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能否赶超中国

郑永年

印度能否赶超中国

郑永年

印度的特殊政治经济文化混合，成了阻碍国家现代化的制度顽疾。印度很难形成东亚经济体的地方发展型政府，很难再步东亚经济体的后尘实施赶超战略。现在印度莫迪政府“对外开放”的动力非常强大，也在千方百计地进行内部的“解放运动”，即废除种姓制度。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印度，倒是有千万个理由去关注印度的崛起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否则就会犯巨大的错误。中国已经是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印两国如能真正实现硬件与软件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就能在国际竞争中为金砖国家发出更多的声音。

中印经济 买办文化 地方割据 家族政治 中印关系

金砖国家中，印度一直拿中国当做追赶的目标。这次中印对峙危机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印度。之前，我们从来就没有正视过印度，总是把印度看成是落后的象征，这种现象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美国和很多西方国家也看不起中国，当时的中国在西方看来实在是太落后了，以至于很多人同情中国。但万万没有想到，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今天，西方人体会到了中国崛起的影响力，但很多人仍然不知道中国是如何崛起的。我们来具体地看印度与中国的相似与不同。

一、印度的买办商业文化

先抛开印度现任总理莫迪的改革，看中印两国的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分别会起到什么作用。第一，印度的人力成本不占优势。中国的商品如洪水般席卷国际市场并不是一个“意外”，这个趋势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被很多国际一流的企业家洞察到了。例如，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传奇企业家松下信之助在改革开放之初访问中国时，发现中国的普通员工工资很低，同时极具生产主动性，热衷于通过劳动摆脱贫困，当时就预言了中国制造的时代会到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劳工工资只有每月数十元，到了90年代初也仅为数百元，而当时日本工人收入在国际上正是如日中天的高峰。所以，中日之间巨大的人力成本差异成了中国企业最初在各方面都不占优的情况下，也能奋力追赶的重要优势。在这方面，印度情况有所则不同。尽管在人口学意义上，很多学者指出印度具有很大的优势，但现阶段印度的人力成本仅仅是略低于中国等制造业大国，不能形成很大的竞争优势。中国的手机品牌进入印度，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直接出口。近两年以vivo和oppo为代表的手机企业才开始直接设厂生产，这并不是由于直接设厂有利可图，而是莫迪政府为了创造就业，对直接进口手机征收13.5%的税款，造成了中国厂商尝试在印度组装而避税。所以在印度生产本身并不具备当初中国那种人力成本上的巨大优势。

第二，印度底层民众求富欲望不强。正如松下兴之助发现的，中国文化造成基层民众都希望努力致富，中国人相信“穷则思变”。印度则不同，目前印度本土大部分底层民众由于宗教和种姓等文化传统，对致富并不热衷，在生活基本需求满足后幸福度很高，并不会像中国民众那样努力工作。所以当初日本等国的企业到了中国，只要把生产线出口到中国，就可以点燃中国民族相应的产业发展。像长虹这样的企业买了日本的落后生产线，从员工到总经理，全是自己的国人，上下一心奋发图强，就运作起了整个企业，然后反过来跟“老师”竞争。而中国的手机企业到了印度，必须连基层员工和代理都从中国输送到印度，才能运作起来。vivo和oppo在印度的很多基层推广负责人，手上管着数十名底层员工，其实都是24、25岁大学刚毕业的中国学生。他们由于非常努力上进，愿意去印度打拼，所以毕业进入公司后，愿意去印度的就一次提拔成为主管。他们到印度的初期就发现，不得不派大量中国员工去印度，印度员工很多只说不做，效率很低。

第三，印度企业家阶层缺失。中国的民族工业能够发展，比基层民众起了更大作用的便是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中国的精英阶层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中国的精英阶层从近代洋务运动开始，就把发展民族工业提到了民族复兴的高度，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还形成了所谓冲击世界500强的民族企业崛起运动。所以中国有一大批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在不断努力，发展民族企业与国外的企业竞争。在传统企业时代，有以海尔、长虹为代表的民族家电企业与日本企业竞争海内外市场。到了现在互联网时代，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首的互联网企业也开始在国际上与美国的互联网巨头竞争。虽然它们有很多让人诟病的地方，但是在民族工业发展这件事上，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反观印度则不然。印度缺乏民族企业家精神，印度的商业文化更多也是买办文化，说得通俗点就是替外国服务的文化。这同印度长期属于英国殖民地有关。很多人都了解印度的IT产业与国际接轨比中国还早，但是印度并没有产生一个有实力的IT公司。印度人都喜欢在美国的IT企业打工，做美国IT产业的关联者，而不是有力的竞争者。再以手机为例，诺基亚作为非智能机时代的移动巨头，在中国和印度都有工厂，但其在中国设厂带动了中国的本土手机制造业发展，而印度本土的手机制造业则一直不温不火。到了智能机时代，中国已经有了可与苹果、三星抗衡的华为、中兴、oppo、vivo等一众品牌；而印度的手机品牌现在不仅继续被国际巨头如三星和苹果压制，也同样被这两年才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新兴品牌如vivo和oppo压制，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倒退。如今印度销量排前五名的手机，除了第一名三星外，其余四名都是中国品牌。

