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和防范幼儿教师的身份污名化
——基于对云、贵、川三省部分地区田野调查的分析与思考

胡云聪，李容香

（1.遵义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贵州遵义563006；2.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吉林长春130024）

一、身份污名化理论源起

最早提出“污名”这个概念的是西方社会学家埃利亚斯，他在研究胡格诺教徒中发现，一类群体将低劣强加在另一类群体身上，并一直持续扩大他们的低劣性。两类群体之间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是一方对另一方不公平的单向“命名”的话语关系，这种特殊的话语关系产生了对处于不平等地位群体的污名现象。而污名化就是长期在这两类群体之间的污名互动维持过程，是对人成为完美人这种使命的扭曲，最后“凝固”成一种大家共识的事实。

著名学者戈夫曼认为，“污名”一词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当时，它是指不寻常的东西或道德品质败坏的人。[1]P4污名的标志主要刻画在叛徒、罪犯或者奴隶身上。戈夫曼将污名化解释为个体独特的不被大众认可的特征，是由于个体或群体具有某种社会不期望或不名誉的特征，从而降低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污名是社会对这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被贴上该标签的人有一些为他所属文化不能接受的状况、属性、品质、特点或行为，这些属性或行为使得被贴标签者产生羞愧、耻辱乃至犯罪感，并导致了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的待遇。[1]P1

Corrigan则把污名看作是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两者构成的统一整体。这里，前者是指社会大众对受污名群体的刻板印象，后者则是随着公众污名产生而出现的受污者的自我贬损，其对“自我低评价”和“自我低效能”的认可。[2]林克（Link)和费伦(Phelan)将污名定义为“标签、刻板印象、孤立、状态缺失和歧视等元素共存于一种权利状态,这种状态存在各种污名元素的叠加”[3]，将污名从结果的分析认识演变到以过程为导向来认识。

总之，污名是不好的、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表征。现在污名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各学科理论研究中，其表征范围不断扩大。第一，表征身体上有各种残缺和传染疾病患者，如麻风病、精神疾病和艾滋病患者等这类可能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的人群；第二，也有行为取向的污名现象产生，如同性恋、吸毒人群、犯罪群体以及威胁社会治安的恐怖分子。此外，随着社会精神文明的提高、贫富差距的显著差距，污名也被表征在身份和地位上，导致某些群体身份污名化现象产生，如农民工、女大学生、留守儿童等给大众留下负面印象的群体。

污名包括施加污名者、承受污名者和污名化等的不同角色，其结果是歧视。[4]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身份污名化的群体越来越多。在整个身份污名化的过程中，施加污名者由于以扭曲地把别人塑造成为完美人的使命心理对待承受污名者，如果承受污名者有降低施加污名者的生活水平的机会，[4]施加污名者往往会以利己的心态夸大其实地看待和宣传与他们价值观不同或行为取向有错误的另一类群体，扩大承受污名者的负面标签，那么承受污名者在生活中就会以负面标签被施以污名。处于优越身份地位的人对某些群体偏激的行为和看法都会导致这类群体身份污名化。由于承受污名者长期拥有其“受损身份”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到排斥的社会回应的过程就形成了污名化。[5]

二、幼儿教师形象田野调查及文献分析

随着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幼儿教师数量也在逐年增长。目前，我国幼儿教师人数大概有100万。2012到2015年期间，课题组成员在贵州多个城镇幼儿园亲历实践工作，并到云南、四川等西南省份进行实地考察，记录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人士对幼儿教师的看法，录谈话记录如下：

某小学教师：“最羡慕这些幼儿园老师，没有教学工作压力，没有升学压力，拿着和我们一样高的工资却付出那么少，在幼儿园工作不过是和孩子一块儿玩而已。她们为了自己省力，不教孩子知识，可孩子一旦上了小学就跟不上。谁都不愿带一年级的学生，尤其是公办幼儿园的孩子，知识基础几乎为零，简直是白上幼儿园了。”

