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春节的重构与理想主义学术情结

万建中

在民俗传统的体系中，春节绝对具有标志性的地位。因而，春节的生存境遇和命运，必然引起全社会尤其是民俗学者们的高度关注。2017年1月20日，在河南郑州召开了“我们的节日·乡关何处——春节文化与城市文明”学术研讨会。会议主办方之所以拟定这一论题，大概是希望与会学者围绕春节文化如何融入城市文明展开讨论。其实，春节文化不仅存在于乡村，也盛行于城市，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显然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辨析。近些年，类似的话题层出不穷，诸如“民俗传统与都市社会治理”。笔者年初收到一份邀请，在4月9日纪念妈祖诞辰作“妈祖文化与创建文明城市”为主题的讲座。这些论题显然都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这类论题为什么变得时髦起来呢？思考的最佳角度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不是分析方法，而特指一种对待春节传统的立场和民俗学者的态度。在这里，理想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论题，因为其立场和态度是没有限度的。

一、民俗学者的理想主义学术情结

近些年，在谈论都市春节时，民俗学者们的理想主义情结越来越凸显，故而有必要检讨民俗学者面对春节传统的流逝状况是否能够秉持客观、合理的学术态度。

那为何不关心乡村，而专注于城市呢？这说明春节在城市发生了变化，理想中的春节与现实距离越来越大。步入中老年的学者们在痴迷自己小时候过年滋味的同时，不断感叹现今过年之乏味。在春节期间，知识分子尤其是以研究民俗传统为己任的往往偏重于精神需求和情感寄托，不满足于宛如平日的吃喝玩乐和走亲访友。他们对春节文化的纯粹性有着异乎寻常的向往，对春节文化的重构产生莫名的抵触情绪，并要求理想的春节与现实对应起来。尽管所有的民俗学学者都认可民俗传承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性，但又不愿意完全正视春节在城市中的重构，不自觉地否认春节发展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不愿接受春节像其他民俗一样，其实施和展开是一个不容控制的过程。于是，有的民俗学者便振臂高呼：保卫春节。试图以学者群体特有的社会影响力，改变现有春节重构的轨辙。在这种呼声当中，透视出一些学者的使命情怀和职业操守，民俗学学科的实践意义似乎也得以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民俗学维护本学科地位和显示自身社会价值的学术策略。理想主义学术倾向导致民俗学者对待中国节日体系不够理性，即只关注传统节日特别是春节，而对政府主导的节日体系和国外输入的节日体系视若罔闻。倘若传统节日吸纳了另外两种节日体系的元素，为了维护都市传统春节的纯粹性，一些学者便以捍卫者的形象出现。

这种学术行为既是民俗学学者群体传承民俗意愿的表达，也反映了民俗学是一门理想主义的学科。民俗学学科的宗旨似乎在于对民间传统的坚守，对民俗传统的礼敬与信仰转化为学术话语，这种鲜明的情感意识和理想维度将民俗学推向崇高，成为“一门伟大的学科”。于是，便出现了大量的这类书名的学术著述，诸如《呵护传承人 关注守望者——非遗后时代民间文化传承的实践与思考》《民间文化的忠诚守望者——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记住乡愁——中国(福建)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文集》等等。在2017年全国政协会上，冯骥才先生满怀激情地说：“如果我们不去守护文化，谁来做这件事？我想这是知识分子的天职。”*鲁博林：《冯骥才委员：守护文化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光明日报》2017年03月07日第4版。这种豪情万丈的学术现象在其他学科大概难以见到。大多民俗学者都饱含民间传统的情怀，但在张扬并且守护民间传统的过程中，由于都市现代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民俗传统的走向越来越违拗学者们的意愿，都市生活方式的不断异化使学者们生出抗拒之心。呼吁与呐喊的学术之声不绝于耳。这种强音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已然演变为社会文化思潮。不过，民俗学者都期盼民间文化传统能够与现代化的进程并行，这种特有的学术情结倒是推动学科前行的精神动力。这一学术群体亦可堪称理想主义者。

