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小说《堕落》的叙事研究
——个人抑或众人的故事？①

胡园园

加缪小说《堕落》的叙事研究
——个人抑或众人的故事？①

胡园园

作为一部对加缪而言具有叙事疗伤意义的小说，《堕落》对研究加缪的文化身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依托叙事理论，分别从自传叙事、契约叙事以及叙事身份的层面出发，还原小说中的多种叙事声音，并以此作为加缪文化身份中的可述性，在身份的同一性和他者性中概括出加缪的文化身份状态。

加缪；《堕落》；自传叙事；契约叙事；叙事身份

引 言

加缪(Camus)的短篇小说《堕落》(LaChute)在作者的写作生涯中被看作是一个“断裂”*罗歇·格勒尼埃. 《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顾嘉琛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5页。。它的反讽风格除了在《流放与王国》(L’ExiletleRoyaume)中的《反叛者》(LeRenégat)一篇中出现过外，在加缪的后续创作中再也没有出现过。*Ellison David R. 《 Le dernier Camus et la Méditerranée 》. Lyotard Dolorès. (Eds.). Albert Camus contemporain. Villeneuve d’Ascq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2009, p. 23.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口吻，将一个名叫克拉芒斯(Clamence)的法国人的所思所想和种种经历和盘托出。克拉芒斯本是巴黎的一名律师，在事业、爱情和生活上都是一个成功者。但在近乎完人的表象下却是一个自私自恋、妄自尊大、自欺欺人却又孤独落寞的灵魂。他在巴黎追名逐利、玩弄感情，却又假装是在认真对待生活。直至某日深夜，他没有去救一名落水女子。这段经历让他再也无法继续扮演他那表现出来的高尚角色。于是克拉芒斯离开了巴黎，来到了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并在那里的酒吧里消遣度日。然而他并非是要过上隐居生活，而是以忏悔者的姿态在酒吧里贩售自己的故事，继而套出别人的故事，并最终扮演起审判他人的法官，从而将自己从自责中解脱出来。这部小说折射出了战后西方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它所呈现的“镜子游戏”*罗歇·格勒尼埃. 同上，第206页。让加缪的同代人能在其中找到各自的身影。也正是这种喻世意义使得《堕落》比《局外人》(L’Etranger)和《鼠疫》(LaPeste)在西方拥有更多的读者。然而对中国读者而言，《堕落》时代意义的影响要小得多。它被看作是加缪在与萨特交恶后的一段充满戏谑和嘲讽的疗伤叙事。这段叙事与加缪其他小说的叙事比起来，更能展现作者个人的内心思想。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堕落》成为打开加缪本人文化身份之门的一把关键钥匙。

一、 《堕落》中的自传叙事

《堕落》所展示的叙事框架有别于其他小说的传统叙事。它在进行第一人称叙事的同时，始终预设了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受述者。这个受述者一直以来被看作是叙述者以及加缪本人。叙述者、受述者、作者和人物的部分重合使得这部小说的叙事具有自传叙事的某些特质。就其中叙述者和人物的关系，菲力浦·勒热讷(Philippe Lejeune)在《自传契约》(LePacteautobiographique)里的“自传话语”一篇中指出，所有自传叙事的基本语调都体现出了一种认同感：也即在认识层面上“总结出生活中决定性的开端和时刻”*菲力浦·勒热讷. 《自传契约》. 杨国政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68页。，以及在情感层面上表达出自传叙事所具有的“今天仍然的语调”*同上，第69页。。因此，每当小说中的主人公克拉芒斯回想起那个没有救起落水女子的夜晚，他就从咄咄逼人的法官角色退回到忧心忡忡的忏悔者角色中来：

“我就这样奔跑着，……也不知道该在哪里止步，直到那一天，或者说那个晚上：音乐声戛然而止，灯光骤然熄灭。”*阿尔贝·加缪. 《加缪全集·小说卷》. 柳鸣九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303页。