某农村村妇：“什么幼儿园嘛？不就是托儿所吗？在幼儿园能学到什么！幼儿园的老师不过就是带一下孩子玩耍，要不是有规定没上过幼儿园就不能上小学，我才不想让孩子上幼儿园呢！那些幼儿园老师自己什么都不会，一天就知道教孩子玩游戏，拼音也不教，为了偷懒，还不给孩子布置作业。”

某城市家长：“我的孩子上幼儿园以后，只要一生病我就不让她去了，虽然老师说登记好药物的药量和吃药时间，可以按点按量给孩子喂药，但是谁敢让那些老师喂药啊！新闻上说了，现在的幼儿教师，为了让孩子安静，都给孩子吃安眠药，简直比保姆的心都还狠。”

某派出所所长：“要是上面派我去一个地方巡逻，我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去辖区内的幼儿园，那里看似平静，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暴力行为，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幼儿教师虐童事件，整得我每天的工作压力都很大，生怕我们辖区也会出现这种事情，所以我每星期都会去抽查一所幼儿园的情况，也会特意调出他们的监控录像看一下。”

某居民老太太：“现在的幼儿园老师简直是太变态了，她们就没有孩子吗?打孩子那么下得去手，我们家孙子从小到大我连吼都不舍得，我宁愿自己辛苦一点，也不想让孙子上幼儿园，那些老师才不会真正关心孩子，没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就把气撒在无辜的孩子身上。我看，所有的幼儿教师都不是什么好老师，还不如请保姆让人放心。”

某幼儿园园长：“当什么学校的校长都比当幼儿园园长要好得多，幼儿园的老师最不好管理，每天都像在后宫一样。园里老师男女比例不协调，男少女多。女老师多是非就多，矛盾也多，真是不好管理。”

某幼儿园老师：“我实在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来这里上班，但凡有其他的选择，我一定不来这个地方当幼儿教师。这些老师整天不学习，不是攀比老公优秀就是攀比谁家有钱，不是说东家长就是议西家短，在这种环境下工作迟早都会得精神分裂症。”

某区教育局副局长：“我们对幼儿园园长的考核，首先要看工作经历，其次要看性格。只有泼辣的老师才能胜任园长这项工作，因为那些幼儿园老师必须得有个泼辣的园长才震慑得住她们。别看这些老师学历不高、能力不强，就照看个孩子而已，要求还挺高，还提意见说给她们出去培训得太少了，就她们的能力我都不敢让她们出去培训，何况万一出什么安全事故，我作为分管领导，怎么负得了这个责任。”

当今社会，学前教育日益受到重视。同时，网络媒体的发展和舆论的压力也将幼儿教师推向了风口浪尖上，明显将幼儿教师的负面影响扩大化了，这使幼儿教师的身份和地位受到损害，角色也从曾经的“照看孩子无作为”的保姆转变到如今“变态狠心”的老师。从上百家大众媒体对幼儿教师形象的报道中不难发现，中性和正面影响的报道累计起来远远少于负面影响的报道，这足以说明幼儿教师在大众媒体中的形象比较差。随着大众媒体的传播，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心中，幼儿教师的负面新闻也就更多了。而多家媒体在报道中竟然用“施虐狂”“凶恶”“狰狞”“变态”等词语来描述幼儿教师。一些媒体还频频推出幼儿教师极度恶坏的个案报道，事实上这些都并非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访谈了58位城市居民，有51人表示受网络媒体报道的影响，对幼儿教师失去了信任，总是怀疑媒体曝光的这类幼儿教师无处不在，只是很多尚未被发现并报道出来而已。有7人持中立的态度，表示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人们基本上都用怀疑的眼光把幼儿教师看成是可能的虐童教师，常常说他们学历不高，都是考不上大学的大中专毕业生，素质低下，心理扭曲，甚至极个别的人用极度偏激、扭曲事实的言辞来表达他们的主观判断。在对61位农村人士进行访谈时发现，其中55人对幼儿教师的看法比较单一，她们受媒体影响较少，但是同样缺乏专业的眼光，他们否定了幼儿教师的工作价值和工作能力，认为幼儿教师是任何成年人都能胜任的职业。只有6人表示幼儿教师很有耐心，要照顾和教育一个班的孩子，工作很辛苦。从访谈结果来看，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大众对幼儿教师的负面印象远远高于正面印象。