节日作为民间文化传统，是温馨的、美好的，最值得挽留和延续的。尤其是春节，俨然成为所有民俗事象中最耀眼的传统符号；春节在城市生活中的命运是其他民俗的写照，成为传统民俗在都市境遇的标杆。因此，春节期间，关乎节日的话题异常丰富。人们不厌其烦地复原过去的春节，字里行间透示出回归过去的意愿，怀旧心态力透纸背。在春节期间，即便在城市，这些话语委实可以把上了年纪的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去。然而，这些话语毕竟只是对理想春节的想象，掀起了一股怀旧之情。可以把这种号称学术的行为理解为一种心灵活动、审美过程和情怀表达。我们尽可把理想春节作为评判现今城市春节生活的尺度，却不能将其作为春节发展的实践标准。节日尤其是春节话题极易导致理想主义学术心态的膨胀，激情澎湃的情绪让焦点偏离了城市春节的实际。

本来民间节日是让我们面向未来的，因为所有祝福的言辞都是在坚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念，是面向未来的情感和愿望的表达。然而，民俗学者们竟然在做面向过去的引导，眷顾和梳理远去的春节，不断地宣泄过去春节的浓浓年味。从“我们的节日·乡关何处——春节文化与城市文明”研讨会上宣读的一些论文可见一斑。诸如《开封春节与民间信仰》《从桃符到春联——基于祝由文化兴衰的视角》《中国春节祥和文化研究》《古诗词里的春节习俗探寻与传承》《从精神追求到文化记忆：春节剪纸习俗观念的演变》《民俗文化助推中原城市形象传播》《从古代春节民俗看当代城市节日文化》等。这些论文都持从过去春节反观现代都市春节的立场，还没有从理想主义的窠臼中解放出来。

事实上，学者们不满的诸多春节元素和行为方式都是当初热切欢呼的。1983年，当春节联欢晚会成为除夕盛宴，所有人都欣喜若狂；从电话拜年到短信和网络拜年，再到用微信拜年和抢红包，都被指称为春节新民俗。还有在餐馆吃年夜饭，出国或旅游过春节等等，也一度被誉为过年方式多样化。如今，新年时期打开朋友圈，充斥着身边朋友外出旅游的炫耀照片。根据腾讯《2017微信春节数据报告》显示，除夕至初五，微信春节红包收发数达到了460亿个，同比去年增长43.3%。而一旦这些新民俗大行其道，愈演愈烈，学者们又开始眷恋起农耕社会的春节，尽情描绘全家人围着火盆守岁的其乐融融的情景，指责这些新民俗缺乏人情味，反而疏远了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春节的市场化、商品化及功利性的凸显，更使传统春节的捍卫者们难以接受。春运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兴盛的春节文化现象，早已深深嵌入春节文化之中，成为都市春节耀眼的文化表征。尽管难以给春运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春运委实为春节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强劲的活力。春节传统的内核和民俗事象依旧，但其外延更为丰富，并将衍生出越来越多的时尚表现。

今天，全社会已经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文化传统(譬如放鞭炮)一旦与政治、经济、环境等相冲突，便显得异常脆弱，甚至被粗暴遏制。“对大多数人来说，尊重传统并非是他们主要的关心对象。在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很少的人——大约只有宫廷和外交部的礼宾司官员，以及一些守旧者——才会把严格遵循传统视为主要任务。”*[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28页。都市生活方式所依据的其实主要并非春节传统，而是法律、相关的政策以及生存的竞争机制，即便春节期间亦如此。另外，都市生活是由科技来引领的，科技在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科技与传统的春节信仰、禁忌之间，显然是相冲突的。

面对此等现实，持理想主义立场的民俗学者难逃精神折磨，唯有迎合政府方得以随波逐流的解脱，抑或认为与政令对抗无济于事。面对“禁放”，民俗学者们竟然集体失声，似乎春节可以排除放鞭炮。在这里，理想主义的学科心态被严重扭曲。难道理想主义是相对的，或者说可以打折扣？民俗学者们应该宽容春节的重构，却不能对行政干预“过年”(包括其他民俗事象)听之任之。这也是民俗学作为理想主义学科的重要方面。

