷。如此战功，却遭到宦官程元振的谗毁。而后吐蕃侵犯京师，代宗召李光弼入援，李畏祸降临，竟不敢入朝，忧惧而死。杜甫哀叹 ‘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龙匣’，‘青蝇纷营营，风雨秋一叶。内省未入朝，死泪终映睫。’ 《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一诗，看似只叙旧情，然在诗的最后一段，诗人沉痛写道：‘川广不可泝，墓久狐兔邻。宛彼汉中郡，文雅见天伦。何以慰我悲，泛舟俱远津。温温昔风味，少壮已书绅。旧游易磨灭，衰谢增酸辛。’肃宗不为汝阳立后，又不让汝阳唯一的同胞兄弟为其守墓，致使其坟墓荒为狐兔窟穴……字里行间是在抒发对肃宗的不满。《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对李邕超轶的才华、孤傲的气质、悲惨的结局，给予最深切的缅怀和追悼，先云 ‘竟掩宣尼袂’，再云 ‘魂断苍梧帝’，又云 ‘事近小臣毙’，还云 ‘坡陀青州血’，因为过于愤切，致言语如此颠倒重复。《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卷一三曰：千言万恨，旷有馀情。《故右仆射相国曲江张公九龄》，是写一代贤相张九龄的，此诗为 《八哀诗》末章，亦是以议论入诗，凸显张九龄的绝代风标、远大理想以及直道遭忌、退而用心于文章的无奈。浦起龙 《读杜心解》 卷一之五云：此篇为《八哀》之殿，须融会老杜一生心迹看，识更卓，意更微，自来罕有窥测者。”总之，《八哀诗》以赋体为诗，叙论结合，纵横驰骋，可谓大手笔。大历二年，诗人暂居夔州瀼西，被吐蕃扣留两年之久的御史大夫李之芳放归，诏拜礼部尚书、太子宾客，眼下在夷陵 （今湖北宜昌），当时郑审任秘书少监，在江陵，两人与杜甫有书信往来，诗人以 “长篇巨著” 《秋日夔州咏怀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以赠，诗有希望二人回朝后引荐自己之意，但非常含蓄： “置驿常如此，登龙盖有焉”，将他们比作古代礼贤好客的郑当时与李膺。诗中有一大段议论是他对时事的看法：“即今龙厩水，莫带犬戎膻。耿贾扶王室，萧曹拱御筵。乘威灭蜂虿，戮力效鹰鸇。旧物森犹在，凶徒恶未悛。国须行战伐，人忆止戈鋋。奴仆何知礼，恩荣错与权。胡星一慧孛，黔首遂拘挛。哀痛丝纶切，烦苛法令蠲。业成陈始王，兆喜出于畋。宫禁经纶密，台阶翊戴全。熊罴载吕望，鸿雁美周宣。”诗人怀念当年肃宗即位灵武、将相一心的日子，痛恨叛贼仆固怀恩勾引吐蕃入侵中土，感慨程元振以奴仆而谬与大权，致使将帅离心，军威不振，赞同永泰元年代宗下哀痛诏罪己、永泰二年大赦改元、停十亩税之法，最后希望郑、李二人效忠王事，表示君臣共济、中兴可待……杜甫的大多数酬应诗都是如此，决非单纯叙述私交，对国事、天下事的议论往往是诗中最重要的一环。

杜甫曾云：“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著论准 《过秦》，作赋拟 《子虚》 ” ……其实，诗人绝非只是作赋效仿汉大赋，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作诗同样也取法汉大赋，以赋为诗，以诗为谏。总之，杜诗内容的参政议政内核与语言的赋化倾向皆为其深受汉大赋影响之结果。

注释：

①刘昫等：《旧唐书·杨国忠传》，中华书局本1975年版，第3243页。

②吕壮译注：《西京杂记》卷二，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9页。

③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九，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871页。

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887页。

⑤赵海菱：《汉乐府与杜甫的平民化书写》，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66页。

责任编辑 刘晓凤

作者：赵海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