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中层居民经济活动再探
——以《夷坚志》为中心

刘树友，赵宇辉

（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渭南 714099）

无论是对古代城市还是近现代及当代城市而言，经济收入、拥有财力及生活水平居中、自食其力的中层居民在城市居民构成中总是占大多数，队伍十分庞大且非常复杂。宋代城市自然也不例外。依《夷坚志》的记载看，笔者在《宋代城市中层居民经济活动初探》①中基于从业角度列举了《夷坚志》所涉宋代城市中层居民的具体人员：经营饮食、住宿及洗浴服务、独立制作生产生活器皿、经营店铺出售小商品、跨地贩物、说和交易、租赁房屋及交通工具、运输人物、屠宰家畜、瞧病救人、从事各种文教活动的城市常住人口。因篇幅所限，上篇仅集中探讨了其中前五类人的经济活动，而缺失了对后六类人经济活动的探讨。本文将继续循着上篇的逻辑思路，立足《夷坚志》的记述，就宋代城市中层居民中后六类人的经济活动及宋代城市中层居民崛起的历史作用等问题，做一简要探讨。

一

（一）说和交易

居中说和双方交易赚取佣金者，近代以来称“掮客”、经纪人。春秋战国时就有了从事该项商务活动的人，特指说和牲畜交易的人，称“驵侩”。[1](P3277)至唐五代时，驵侩业务范围日益扩大，“在京市肆，凡是丝绢、斛斗、柴炭，一物已上，皆有牙人”。[2](P415)降及两宋，驵侩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表现亦更趋活跃，出现了牙人、牙商、牙侩等众多称谓，不少城市中层居民便选择了该项职业。宿预（今江苏宿迁市）人王耕，科第无望，“流而为驵侩”。[3](P1038)从《夷坚志》的记载看，宋代城市牙侩业务主要有：

一是承接行商货物。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市）张牙人“本以接小商布货为业”，[4](P242-243)“抚州南门黄柏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缣帛为生”，[5](P664)“寿春民姜七，居于府市，邀接商旅作牙侩。（庆元三年九月）五客负贩南药至”，[6](P1313-1314)涟水（今江苏涟水县）人牙侩支友璋，承接“商贾货物”，“诡谲百出，左弥右缝，人多堕其狡计”。[6](P1324)牙侩承接来的行商物品的去向，资料未作具体说明，依理推测大致有二：一个是高价转售给其他商人，赚取物品价格差额；另一个是以牙人居所为平台，由牙人出面牵线联络其他商人促成双方的交易，双方同时向牙侩支付一定的佣金。长期的业务合作，业内彼此之间必然有约定的联系方式及交易规则。从牙侩的职业属性看，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二是说和奴婢、姬妾及女媪交易。就《夷坚志》的记载看，促成双方奴婢、姬妾及女媪的交易，是宋代城镇牙侩的主要业务，或者说凡是奴婢、姬妾及女媪买卖必经牙侩之手。抑或是性别方面的原因，一般从事说和奴婢、姬妾及女媪买卖的牙侩多为女性，故称女侩，“方买福娘时，其妻实为牙侩”。[7](P1641)买卖时，或买者与女侩签订契约买得，由买者付给女侩佣金，拱州（治今河南睢县）人郑某，“时京东饥，流民日过门。有妇人尘土其容，而貌颇可取。郑欲留为妾。妇人曰：‘我在此饥困不能行，必死于是，得为婢子，幸矣。’乃召女侩立券，尽以其当得钱为市脂泽衣服”。[8](P115)隆兴府（治今江西南昌市）樵舍镇富人周生，“颇能捐资财以歌酒自娱乐，绍兴四年六月，有经过路歧老父，自言为王七公，挟一女曰千一姐来展谒。女容色美丽，善鼓琴弈棋，书大字，画梅竹。命之歌词，妙合音律。周悦其貌，且兼负技艺过绝人。谓其老云：‘我自有妻室，能降意为侧室乎？’对曰：‘女子年二十二岁，更无他眷属，如君家欲得备使令，老身之幸也。’周谢其听许，议酬一官券千缗……呼牙侩立契约，即留女而受券去，明日告别。”[7](P1754-1755)或买者全权委托女侩购得，买者向女侩支付佣金，“政和八年，诏诸路各置武提刑一员，孟广威者使湖北，官舍在武陵芙蓉馆……孟未有子，忽生男，求乳媪甚急，责讯牙侩，且须资质堪采盼者，诸侩并力募，方得一人”。[9]1417或买者直接从女侩手中购得，徽宗大观（1107-1110）中，汴京医官耿愚与某“牙侩”签订“契约”，买得“一侍婢，丽而黠”。[10](P435-436)天台（今浙江天台县）人王卿月，“从牙侩得以善弈小鬟”。[11](P821)

