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外交析论

□杨雪晨

纵观西夏外交，不难发现无论强弱，其“结弱抗强，自强相抗”的外交原则贯穿始终。凡辽、金欲扩张南侵，西夏大都臣辽附金;当中原王朝稍有喘息，西夏便将边境贸易提上日程，甚至结宋抗金。西夏无意也无力占领中原，只在叛附之间谋得战争红利，此举既为自身发展争取了时间，又可从战争中掠夺资源。

一、“一体三段”的发展脉络

西夏在辽、宋博弈期间(982—1125)积蓄国力，经历了从求存、求安到求强、求富的发展过程。这一时期可作为西夏积蓄之期，为西夏外交之首段;同辽、宋，金、宋三足鼎立时期(1115—1206)，三国相和、相济、相抗、相争，西夏经历了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是为西夏外交之中段;蒙、金、宋之间反复更张(1206—1227)时期，西夏在与蒙古、金的战争中自保喘息，前两期积蓄的国力短时间内耗尽，是为西夏外交之末段。以上是对西夏外交“一体三段”脉络的大致梳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个时期互有交融，而非割裂、排斥。三者虽以某一历史事件为边界，但并不以此为机械的分期节点。

1．臣辽抗宋

辽与西夏的关系，是中国境内两个不同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关系。西夏从臣属于辽、脱离其羁绊到再次臣属，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

自晚唐获封定难军节度使开始，党项夏州李氏政权世代割据陕北，“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2］。北宋一统中原后同辽成南北并立之势，夏州李氏开始出现存亡危机。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迁兴兵反宋，三年后失败，“由是麟、夏、银三州复背继迁，归宋者百二十五帐，户万六千余”［2］。夏州李氏难以自持，权衡辽、宋两国利弊后，雍熙三年(986)遣使入辽以求归附，开启了臣属于辽的外交序幕。最初，辽与北宋各扶持了一个附属政权:北汉附辽，夏州李氏归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北汉灭亡，辽顿失藩屏，李继迁迎娶义成公主后与之结为秦晋之好，合力制宋。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是夏州李氏第一次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联合在军事与政治上压制中原王朝。夏州李氏归辽抗宋，其存亡危机得以缓解，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力量渐强，“及契丹妻以公主，羌部慑服，输牲畜者日众”［3］51，夏州李氏的政治、军事地位显著提高，屡犯宋边，实力获得长足发展［4］。

西夏外交温和的一面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和亲”与“称臣”。前者通过血亲关系，诉诸华夏政权“家国同构”的内部伦理，互通婚姻的实质便是这种血亲纽带维系的内部政治伦理的外延。自汉唐至有宋一代，婚姻关系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普遍关系。大略如前已述，其政治利害、利弊损益斑斑可考。后者所形成的同盟关系诉诸层级森严的君主制，君臣、兄弟之国的实质是这种内部政治秩序的外化。两种关系相互补充、刚柔相济，从潜在与显在两条线共同指向同一根本性关系——等级。这种不等关系植根于民族政权内部秩序的有序性，一直延续至近代才得以终结。

夏州李氏“称臣请封”的国策既稳固了政权，又扩大了疆域，立足于河西走廊的丰沃田地与广阔牧场，党项部落的农牧业和商业得到长足发展。1038年，元昊利用第一阶段的外交红利获得了政治稳固，称帝建立西夏。对于夏州李氏“臣无定主”的暧昧态度，辽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李元昊与兴平公主不谐，公主薨，(辽)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诏问之”［5］1526。在对事件原因的交代上，《辽史》采取了“省力”这一惯用的叙事手法，“不谐”二字轻描淡写地将夏、辽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变化归结为个人私由。这一事件开启了夏、辽交恶的历史，《西夏书事》认为“此契丹、西夏开隙之始”［3］147。

2．三足鼎立

西夏建立后，与北宋、辽呈三足鼎立之势。辽、宋建国日久，民众粮足，在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上远超西夏。西夏对二者的向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力量的殊异。立国伊始，北宋大举伐夏。西夏三败北宋后转而积极进表请封，显示出西夏外交颇为务实的一面。庆历和议规定，北宋每年赐予西夏绢、银、茶、帛数万，双方在边境开展榷场贸易，夏之盐、马与宋之粮、茶互通有无。西夏虽然挫败了北宋的多次攻伐，权衡利弊后仍以温和的外交政策结束了宋夏战争。由于这一时期的西夏尚无大举进攻、深入北宋腹地掠夺资源的能力，所以不得不继续通过“进表请封”的手段换取稳定的物资输入。

