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变革
——《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

□安北江

2016年，中信出版社出版了由德国著名汉学家迪特·库恩(Dieter Kuhn)执笔的《哈佛中国史》第4卷——《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10世纪前半叶，东北亚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北宋的建立基本终结了南部“中国”农耕区“分裂”的局面。在随后的167年中，随着帝国西、北边疆“他者”侵逼的加剧，北宋也尝试了几次“改革”。同时，在统治者内部机制理念转变的过程中，宋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也进入了一个“转型期”。从1127年“靖康之变”到1279年“崖山之战”的152年中，宋人对精神世界的儒释道进行了一次刷新——“整合”。全新的观念不仅将宋人的“民族忧患意识”推向了高潮，而且为12世纪之后人们的物质生活理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文化礼制的不断成熟，正是“他者”因慕华而着力打造“正统中国观”的情结使然。站在历史的高度俯视两宋，北宋名臣文彦博所主张的皇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1］5370的局面改变了吗?面对“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1］5370的建议，南宋士大夫仍需萧规曹随?无疑，这种局面早已荡然无存，皇权专制明显加强。

一、变革:士大夫精英团体

何谓“转型”?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形态和人们的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过程而言，宋代既是士大夫阶层崛起的时代，也是一个文人自豪的时代，宋太祖曾誓言“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在宋代，士大夫阶层深受儒家学说熏陶并通过科举考试成为社会“精英”，承担起重塑中国传统的责任，从而打破了魏晋以来以“门阀士族”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当然，这种“新世界”的重塑并非一蹴而就，历经隋唐五代近4个世纪的演化，才使得旧的治国之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些“精英”不仅是宋代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而且是当时社会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

库恩所认为的“转型”承接“唐宋变革论”，将唐代统治者所依靠的世家大族、贵族官僚、儒士和军人这种旧制度、旧社会结构逐渐瓦解，与宋代“士大夫”、“道学”、“理学”这种新社会阶层、新学术思想、新意识形态相结合，将焦点集中在“转型”和“儒家统治”上。诚如包弼德所言，思考和写作、政府与行为在宋代都被降格为一种共有的特性。由士大夫所主导的这套社会制度——精英统治，成为20世纪中国和西方世界所认可的“传统中国”的典范。宋代前三任君主所倡导的这种典范，确定了王朝的“内在性”、儒家思想文化价值的中心地位与和平的外交政策。库恩指出，“直到蒙古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之前，用进贡的方式确保和平共处一直是宋朝解决西北地区边境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而成为宋代后期长期效仿的“祖宗家法”。南宋大臣陈亮奏言，“艺祖(宋太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2］12940。概而言之，宋代“以防弊之政，作立固之法”。库恩认为宋真宗时期是一个“转折点”，却没有说出其中的缘由。在这里，笔者赞同葛兆光先生的看法，从唐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到北宋景德二年(1005)“澶渊之盟”的两个半世纪之间，胡汉、南北、佛儒、君臣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这一问题，前者使中古后期开始进入一个非安稳、非统一的时期，而后者则开启了以“盟约”和“岁币”形式建立和平共处局面的范例。

关于王朝的建立问题，武将出身的赵匡胤有鉴于唐代以来藩镇割据、重文轻武之弊，设法和平收回各地节度使兵权，主张“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3］15。“杯酒释兵权”既是最好的结局，也是谏议大夫赵普的高超策略:“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1］49宋太祖为统一疆土而“雪夜访普”［3］11，制定了“先南后北”之策。虽然统一国家、安定天下之愿望颇为急切，但宋太祖并未纵兵肆虐，反而多次规诫部将不许劫掠乡村百姓，尽可能避免大规模杀戮。对于宋朝军队而言，从建国初期的22万到太宗时期的66.6万，真宗时期更达到惊人的91.2万，庞大的军费开支迫使宋真宗赵恒不得不下决心裁军。为加强中央集权，除采取“重文”政策外，还不断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力求找到两者的平衡点。关于“偃武修文”之举，《宋史》评论道:“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2］12997宋太宗即位后，下诏告诫百官遵守宋太祖之遗训:“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1］382。在国家机构设置与内部运转机制方面，北宋选择在唐制基础上进行改革，实现政权、军权与财权的“三权分立”。比如在地方行政制度上，“路”的设立即肇始于唐代负责监察地方的“道”。