“不过此事我久久未能忘怀……”*同上，第313页。

“只有我觉得那件成为我记忆核心的经历，一旦发生之后我就始终不能忘怀。”*同上，第319页。

那个夜晚像梦魇一般始终纠缠着我们的叙述者兼主人公，成为一只想从堕落深渊的边缘将其拉起来的手。虽然克拉芒斯最终没有抓住这只手，但那一夜却成为其生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即便没有拯救克拉芒斯，但却塑造了我们眼前的这个多面而复杂的他。与回忆这种生命中决定性时刻相对应的还有至今依旧动容的叙事语调：

“此情此景，迄今仍历历在目。”*同上，第313页。

“很久以来，我沉湎于人人赞同的幻想中……”*同上，第324页。

“我从未真正以为人间百事值得当真。”*同上，第327页。

“我只是继续尽力扮演自己的角儿。”*同上。

这一自传叙事的基本语调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始末，使得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认同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作为叙述者的克拉芒斯和作为人物的克拉芒斯之间也存在有一种距离感。克拉芒斯的回忆中也有对地中海岛屿和堕落之前生活的怀旧，但更多的是一种病入膏肓的厌旧情绪。这种情绪拉开了叙述者和主人公之间的距离，但却与怀旧一起构成了自传叙事的基本形态。

《堕落》中的叙述者与身为作者的加缪本人之间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关系。很多评论家把克拉芒斯看作是一个综合体——他身上既有加缪的影子，也有萨特和其他战后巴黎知识分子的身影。加缪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巧妙地将自己隐身在一个群体内。加缪曾认为当代作家不是在写故事，而是要“创造自己的天地”*罗歇·格勒尼埃. 同上，第206页。，克拉芒斯正是一个糅合了他自身的创造物。那些在自传契约中看起来难以启齿和难以言传之事，例如肉欲、表演癖、妄自尊大，都能被坦然地安排在一个以第一人称叙事的他者——克拉芒斯身上。作为叙事者的克拉芒斯具有出色的口才。这一点与加缪本人极为相像。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认为加缪之所以能把读者带往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结论，“全靠了他镇静的声音和语调的力量”*桑塔格. 《反对阐释》. 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61页。。与此同时，联系到《堕落》发表的年代，可以想象出作品中叙述者那滔滔不绝的自述是加缪的一种情感宣泄。在经历了与萨特进行的论战所带来的伤痛之后，加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了沉默。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他。最终，那个曾经活跃在法国文坛和文化界的加缪以《堕落》中叙述者的身份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中来，并以文学这种巧妙的隐喻方式对那些左派知识分子做了最好的漫画式回击。

二、 《堕落》中的契约叙事

“叙事具有交易的最一般形式”*格雷马斯. 《论意义(上)》. 吴泓缈、冯学俊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45页。，它如同一个“被编程的活动”*同上。，以契约的模式，完成了通常意义上的缔约、践约和完约。这种叙事模式起源于神话叙事，经常出现在之后的文学作品中，并经常被结构主义学派用来研究文学。*梅新林. 《〈红楼梦〉“契约”叙事论》. 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06期，第19页。《堕落》中的主人公克拉芒斯，在感化法官和忏悔法官之间来回变换角色，滔滔不绝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和盘托出。他的自述在叙事层面充当了契约交换的一方，旨在换取对方受述者的叙事要素，达成一项平等的叙事交流。但这一蕴涵在叙述之中的交换过程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既是产品又是生产过程，既是商品又是贸易”*邹涛. 《叙事、记忆与自我》.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1页。。它的动态性质使得叙事交流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变数。因此在叙述层面上，缔约——践约——完约的契约发生模式也具有与实践生产生活层面上类似的变数。例如，在《堕落》的契约叙事中，从一开始提议缔约，就“构成了一个认知上的中性的先决条件，该条件允许我们把受信主体设想为模态主宰，拥有接受或拒绝提议的自由。”*格雷马斯. 《论意义(下)》. 冯学俊，吴泓缈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18页。在这里，我们无法看到受述者对这场契约的态度。即使可能存在，有的态度也是通过叙述者的转述而体现出来的：

