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图联数字素养宣言》分析与启示

何 蕾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广东 广州 510110）

2017年8月，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简称IFLA）发布《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数字素养宣言》（IFLA Statement on Digital Literacy，以下简称《宣言》）[1]，强调在信息通信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以具体案例说明图书馆在当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针对不同层级的组织或机构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是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首次发布关于数字素养的系统性宣言，紧密联系社会和科技发展现状，面对图书馆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为各国图书馆开展公民数字素养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文就《宣言》的核心内容进行深度分析，以期为国内图书馆界开展数字素养工作提供借鉴思考。

1 《宣言》发布的背景和意义

1.1 各类机构对于数字素养的定义

早在1994年，以色列学者Yoram Eshet-Alkalai首次提出“数字素养”的概念，将其看作数字时代的生存技能，并于2004年提出数字素养的5个框架：图片－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2]，2012年又增加了实时思考技能，发展成6个框架[3]。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素养逐渐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各类机构对其概念和内容进行深化拓展。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简称JISC）认为，数字素养是指“个人在数字社会中生存、学习及工作所需的能力，包括利用数字工具开展学术研究、撰写报告及批判性思考等能力”[4]。欧盟制定了适用于全欧洲的“数字素养框架”，将数字素养定义为“在工作、娱乐和交流中批判性地使用信息化工具的能力”，包含了信息域、交流域、内容创建域、安全意识域和问题解决域等5个素养域[5]。美国图书馆协会（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简称ALA）将数字素养定义为“利用信息与通讯技术检索、理解、评价、创造并交流数字信息的能力，这个过程需具备认知技能及技术技能”[6]；该定义得到了图书馆界的广泛认可与应用，并进一步规范了数字素养的内涵[7]。

1.2 各国开展数字素养培养的实践

为了在数字社会中更好地生存发展，各国均重视培养公民的数字素养，并将之视为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欧美等发达国家最早开始相关工作，对此已有诸多实践经验。

欧盟在2000年制定了“教育与培训2010计划”（Education & Training 2010 ，简称ET2010），认为数字素养是欧盟公民的8项核心素养之一，并于2011年开始实施“数字素养项目”，发布数字素养框架，发挥引导作用；其教育系统承担了公民数字素养教育的主要工作，将数字素养课程融入各门学科的教学体系之中；图书馆和图书馆协会则负责培养承担教育责任的社会力量[8]。

美国于2010年提出的“国家宽带计划”（National Broadband Plan）明确地将国家数字素养工程纳入其中，为公民提供廉价的互联网接入服务和免费的数字素养培训，完善政府机构在开展公民数字素养培养工作中的作用；明确教育工作者为主要培养者，相应地，教育系统内举办专题学术会议“数字公民素养峰会”等，并制定数字素养培养标准；号召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其中，对政府和教育系统的工作起到积极的补充作用[9-10]。

在亚洲，日本的媒介文化市场规模最大，发展相对成熟，其数字素养教育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日本文部省主持开展“信息教育”工作，强调对个人创造性与表现能力的培养，要求社会团体或传媒业内组织对其内部人员进行素养教育，培养公民在接受媒介信息能力方面具有多样性和层级性，编制学校课程和教材时注重“不间断地拥有发表、出版和实践的机会与平台”[11-12]。

1.3 《宣言》发布的意义

数字素养作为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重视。图书馆作为公民接受终身教育的重要场所，必须适应新变化和新要求，承担起培养公民数字素养的重任。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以及图书馆联合机构已经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和计划，并在实施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有效提升了公民的数字素养，促进了社会发展与进步。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图书馆联合机构，发布本《宣言》以确定图书馆在开展数字素养培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将为国际图书馆界提供更系统、科学的工作指引；《宣言》中列举的特色案例，将为各图书馆开展数字素养培养工作树立先进性示范。自此，国际图书馆界对于开展数字素养培养工作将形成统一的标准。

