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传承语境与媒介嬗变重释*

王治国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少数民族活态史诗《格萨(斯)尔》(藏族称《格萨尔》、蒙古族称《格斯尔》，下文统称《格萨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我国宝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尔》史诗在历经早期无文字传承、文字产生后的文本传播、当下多渠道传播的千年传唱进程中，艺人口头传承、文本书面传播和多媒介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诗研究不断向前发展，随着研究领域的拓疆，新的研究视角陆续呈现，其中颇具借鉴意义的便是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2)的媒介文化视角。麦克卢汉从人类传播史三大媒介——部落化的口头媒介、非部落化的印刷媒介和重新部落化的电子媒介层递关系入手，推演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历史图式。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已远非单纯的媒介，而是“人的任何延伸”，也是“一种新的尺度”。文化的传播都是为人而传，服务于人的相互交流与社会化，这就是麦克卢汉为何提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把人类社会传播媒介的发展看作是对人感知社会能力的扩展的原因。“重新部落化”理论在麦克卢汉媒介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理论不仅是对媒介演化的未来趋势的预测，同时也是对媒介文化演化的历史进程的回顾，甚至表现了麦克卢汉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宏观把握”。①范龙：《媒介现象学:麦克卢汉传播思想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第84页。媒介研究在近代的兴起和发展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和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媒介形态的不断丰富和传媒文化影响的深入，使得大众传媒不仅成为推动当代文话发展、转型的重要动因，而且成为关照当代活态史诗文学传播进程的一个不可规避的重要视角。因此，借鉴麦克卢汉媒介演化的三阶段说，对史诗的传承语境与媒介展开研究，进一步理解“重新部落化”理论对当下活形态史诗传承与传播研究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际意义。

一、部落化与《格萨尔》口头传承

从散见于麦克卢汉各类著述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他关于部落化的概念阐释。他在《麦克卢汉精粹》中所言：“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生活在受听觉生活支配，由听觉生活建构的口头文化社会里，首要的交流手段是言语；由于要依靠口语获取信息，人们便被拉进一张相互依存、天衣无缝的部落网络，看不出谁比别人知道多一些或少一些，因而人与人和谐相处，几乎没有个人主义和专业分工”。*[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8页。可见，“部落化”指的是一种前文字时代的人类文明形态。在该社会形态下，由于当时还没有文字，语言以及与语言相关的声音、表情、动作、气味、服饰、舞蹈等等成为人们交流和沟通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说，当时先民们传播的主要媒介是以语言为核心的口、耳、眼、舌、身等身体媒介，这种“近取诸身”的传播媒介构成了早期人类传播的雏形。虽然依据现在的眼光，这种基于看似原始的传播媒介而萌生的传播形态，实则难能可贵，具有先天的和谐特征。

部落化时期“听觉”据主导地位，具有独特功能。由于语言和声音的天然关系不可能是分析的或线性的，只能是通感的，凭借感官的听觉-触觉参与集体无意识，生活在如此“声觉空间”或“听觉场”的部落化人，其触觉、味觉、听觉、嗅觉都非常发达，较之有文字民族的生活方式要自然，丰富得多。“没有文字的部落人不是把自然转化成支离破碎的人为技术，而是力图给自然赋予精神的活力”，*[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1-12页。从而维系了自身与其所居世界的原初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人各种感觉的同时延伸或言说(即外化)，语言一向被认为是人最丰富的技艺形式，它把人和动物界区别开来”。*[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第100页。

口头传播时代，人类借助于自己传达必要的信息，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的最初组织形态——部落化。“我用我口里说出来的话创造各种形态的万物”，《创世纪》中上帝的这句话具有很强的隐喻性，它道出了人类最早的、也是第一个具有革命性的传播媒介——口语语言在文明之初对权力的建构力量。上帝的话具有原创性和绝对权威性。“口语传达了智慧的信息。神的信息、智慧和上帝几乎是相同的神学概念”。*哈罗德·英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页。有学者指出：“中文的“古”字，正是十口相传之意，即古代事情是由人们口述流传而来的”。*高人雄：《北朝民族文学叙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页。不论这一解释是否确当，民间传播的口语化是毫无疑义的。