“您大概在经商吧？差不多是这样。回答得妙！”*阿尔贝·加缪. 同上，第293页。

“什么？哪天晚上？我会来的，请耐心等着。”*同上，第304页。

那么本应存在于契约叙事中的另一方受述者，在叙事交流中的作用就被叙述者所逐渐代替，直至成为一个缺乏实质功能的形象符号。因此我们可以说《堕落》呈现的是一种“变异性的契约叙事形态”*梅新林. 同上，第30页。，这种形态使得受述者一方的信息处于缺失状态。而作为隐含读者，甚至真实读者的我们，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完全位于暗处，并默许了叙述者的随时和随意介入。在这种没有叙事另一方干预的情况下，传统的契约叙事三过程就被悬置了起来。我们没有看到正式的缔约。践约也是在单方面的掌控下进行的。而在作品的结尾处，完约以叙述者与受述者融为一体而无须听众的形式为整篇小说画上句号：

“咱们不是物以类聚吗？唠唠叨叨，无须听众，案例雷同，答案现成。”*阿尔贝·加缪. 同上，第351页。

也正是这样的叙事模式使得作为受信一方的受述者、隐含读者和真实读者位于一种被替代的位置。契约叙事的一方将话语权交给了另一方，并在对方的提议陈述和说服陈述中，逐渐通过从“您”到“我们”的人称转变，与话语的操纵主体融为一体。这样一来，叙述者克拉芒斯的目的达到了。他通过审判自我达成了审判他人的愿望。

《堕落》的叙述者在独白性质的对话中占据着一片话语领地，一个用来迷惑读者，使读者不知所措的话语网。在这个话语迷宫中，真假难分。但就像主人公所说的那样，“谎言倒像黄昏美景，衬出万物的真相。”*同上，第340页。艾利森(Ellison)认为，“也许通过谎言的迂回能更灵敏地接近真理。《反抗者》(L’Hommerévolté)要求的是统一性，而《堕落》解构所有统一思想的可能性，并揭示在任何思想下人类话语可能有的欺骗性以及词语本身的背离本质。”*Ellison David R. 《 Le dernier Camus et la Méditerranée 》. Lyotard Dolorès. (Eds.). Albert Camus contemporain. Villeneuve d’Ascq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2009, p. 23.《堕落》中作为“立约发送者和审判发送者”*格雷马斯. 《论意义(下)》. 冯学俊，吴泓缈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的动元复合人物克拉芒斯通过“立约和承认身份的认知审判”*同上。的形式对契约叙事进行了干预。作为其策略的谎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另类的契约叙事，也让我们对叙述主体的身份充满了好奇。

三、 《堕落》中的叙事身份

通过分析《堕落》中的自传叙事和契约叙事，我们将该叙事交流过程中的信息发出者、人物以及信息接收者的对照关系做了如下图所示的解析：

如图所示，克拉芒斯这个名字与叙事交流过程中的每种身份都能对应起来。加缪作为真实和隐含的作者，他的身份特征必然反映在克拉芒斯这个人物兼叙述者身上。那么这部小说中的叙事身份必然能折射出加缪本人的文化身份。

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叙事身份是“人类通过叙事的中介作用所获得的那一种身份认同”*刘惠明. 《“被叙述的自身”——利科叙述身份/认同概念浅析》. 现代哲学，2010年第6期，第82页。。它从情节化，即叙事塑型(configuration narrative)的整体运作中生成出来。利科将叙事的本质看作是一条通往和谐性的整合之路。它将主体身份构建和身份认同融合在了一起。如此一来，经过叙事性整合过的自身才能成为“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想象着自己的某‘具型的自身’”*同上，第88页。。“这样的自身并不是实体性或恒常不变的主体，却能为其言其行担负责任。”*刘惠明. 同上，第88页。那么叙事不但成了推动整部小说情节发展的原动力，也“努力将杂乱的人生素材整合成相互关联的一体，以赋予人生一种形式的完整性和意义的贯通性，一个有意义的、连贯的、独一无二的自我也因此得以彰显出来。”*邹涛. 同上，第130页。与此同时，叙事的开放性和不稳定性也决定了身份的多样性和杂糅性，使得身份具有一个不可穷尽的内涵。