在进行田野调查的同时，课题组也进行了大量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从中发现幼儿教师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对“虐童事件”的关注度非常高。从文献的整理结果来看，对幼儿教师负面影响的文献居多，歌颂赞扬的文献很少，仅以“虐童事件”为关键词在知网上进行搜索，搜索到423篇论文，而以“最美幼教”为关键词，搜索到的只有8篇论文。此外，在相关“虐童事件”的文献中，缺少对虐童事件的原因进行深度剖析，多是以斥责和法律的立场对这类事件产生的结果进行解析与探讨。

三、幼儿教师身份污名化成因剖析

（一）负面标签导致的思维定势是造成幼儿教师身份污名化的缘由

身份污名化是一个动态、长期持续的过程。林克和费伦以耻辱概念的影响构建了污名的几个核心问题，在对耻辱概念关系的研究中将污名看成是一个“刻板印象”与“属性”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包含的组建就是污名集中表现的几个共同发生的集合体。[3]根据他们对污名化产生的机制与过程，幼儿教师卷入身份污名化产生的可能性机制已经开始启动。

第一，区分人与标签人的差异，被标签人即承受污名者与其他人之间产生的显著差异；第二，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信仰者将另一些被贴上标签的文化信仰者打上负面影响的烙印，并在心理上形成思维定势，污名化随之产生；第三，把标记的人从“我们”中分离出来，变成“他们”，并希望“他们”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第四，污名化形成的过程中导致不公平的结果；最后，污名化是一旦产生就很难消除，除非被标记的群体具有足够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的影响，能够左右施加污名者或公众的根本看法与态度。

根据一系列媒体报道、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情况可见，幼儿教师的负面影响已被扩大化宣传，她们的身份和地位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社会各界人士对她们的职业情操持以怀疑的态度，把她们与其他群体分离出来，至少在教师行业中被分离出来。最初，一个负面标签可能与某个或某几个个体相关，如浙江温岭某幼儿园虐童教师、西安枫韵蓝幼儿园等的虐童和喂药事件实属负面消息，但是随着网络媒体和新闻的散步，人们对她们的负面标签形成认同后，这种认知也会随之泛化，凡是幼儿教师就与这种负面标签就形成了联系的思维定势。至此，污名化形成的可能性机制已经开始启动了。

（二）多数幼儿教师“自我污名”可能成为“身份污名化”的点火器

幼儿教师这份职业本是光辉而伟大的，但是大多数幼儿教师从内心就瞧不起自己的职业，认为自己也不过是人们眼中的保姆而已。因此，在工作中，很多幼儿教师缺乏工作热情和奉献精神，这种消极情绪严重影响了整个幼教师资队伍。而教师与家长的接触非常多，随着家长素质的逐渐提高和对幼教的重视，相应的对教师提出来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教师工作压力的增大又使得很多幼儿教师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为重，对课程的专研与孩子心理成长上的关注减少。为了迎合家长和领导，他们甚至选择了注重安全保育而忽视科学教育的理念。

其次，少数教师简单、粗暴式的教育方式被外界人士宣传后，幼儿教师“粗暴、虐童”的形象进一步被固化。另外，一线幼儿教师是处于实践层面的实施者，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难免会碰到很多问题，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也表征在她们的实施层面，加上综合素质和专业素养的良莠不齐影响了大众对幼儿教师的整体看法和态度。于是，很多幼儿教师在自己的工作中“破坛子破摔”，不求进取，甘愿堕落，“自我污名”现象开始形成。

（三）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可能成为幼儿教师身份污名化的加速器

一方面，教育管理体制在权责问责管理制度上形同虚设，对教师的行为缺乏细致的管理条例，法律制度也不完善，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没做到未雨绸缪。教育管理体制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下有了一些民主的成分，但是领导与教师之间还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不是平等对话、交流与合作的关系。在这样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下，一线幼儿教师在领导高度控制的管理下，享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信任。同时，幼儿园园长与行政领导缺乏园务管理艺术，把精力都放在了“评优评先”的活动中，对教师实施非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和精神生活的关注，再加上工作杂、责任大、风险高、矛盾多，多数一线教师在被压迫的工作环境中找不到职业幸福感，将教师这个职业仅仅当成是谋生手段，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6]。