口语文化中的传承者——说唱艺人——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拥有超常的记忆，掌握了现场说唱的各种奥秘。说唱艺人将储存在集体记忆中的《格萨尔》核心故事篇章，在部落化的集体语境下，以部落人说唱与聆听互动的方式，将英雄传说与故事以口头方式传播给世代居住在藏区的人民。正是得益于说唱艺人的精湛说唱技艺，《格萨尔》史诗才从众多源头的各个氏族部落像滚雪球一样，得以不断传承，逐渐发展，最终流传至今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说唱仪式中所反映的部落原始崇拜以及艺人与原始宗教职业者的关系等，将为文化人类学家探讨原始部落艺术提供极为宝贵的材料。

口语文化中也有自己的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仅是叙事中编造新的故事、增加新的成分、产生更多的异文叙事，更多地是说唱者与听众的互动。说唱艺人的每一次说唱或是表演，艺人都会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形成独特的表演语境。艺人这种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的每一次传承，恰恰是部落化时期口头传承的常态，也是促使艺人时唱时新的说唱机制生成的动力所在。说唱艺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发挥着各自的创造力。试想，每一次的说唱如出一辙的话，单调的陈词势必会损耗艺人的创造激情。所以，在每一次新的表演语境中，听众必须被调动起来作出回应，常常是热烈的回应。也就是说，表演的语境是移情式的和参与式的，而不是与认识对象疏离的。听众的参与不是个人的参与，而是集体的、趋同的参与，“在集体记忆时代，演述格萨尔是大众或部落成员不自觉的一种共同行为”。*诺布旺丹：《艺人、文本和语境——<格萨尔>的话语形态分析》，《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这种召唤——回应形成固有的仪式：浅唱低吟、高歌唱和、呐喊助威、鼓掌欢迎。说唱艺人和现场观众常常全身心地参与集体的交流活动，构成了听觉主导的部落集体狂欢的口头传承形式，“听众随时会被格萨尔排山倒海、瞠目结舌般的神性所吸住，乃至于凝神敛气”。*罗文敏：《纵聚向与横组合<格萨尔王>与<荷马史诗>整体结构之异》，《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古老的故事和主题必须在新鲜和复杂的新语境中得到更新，构成史诗不断传唱下去的创新机制。史诗被艺人四处云游传唱的同时，由于文字的发明和印刷术的传入，在部落化的口头传承中，逐渐产生了关于史诗故事的各种写本、手抄本，印刷业的发展又使史诗出现了木刻本。随之而来的史诗文本化将史诗由口头媒介主导的部落化传承推向了与之并行的印刷媒介为主导的非部落化传播阶段。

二、非部落化与《格萨尔》文本传播

如果说口语媒介强调所有感官的通感作用，无论是传者还是受者，都必须调动自身的知觉系统，综合利用形成一种多感官协调运作的良性机制的话，那么，随着媒介的发展而当文字诞生之后，这种部落网络开始淡出历史舞台。麦克卢汉指出，“作为对语言这一符号加以进一步符号化的产物，文字与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再依赖多感官的配合与协作，反而是将视觉从听觉-触觉互动的感官罗网中分离出来”，*[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第146页。由此根本上破坏了人类知觉的整体统一性。

在麦克卢汉看来，拼音文字的发明，打破了部落人眼耳口鼻舌身的平衡，从此，文字把人推出了部落化社会。文字的习得主要依靠视觉，眼睛阅读代替了耳朵聆听，从而文本阅读的视觉价值和分割意识取代了口头传唱和聆听的整体、公共的集体互动。拼音文字使人的视觉功能日渐强化和放大，进而削弱了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的综合作用，把其有机和谐、复杂通感转换成一致、连续和视觉的方式，如此，脱离了部落化的人也就成了视觉人。由“听觉主导”转向“视觉主导”，是人类文明告别部落化时代的重要标志。如果说文字媒介导致了最初的人类感知和社会结构的分裂，那么作为“一种在其整齐划一的分析性序列中进行无限生产视觉性表述”*[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第244页。而出现的印刷媒介，则进一步将这种由前者所开启的机械分割的文化专门化运动推向了极端。印刷媒介进一步强化了文字的“割裂效应”，“这两种媒介的相继出现和普及，最终为现代的科学理性和工业文明奠定了基础”，*范龙：《媒介现象学:麦克卢汉传播思想研究》，第89页。这就是“非部落化”的历史进程。