在克拉芒斯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多重的叙事塑型。作为人物的克拉芒斯曾经是一位事业颇为成功的巴黎律师。物质、精神上都是一个成功者。但一次未施援手的经历使他从此遭受良心不安的折磨，并开始从内部逐步拆毁自己的精神大厦。于是他躲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吧里，在那里用自鸣得意的神情充当起了忏悔法官。但对这一人物的形象和经历，我们是通过作为叙述者的克拉芒斯的叙述而了解到的。“叙事一直都是另一个故事的故事。”*托多罗夫. 《散文诗学：叙事研究论文选》. 侯应花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29页。那个正在阿姆斯特丹的酒吧里侃侃而谈的叙述者的叙述本身也是一种叙事。“叙述者永远是个编造出来的人物，是个虚构出来的角色，与叙述者‘讲述’出来的其他人物是一样的”*巴尔加斯·略萨. 《给青年小说家的信》. 赵德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7页。。这就是第一人称小说叙事的独特性。它使得“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又充满了诗性。”*祖国颂. 《叙事的诗学》.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页。“我”一旦与小说中的人物有了交集，“就从‘述本’的时空中跳到了‘底本’的时空中，从而不再是叙述者，而是和人物一样成了被述的对象”*同上，第27页。。如此一来，叙述者克拉芒斯的身份也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他的叙述由5次谈话构成，其中有不留情面的自责，也有对社会、时事的辛辣嘲讽。在他的叙述中，我们时而能体会到真诚，时而能察觉到玩世不恭；时而能听到激烈的抨击，时而能感受到欲言又止的保留。相比之下，小说作者或小说隐含作者的生活就要更为丰富了。“他先于小说的写作而存在，并于小说完成后继续存在；甚至在作者写小说时，也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完全吸收进去。”*巴尔加斯·略萨. 同上，第46—47页。联想到加缪写作这部小说时的状况，我们不难发现作为隐含作者的加缪具有与主人公克拉芒斯相同的怯懦和自责。他因“个性的敏感和政治上的忠诚”*托尼·朱特.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章乐天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煎熬之中，因而时常欲言又止。在加缪的传记作者兼朋友格勒尼埃(Roger Grenier)看来，写作《堕落》时的加缪受到了论战的伤害。从《婚礼集》(Noces)到《堕落》，加缪已从那充满欢悦的地中海之子沦落为阴冷巴黎的一个孤独局外人。而且更为残酷的是，作为真实作者的加缪此时也已经欧化了，“再也无法直接地接受幸福和不幸。”*罗歇·格勒尼埃. 同上，第211页。

按照利科的说法，“在写作中，叙事在退出人生之前是人生的一部分”，并且会“沿着许多占有的途径，……回到了人生中”。*保罗·利科. 《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 佘碧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41页。那么从以上的多重叙事塑型中，我们能看出加缪作为小说作者的叙事身份。这种身份中包含有人物、叙述者、受述者甚至隐含读者的身份特征。在对“身份”进行定义时，利科就曾指出过它的异质性。作为文化身份的载体，“我”这个我思哲学中的主体，不仅停留在“自身(ipse)”的“同一性(identité)”上，还停留在“自身(ipse)”的“他者性(altérité)”上。“在德里达(Derrida)看来，‘我者自述之’是不存在的；在巴赫金(Bakhtine)看来，我们是没有最后的发言权的。”*D·E·维康. 《我者自述之——巴赫金视角观照下的叙事身份》. 王静译. 叙事(中国版)，2010年第00期，第110页。所以尽管《堕落》是克拉芒斯的自述，是加缪隐秘的内心表述，但也夹杂了他者的声音。无论是忏悔还是指责，写作《堕落》时的加缪已经与他所逃避的那个巴黎文化圈里的人融为了一体。在从“我”、“您”到“我们”的过渡中，加缪无意中在叙事身份上默认了像萨特一样的隐含读者。“就像小说叙事的作者创造了主人公一样，一个内在的他者则‘塑造’了我们。”*同上，第102页。而此时，对于已在法国生活了大半生的加缪而言，这个塑造自我的他者已经离他曾经的北非文化土壤越来越远了。虽然“历史机遇把他‘空投’到了嘈杂、过热而又人人利己的巴黎知识界里”*托尼·朱特. 同上，第118页。，虽然他仍旧带有一些与巴黎文化人格格不入的“粗俗的烙印”*昆德拉. 《帷幕》. 董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67页。，但在与《堕落》创作于同一时期的另一部作品《流放与王国》中，我们却看到：那个曾经被其视为故土和力量源泉的阿尔及利亚，始终是一个流亡之地，算不上真正的家，至多是“一个临时的家”*托尼·朱特. 同上，第120页。。事实上，流亡才是加缪长期以来的一种身份状态。就像叙事身份一样，它不指向一种身份归属，它强调过程，它以自身的可叙性在现实与作品中构成了加缪本人。