春节重构仍在持续，这是都市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春节不是遗产，而是生活，无需刻意保护，因为生活会永远持续下去。倘若在城市发展的语境中讨论春节文化，“春节文化与城市文明”这一论题才具有现实意义。“一个民俗学者能够赶上这种社会和民俗大变动的时代，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和幸运，他应该有责任将这一历史变革真实地记录下来，并加以研究。”*贺学君：《民俗变异与民俗学者的立场》，载叶春生主编《现代社会与民俗文化传统》，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9页。站在当下的立场与现实对话，赞同都市春节演进的逻辑和现代表现，以平和及坦然的心态观察和阐述都市春节的现状与未来，这才应该是这一论题的初衷。这正是面对春节的理想主义学术态度。

二、都市春节重构的必然趋势

都市春节的现代化是必然趋势。“春节原本是中国人以家族为中心，以合家守岁庆贺新春为内容，以吃饺子放鞭炮拜大年为表征，由民众按照传统自行组织的喜庆节日，现在在多种新因素的刺激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推动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贺学君：《民俗变异与民俗学者的立场》，第75-76页。尽管强调正视和接受春节重构的现实，但也需要对这种重构进行分析和讨论。春节作为特殊时间段中人们的特殊生活方式，所提供的分析维度完全是开放式的。从何种角度呈现当下都市春节则成为问题的关键。理想主义并不排斥对现实的深切关照，唯如此，才能造就都市理想春节实现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承认传统与现代是一对矛盾，就应该欣然接受春节文化与城市文明相背离这一事实，即城市文明在不断地抛弃传统春节文化。当然，对都市春节一些异化想象的理性抵触是民俗学者理想主义的特质，另一方面，对都市春节重构的顺应也不失为一种理想主义。下面择取三个方面，也就是都市春节的三种现象来印证这一观点。

第一个方面，春节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只有在农耕社会环境中才能充分体验到春节文化的魅力。这可以从春运的流向得以说明。回家过年的人流都是向着小城镇，向着乡村来移动。人们纷纷逃离大都市，回到农耕文明当中。春节期间交通很畅通，路上行人也少了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城市的居民相当部分是来自于小城镇，或者农村，老家或故乡都在小城镇和农村。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过年，所以流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俗语。要回家去过年，回家乡去过年，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在老家。另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在大都市过年没有年味，还不允许放鞭炮，尤其是那些已经步入都市文明的居民，也反感别人家放鞭炮。倘若笔者在北京居住的小区放鞭炮，必然遭到邻居们的谴责。如果有人倡议不要禁止放鞭炮，便会引发一片骂声。认为放鞭炮损害城市文明，甚至将之列入不文明的行为。放鞭炮产生噪音，事实上，城市文明的一个标志就是噪音；还有放鞭炮破坏环境，城市发展的另一种现象正是空气污染。凡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被认为实属必然和正常，而放鞭炮作为一种习俗传统，则被视为可有可无乃至危害的行为。市民们放鞭炮的热情在逐年降低，几乎无人思索——祖祖辈辈为什么要放鞭炮。倘若有城市抛出如此大胆的口号：“春节，到××城市来放鞭炮”，应该是会产生轰动效应的。很可能无需其他旅游资源，仅凭这一点，就能吸纳源源不断的游客。

春节一过，一旦脱离了春节的时间维度，人们就纷纷离开农村，奔向大都市。春运是两个流向，春节之前是向着农村和小城镇，春节结束，又奔向大都市。就与北京城的车流是一样的：早上上班，从郊区的四面八方涌向中心，下班则从中心向郊区蠕动。平常的时间是大都市的时间，工作方式、节奏和生活方式都是由大都市主导。因为大都市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而农村给予年轻人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才有农民工、春运。春节是小城镇和农村的时间维度，是属于家乡的时间。家乡的“乡”本身就带有乡村、乡镇的意思，这是与大都市相对的。春节的核心表达是团圆，全家人可以在大都市和异地团聚，但在异地只是团聚，而不是团圆，只有在自己家乡的团聚才是团圆。