另一方面，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初衷，行政部门垄断了对突发事件的解释权，对不幸事件的发生，归因都会指向教师群体，而不是全方位的调查与深层次原因分析。身份低微的幼儿教师往往是替罪羊，他们要承担几乎所有的责任，教育管理部门的责任规避和相关部门不合理的责任判断影响了社会对幼儿教师的认可，从而加速了幼儿教师身份污名的形成。

（四）网络媒体可能成为幼儿教师身份污名化的放大器

通常“贴标签”者是通过互联网、手机、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完成传播过程的。[7]据权威资料显示：中国的网民已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网民数量的猛增，让中国迅速进入到“互联网+”时代。网络对个人或集体的身份形象具有推动作用，尤其是对不良形象的传播速度非常快。自古以来，社会上的不良标签是最能吸引眼球的，各个媒体及网络公司也喜欢利用人们普遍的眼球视域，大肆宣传不良标签的形象。

其中的典型案例是西安喂药事件曝光后，先后有几百家媒体进行报道和转载，而且随着此次事件的曝光，其他虐童事件也一一被挖掘报道出来，各种传播媒介一哄而上，采用叙述偏移、数据模糊、图片加工、标签化处理等手段，经由放大、扭曲和渲染，在报道中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加入一些骇人听闻的结果，给幼儿教师集体贴上了“污名化”的标签，[7]以此吸引广大网民的眼球，获取网民的共鸣。而网民们不能接收全面如实的信息，头脑中所接收到的负面信息通过网络媒体不断放大和加强，使之成为污名化的固化思维。

四、幼儿教师身份污名化的后果

（一）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学研究表明：污名化程度的提高会阻碍大众对受污者的认同，使他们长期处于地位低下的状态，甚至经常遭受大众对他们的猜忌、怀疑甚至是蒙受冤屈，产生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而受污者也会长期蒙受罪责感和羞耻感。与此同时，经常性的坏标签也会让受污者产生对社会的不信任、隔离感，甚至对社会充满着敌意。[8]当前，中国正处于城乡一体化的建设进程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对职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出现各种身份污名化的现象也会越来越多，随之泛污名化现象也将产生。这不仅加深了个体对于社会风险的普遍担忧，[9]影响受污者的身心健康，还严重影响了人际交往关系，基本的信任成了奢侈品，不利于形成共同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简言之，污名化导致的怀疑和信任危机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将产生严重的影响。

（二）不利于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

幼儿教师作为人一生的启蒙教师，其工作成果多以隐形方式呈现，不易被外界认识发现和认可，教师工作的这种长期性和效果的隐蔽性不容易让人产生成就感，其自尊和自信也就不容易建立和加强，反倒容易使教师对自己的职业价值产生怀疑，进而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失去激情和憧憬。[10]再加上遭到大众对其身份的污名化，很容易让教师在面对过度工作时产生身体和情绪衰竭的现象，即职业倦怠。[11]

公共污名的泛化将导致幼儿教师产生较低的自我效能和自我评价，自我污名随之出现。幼儿教师专业成长和教学能力提升的主要动力都来源于自我价值的追求与实现，随着身份污名化的产生，幼儿教师主动追求专业发展和自我正确认识与反思的能力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很多优秀的幼儿教师会想尽办法脱离幼教职业生涯，严重阻碍了优秀幼教团队的打造。从情感效应的角度来看，幼儿教师队伍的团结会遭到破坏，每个幼儿教师都想得到社会的认同，找到职业归属感，对其他个体就会产生怀疑、排斥与防范，如公办幼儿园教师会把大众对他们的偏见和污名归因于私立教师的污名化。“小团体”“拉帮结派”等不良风气会在幼教职业中越演越烈，影响师资队伍的团结与发展，从而影响了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