结 语

与加缪的自传体小说《第一人》(LePremierhomme)相比，《堕落》更像是一则剑走偏锋的檄文。它描绘出一幅战后西方精神世界里的众生相。利用这个名叫克拉芒斯的面具，加缪在暗讽他人的同时，也完成了由第一人称叙述构成的，类似于忏悔式的自我审判。透过自传叙事中的人物关系，《堕落》透露出加缪本人在文化身份上的彷徨，也以一种另类契约叙事的形式将加缪文化身份的可述性与小说本身所展现出的叙事身份紧密相连。即便叙事声音从“我”向着“我们”过渡，加缪也未曾驻足。他将自己消隐在巨大的叙事洪流背后，继续着自己在身份世界里的流亡。

阿尔贝·加缪. 《加缪全集·小说卷》. 柳鸣九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巴尔加斯·略萨. 《给青年小说家的信》. 赵德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保罗·利科. 《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 佘碧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D·E·维康. 《我者自述之——巴赫金视角观照下的叙事身份》. 王静译. 叙事(中国版)，2010(00)：99-113.

菲力浦·勒热讷. 《自传契约》. 杨国政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格雷马斯. 《论意义(上)》. 吴泓缈，冯学俊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格雷马斯. 《论意义(下)》. 冯学俊，吴泓缈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昆德拉. 《帷幕》. 董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刘惠明. 《“被叙述的自身”——利科叙述身份/认同概念浅析》. 现代哲学，2010(6)：81-88.

罗歇·格勒尼埃. 《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顾嘉琛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梅新林. 《〈红楼梦〉“契约”叙事论》. 红楼梦学刊，2007(06)：19-52.

桑塔格. 《反对阐释》. 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托多罗夫. 《散文诗学：叙事研究论文选》. 侯应花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

托尼·朱特.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章乐天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邹涛. 《叙事、记忆与自我》.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祖国颂. 《叙事的诗学》.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Ellison David R. 《Le dernier Camus et la Méditerrqnée》. Lyotard Dolorès. (Eds.).AlbertCamuscontemporain. Villeneuve d’Ascq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2009.

I106.4

A

1002-1434(2017)02-0030-07

(作者信息：胡园园，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法国文学)

①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NJUSTWGY14001)。

Une étude narrative du roman de CamusLaChute: histoire individuelle ou histoire collective?

Résumé :En tant que roman avec une signification de la thérapeutique narrative pour Camus,LaChutea une grande importance pour l’étude de l’identité culturelle de Camus. Basé sur la théorie de la narration, cet article présente les différentes voix narratives dans le romanpartir des aspects de la narration autobiographique, de la narration contractuelle et de l’identité narrative. En les utilisant comme narratabilité de l’identité culturelle de Camus, cet article analyse le statut culturel de Camus dans l’identité et l’altérité de l’identité.

Mots clés : Camus；LaChute；narration autobiographique；narration contractuelle；identité narr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