《格萨尔》的文本传播历史复杂，版本众多。在早期部落化现场口头说唱传承的同时，文人、僧侣们为了能够较长时期保存格萨尔故事，他们将最初说唱艺人的底本、民间流传的手抄本整理印刷加以留存，史诗开始走向了“文本化”过程的非部落化阶段。国际史诗研究专家劳里·航柯曾倡导史诗研究者考察史诗发展演变的双重“文本化”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方面是由口头史诗的歌手所发动的“口头-文本化” 的过程；另一方面是记录与编辑史诗的编创者所完成的“书面-文本化”的过程。*王杰文：《“文本的民族志”——劳里·航柯的“史诗研究”》，《文化遗产》2015年第4期。因此我们既要关注史诗艺人头脑中的思维文本转换到具体表演语境中可以感知聆听到的文本过程，又要关注史诗记录者对说唱艺人说唱文本的书面记录本、整理编辑本、翻译出版等多种文本化过程。也就是说，史诗的文本化经历了史诗歌手“口头-文本化”过程与史诗记录者“书面-文本化”过程。至于后者，文人们大多是搜集散落民间的艺人说唱本进行手抄整理；僧侣们则依靠寺庙集体整理成大型木刻本；大型印经院则印刷出版大部头的《格萨尔》文本。

木刻本的产生对史诗的传播与发展又是一次较大的推动，史诗正式从口头文本向书面文本过渡的标志是大量木刻本的产生。木刻本印刷产生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藏区一些印经院所开始印制。与浩瀚的艺人说唱本相比，木刻本数量虽然不多，但一经刻印后，由于便于阅读，史诗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传播的速度进一步提升。在木刻本不太盛行的偏远地区，手抄本比较普遍。如是，史诗流传更为广泛，内容更为完整规范。当然，众多书面文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相互吸收和交叉使用情况。非部落化取代部落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重大转型，这是由导致人类感官失衡的文字及印刷术共同推动的。印刷媒介会让书写者和读者之间产生一定的距离，正是这段距离的存在使得人作为个体能够保持独立思考，并且以评判性思维衡量言说者的言辞，不会像口语文化语境中那样受到言说者在场阐释的影响。麦克卢汉认为，口头传统退居于次要地位，并从属于静默和孤独的读书人之后，纯文学才开始出现，也就是说，文学/纯文学是非部落化的产物。

必须指出的是，非部落化阶段史诗以手抄本和木刻本等印刷文本传播，史诗的传承语境和媒介貌似发生了改变，由集体狂欢走向了个体阅读，但是并没有改变《格萨尔》史诗的口传文化天然属性。正如朝戈金所言，“从纯粹的无文字社会的文学传播形态，到文字在世界各地被发明和使用之后，不同的文明传统先后以各种方式进入口头传承与书面写作并行的阶段”。*朝戈金：《“回到声音”的口头诗学：以口传史诗的文本研究为起点》，《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史诗流传地区的群众主要还是以听艺人说唱的方式来聆听《格萨尔》，以阅读的方式接受史诗，只是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史诗传播的途径和媒介。本质上而言，艺人说唱集史诗的故事、音乐、曲调、绘画、指画说唱为一体，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史诗的原貌与史诗立体的艺术形态，从而使人们可以领略到一种与史诗人物同在的艺术氛围，更为深刻地体味到史诗的底蕴。相比之下，书面形式的各种本子就大为逊色。然而，书面文本又有其独到之处。由于他们出自文人之手，在将说唱记录成文以及整理和传抄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并运用其智慧和文采，使史诗减少了随意性，增加了规定性。部分说唱艺人，特别是识字的艺人在广取博收后受益匪浅。其创作的便于携带的本子，使史诗犹如插上了双翅，不胫而走，在一些艺人罕至的地方传播开来。非部落化的印刷文本传播使得史诗的主题更加鲜明，逻辑性也大大增强，从而大大提升了史诗在整齐划一的分析性序列中产生无限生产视觉性表述的可能。

三 、重新部落化—《格萨尔》电子媒介传播

如前所述，文字以及印刷术的推广导致人类文明走向由“非部落化”取代“部落化”第一次重大转型。麦克卢汉并没有就此停止媒介嬗变的思考，他认为，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人类文明正经历“重新部落化”的第二次重大转型。电子媒介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人类由“非部落化”向“重新部落化”的过渡。