庆历四年(1044)，辽出兵征伐西夏，李元昊败之于贺兰山。至此，西夏获得外交主动权，在辽、宋两国之间游刃有余。不过，西夏在外交关系上并未形成辽、宋那样的“兄弟之国”，仍处于“君臣之国”的不等地位［6］。北宋以宗主国自居，对西夏抚之以岁赐，事之以“蕃务”。此外，宋朝“重燕轻夏”的既定国策决定了虽与西夏战和相生，但始终不如辽那样受到重视。西夏长期执行叛附无常的外交政策，“使者在廷，犹或犯境”［2］4721成为常有之事，说明其外交思路没有跳出处理传统外交的窠臼。这一点相较于北宋，缺乏稳定性与持久性，反映在国家内政层面便是利益盈亏的不稳定与不均衡，为日后西夏的式微埋下了祸根。政和五年(1115)，辽成安公主下嫁夏崇宗李乾顺。从此直至辽亡，辽、夏外交不曾出现大的波动。这既有宋、辽、夏三方格局平衡的外在影响，也不乏成安公主的个人私功。金崛起后攻灭辽、宋，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压制西夏。此举虽能在短期内制服西北，但终因西夏敌意深厚，金夏之间没有和亲。

金主政东北后，西夏随即变更外交政策，转而附金。靖康元年(1126)，金大举伐宋，西夏乘虚侵入陕北。一则为稳固刚刚建立的金夏同盟，二则希望凭借金的强大武力低成本掠夺资源。西夏外交的巨大红利，往往在别国陷入战争时得以体现。此次，西夏兵损既少，财耗也寡，而割取自北宋的土地和人口却十分可观。九年后，西夏斡旋于金，获得乐、廓、积石三州，占据黄河上游地区。通过纯粹的外交手段，西夏获得的疆域之广前所未有。此间不足百年，宋、夏战和交错，西夏并没有因北宋的温和外交政策而长期休战，北宋亦未因给予西夏岁赐而获得长久安宁。西夏外交计在当下，利利相交;亦在长久，得隙图强。然而，西夏外交的成功无法离开宋、辽、金三国不断变化的力量格局。由于没有在外交红利期及时积蓄国力，西夏最终因无法承受来自北方的蒙古大军的军事打击而亡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成熟的外交策略或可在短期内弥补国力的不足，但外交不独立所带来的弊病却非外交本身可以根除。如此观之，蒙古大军摧枯拉朽的六次征讨，彻底耗尽了西夏本不丰厚的家底。

3．蒙古之危

西夏附金虽然时有叵测，但终究延续了八十年。当时，金倚东北，直抵淮河;宋以淮河、大散关为屏界，保有部分中土，偏安东南;大理居西南一隅;吐蕃据青藏高原;西夏掌河套、陇右之地。蒙古兴起于漠北后，迅速成为比辽、夏、金更为军事化的先军国家，欲挥师南下，大张挞伐，统一中国。金、夏凭一己之力难抗蒙古，遂结为“兄弟之国”互保其土，西夏“请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3］494。但是，首鼠两端的西夏故技重施，在与金结盟的同时，暗中向蒙古称臣、纳女、和亲，表达藩属之意以求喘息，从而犯下“事强”的致命错误。此次外交之利颇为微薄，西夏未能抓住有利契机修明内政，整顿防务，沉迷于党争杀戮难以自拔。夏襄宗即位后仍不注意积蓄国力，幻想通过依附别国求得生存。在蒙古大军的多次军事打击之前，西夏内部潜在的分裂因素便已显现。这些分裂因素虽与蒙古的军事打击不无关系，却早在西夏立国初期就潜藏于外交红利之下。

这一时期的西夏外交大致经历了附金抗蒙、降蒙侵金、联宋伐金三个阶段。应天二年(1207)，蒙古出兵伐夏，金不相救，夏襄宗被迫向成吉思汗求和以换一时之安。五年后，西夏开始附蒙侵金，大肆在边境地区攻城略地。光定七年(1217)，西夏首都中兴府被蒙古大军围困。次年，西夏遣使联金遭拒，再次投向蒙古阵营。几年后，西夏联宋攻金盟约既成，大举伐金却无所获。在此过程中，蒙古之危未减，金、宋之利无收。夏、金相残，与其说是蒙古外交计策之成功，毋宁说是二者国力不足、自身短视所导致的恶果。西夏附蒙后，成吉思汗征兵日益频繁，国内怨声载道。1223年，蒙古灭夏的既定军事政策开始付诸实施，西夏则直到1226年夏献宗即位后才重新开始联金抗蒙。此时，西夏兵虚财尽，最后的外交政策也回天乏术［7］。随着夏、金两国气数将尽，西夏1227年亡国，金也在七年后灭亡。