然而，如果非要找到11世纪有关宋代的关键词，那必定少不了“改革”一词。虽然宋代前三位皇帝的创建和巩固颇为成功，但到宋仁宗、神宗两朝却在国家财政、军队与官僚体制上出现严重问题，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范仲淹和王安石便是改革派的代表。宋之改革，并非全像前代王朝那样贯穿党派之争。北宋改革是基于国家统一、皇权专一理念下的旨在增强国家凝结力的变革，主要针对“积贫积弱”的不利局面。据统计，宋真宗时期，75%的国家赋税被用于军费开支，军队数量在仁宗时期达到125．9万，军费更加浩繁。对于北宋军队的数量，《宋史》卷一百八十七《兵志一》有详细记载:“(太祖)开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太宗)至道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千，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真宗)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仁宗)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视前所募后浸多，自是稍加裁制，以为定额。英宗即位，诏诸道选军士能引弓二石、弓广弩四石五斗送京师阅试，第升军额。明年，并万胜为神卫。三年，京师置雄武第三军。时宣毅仅有存者，然数诏诸路选厢军壮勇者补禁卫，而退其老弱焉。盖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云。”［2］4576到宋神宗末期，军费开支估计已占国家财政的80%。有关官僚体系的改革，便不得不提科举制度。唐、宋科举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选拔对象的辐射面、相关限制性、考试体制的规范化程度。宋之科举于某种程度而言，“乃为士大夫所设”。12世纪中期，每年参加州试者约10万人，至13世纪中期，每年应试人数增至40万，甚至更多。据方志资料统计，整个宋朝的进士总人数近3万，北宋约占三分之一，南宋约占三分之二。逐年增加的中举者和相对固定的职位，造成宋代愈演愈烈的“冗官”态势。“精英团体”为满足实务需要，将考试科目从儒家的“四书五经”转为策、论、诗赋。这既是社会发展之需要，也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之需。

二、“近世”之窗的曙光:宋之经济与科技

公元1127年是宋代的一个分水岭，历史学术语中的“北宋”、“南宋”便因当年的“靖康之变”而分，此后的宋王朝进入第二阶段。南宋152年的发展是一个综合因素推动的结果，无论从气候变迁，还是北部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来看，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人力资源和技术问题，其次才是地理位置问题。这一时期是中国人口移民史上继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后的第三次南迁，面对金军的强势威逼，大批宋民带着收复中原的愿望被迫南迁，孰知这一走便再也无法回去，从此只能打碎恢复汉唐旧疆之梦，转而为南迁宋人构建一个美幻的中原之梦。历史的结局告知世人，宋人的这两个“梦”终究无法实现。偏安江南的南宋经过“绍兴和议”，以大散关—淮河一线作为与金朝的边界。此处姑且不论北宋崩溃之原因，金朝继续南征和具有“夷狄”道德观的新儒学者使南宋的合法性进入考验期。这一问题在南宋人的观念中如何收尾，成为我们需要考察的对象。

就宋代的科技而言，真可谓中国本土科技最为繁荣的时代。正如李约瑟所言，“每当人们研究中国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所在”［4］135。西方与中国有关的活字印刷术、火器制造和指南针这三大技术都与宋朝关系密切。我们重点考虑的是，三大发明创制对宋人的影响怎样，程度有多大，他们怎样应用，具体用在哪些方面。活字印刷促进了宋代印刷业的飞速前进，在国家政令传达、信息书写、文化教育、宗教传播等各人文领域内掀起了一波巨浪。这不仅推动了各种典籍的收藏与传承，而且增加了其在相关领域的普及，传统儒家经典和佛经的印刷数量远超其他方面。火药的发明似乎在军事领域并不明显，“新武器”在战争中的使用没有发挥主导因素。指南针最早在1090年应用于航海，但似乎只将磁针安置在一个盘子上，用于术士、巫师和风水先生之手的次数远远超过水手。公元976年，司天监学生张思训建造了一座水力驱动的浑象仪，苏颂对其进行了完善。这种集天文演示、观测和计时三大功能于一体的装置也曾进入“保守派”与“改革派”的争论之中。这件精巧的天文仪器的命运也如其设计制造者一样，最终未能逃脱金人之手，掠北而去。总体来看，宋代科技并未突破儒家思想的封锁。

