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佛典疑伪经研究综述

□蔡 莉

一、佛教疑伪经的产生与发展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通过内地与西域的长期交往和文化交流，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1］。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本土宗教文化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融合，使中国佛教更具经久不衰的传播力和生命力。随着佛教的蓬勃发展，国内开始流传大量佛教经典，其中有些是中国人假借佛经模式自己创造出来的伪佛经。针对这类佛经，公元374年东晋高僧道安在《综理众经目录》中提出佛经与非佛经的概念，这是历史上首次对佛教经典中的疑伪经进行辨别和抨击。该书现已不存，其大部分内容保留在公元515年南朝齐梁释僧祐所编著的《出三藏记集》之中［2］。道安认为，由国外传来的译自梵语的经典才是真经，由中国人撰造的皆为伪经。这个观点为后世所沿袭，成为历代判别疑伪经的标准。

历朝在编修佛经总目时都会将疑伪经分列一类，以正视听。《综理众经目录》列出疑伪经26部30卷，僧祐所编著的《出三藏记集》在道安的基础上多列出疑伪经20部26卷。开皇十三年(593)，法经等所撰《众经目录》收集疑伪经195部390卷［3］，比《出三藏记集》所载数目大幅增加。公元695年，武周时期高僧明佺奉敕编撰的《大周录》中记载疑伪经228部419卷［4］。唐代智昇于公元730年编撰而成的《开元释教录》［5］是佛经目录的集大成者，共收录疑伪经406部1074卷。从数量上看，疑伪经虽然一直饱受贬抑，却在近四百年间从26部增加到406部，反映出疑伪经在中国本土社会的超强适应力和旺盛生命力。由于疑伪经的内容大多依循中国固有的思维方式、文化传承、风俗习惯，所以更易为中国本土信仰佛教的群体所接受。疑伪经的内容和思想能反映出一定时期和地域内佛教传播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折射其与其他宗教，尤其是与传统文化结合的情况。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疑伪经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佛教在中国本土传播过程中所经历的发展变化。历史上的疑伪经往往因为官方排斥而无法入藏，大多数逐渐亡佚，流传于世者寥寥无几。直到20世纪初在敦煌出土的大批佛教文献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佛教疑伪经，学界才开始从不同角度对这批文献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

张淼《百年佛教疑伪经研究略述——以经录为中心的考察》［6］首先论述了中国历代经录对疑伪经的判别和记录，随后系统梳理并详细介绍了敦煌遗书出土后近百年间国际、国内相关疑伪经研究成果。宁晴《近三十年来敦煌佛教疑伪经研究综述》［7］对国内近三十年来相关敦煌佛典中的疑伪经研究作了分类归纳。方广锠主编的佛教疑伪经研究专刊《佛教文献研究》第一辑［8］和第二辑［9］收录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疑伪经的22篇论文。第二辑附有佛教疑伪经研究著述目录，以中、英、日三种文字记录了几十年来国际、国内相关疑伪经研究成果，可谓前人研究的一次大总结，为学界开展疑伪经研究提供了便利。很多欧美和日本学者也为疑伪经研究作出了贡献，尤以日本学界最为硕果累累，牧田谛亮所著《疑经研究》［10］已成为中国疑伪经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西夏文献中的佛教疑伪经研究