“回家过年”应该成为所有民俗学者们理想主义的共同呼声，这是在充分理解了春节意义的基础上发出来的。因为回家过年本身饱含丰富的理想，团圆、吉祥、祝福、喜庆、美好等等都是家乡春节的基本存在感，极易激发民俗学者的理想主义情愫。

第二个方面，城市文明在不断超越传统春节文化。文明表现为未来的时间向度，诸如“中华文明的曙光”的表述，而文化则侧重于“传统”，文化与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城市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一些传统包括春节民俗被科学和理性所掩盖。诸如“什么是节”这样的问题就变得极为陌生。中国人(除了游牧民族)吃的是草，穿的用的都取自植物，对植物有天然的亲近感。传统民居是用木头盖起来的。如今，大学的“建筑系”仍称“土木工程系”，中医治病用草药。植物都有节，节是植物中最坚硬的部位，“节”作为时间概念，也成为坚硬的非常的时间，也即最“难过”的时间。“节”意为不通，堵住了，故而叫“过节”。这一称谓极为精妙和贴切。不通，所以要“过”，要通过。至今仍保存了这一本意，两人之间有了矛盾和冲突，即“过节”。在祖先的观念中，节是不通的时间，也就是不吉利的和邪恶的时间。

如何通过这段非常时间呢？无外乎两种方式。一是祭祀。一是恪守禁忌。诸多平时能做的事情不能做，可以说的话不能说。譬如，正月初一不能扫地，不能倒垃圾，唯恐走了财运、财气；不能动剪刀、刀子，更不能杀生、见血。国人向来注重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开始和结束都需要仪式化的表达。出远门，要饯行；旅途结束，回到家要洗尘、接风。而春节既是一年的结束，又是新年的开始，所以成为最重要的时间。在大年三十年夜饭的餐桌上，说尽吉祥的话，家家都说，人人这样。正月初一互相拜年以吉祥道贺，皆寄希望于新的一年。年夜饭是全家团圆的时间，绝对不允许外人打搅。倘若有人家负债，一定要在年关之前偿还，除非万不得已，绝对不会让旧债拖入新的一年，要用全新的面貌迎接新年的到来，从新开始。在过去，大年三十之前，父母都要给每个家庭成员做件新衣服；还有贴春联和门神，扫尘等等，需要更换的都要焕然一新。国人坚信新的比旧的要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这是国人的生命哲学。

对春节的考察，理想主义思维定势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过去为参照，上述“第二个方面”的文字也是如此。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春节背后的隐喻已变得模糊不清，都市中人已难以领略到先辈们过年的神圣感了。现代化的生活旨在追求快捷便利，舒适和安全，力图打破禁忌和约束。而传统春节最重要的文化表征就是祈愿与禁忌。禁忌在都市中已难以寻觅，相互祝福的祈愿形式倒仍在流行，但祝福更多出于交往的需要，祝福词语竟然多数为剪贴、复制而成。另外，居住环境、家庭成员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年味的淡化，传统春节的文化场域在都市中再也无从构建。正如爱德华·希尔斯所言：“传统发生变迁是因为它们所属的环境起了变化。传统为了生存下来，就必须适应它们在其中运作，并依据其进行导向的那些环境。”*[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276页。问题是传统春节是不是能够适应都市新环境，理想主义者显然不愿意做出否定的答案。然而，春节传统只剩下一些零零散散的片段，就像稀稀拉拉的鞭炮声一样。

第三个方面，春节文化与城市文明冲突的关键还在于，现代化与民俗的矛盾。春节是除旧迎新的时间，这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季节和气候变化有关。一个生产生活的周期结束了，迎来了新的生产生活的周期。这一周期是由阴历来决定的。而现在都市中的生产生活的周期，是按照阳历来安排的。所以目前有两种时间制度，官方主导的属于阳历，自然形态的农耕生活归为阴历。尽管两种时间制度并行不悖，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是阳历。除了传统节日，平日里的作息完全是按照阳历来布置的，与阴历的关系并不大。表面上看，主要传统节日都有法定假期，实际上阴历运作的空间反而被限定了，更加窄小。