2 《宣言》核心内容分析

2.1 正视因缺乏数字素养而导致的社会问题

《宣言》指出，“阅读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是个人的基本素养，也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并从中获得滋养的基础。”数字素养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早已得到理论和实践的充分证明，《宣言》同样认可这一观点。与此同时，《宣言》还更深层次地看到了科技进步在为人们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为数字技术水平和态度的差异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导致“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出现，产生“数字土著”（Digital Natives）和“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分化，所以“可能会加深原有的社会断层”。网络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使人们有机会享受丰富多彩的生活”，但是网络同时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各种网络犯罪、虚假新闻层出不穷，使得部分人不得不选择切断网络，相关机构也为此出台更严格的审查制度，限制网络的粗放式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必须提高自身的数字素养，学会正确有效地接收、应用、分享和创造信息，才能充分挖掘互联网的潜力，使之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

2.2 为数字素养提出结果导向的定义

由于素养的内涵随着社会进步和环境变化而不断发展，所以“何为数字素养”至今仍然没有定论。各类机构对“数字素养”提出了不同的定义、划分了不同的内涵，但这些定义和内涵多是概念导向的，阐述的是“数字素养是什么”。《宣言》也为数字素养下了一个概念导向的定义，即“指利用数字工具并发挥其潜能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宣言》更强调结果导向的定义，即阐述“具备数字素养能做什么”。《宣言》认为，“具备数字素养意味着可以在高效、有效、合理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利用数字技术，以满足个人、社会和专业领域的信息需求。”具备数字素养的人能熟练操作电脑、掌握网络运作知识、规避网络风险、保护个人数据隐私、创造性地利用博客等多媒体工具、获得工作和创业机遇等。此外，具备数字素养的人还会拥有更丰富的法律和伦理知识，具有全球公民意识，对世界抱有更尊重、开放的态度。从结果导向来看，数字素养的概念和要求与时俱进，需要终身学习。个人必须为此付出努力，而政府与社会的力量也必不可少。

此前各类机构为“数字素养”下定义的时候，还常常将之与“媒介素养”或“信息素养”做比较，认为各有异同之处。《宣言》没有就此展开议论，仅认为“数字素养要求具备媒介和信息素养……数字素养与其他素养，尤其是媒介和信息素养，有相互重叠的部分”。

2.3 强调图书馆承担了培养数字素养的责任

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在提供免费网络和数字技术工具、组织数字技术培训、构建可靠的社交空间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读者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向图书馆寻求支持和帮助。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美国公共图书馆2016年度报告》（Libraries 2016）显示，在美国，80%的受访者认为图书馆应该为包括儿童和长者在内的读者提供各类培训，如电脑、智能手机等数字化产品的使用方法；50%的受访者认为，图书馆应该购买3D打印机等数字化工具；受访者普遍认为图书馆提供的一系列服务能帮助他们提高数字技术水平，并学会分析判断信息的可靠性；在提供安全的休闲场所、为各个年龄段的民众创造教育机会和激发年轻人的创意等方面，图书馆能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13]。

《宣言》强调，“在传播、应用知识以及为读者提供（非正式的）终身学习场所方面，图书馆起着关键作用……通过充分的规划设计、财政预算和人员投入，培养读者的数字素养应当成为图书馆的核心服务之一。”这个表述再次强调了图书馆的责任在于帮助公民实现平等的文化权利，利用数字技术弥合“数字鸿沟”，促进个人和社会的进步。

2.4 针对不同层级的组织和机构提出建议

培养公民的数字素养是一项要求全社会密切配合的系统性工程，不能仅仅依靠某一方面的力量来完成。明确图书馆的责任后，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也向国家和地区政府、普通学校、高等院校以及各经济领域的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使培养公民的数字素养成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基本政策；凭借教育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和知识，在教育系统中大力促进数字素养教育和其他课程的融合；呼吁这些组织和机构加强与图书馆的合作，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地开展数字素养培训工作。

2.5 突出图书馆开展数字素养培养工作的先进性示范

《宣言》的附录部分选取了4个特色案例作为图书馆开展数字素养培养工作的先进性示范，分别是芬兰坦佩雷市图书馆的“知识集市”（Tietoris）、澳大利亚墨尔本市Mill Park图书馆的培训课程、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Biblio Tech数字图书馆针对特殊人群的数字化服务以及南非西开普省多家图书馆联合开展的“乡村图书馆连通计划”（RLCP）。这4个案例具有以下特点：