随着黑水城文献、西夏文献的陆续公布，其中一些伪经也被先后发现。俄罗斯学者孟列夫的《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11］分类介绍了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黑水城带回的文献，其中一部分就是汉文本疑伪经。他识别出其中3种伪经，对其版式和内容进行了详细描述，认为某些疑伪经曾在当时广泛流传。俄罗斯学者克恰诺夫所著《俄藏西夏佛教文献叙录》在对俄藏西夏文佛经按目逐件叙录的过程中，发现西夏文疑伪经7种。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史金波所撰《西夏佛教史略》［12］。该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西夏佛教的发展历程，从佛教宗派、佛经、寺庙、僧人、佛教艺术等方面详细介绍了西夏佛教的流传情况，在附录中介绍了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发愿文等几部疑伪经。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13］对历代经录中所见的佛教疑伪经进行了详细叙录，在其所收录的《父母恩重经》的众多版本中有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两个汉文本。惠宏、段玉泉所编《西夏文献解题目录》［14］记录了8种西夏文佛教疑伪经文献，详细记录了其出土地、保存地、文献编号和主要内容，并对克恰诺夫所编叙录中一些误判为疑伪经的文献进行了纠正。综合以上著录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可以肯定为西夏疑伪经的主要有以下几部:《十王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父母恩重经》、《高王观世音经》、《佛说寿生经》、《佛说生来经》、《佛说长寿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佛说竺兰陀心文经》、《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与其他时期和地区相比，西夏疑伪经既有汉文又有西夏文，除《佛说竺兰陀心文经》外，其他几部目前都已发现西夏文抄本和刻本。这些疑伪经主要收藏于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和日藏西夏文文献之中，近年来围绕这部分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类，侧重于对佛经进行文献学研究，如佛经内容的录文、校注、版本的比较与考源等内容。聂鸿音《论西夏本〈佛说父母恩重经〉》［15］以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该经为底本，进行了录文和对校，探讨了西夏文《父母恩重经》的翻译情况和底本源头，指出几个西夏文本是相同版本，翻译的底本应为俄藏TK.139号。王培培《英藏汉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考释》［16］对英藏黑水城文献中的该经汉文本残片进行了拼配，并与敦煌本同名佛经内容进行对勘找出异同，探寻其流变的原因。胡进杉《武威市博物馆藏西夏文〈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及其残页考述》［17］对甘肃武威亥母洞出土的《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及其残页进行了录文、翻译，详细考察其版式和内容，认为该经是疑伪经的一种，系伪造者节取《帛尸梨蜜多罗》的译本，假说普光菩萨之名，配上念诵、持诵功德字句而成。张九玲《〈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的西夏译本》［18］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编号908的西夏文《佛顶心大陀罗尼经》进行了录文，以法藏敦煌文献中该经汉文本为底本进行翻译、校注。张九玲《西夏本〈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述略〉》［19］详细介绍了该经的存世版本情况，认为各西夏本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有拜寺沟方塔出土的汉文本、黑水城本与西夏文文本内容有别。聂鸿音《〈金光明总持经〉——罕见的西夏本土编著》［20］认为这部经是一名西夏编者辑录夏仁宗校译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咒语后，加上题目和念诵法糅合而成的伪经。由于整体编写水平不高，所以学者将这部经划入疑伪经行列。围绕故宫所藏明代西夏文刻本《高王观世音经》的研究有如下几篇:史金波和白滨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21］、《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再探》［22］两篇论文中，对故宫所藏明代刻本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进行了翻译和注释。李范文《关于明代西夏文经卷的年代和石幢的名称问题》［23］对史金波、白滨在上文中所翻译的年号提出了异议，认为四字西夏年号应为反切注音法，正确的年号为“宣德五年”，而非“洪武五年”。聂鸿音《明代西夏本〈高王观世音经〉补议》［24］对该经的刻印年代进行了详细论证，认为应是宣德五年。孙伯君《故宫藏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考释》［25］对故宫所藏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进行了录文，随后作了对译和校注。