在麦克卢汉看来，电子媒介主要包括电报、电话、广播、电影和电视。电子媒介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重视“听觉”作用，或以听觉为主导，如广播、电话；或强调听觉与视觉的相互配合，如电影、电视。如此，电子媒介呈现出与文字、书籍等纯粹的视觉媒介不同的性质。“如果说最初的口语媒介虽同样偏向于听觉，但其在信息传播上的时空局限却决定它只能是‘耳朵的延伸’，那么相比之下，电子媒介可谓极大地突破了前者狭小的人际范畴，通过将听觉传播的速度、规模与质量提升到一个全新高度而产生了宏大的‘通感’效应。至于‘试听一体化’的电影和电视的出现，则更强化了某种多感官综合协调的媒介运作机制。”*范龙：《媒介现象学:麦克卢汉传播思想研究》，第90页。如果说之前的技术即人的延伸都是部分的、零星的，那么电子技术则是总体的，无所不包的。电子时代的到来，将使人重新部落化——恢复到前文字/印刷时代人的感官平衡状态。由于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电脑——将人的整个神经系统提高和外化，社会和心理生存的一切侧面便随之发生转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如今已达到相当普及率的电视，它作用于人的整个感知系统，使每一个收视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似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由于电子媒介具备了恢复人类感官平衡效力的作用，在“非部落化”阶段中遭受到毁灭性破坏的人类感知系统的完整性，必然因作为人的“综合延伸”的电子媒介而得以恢复和重建。显然，电子媒介将使我们重返感知均衡的“声觉空间”；回归到人类“部落化”生存状态；回到一个“即将出现的摆脱了机械社会的分析切割和异化的世界”，即“一个丰富多彩的、完整和谐的、重新部落化的世界”。*范龙：《媒介现象学:麦克卢汉传播思想研究》，第267页。电子媒介同样会让言说者/书写者和听众/读者之间产生距离，然而，它可以凭借高科技复制手段来消除这种距离，使言说者/书写者和听众/读者既相互分离又彼此靠拢。一定意义上，导致印刷媒介时代主体精神构建的瓦解，从而从印刷时代的“非部落化”重回到了口语时代的“部落化”，完成“重新部落化”的过程。如果说印刷文化把书面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那么，电子文化则建立在书面文化和印刷文化的基础之上，且能反哺口语文化，将口语文化的某些场景以数字形式加以再现。

《格萨尔》传承的媒介嬗变体现在口传史诗呈现出由口语文化→书面印刷文化→数字媒介文化的嬗变趋势，其中，媒介载体分别表现为艺人口头说唱、史诗文本传承以及多媒体数字文化介质，分别与麦克卢汉部落化、非部落化和重新部落化“三阶段”遥相呼应。史诗的传承除了传统的说唱艺人口耳传承与书面文本传播外，以电子文化为载体的数字传播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已经显示出强大的发展前景。正如刘大先所言，“语言/理性的主体的书写文学表达方式让位于新的信息流动模式，它与古典、神圣、族群记忆的关系需要重新书写，格萨尔在新的语境中获得自己的生命，定然是以多媒体的形式。”*刘大先：《新媒体时代的多民族文学——从格萨尔王谈起》，《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较为典型的是《格萨尔》史诗的艺术再创作与影视改编创作。早在1987年，由高兰村主演的18集电视剧《格萨尔王》在青海广播电视台播放，赢得了一定的反响，深受人民的喜爱。2006年继原创动画片《宝莲灯》热映之后，影视界开始改编《格萨尔》史诗。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利用华中师范大学在技术、师资上的优势，开始了将《格萨尔王》制作为三维史诗动画片项目，该项目弥补了《格萨尔》史诗文化在国内动画制作业的空白。无论是《格萨尔》以藏戏、唐卡形式进行的艺术改编，还是以电视、电影、动画、网络等视频形式进行数字传播，在活态史诗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不难想象，利用三维立体的高科技画面，必将会更生动地再现《格萨尔》中宏伟的场面。《格萨尔》影视场面的恢宏气势与故事情节展现的淋漓尽致，无疑会使《格萨尔》电影具有极大的观赏性与画面感，就《格萨尔》史诗传播而言，其广度与深度都将达到相当高的规模和水平。这种利用数字技术与新媒介技术所进行的艺术改编，通过专业的影视拍摄团队与全国《格萨尔》史诗研究者和相关专家的通力合作，旨在将《格萨尔》史诗英雄降妖除魔的巨大战争场面尽数表现出来。从这个层面而言，电子媒介已经颠覆了文字印刷霸权掌控下的文本观，史诗成为一种多媒体的展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史诗似乎又恢复了口头传播时代的部落化叙事策略：文字、声音、图像、语境再次实现了同构。恢复到口头媒介时代，不正是麦克卢汉所言的“重新部落化”时代么？