从事奴婢、姬妾及女媪买卖的女侩收益十分可观，上述女侩将从“姦人”手中得到的汴人王从事妻转售给西安宰，便得到三十万钱的回报。女侩施三嫂为张元中买一奴婢，获“钱五千”的回报。[10](P457)

三是固定说和某种商品交易。随着宋代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密，牙侩从业也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出现了固定说和某种物品交易的专业化牙侩。应该说，上述从事承接行商物品的牙侩及说和奴婢、姬妾及女媪买卖的女侩，也都属于专业化牙侩。此外，《夷坚志》中还记载了其他一些专业化牙侩，如衢州（治今浙江衢州市）“米侩”徐某，[10](P415)建康（今江苏南京市）“骨董牙侩”孙廿二，[12](P1533)说明二人分别是专门从事说和稻米、古董交易的专业化牙侩。

四是兼营经商、放贷等业务。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为牙侩业务范围的扩大提供了重要契机，许多牙侩除了本业外，还兼营经商、放贷等其他商务活动，以追求多多益善的收益。“以牙侩起家”的建康巨商杨二郎，“数贩南海，往来十有余年，累赀千万”，[7](P1741)富甲一方。“永嘉徐辉仲，往丹阳，诣大驵贷钱千缗”。[7](P1606)若就洪迈的记载来说，身为牙侩的杨二郎及丹阳某驵侩染指外贸、放贷属于个案，但从宋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以及城乡居民兼业普遍化的社会背景看，牙侩兼业其他商务活动，可视为一种普遍现象。

五是替商人负责放贷、收物。某些牙侩除了自身业务外，还代商人负责放贷、收物等事宜，获取相应的佣金。“抚州民陈泰，以贩布起家。每岁辄出捐本钱，贷崇仁、乐安、全溪诸债户，达于吉之属邑，各有驵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敛索，率暮秋乃归，如是久矣”。[13](P1254-1255)资料是说：“以贩布起家”的抚州（治今江西临川区）人陈泰，每年年初，向崇仁、乐安、全溪三县（俱江西今县）、吉州（治今江西吉州区）属县的农户提供织布本钱，到6月赴这些地方向农户收购麻布并向其支付一定的工费，继而将收得的麻布销往市场。由于业务不断扩大，陈泰在各地设“驵（侩）”代其放钱、收布。“如是久矣”，表明这种合作经营方式由来已久了，并非偶发事件。这一经济现象，在农村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繁荣、农业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江浙一带，只怕不是孤立个案。

六是从事中介性商务活动。某些牙侩除了固有业务外，还利用自己在商界的资讯、人脉等优势，从事某些中介性的商务活动。例如，为顾客介绍租房，“饶州上卷街东，有王司户空屋……德兴士人姜广，挈孥从外邑至……为牙侩所诱，贱直僦之”。[13](P1272)再如，替别人购置田产，大将杨沂中副将程某“倩卫（校尉）买田……卫视牙侩为寻置，得膏腴千亩”。[12](P1512)获取买卖双方的佣金

七是替金朝管理榷场贸易。金朝贵族入主中原，人地两生，又遭遇广大汉族民众的强烈抵触与反抗，故许多事情不得不假手汉人得以实施完成。从而给牙侩提供了不少商机。其中，某些通晓女真族语言文字及风俗习惯的牙侩颇受青睐，金朝贵族利用其人缘、地缘、商缘及信息优势，替自己代理与南宋官方共设共管的榷场贸易，履行征收商税及市场管理等职责。牙侩借机大赚其钱。

金虏据中原，每胡人临州县，必择黠民通知土俗能译语者为主，大目曰本头，一府之权，皆于此乎出。寿州下蔡县，并准置榷场，大驵五郎主之，干南北行商之货，所得不赀。[7](P1606)