第二类，除研究疑伪经的文献学价值外，还对疑伪经流传的原因、过程及其所反映的佛教思想文化进行了探讨。马振颖、郑炳林《英藏黑水城文献〈天地八阳神咒经〉拼接及研究》［26］对该经残片进行了拼接、录文、翻译和校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在西夏流传的原因，肯定了西夏佛教的传统背景和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认为该经融合儒道思想的内容更适应当时民众的信仰需求，正是这些原因促进了《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在西夏社会的传播。兰利琼的硕士论文《〈父母恩重经〉研究》［27］论述了该经的产生原因及其流传情况，以俄藏黑水城版本为重点考察对象，系统研究该经的存世情况和各个版本的特点。崔红芬《从〈父母恩重经 〉看儒释融合——兼及敦煌、黑水城残本的比较》［28］列举了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和西夏文本《父母恩重经》，将黑水城本与敦煌本进行对比，确定前者内容来源于唐朝以来流行的《父母恩重经》的删减本，随后深入探讨了《父母恩重经》的产生、发展及其在西夏流传的原因，认为《父母恩重经》受到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内容符合中国道德标准，是佛教适应中土思想文化的产物。赵阳《西夏佛教灵验记探微——以黑水城出土〈高王观世音经〉为例》［29］对西夏佛经中出现的灵验记故事进行了整理分析，重点探讨了《高王观世音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佛说竺兰陀心文经》等多部经书中的灵验内容，认为西夏佛教灵验记故事基本上服务于伪经，从而提出从佛教灵验记故事角度研究西夏文学的新思路。崔玉谦、崔玉静《黑水城出土〈佛说竺兰陀心文经〉题记相关问题考释——以人物生平与疑伪经出版传播为中心》［30］通过对该经题记的解读，结合散见各处的传世史料，补充了题记中出现的皮公弼和薛仲孺两个人物的生平，考察了题记中所反映的该经传播的历史背景和刊印、传播过程。

第三类，虽然不专门以西夏疑伪经为研究对象，却在研究过程中涉及西夏相关佛典。方广锠《宁夏西夏方塔出土汉文佛经叙录》［31］对出土的汉文刻本《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进行了详细描述，参考房山石经版本对残存文本进行了全文补录。郑阿财《〈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在汉字文化圈的传布》［32］详细列出了所能搜集到的《佛顶心大陀罗尼经》文本，其中就包括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本和西夏文本。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佛教题跋汇编》［33］介绍了因黑水城文献的出土才重现于世的《佛说竺兰陀心文经》，该经作为一部宋代伪经，不见于任何经录。通过分析此经发愿文的内容，认为疑伪经皆有夸大福佑功能、吸引信徒抄颂这两大共同点。李小荣《高王观世音经》［34］通过考析敦煌本、房山石经本、《大正藏》本和黑水城本，对敦煌本《高王观世音经》进行了校录，认为《高王观世音经》在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文字差异，经文内容呈现由简渐繁的趋向。在深入分析《高王观世音经》的产生背景和经文内容后，认为该经具有密教的显著特征，因流行范围广泛而影响深远。刘景云《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考订》［35］对西夏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几件残片中的文字翻译作了详细考证。

从以上所列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虽然目前学界对西夏疑伪经研究已有一些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集中反映在以下三点。

一、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父母恩重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高王观世音经》等少数几部经书上。这一现象的客观原因是其数量在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夏疑伪经中相对较多，说明当时流传范围更广，存量更大。另外，大多围绕单部疑伪经开展研究，尚未出现系统研究西夏佛典疑伪经的成果，不利于从整体上考察西夏疑伪经与周边地域、不同时期疑伪经的差异和共性。

二、已研究的几部佛经没有囊括全部文献。对于西夏文《佛顶心大陀罗尼经》的研究，目前只见到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一个版本，英藏黑水城和中国藏西夏文献中的其他版本、残片还未得到充分研究。围绕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的研究仅涉及俄藏黑水城文献部分，实际上在英藏黑水城文献中也有一些残片，至今无人问津。

三、缺乏将西夏时期疑伪经作为一个整体放入中国佛教发展史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的意识。疑伪经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重要且热门的话题，西夏疑伪经传播作为中国佛教史的一部分，理应受到同等重视，更何况这对于研究西夏佛教史和社会文化面貌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对于单部佛经的研究远远不够，还需从整体性角度考察从域外流入西夏，甚至在西夏本土被创造出来的疑伪佛典，从而探究西夏人的宗教观和文化特质，更深刻地了解其文化的来源和特点。