（1）地域覆盖面广：芬兰坦佩雷市图书馆、澳大利亚墨尔本市Mill Park图书馆、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Biblio Tech数字图书馆、南非西开普省的“乡村图书馆连通计划”分别处于欧洲、大洋洲、美洲和非洲地区，其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具体的社会需求存在差异，所开展的服务具有针对性。《宣言》选取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案例进行分析，证明提升数字素养的工作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重视。

（2）突出政府主导：坦佩雷市图书馆的“知识集市”指导读者使用金融、医疗、教育、政府服务等公共资源，Mill Park图书馆的培训课程在澳大利亚政府的“数字素养推广计划”下组织实施，Biblio Tech数字图书馆旨在弥合圣安东尼奥市和周边地区的文化科技差异，西开普省的“乡村图书馆连通计划”更是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以平衡区域发展。由此可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图书馆开展数字素养培养工作中占主导地位。

（3）与数字图书馆相结合：数字素养教育需要利用丰富的数字资源和数字工具，当前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工作与之充分契合。Biblio Tech数字图书馆是全美首家全数字化公共图书馆，在数字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优势明显；图书馆，政府和社会组织也会为其提供数字资源、设备和技术等，以便他们开展培训和体验服务。

（4） 针对不同人群的特色服务：坦佩雷市图书馆的“知识集市”有针对学龄前儿童的专门服务；Mill Park图书馆响应澳大利亚政府的号召，培训计划重点关注退休人士、低收入群体和原住民；Biblio Tech数字图书馆为监狱服刑人员（尤其是年轻人）和在海外执勤的军人们提供特别服务；西开普省的“乡村图书馆连通计划”开设有帮助小商业者利用互联网进行广告宣传的辅导课程等。在知识普及培训的基础上开展这些有针对性的特色服务，将使目标群体更快更好地掌握所需技能，达到更好的教育和宣传效果。

（5）图书馆的空间改造：坦佩雷市图书馆组织的3个“知识集市”配有专门的电脑和专职工作人员，成为培训交流空间；Mill Park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现场使用或可外借的电脑及其他电子设备”，课程分学期举办，形式丰富，是市民的继续教育中心；Biblio Tech数字图书馆“提供物理空间的社交场所，以及由电子书和电子资源组成的网络虚拟场所”，为读者提供数字技术体验；西开普省的“乡村图书馆连通计划”也通过组织各类培训和交流活动，为所在社区的居民提供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便利。这些案例充分证明了图书馆必须转变观念，将传统的借阅空间改造成社交场所和教育服务中心，以更灵活多变的方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2.6 强调图书馆员的作用

《宣言》指出，“图书馆员要完成这项（提升数字素养）任务，他们本身也要加强学习。”在所列举的特色案例中，提到来自政府的信息通信技术等相关部门的人员会为参与培训活动的图书馆员们提供指导和培训。数字时代下的图书馆员早已走出借阅柜台和书架，将工作的关注点转移到阅读推广、技能培训、打造学习交流空间等方面。这对馆员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使他们开拓了新的机遇、收获新的经验。图书馆是公民接受终身教育的场所，作为图书馆员，应该养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具备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在组织实施数字素养培训工作的过程中把握方向、掌握技巧。为此，政府部门和其他相关机构也应该对图书馆员给予更多支持和鼓励，帮助他们提高专业技能水平，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2.7 强调图书馆与外界合作的必要性

在《宣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中，特别强调了学校和各经济领域机构与图书馆形成合作关系的必要性；在所列举的特色案例中，有培训专员联合图书馆员和读者开办培训课程，也有图书馆外联团队主动与社会各界取得联系，许多活动都离不开外界机构的支持配合。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学校是培养公民数字素养的主要阵地，图书馆是最有效的社会补充力量，而各类组织和机构则形成了巨大的协作网络，确保工作开展得更全面、更合理。

3 《宣言》对我国图书馆界的启示

《宣言》为各国图书馆开展数字素养工作指明了方向。针对我国当前开展数字素养教育和培训的情况，研究者普遍认为实际工作起步较晚，有各种问题亟待解决，但已开始引起多方面重视，颇具发展前景和研究价值。本《宣言》可为我国图书馆界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和指引。