二、印度的地方割据主义

讨论印度政府的作用就要讨论印度的政治制度与目前的政治生态。西方一些学者把中国的地方政府称之为“公司型政府”，印度则不同。印度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联邦制国家，各邦有各邦相对独立的经济政策。各邦政客实际核心目的是为了选票和执政，而不是经济发展。这跟中国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发展摆在首位有极大不同。印度各邦政客获得选票的方式很多，可以依靠宗教手段，可以煽动地方割据主义，也可以学习西方政客大肆承诺福利。所以印度的各级政府在促进民族工业崛起这件事情上并不统一，有的政府不仅没有动力促成，反而因为自己的政治目的不同会起反作用。莫迪之前也是地方首长，做得很成功。但像莫迪那样的地方首长实在太少了。当然，莫迪在地方的成功也是他能够成功当选印度总理的主要原因。

以发生在中印两国的两件事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广州顺德，日后盛极一时的珠江电冰箱厂(即后来号称北海尔，南容声的容声冰箱生产厂)想要扩厂，但是所在的容桂镇已经没有一块合适的土地扩建厂房了。容桂镇的领导当时摊开地图仔细盘算，最后炸掉了一座山包，生生开出一片土地给企业扩厂。1992年1月底，正在广东等地视察的邓小平专程到珠江电冰箱厂视察，这家国内最大的电冰箱制造工厂装备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线，当时他显得非常惊奇。他问：“这是什么类型的企业？”随行人员回答：“如果按行政级别算，只是个股级；如果按经济效益和规模算，恐怕也是个兵团级了。”邓小平参观厂区时感慨地连问了3次，“这是乡镇企业吗？”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那句日后闻名全国的邓氏格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印度则是另一番情形。2004年韩国浦项钢铁公司开启了在印度奥里萨邦(Odisha)大型综合钢厂的建设计划，该项目曾是印度引以为豪的最大海外投资项目。2005年浦项与奥里萨邦政府签订建厂谅解备忘录，拟投资120亿美元建年产能1200万吨综合钢厂，商定建设占地4004英亩、年产12万吨的钢铁经济园区。12年之后，受阻于征地问题，项目建设依旧停滞。在当地民众抗议阻挠下，截至2016年，邦政府仅征得土地2000英亩，其中移交浦项制铁548英亩。一个项目立项12年，印度政府都不能完成起码的土地征集。印度的地方政客，由于选票的原因，不敢得罪地方地主豪强，所以工业用地征集一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莫迪上任后，与他的几位前任一样，一度想改革土地征集法案，但是被印度各种地方势力阻挠，至今没有成功。

三、印度的地方家族政治

在印度，地方行政机构叫做地方自治政府，其规划在邦级政府之下。根据官方的解释，由于中央政府以及邦级政府无法事无巨细的管理地方事务，所以组建了地方自治政府来进行对城市、镇以及更小单位的管理。地方自治政府由当地人选举出政府首脑。印度实际上仍然处于中国人所说的“天高皇帝远”状态，即联邦政府的权力并没有深入到印度的地方层面。

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印度国家的出现。无论是德里苏丹，还是莫卧儿帝国，亦或是马拉地帝国，都未能将这一区域统合成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哪怕是在英属印度时期，大约50%的印度领土实际上是由土邦领主以半独立的形式治理。

独立后的印度在政治上实行大众民主政治，通俗说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治选举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政党和竞选者的施政纲领是否得到选民认可，以及施政结果是否达到选民预期。政党与竞选者因此需要努力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祉，才能获得执政权。这种良好的运作是建立在美国文化统一、宗教信仰基本统一、社会中产阶级是选民中的绝对多数这三个基本前提下的。当一人一票的制度在印度运行时，却呈现了另一个结果。在印度很多地区，由于宗教、种族的分裂，选民投票时并不是考虑候选人或者政党的施政纲领和执政效果，而是看政党是不是代表自己的宗教或者种族。所以在印度很多半独立性质的邦，执政党往往是因为代表着这里的宗教或种族而执政。如果执政党只需要让自己宗教的信徒或自己代表的种族满意，同时煽动对其他宗教或种族的仇恨和歧视就可以持续获得政权，那么他们就没有动力和精力去发展经济。