针对以上问题，对下一步的西夏疑伪经研究提出以下两点拙见。

首先，疑伪经材料的搜集整理必须尽可能全面，没有遗漏。在研究过程中应首先做好资料搜集工作，从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本《佛说父母恩重经》、《高王观世音经》等文献来看，既然伪经不同本子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西夏文本之间是否也存在差异呢?必须对比不同文本才能得出结论，这正是观察伪经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如何流变的重要步骤。

其次，拓宽研究视野，做到内容和文化内涵并重。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献有很多相似性和继承性，佛经更是如此。敦煌出现的各类佛典，大部分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中都能找到。目前对敦煌文献中的疑伪经研究成果颇丰，在研究西夏疑伪经时可以借鉴敦煌疑伪经的研究方法，同时进行对比，从另一角度考察西夏佛教的源头与流变。另外在研究过程中，除做好文本校勘外，还应重视从内容、思想内涵考察疑伪经的文化特征，辨别和分析儒释道文化思想在佛经中的融合方式，探讨其对疑伪经乃至整个佛教流传过程所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释僧佑，撰．出三藏记集［M］．苏晋仁，萧链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3］法经．众经目录 ［M］．《大正藏》第五十五册．

［4］大周刊定众经目录 ［M］．《大正藏》第五十五册．

［5］释智昇，撰．开元释教录 ［M］．《大正藏》第五十五册．

［6］张淼．百年佛教疑伪经研究略述——以经录为中心的考察［J］．敦煌学辑刊，2008(2)．

［7］宁晴．近三十年来敦煌佛教疑伪经研究综述［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2)．

［8］方广锠，主编．佛教文献研究:第一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9］方广锠，主编．佛教文献研究:第二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0］牧田谛亮．疑经研究［M］．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

［11］孟列夫．黑水城汉文遗书叙录［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

［12］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 ［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13］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4］惠宏，段玉泉，编．西夏文献解题目录［M］．银川:阳光出版社，2015．

［15］聂鸿音．论西夏本《佛说父母恩重经》［M］//高国祥，主编．文献研究 (第一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16］王培培．英藏汉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考释 ［J］．西夏学，2016．

［17］胡进杉．武威市博物馆藏西夏文《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及其残页考述 ［J］．宁夏社会科学，2012(1)．

［18］张九玲．《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的西夏译本 ［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19］张九玲．西夏本《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述略 ［J］．宁夏社会科学，2015(3)．

［20］聂鸿音．《金光明总持经》——罕见的西夏本土编著 ［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8)．

［21］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 ［J］．考古学报，1977(1)．

［22］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再探［M］ //李范文，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23］李范文．关于明代西夏文经卷的年代和石幢的名称问题［J］．考古，1979(5)．

［24］聂鸿音．明刻本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补议［J］．宁夏社会科学，2003(2)．

［25］孙伯君．故宫藏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考释［C］//第五届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5．

［26］马振颖，郑炳林．英藏黑水城文献《天地八阳神咒经》拼接及研究［J］．敦煌学辑刊，2016(2)．

［27］兰利琼．《父母恩重经》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8］崔红芬．从《父母恩重经》看儒释融合——兼及敦煌、黑水城残本的比较［J］．西夏学，2016．

［29］赵阳．西夏佛教灵验记探微——以黑水城出土《高王观世音经》为例［J］．敦煌学辑刊，2016(3)．

［30］崔玉谦，崔玉静．黑水城出土《佛说竺兰陀心文经》题记相关问题考释——以人物生平与疑伪经出版传播为中心 ［J］．宋史研究论丛，2016(2)．

［31］方广锠．宁夏西夏方塔出土汉文佛经叙录［J］．藏外佛教文献，2000．

［32］郑阿财．《佛顶心大陀罗尼经》在汉字文化圈的传布［J］．敦煌学辑刊，2015(3)．

［33］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佛教题跋汇编 ［J］．敦煌学研究，2007(1)．

［34］李小荣．《高王观世音经》考析［J］．敦煌研究，2003(1)．

［35］刘景云．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考订［J］．敦煌研究，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