3.1 建章立制，为开展数字素养培养工作营造环境。

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欧美国家政府及图书馆组织都已制定关于数字素养的制度、规范或框架，肯定数字素养对于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意义，定义数字素养的内涵，以项目带动效益，推动数字素养教育培训的发展。从当前实际情况看，我国的数字素养教育以学校为主要阵地。教育部于2016年公布了以提升师生信息素养为指导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为未来数字素养框架的制定提供了政策依据[14-15]。但是，我国各级政府还没有制定相关法律或规划性文件用于指导其他组织举办的数字素养活动，也没有开展国家层面的数字素养工程，图书馆行业组织也没有启动数字素养相关项目，导致现有的数字素养培训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相对比较松散，没有形成系统规划。鉴于此，中央政府或国家级图书馆行业组织可以参照国际惯例和经验，在充分调研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规章制度，启动国家项目，同时指导地方政府或地方级图书馆组织启动地区项目，为数字素养培养工作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加大宣传普及力度，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和帮助公民有意识地培养、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宽带网络覆盖面广，数字图书馆建设也进行得如火如荼，所拥有的硬件设备和资源设备优势为开展数字素养培养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2 转型升级，为图书馆的角色定位开拓方向。

图书馆需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理念和服务的转型升级，重新找到自身的社会价值，这在国内图书馆界已经逐渐形成共识。而数字素养教育为图书馆寻找新的角色定位开拓了方向。近年来，多个省级图书馆建成了新馆舍，市级、县级的新馆也不断落成开放，新建筑在空间布局上已经有意识地把一部分传统借阅空间改造成适合读者聚会、学习、交流、创造的公共场所。许多图书馆设有公共电子阅览室和无线网络，供读者搜索网络资源和利用数据库，满足学习、工作、生活等需求；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组织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培训课程、创客空间和工作坊等，丰富读者的进馆体验；部分图书馆设立了数字学术中心，以适应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需求。这些新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内图书馆的传统形象，丰富了服务内容，有意识地与国际接轨。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目前这些活动没有得到系统整合梳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较松散。以数字素养培养工作为契机实现图书馆的转型升级，不但需要外在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图书馆的主观努力。

3.3 教学相长，为馆员素质提升确立目标。

图书馆角色定位的转变，促使图书馆员更加注重培养专业技能，提升数字素养。有学者研究认为，图书馆员要向信息工作者和数据工作者转变[16]，图书馆应该根据实际需要，为馆员设计数字素养培训体系，并将其纳入馆员的职业发展规划中[17]。国外图书馆也有完备的学科馆员培训计划可供我国参考。近年来，随着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图书馆员的职业素质也开始受到重视，科学合理的职业培训势在必行。办公软件、电子资源、电子设备等的应用培训，新型科技产品的使用体验，数字学术空间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等知识，都应该是数字时代图书馆员的必备技能。拥有良好数字素养的馆员在组织数字素养培训活动时能更好地为读者提供指引和帮助，工作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又反过来促进自身数字素养的不断提升。这样教学相长的过程为馆员提供了前进的目标和动力。

3.4 合作共赢，为全体公民创造文化效益。

数字素养培养工作涉及的内容较多，国外图书馆多与高校、研究中心、行业组织、志愿者机构等合作进行。就目前我国图书馆的实践来看，也有与高校、学术机构、数据公司、志愿者机构等共同举办活动的实际案例。这样的跨部门、跨行业合作，能提高图书馆管理者和馆员的理论和操作水平，汇集各方优势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素养培训方案。图书馆可以向外界寻求帮助，邀请专业技术人员为馆员和读者进行培训指导。在活动策划、场地布置、设备购置、人员组织等方面，多方合作能有效发挥优势、弥补不足；而对于各机构和组织来说，与图书馆的合作也能帮助他们提高公共文化参与度，了解使用者的实际需要，更好地实现社会效益。

4 结 语

《宣言》由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的多个专业委员会联合起草发布，体现了工作的严谨性和对数字素养的重视；其内容以业界既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新的角度和观点；对各行业的意见建议以及列举的特色案例，可以作为工作参考和指引。数字素养在欧美发达国家早已引起重视，其图书馆也形成了相关的培训体系。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是有潜在的基础和优势，可以广泛借鉴经验，联系实际情况，发展出独特的“中国模式”，发挥数字素养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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