二、叛附无常的外交主轴

和亲、称臣二策，合为西夏外交之主轴。然而，二者皆为国力不如人时的权宜之计，并非外交独立的根本。这是西夏多变外交中“附”的一面，下面对其另一面——“叛”进行阐释。

西北的地缘政治格局为西夏的疆域稳固奠定了地理基础，不曾出现中原王朝那样的剧烈变动。西夏占据今宁夏中北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南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境内除河套平原和宁夏平原外，可供耕作的良田不多。由于中古时期的小冰期物候恶劣，北方农业生产能力普遍下降，西夏对沿边地区的资源掠夺更显重要。西夏建国后，其地缘政治形势不容乐观。契丹抵东北，回鹘、吐蕃诸部各接西北、西南，宋交东南，数面环敌;及至辽亡，金抵其东、南二面，吐蕃接西南，西辽与之相交东北;而后蒙古兴起大漠，北患日甚。西夏生于强敌环伺之境，亡于蒙古成吉思汗之扩张，其政事、农事、军事、商贸无不与周边国家形成互动。

由于西夏的疆域远小于其他国家，所以其开边拓土的重点在东部软弱而富足的北宋。西夏的东、南两境富有秦晋之地与关中沃野，耕稼城郭足以立国。然而，东、南面早有辽、宋占据，后为金所并包，没有开拓疆域的有利外部环境。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政治家就形成了“邻之厚，君之薄也”［8］541的地缘政治意识。一个强大的邻国一方面是本国奋发图强的催化剂，另一方面或对本国造成持久打击，制约其长久发展。辽、金两国的常备军数量不在西夏之下，西夏在人口、物产、文治等方面亦不可与两宋同日而语。对于辽、金、宋三国来说，实际上都缺乏一个统一中原的压倒性力量。因此，西夏外交的根本不在统一中国，而是自谋西北，这是其有别于辽、金、两宋与蒙古之处。蒙古在漠北兴起后，西夏、金因地缘相近而先于吐蕃诸部、南宋、大理遭受重创。随后，西夏又中蒙古分化瓦解、李代桃僵之计，金、夏两国相互征伐，同样难免地缘之祸。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西夏败辽于贺兰山，这看似是其脱离辽的钳制走向自立的开始，实则不然。西夏之所以能够稳据西北，完全是借助辽、宋之隙，而非单凭自身国力。西夏建都兴庆府，解除了河西之地外围的前哨之困。兴庆府取代西平府成为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实现了由边塞小镇向西北军政中心的转变。这是由较为纯粹的军事重镇向西北建设中心的过渡，“此变接而带动河西之城镇建设、农业生产、对外联络、交通运输之大进展、大变革，更远胜河东灵州之地”［9］。

除经营东部地区外，西夏还不时在西部外交上采取与吐蕃诸部和亲的政策。从资源的交互性来看，北宋与吐蕃的关系比西夏更加紧密。由于吐蕃在宋、夏两国之间的取舍、向背十分明显，所以西夏的和亲政策常常收效甚微。金灭辽后，西夏同西辽交往甚密，因而疏于对金的外交事务。“是时，夏人已受盟，辽主已获，耶律大石自立，而夏国与娄室书责诸帅弃盟，军入其境，多掠取者。”［10］168金太祖对此抱有警惕，认为“(耶律)大石合谋，不可不察，其严备之”［10］1685。宣和七年(1125)，西夏遣使入宋上表恭贺钦宗即位。其间，西夏又向金称臣，希望换取边境和平。吴广成一语中的地指出，西夏至此“乃始惧兵威，继贪土地，渐易初心，顿忘旧好”［3］383。应天四年(1209)，蒙古大军直入西夏腹地，围困首都中兴府。西夏求救于金，金以“敌人相攻，吾国之福”［3］469为由拒绝出兵。金、夏两国积怨既深，又罹蒙古之危，灭国只是时间问题。起初，西夏附蒙攻金时曾攻陷了一些金朝边境州县;而后金以攻为守，夺取西夏军事重镇夏州。西夏转而联宋攻金，为金所败。西夏才过蒙古之难，转而急于伐金，将最后的希望付之一炬。

李继迁叛宋后，借助辽的军势才得以暂时稳定。因此，先有辽、宋的裂隙，而后才有李元昊建立西夏的可能。西夏自立国伊始就夹于辽、宋之间，通过叛服无常的外交策略游走在二者之间，择利而动。《金史》概括性地指出:“(西夏)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10］2877正大元年(1224)，金与西夏“和议成，自称兄弟之国”［10］2876。值此生死存亡之际，金如不与西夏结盟，两国均将难以保全。但是，这两个气数将尽的帝国形式上的结盟并未形成有效的抗蒙力量。历经数十次叛附无常后，西夏最终在被动结盟中走向了灭亡。