四 、《格萨尔》传承的媒介嬗变

麦克卢汉从“部落化”崭新视角来梳理媒介演变史，并用“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公式来概括人类历史。麦克卢汉认为，在口头传播阶段人类社会所处的是部落化时期；在印刷文化阶段，人类社会所处的是脱离部落化时期；在电子文化阶段，人类社会则是处于重新部落化阶段。由部落化到脱离部落化再到重新部落化，既是人类的实践和历史的总体演进，又是人类社会不同的样态和人对世界的不同构建。“从部落化到非部落化再到重新部落化，媒介技术本身及其影响下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变迁，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循环，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回归，也体现了“螺旋式的上升”这一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范龙：《媒介现象学:麦克卢汉传播思想研究》，第92页。当代中国媒介文化研究重要译介者和引入者何道宽，也对麦克卢汉诉诸天书般文字的诸如“重新部落化”的奇思秒想，作了必要也最有意思的解释：

电子媒介使人整合，回归整体思维的前印刷时代。这就叫做重新部落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全面发展的人。窃以为，这个公式可以写作以下几种变体：整合化-分割化-重新整合化；有机化-机械化-重新有机化；前印刷文化-印刷文化-无印刷文化；前现代化-现代化-后现代化。*[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第12页。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上述事实材料，是为了加深我们对媒介嬗变发展的印象，为电子传媒的横空出世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难以想象的重大影响提供充分的事实依据。早期先民们借助人体器官所发出的简单声音并结合一定的思想，创造了人类绵延至今的口头传播方式。在口头传播之后，人类相继借助于图画、实物、信号、纸质媒体、电子媒体等诸多不同的传播媒介与传播手段，来实现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媒介不仅仅只是具有传播功能，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范畴，媒介无疑承载着文化编码和解码的历史重任。传播媒介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出人与现实、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与纽带所发生的变革，而且也体现了人对于自身本能的超越。文化因为媒介而长期传承下来，而媒介的兼容性和多变性也加快了文化的更迭。某种意义上而言，媒介不仅传承文化、同时也创造文化，塑造价值，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

鉴于对上述媒介文化理论的理解，结合《格萨尔》活态史诗传播轨迹，可重新将《格萨尔》史诗的传播文化语境分为口语文化语境、书面文化语境和数字文化语境三个阶段。索南措认为《格萨尔》史诗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与时俱进的传承手段，“文本强调其内容的丰富性，引导大众驰骋在想象的空间里，广播刺激民众的听觉器官。电视注重民众的视觉感知力，网络则更注重交互性”。*索南措：《<格萨尔王传>传播媒介对藏民族崇拜心理的影响》，《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从口耳相传的近距离互动到书面文本的静默阅读再到电子传媒与网络空间的传唱，《格萨尔》史诗传播媒介三个阶段并非是依次取而代之的，而是一个依次叠加甚至重合的过程，既承前启后又多元并存。比如口传与书面并存的传承方式，以及未来口传、书面与数字传播共存的传承方式。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言，“这些阶段不是历时存在的，而是同界面(conterminous)地存在于现时。它们之所以并非相继存在，还因为每一阶段中的某些成分至少也是隐含在其他阶段之中”。*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页。也就是说，印刷媒介的文本传承虽然能够分担《格萨尔》传播的部分功能，却无法完全取代口语媒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口语媒介传播是人际交往的最简单、最基本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活态史诗之所以为活态，必须有一个口语媒介的传承语境。虽然《格萨尔》史诗千百年来以传统的口耳相传与书面记录的双重社会保存方式传承至今，但是若要改变其日益式微的命运，电子媒介的数字传播进程必须加快，逐步进入媒介融合的关注视野之中。

文化传媒研究的成功实践，尤其是当下文化遗产研究的丰硕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从媒介文化视角重释活态史诗传承研究提供了参照。依托媒介文化“重新部落化”这一新的理论资源，并以其作为活态史诗文化遗产传承批评研究的一个有效支点，更好回应现代传媒生存语境下活态史诗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与翻译问题，进而激活活态史诗文化传承研究相对封闭的格局，无疑会对活态文化遗产的域外翻译与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