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变迁与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牙侩在宋代展露出了诸多新的特点，业务范围较前进一步扩大，在经济舞台上表现更趋活跃，在社会生活和商业领域扮演的角色更显重要。

（二）出租房舍、交通工具

宋代城市的日趋繁华，以大中小城市和市镇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与商业网络的形成，吸引着大量外地人士涌入城市，致使城市流动人口剧增，有些逗留时间较长或拟在城市安家兴业的外来人员，住宿成为首要之事，导致城市房屋租赁业迅速发展，进而成为城市经济三大支柱产业之一。[14](P341)城市中层居民，瞅准商机，积极投资房租业，纷纷出资建筑房舍，出租给流动或固定人口居住或做其他用途，收取“赁值”，以资营生。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一茶肆“后皆作僦舍，商贾杂沓”。[15](P1151)“僦舍”即是房主用于出租的房舍。甚至出现了专事为房主收取房租费的“干仆”，“湖州周司户干仆陶忠，掌收掠僦债之直”。[16](P911)“僦债之直”即房租费。

《夷坚志》中关于租房作各种用场的记载很多，反证了宋代城市居民踊跃投资房租业以及城市房租业的发达，例如：官员租房办公。从《夷坚志》的记载得知，宋代州县基层官员经常或临时缺少办公用房，多由其自行租房解决，“方子张为会计仓官，僦民屋作廨舍”，[16](P890)“汴京毗婆寺前一宅，常僦与人充官舍”。[15](P1193)“廨舍”“官舍”即官员办公用房。租房居住。从租房的用途看，还是用来居住为多，包括官员、民众租房居住都极其普遍。“淳熙癸卯岁，张晋英涛自西外宗教授入为敕令删定官，挈家到都城，未得官舍，僦冷水巷骆将仕屋暂住”。[11](P859)“绍兴十六年，王寅祖为湖北提刑司指使，僦舍于张四官人店”。[7](P1656)南宋初年，“汴人王从事挈妻妾来临安调官，止抱剑营邸中。顾左右皆娼家，不为便，乃出外僦民居”。[5](P631)“嘉兴徐大忠，淳熙五年随父官中都，僦居仁和县仓畔”。[17](P1091)即使贵为皇胄的宗室子弟也不乏租房居住，“宗子希哲……乃僦舍于董宅之侧”。[12](P1482)至于普通民众租房居住则更见平常，“晋陵胡俦友直，乾道七年二月，僦州人霍氏屋”。[9](P1405)“泉州城内一空宅，数家分僦居”。[7](P1763)“忠顺官王成为饶州指使而卒，其妻刘氏，自故居城隍庙西巷徙于牌楼南，僦钟氏邸舍”。[11](P812-813)襄阳人刘过，“赴省试”途中遇一女子，愿“自媒”嫁于刘，刘“长途远客，不能自制，遂与之偕东，而令乘小轿，相望于百步之间。迨入都城，僦委巷密室同处”，[3](P1015)以免妻妾吃醋。饶州盐商郑大郎次子“娶屠者刘翁女，别僦舍于北街”。[13](P1248)租房经商。“宗室赵大诣寺（湖州德清县宝觉寺）假屋沽酒”。[5](P568)租房作库房。“（寿春）姜七家对面有空屋一所……姜赁为客房，以停贮车乘器仗”。[6](P1314)租房办书院。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市）人梁辀，“居聚星门外，僦大街索将军庙前吕氏空宅以为书院，其徒从学者三十人”。[11](P870)租房行医。鄂州（治今湖北武昌区）都统司医官滑世昌，“行医以救人为心”，后因居第失火，“僦小宅于城中，医道复振”。[13](P1230-1231)租房卖卜。临安人孙自虚，“于将军桥瓦肆僦屋设卜肆自给”，[7](P1721-1722)“淳熙五六年间，有王道人者来复州，僦店卖卜”。[7](P1670-1671)