现代化是绝对的，因为它代表了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伴随现代化所出现的任何问题，诸如污染、噪音、食品安全等，被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完全能够解决。当然，可以就事论事，严厉惩处造成空气污染、有害食品的当事人，但不能据此因噎废食。《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4年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34292.34人，不能据此而提出限制开车上路的倡议。因为速度与激情是现代化的标志，而放鞭炮不是，传统春节也不是。还应该进一步理解，传统春节向现代春节的转化本身也是传统，这是由科学主义主导的连续不间断的过程。这恰恰表明了传统是永恒的，也是发展的。从这一点出发，民俗学学科的理想主义当然是面向未来的。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把握民俗传统，这才是理性的，代表了学科发展方向的理想主义。

三、诉诸于重构的理想政府

民俗学者的理想主义更多表现在学术或言论的层面，理想转化为现实并非他们力所能及。给政府提供合理化建议，将政府引入理想主义轨道，都市春节的重构才能迎合民众生活所追求的幸福观和价值观。

都市年味越来越淡了，尽管民俗学者们不能阻止这种异化的趋势，但也不能熟视无睹。“由于传承得不完善，或者由于人们对所接触到的传统毫不关心，一种传统可能会被削弱。”*[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第304页。毕竟保护和传承传统民俗文化是理想主义学科的神圣使命。另外，对传统的维系也是社会结构的一种事实，因为任何社会结构中都不可能没有传统。延缓这种趋势，营造春节气氛仍然实属必要。在城市文明不断远离春节文化现实情况下，如何让传统春节文化融入到城市文明当中的确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单单喊出“保卫春节”这个口号是远远不够的。

民俗学者之所以一直执著于民俗传统的理想主义情怀，还有一个重要的依托，就是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中国民间文艺集成》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村落保护等皆以政府为主导，并且成效显著。民俗学者们参与其中，乐此不疲。尽管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颇有微词，但政府为中国非遗项目走向国际不遗余力，又深得学者们称道。政府的绝对权威及强大的经济实力令民俗学者们欣喜若狂，保护的理想信念倍增。“国家权力的介入和规划是当代传统节日发展的重要表征”，*关昕：《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传统节日发展》，《文化遗产》2016年第1期。政府完全有能力让都市的年味像乡村一样浓郁起来。学者们总是对政府充满了想象，并奉之为理性主义的代言者。

对政府的理想主义认知并非只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曾几何时，政府以“革命”的名义改造过春节。例如“‘文革’期间民兵限制人们‘拜年’，禁止‘亲戚走动’，‘过革命化的春节’，很多传统的节庆活动遭到禁止等等”，*周星：《谈谈当代节庆体系的整合与重构》，《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直接导致都市春节传统的沦丧。改革开放以后，春节强大的社会功能为政府所认识，于是，精心打造了观众最多的一台晚会，在其乐融融中宣扬党的政策和未来生活的美好；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和政府领导走访困难户，在一片祥和的节日气氛中重塑政府的高大形象；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设宴招待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彰显民族大团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春节给予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在延续都市春节传统方面，政府与民俗学者们的立场是一致的。既然春节如此重要，维系都市春节的传统性，政府便责无旁贷。要实现理想主义视阈下都市春节的愿望，可以站在政府立场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理想主义方案。当然，愿望要得以实现，政府必须是理想状态的。

首先，政府应该为来自同一地方的外来人组成生活共同体创造必要的居住条件。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以城市为第二个故乡的观念。越来越多的都市将变成移民城市，外来人口的比例逐年增加。房屋的市场化导致熟人社会急剧萎缩，人们纷纷离开他们熟悉的社区，进入陌生人的世界，每个家庭与其所在的社区不再发生任何关系。生活共同体的瓦解是年味消退的直接原因。让具有相同生活传统的人群聚居起来，形成生活共同体，构建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居住格局，重新夯实春节文化土壤。在城市布局中有意识地建立城中村，让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居住在同一社区。譬如，在北京曾经就有温州村、浙江村、河南村、安徽村、福建村等。四合院老北京人聚落空间的年味较之高楼大厦就更为浓郁。