（三）阻碍了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首先，幼儿教育工作的开展不只是幼儿教师的事情，它离不开社会各界人士与其他机构的支持。身份污名化的他们在大众眼中形象渐差，失去其他机构的信任，这将不利于幼儿教育资源的整合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更会因此影响幼儿的成长与全面发展。其次，家长与教师需要相互沟通、合作，才能共同促进幼儿健康的成长，而家长的怀疑与不信任，会引发教师对家长的成见，进而影响教师对幼儿的关注，从而激化了教师与家长之间的矛盾，异化了家园合作关系和师幼关系，严重影响了幼儿园的发展。此外，民众对幼儿教师的偏见与怀疑，容易造成其他民众与幼儿教师的对立，不利于正确、科学的学前教育理念的宣传，会让民众对学前教育的认识停留在精心呵护上，从而教育意识淡薄，阻碍了学前教育的发展。

五、防范幼儿教师身份污名化的措施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幼儿教师身份污名化是风险社会中信任危机的表征之一，它既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发展，阻碍了教师的专业成长，也影响了幼儿教师的教育对象——幼儿的健康成长。然而幼儿教师身份污名化产生的机制已经开始启动，为了制止社会大面积对幼儿教师施以污名化，防范幼儿教师身份污名化迫在眉睫。

首先，建立信任的管理机制，制定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信任制度体系。只有社会各界人士充分地彼此信任，才不会因为一些负面新闻而产生对个体或者被污名群体的偏执、扭曲的看法。对于幼儿教师已经在社会上产生的各种负面和不良影响的状况，在未来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中，要能够贯穿服务、信任与合作的伦理精神，提供个体以道德存在发展的机会与空间。[12]当然，对于严重违背社会伦理或触犯法律的幼儿教师也必须严惩不贷，在建立有法可依、有据可循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的同时，必须深入调查与分析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与背景，给予污名教师充分的话语权与解释权，做到公正、公平的问责与整治。

其次，加强优质师资队伍的打造。广大民众对幼儿教师的偏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幼儿教师素质的良莠不齐。幼儿教师的劳动具有动态评价和结果隐性的特征，更需要幼儿教师拥有广泛的通识文化、较强的专业素养和扎实的教学实践能力。对于专业能力不强或伦理失范的幼儿教师，既要提供学习平台和机会，加强职中培训，建立各种外部奖惩机制，激发幼儿教师学习的热情和提高自我的动力，更要寻找促使其自我学习的内部学习动机。正面引导与外部奖惩机制相结合，促使幼儿教师找到职业幸福感与归属感，提高他们对自我的评价和自我效能感，如此才能避免自我贬损和自我污名现象的产生。

再次，学术界与相关专家在对幼儿教师负面新闻进行分析时，也要关注幼儿教师实践中的困境与生活中的困扰，适当关注幼儿教师的正面影响。由于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过度和过细的专业化影响着个体对除自己专业以外的其他专业的了解和认识，而专家具有较权威的话语权，对客观、公正的解释幼儿教师的职业特征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有责任让大众更加信任和尊重幼儿教师的劳动与奉献，从而引导大众辩证看待媒介报道的事件，学会从全面了解的基础上透过现象探寻本质。

最后，规范对大众媒体的管理，提高媒体与记者的科学素养，为幼儿教师提供公正、可信赖的媒体与监督环境。要求媒体与记者严格遵守为大众服务的职业操守，给大众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避免误导大众对幼儿教师的职业态度产生怀疑，不得捏造事实、肆意夸张的对幼儿教师的负面形象进行扭曲报道。严格要求他们通过多方求证，全面分析，站在中立和客观的态度陈述事实，不使用个体主观的情感态度和言语讨论幼儿教师的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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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昱，杨彩云.泛污名化:风险社会信任危机的一种表征[J].河北学刊，2013,(2)：11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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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丹.教师职业幸福感缺失的背后—“生活方式”抑或“谋生手段”的教师职业观探讨[J].教师发展研究，2007,(12)：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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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军,罗峰.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一个消费社会学的解释视角[J].学术月刊，2014,(4)：79-87.

[10]Freudenberger H J.Staff burn-out[J].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74,(1)：245-256.

[11]谢蓉，曾向阳.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缓解与职业幸福感的提升[J].学前教育研究，2011,(6)：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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