宋的经济水准不比唐代差，这点在京城的规划、设计以及宋代社会生产领域都有众多例证，从一个侧面投射出“中古”之后开启“近世”之窗的曙光。汴梁(开封)与临安(杭州)作为两宋都城，前者在五代以来原有城址基础上扩建四倍，后者曾作为中原汉人眼中“被帝国遗忘于角落”的一个并不重要的地方，从宋代开始进入统治者视野，被提上首要议事日程。当然，宋都远不及唐都，但紧凑的宋都却孕育了活跃的商市。如果说唐都是为贵族文化提供的一个典范，那么宋都就是普通市民城市意识形态成熟的表现。京城“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嘂謼，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5］1286的局面似乎在宋代早被冲破，宋都的繁华既可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完美体现，亦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和周密的《武林旧事》中灵动上演，瓦肆林立，比肩接踵，货商云集。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说，“Quinsai(杭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这里有许多娱乐活动，以至于在这里会觉得自己到了天堂”［6］卷一。当时被称为“天城”的杭州，其庄严和秀丽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据说该城中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到一万二千座，那些架在大运河上用来连接各大街道的桥梁的桥拱都被建得很高，建筑精巧，竖着桅杆的船可以从桥拱下顺利通过。同时，车马可以在桥上畅通无阻，桥顶到街道的斜坡也造得十分合适。如果没有那么多桥梁，就无法构成纵横交错、水陆纵横的十字路。宋之二都的命运截然不同，前者除遭金朝军队洗劫外，还受到蒙古大军的燹毁，而后者则不那么血腥，继续发挥着其社会、经济、文化作用。

北宋建立的前一年(959)，登记在册的农地约为1．08亿亩，合6．2万平方千米。1021年，北宋境内约有5．24亿亩农田。北宋定农户为五等以便征税:一等户可拥有土地300—10000亩，二、三等户可拥有100—300亩，四等户可拥有20—100亩，五等户则只能耕种3—20亩［7］209－210。赋税通常占年收获量的10%，分一次或两次(春、秋两季)征收。宋税除对农作物征徼外，还对牛皮、茶、酒、煤、蜡、纸、油等商品征税。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对城市居民征收房产税和地税。另外，纺织机械、水磨坊和纸币的使用，也使宋代的商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三、内在的精神世界:新儒学

在儒释道文化影响下，宋人开始重新诠释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形成了一种新儒学——理学。新儒学对中国古代的社会价值体系进行了一次刷新，使其上升到哲学层面，促使中国哲学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五位哲学大家，朱熹使其更加系统化。祖先崇拜和孝道也在此时得到进一步升华，“二十四孝”成为典范。新儒学一度波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但影响了婚姻制度、教育、财产权和丧葬习俗，甚至在诗词、绘画、自然生活等方面也有表现，以便宋人探求自己心灵的内在世界。