第二个方面，政府加大专项投入，营造都市春节文化的氛围。通过张灯结彩营造都市特有的春节气氛，在公园、道路两旁及其他公共空间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加以装饰，提供各种免费的歌舞表演，市区免费发放春联，发放年货。从2012年开始，北京的烟花备货量、销售量连续六年逐年下降，到了2017年，全市烟花销售量已经从销售高峰期的40多万箱，下降到12万余箱。零售点也从最高峰的近3000个下降到不足800个。这被视为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表现，也是年味清淡的显著例证。政府应该为市民放鞭炮提供良好的条件，既安全又不污染环境，现代科技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政府部门还可以加入到发送红包的行列中来，在电视、微信平台向广大市民发红包。政府部门要想成为真正的群主，需要吸纳尽量多的市民进入自己的“朋友圈”，并通过发红包的方式给予粉丝们实惠和满足。建议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提交这方面的提案。春节的市场化运作是必然趋势，政府需要加大平抑物价的力度，同时鼓励商人开展降价促销活动，增添广大市民购置年货的喜悦。

第三个方面，积极培植新的民俗事象，积极引导春节文化在都市中的重构。已经出现了抢红包、收发红包、逛商场、网购、出境旅游、自驾游、自驾回乡过年及年夜饭在高档饭店吃等现代消费主义现象。近几年春节，各个手机软件上抢红包成了市民新的娱乐环节，摇一摇、戳一戳、刷一刷等丰富多样的玩法让抢红包增加了不少娱乐性。2015年春晚微信摇一摇，互动总量达110亿次。这些都是文化产业化背景下春节转型的个例。尽管这些个例不是“传统”的，却已然成为春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这是传统春节向现代春节进化的先兆。当然，现代春节与传统春节绝非割裂，春节现代化重构达至任何程度，都不可能脱离其原本的精神内涵和基本社会属性，否则，就不是春节了。同时，这些新兴的民俗事象也应该有地方特色，与这座城市的文化传统有一定的关联性，不然的话，现代城市春节民俗又要雷同起来了。

第四个方面，政府应该鼓励年轻人把父母接到城市来过年，为外地老年人到都市过年提供优惠和便利条件。如今，春运主要是年轻人回家，回到父母身边过年。如果年轻人纷纷把父母接到都市，乡村传统春节习俗便不断涌入都市，可以极大地促进都市春节文化向着多元发展。现在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春节期间交通委实不怎么拥堵，很畅通。如果春节的交通依旧很拥堵，这才是有年味的。这种年味跟汽车尾气浓度，应该成正比。

一般认为春节文化是传承的，城市文明是建构的，其实并不尽然。春节文化同样也可以是发明的，城市的现代化也包括春节文化的现代化。过去，年节活动都是在家庭内部或家庭之间展开的，扫尘、贴门神和春联、祭祖、置办年货、吃年夜饭、压岁钱、守岁、拜年、放鞭炮莫不如是。随着家庭成员结构和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政府主导春节的力度愈发强劲，家庭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壁垒便被洞穿。迈向现代的城市春节文化，已然向着公共生活空间延伸。一个典型的事例，由于居住楼房，鞭炮已不能在自家门前放了，只能在社区大门口或开阔的公共领地集中燃放。而公共空间均由政府支配、管理。既然如此，在都市春节重构的过程中，必然存在市民、民俗学者及政府之间的博弈和妥协。

理想主义让民俗学者失去了应有的批判意识。民俗学者一贯主张让民俗生活本身说话，民俗包括传统春节在内是自然延续的结果，那是爱和自由的生活世界。没有哪个学科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此溺爱。如果有人对民俗传统尤其是春节习俗说三道四，便是大逆不道，必然遭来口诛笔伐。以现代化的眼光审视民俗传统，一方面令人萌生敬畏之心，另一方面又觉得总有一些不合时宜。另外，都市春节发展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可能完全由市民自己抉择。都市春节的理想命运并不由持理想主义的民俗学者所掌控，只能寄希望于理想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