殖民时代和帝国时代的印度封建贵族，在大众民主的外壳下，摇身一变成了垄断地方行政权力的家族政治势力。他们组建的地方政党是政党领袖世袭的家族政党。首先，他们本身的贵族身份意味着拥有大量土地，当地很多农户都是他们的佃农。佃农们将选票投给他们家族的政党，就会获得一定的小恩小惠；佃农如果敢不投票，他们就会用各种手段盘剥租种他们土地的佃农。当这些地方贵族当选后，紧接着就会动用行政权力将地方的民生经济如道路、加油站等控制在自己家族的企业手中。这样，在下一次竞选中，他们对底层贫困百姓施以的恩惠会更多，对底层百姓选票的控制力就会更强，如此循环。这种经济结构造成了印度地方的家族政治，例如在印度的旁遮普邦，锡克教占绝大多数，当地的执政家族是巴沙尔家族，现任邦首席部长是帕喀什·巴沙尔，副首席部长苏克比尔·巴沙尔是他的儿子。该家族占据了该地交通、电力、通信、酒店等大部分市场，从2004到2014年间，仅苏克比尔一人的财产就猛增100倍，达到10亿卢比。这个家族虽然腐败至极，蛮横敛财无所顾忌，但是由于在行政上高举保护锡克教社群的大旗，经济上又能通过小恩小惠收买底层穷苦民众的选票，所以一直稳稳当当地把持着当地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垄断地方政治的豪门贵族，不仅不会促进现代化工业在当地发展，还会不遗余力地阻止这一过程。垄断地方政治的这些家族，凭借的是对大量贫穷的底层佃农的选票控制。他们的公司都是凭借政府特权的垄断性企业，绝大部分都不是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如果佃农离开了土地，进入了工厂，就等于这批佃农脱离了他们的掌控范围。如果大量的佃农融入了工业化社会，成为不受他们经济胁迫的工人，那么他们势必要失去执政的基础。因此，地方豪强会不遗余力打着保卫耕种农户权益的旗号，阻止莫迪推行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征地法案。

地方豪强阻止中央经济改革的手段还不止土地政策一项。印度地方政治家族同样会利用他们控制的地方民生经济领域的垄断企业为工具，为印度改革设置巨大障碍。根据印度最大的律所之一SNG & PARTNERS业务相关估计，大约有90%以上的印度企业被家族拥有。普华永道在2016年底出具的印度家族企业报告中指出，在印度家族企业中，有84%对于他们的未来表示乐观；同时有35%想要直接交给下一代管理，以及有48%的家族企业计划引入职业经理人,但是依然由下一代继承拥有权，即有83%的家族企业在计划中将被继承下去。这一家族企业的经营现状跟中国超过65%的民营家族企业无法在家族内进行权力交接刚好相反。显然这些家族企业能够顺利交班给下一代不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有多成功，下一代的经商能力有多强。归根溯源，在于除了少数类似塔塔集团这样的真正经营现代工业的家族企业外，绝大部分的家族企业其实是凭借地方政治势力垄断地方民生经济的寻租企业。就算现代化工厂在当地征集到了土地，这些政治家族也可以利用这些垄断型企业在电力、用水等方面刁难试图发展新兴工业的企业。只有将他们治理下的民众维持在农业贫困线上，才能在选举时用极低的成本轻松购买到足够的选票保持他们家族的政治地位。因此，这些地方政治豪门便不遗余力地在土地政策、税收和经济上阻挠改革。莫迪政府在地方势力面前处处碰壁，根源便在这里。

中国很多学者简单地认为印度民主会让印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可持续优势，其实，并没有经验证据。上述所讨论的都是在印度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构架内发生的。不难看出，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都是这些豪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最有效武器，是无稽之谈。民主制度在印度并没有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而是和印度的特殊政治经济文化混合，成为阻碍国家现代化的制度顽疾。总而言之，印度很难形成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的地方发展型政府，很难再步东亚经济体的后尘实施赶超战略。

四、金砖机制下的中印关系

近年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形成以领导人峰会为引领，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和外长会晤等部长级会议为支撑，在广泛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的多层次架构，已发展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金融和发展领域交流与对话的重要平台。同时，金砖发展银行的成立意在打破由国际货币基金以及世界银行把持的西方经济体系，提升发展中国家在此体系中的地位，这些都是积极的。尽管印度至今不接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中国还是努力地推动中蒙缅印关于孟加拉湾的合作，让印度有发展空间，也让在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看到金砖国家合作的辐射影响力。同时，中印之间也开始技术分享，意图创建金砖国家自己的技术能力。例如，中国国家航天局宣布和印度共同开发公用的卫星系统。在商业上，无论是华为、中兴等从事电器生产、软件开发、通讯、汽车制造等颇具实力的私营公司，还是钢铁、煤炭、水产、化工、工程承包等行业的一批“国字企业”，它们都在印度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中国已经是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印两国如能真正实现硬件与软件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就能在国际竞争中为金砖国家发出更多的声音。

如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至少现在莫迪政府“对外开放”的动力非常强大。道理很简单，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莫迪在内部改革很困难，但引入外来的因素则比较简单。中国以及早先的日本等都是通过引入外来经济因素克服内部既得利益的。同时，莫迪也在千方百计地进行内部的“解放运动”，即废除种姓制度。如果成功，废除种姓制度可以说是印度真正民主化的开始，对印度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外开放”和“内部解放”这两方面的因素如果成功结合，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来改变印度。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印度，倒是有千万个理由去关注印度的崛起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否则，就会犯巨大的错误。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沈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