三、西夏外交之弊

国家外交皆有利弊，只要其弊不足以撼动国家根本，尚可为训以戒后世。然而，西夏外交之弊不但足以撼国，竟至国亡而不泯，足见其弊病之根深蒂固。

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西夏兵分两路欲直取关中。在宋军阻击下，一路惨胜，另一路为原州知州景泰所击，几乎全军覆没。不过，西夏虽然未能夺取关中，却先后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中大败宋军。一系列战事破坏宋夏修好之局，西夏身陷战争泥淖，除兴庆、灵、凉诸州外，其他地区农业生产颇为艰难，仅仅依赖牧业难以立国，四处传唱反对战争的“十不如”之民谣。对于经济落后的西夏来说，如果不与宋、辽、金这些周边国家进行榷场贸易，国内民众的衣食问题将难以为继。事实上，西夏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远大于宋、辽、金三国。辽与西夏的交往始自李继迁时期，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但在对金外交方面，却与女真素无来往。因此在金灭辽的过程中，西夏对辽“不渝始终，危难相救”［10］2865，金、夏之间的疑怨正埋植于此。应天四年(1209)，西夏以蒙古大军进攻之时金不援救，出兵讨伐。光定九年(1219)，西夏联宋抗金，南宋未能如约出兵。此年，西夏亦未如约出兵攻金。在北方巨大的军事威胁下，西夏对金、宋两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反复无常。这种内耗越多，越难以形成有效的抗蒙力量。西夏的外交红利大部分用于扩充军事，全国上下长期处于军备状态。在立国的190年中，西夏与邻国发生大小战事的时间远多于和平时期，多次与宋、辽、金开启边衅，资源掠夺的诱惑超过了自身建设的需要。有辽一代，西夏通过称臣保全了自身安全。向金称臣，虽然大小战争不断，但农业与牧业获得了稳定发展。遗憾的是，西夏国内的政治混乱并未有所好转，反而愈演愈烈，终致亡国。天庆十二年(1205)，蒙古大军围困兴庆府。次年，镇夷郡王李安全联合罗太后废黜夏桓宗后自立为帝，是为夏襄宗。

宋代各类官、私文书对西夏有“西贼”、“夏贼”、“贼酋”、“贼界”、“叛羌”等蔑称。李元昊建立西夏后，实力虽较祖父李继迁强大许多，但同样低宋、辽一等。宋人认为，“夏国本数州之地，盗据灵夏浸以强大”［11］。北宋学者张耒指出:“西小而轻，故为变易;北大而重，故变为迟。小者疥癣，大者痈疽也。”［12］北宋是承袭唐代法统的中原汉族政权，难免以正统、上国自居，其对西夏的蔑视远较辽、金为甚。从宋朝的立场来看，辽、夏皆为“夷狄”，似乎与西夏别无二致。宋人刘敞指出:“夫元昊，国之仇贼，而北戎之姻亲也。”［13］细究其辞，二者并非完全等同。北宋对西夏的“叛宋”、“盗”、“贼”等蔑称，实际上是一种对非法政治、军事实体的称呼，而非割据一方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称谓。西夏立国之前曾长期作为中原政权的一部分，先后向五代诸朝、北宋称臣，奉其正朔。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辽兴宗亲率十万大军以“惩戒悖逆”为由讨伐西夏。这充分说明，西夏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劣势，难以通过纯粹的外交手段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种种蔑称皆为例证。

从唐代中后期到北宋初年，“中国大地上实际缺少一个足以号召各民族走向政治上大一统的核心力量”［14］。辽、夏与金、夏关系之本质，仍逃不出政治附庸的主基调。表面上的君臣、兄弟关系，虽然未必是国家势力的真实反映，却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格局。辽以继承唐代法统自居，欲将西夏纳入自己的天下秩序之中，以西夏臣辽为全盘设计。辽、宋在政治上更为接近，不许第三方势力破坏既有格局，避免出现打破权力平衡的不利局面。

参考文献:

［1］武玉环．论辽与西夏的关系［J］．东北史地，2008(4)．

［2］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吴广成，撰．西夏书事［M］．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4］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脱脱，等，撰．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宋辽金时期［M］．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

［7］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辽宋金元时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8］左丘明，撰．左传［M］．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9］李芳．试析西夏建都兴庆府在银川城市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兼论银川历史文化名城地位的确立［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

［10］脱脱，等，撰．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朱熹，李幼武，撰．宋名臣言行录［M］．康熙丁氏祠堂影印本．

［12］张耒，撰．柯山集［M］．陆心源，辑．光绪二十五年广雅书局刻本．

［13］刘敞，撰．公是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4］王天顺，著．西夏与周边各族地缘关系论述［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