在唐代，上层社会家庭喜欢从世家旧族中选择儿媳，宋代的富家之女则成为婚姻首选。郑樵认为，“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8］卷二十五;“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9］卷一百八。当然，这只是社会的一个方面，门当户对的观念并未完全消失。富家之女的择偶被誉为“榜下捉婿”，据朱彧《萍洲可谈》卷一记载:“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亦有缗钱，谓之‘系捉钱’，盖与婿为京索之费。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既成婚，其家亦索‘徧手钱’，往往计较装橐，要约束缚如诉牒，如此用心何哉?”［10］127支付“系捉钱”和“徧手钱”作为未来女婿进京赶考的费用，说明这是宋代富户对未来女婿的教育投资。家庭婚姻观念的转变，逐渐打破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来注重门第世族的旧规。另外，就婚姻财产权而言，宋代女性似乎更有独立性，这主要表现在嫁妆遗产的所有权上。这一现象突显出在父权社会体系下，宋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如其所言，宋代的婚姻礼仪融合了儒学与士大夫的利益诉求——后者通过建立家族联姻关系确保自身的特权和影响力，从而保持家族兴旺。在丧葬风俗上，宋代士大夫们也效仿周礼古制简化墓葬形式，迎合了儒家讲求简便实用的特点。当时曾对此有专门规定，“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方牖槛，棺内不得藏金宝珠玉”［2］2909。从另一方面来说，周朝经典所描述的薄葬传统在宋代得到了复兴，宋人的古代观念得到了恢复，加强了汉人的文化认同感。

宋代作为文人的天堂，其在文学方面成就非凡，“唐宋八大家”竟有六人生在宋朝。大批文学家、诗人在宋朝活跃，这应与宋朝富足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宋朝皇帝中既有崇尚佛教者，也有崇尚道教者，佛道寺庙得到了极大发展。“三教”融合在此时开始，“二十四孝”中不乏佛家因素，佛教借鉴了诸多儒家之观点和思想。宋代理学成为后世儒学的全新范本，由此阐发的心学也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在明朝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儒学对宋朝的道德观念起到了支配作用，这正是区别前代、促使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正如库恩在结语中所言，“从宋代皇帝的庙号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儒家学说对朝廷的长久影响:仁宗、孝宗和理宗。‘仁’和‘孝’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词语，而‘理’是指由朱熹学派阐发的儒学之理。宋代的这些庙号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历史上”，这或许就是对宋代理学的最好诠释。

我们也应看到，道德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宋儒的想象力和灵活性，通过他们的阐释，儒学恢复到日常事务和私人生活之中。正如库恩所言，这不仅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为宋代的转型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纵观宋代300余年的历史，处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第三个分裂期，与之同时或先后鼎立的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还有辽、西夏、金、蒙古和大理。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又一次进入了“三国对立”阶段。宋代经济、文化的辉煌成就不可否认，陈寅恪先生曾对此有过高度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11］277然而，在10—13世纪政权林立的政治局势下，无论在利益上，还是在王朝主体观念是否正统的问题上都不可能安于现状，这也是金人何以继续南下的动机之一。

四、余 论

进入新世纪，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时，学者们的问题意识、评价立场、观察角度开始多元化。这种意识和观念的转变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典型意识便是“时空观”与“材料观”。前者主要表现于神话传说的淡化和空间边疆观念的转变，在欧亚大陆视域下研究动态的历史。后者则将多种材料纳入视野，以多种视角诠释历史的棱角。欧美学者与中国学者最大的不同便是不以政治史为主轴，而是全面涉及。就这套“帝制中国史”而言，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很多以前不被学界注重的“边缘文献”。作为一个史学家，主流材料和新出土材料不能遗缺，考古新发现、各种文书档案和其他国家所藏文献都要涉猎。在最新研究成果的运用上，《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一书还有待丰富。当然，这并不代表作者没有借鉴前辈学者的成果。在书中，库恩提到了许多欧美国家宋史研究领域的大家，譬如郝若贝(Robert Hartwell)、贾志扬(John W.Chaffee)、李弘琪(ThomasH.C.Lee)、柯睿格(E.A.Kracke)、伊沛霞(Patricia Ebrey)、裴志昂(Christian DePee)、柏清韵(Bettine Birge)、埃琛巴赫(Ebner von Eschenbach)、华琛(James L.Watson)等等。

本卷除个别字体印刷错误外，在第九章《京城的转变》第一节“长安，天子之都”的“唐代京城长安地图”中误将大、小雁塔的位置画错，朱雀门的南方应为小雁塔，曲江池的西北方，即明德门东北方当为大雁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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