可见，租房涵盖了宋代社会的各层级人士；租房用途也是林林总总，反证了宋代城市房租市场的繁荣，投资房租业显然已成为宋代城市中层居民谋生的主要手段之一。

还有出租车、马、船之类交通工具的。宋代民众一般也不自备车、马、船一类交通工具，平日出行多租赁解决，“湖州南门外，一妇人颜色洁白，著皂弓鞋，踽踽独行，呼赁小艇”，到目的地后，自“腰间取钱二百，偿雇直”。[16](P892)嘉兴（今浙江嘉兴市）魏塘镇“钱（二）嫂持饭与沈食，自赁小艇，到陈故居”。[3](P1012-1013)“（绍兴中）李如晦叔自楚北幕官来改秩，而失一举将，忧扰无计。当春日，同邸诸人相率往天竺，李辞以意绪无聊赖，皆曰：‘正宜适野散闷可也’。强挽之行，各假僦鞍马”。[6](P1311)“东武赵十七总干……赴调入都，自衢僦小舟，携两仆俱”。[13](P1281)可见，宋人租赁交通工具出行极为普遍。

（三）屠宰为业

宋代城市人口猛增，规模迅速膨胀，汴京“人烟浩穰，添数十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18](P451)临安“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19](P167)城市数量与人口的激增，导致肉食品需求量急剧扩大，汴京南薰门“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有数十人驱逐，无有乱行者”，[18](P100)令人瞠目不已，从而带动了城郊养殖及屠宰业的发展。以屠宰为业的城市居民，也不在少数。“鄱阳石门屠者羊六，以宰羊为生累世矣”。[12](P1542)

从事屠宰业的宋代城市居民，一身二任，集屠宰与卖肉（个别还进而加工肉制品出售）于一身，宰杀的家畜则买自养殖者，“盐官县黄天荡民余三乙，世以屠狗为业。因娶妻得资装数十千。尝取银钗一双，货于市，就路旁人家买狗，议价二千五百余……遂牵以归。到家，不解缚，置壁下，令妻烧汤……携肉出货，归而喜曰：‘今日甚利市，得钱多，止余一半’……明日携余肉出”。[7](P1574-1575)鄱阳石头镇汪三“常以宰牛为务……买得水牯甚大，牵归杀之，将如常日煮肉与肚脏，就门上掇出售，而挂头蹄于房内”。[12](P1546)个别也有圈养、宰杀、卖肉一条龙的现象，“平江屠者贾循，以货獐为业。常豢饲数十头，每夕宰其一。迨旦，持出鬻于市。吴地少此物，率一斤直钱一千，人皆争买，移时而尽。凡二十余年，赢得颇多”。[15](P1150)还有合伙集资购买家畜宰杀卖肉的，“以宰牛为务”的鄱阳石头镇汪三，“多与其侣陈二者共本”。或合伙兴办屠宰作坊，一起宰杀、分头卖肉，“临安宰猪，但一大屠为之长，每五鼓击杀于作坊，须割裂既竟，然后众屠儿分挈以去”。[5](P611-612)

这些胼手砥足以屠宰为业自食其力的城市居民，不仅操作环境肮脏，平日劳作异常辛苦，起早摸黑，一家老小齐上阵，上述“临安宰猪，但一大屠为之长，每五鼓击杀于作坊，须割裂既竟，然后众屠儿分挈以去”。[5](P611-612)“以货獐为业”的平江屠者贾循，平日总是黎明时分即“唤儿整担”赶市卖肉。[15](P1150)“临江军新喻县屠者张氏，居于僧寺之傍，每宰猪，必以晓钟时起”。[13](P1261)且稍不小心便割伤身手，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郑六十，经营屠宰作坊，“尝挂肉于案钩上，用力颇锐，钩尖利甚，伤其掌，刃透手背，痛逾月方愈”。[5](P611-612)

（四）从事交通运输

这里特指江南城镇中从事舟船运输的居民。江南地区，河湖交织，港汊密布，素来号称水乡泽国，城镇或滨江临湖、或为河湖环绕，舟船运输历来是主要的运输方式，从事舟船运输也是当地居民从业的重要选项。但这些以船为生者，如何“劳苦筋骨，受尽寒贱”，迎风破浪、闯激流越险滩，《夷坚志》中鲜有记载，却大量记述了他们如何心黑手辣谋财害命的事实，概因当时水上交通治安状况恶化及作者洪迈专事猎奇的编纂动机所致，秀州（治今浙江嘉兴市）广平桥尹大郎“作梢公”，利人“财物”，挤人“溺于中流”。[13](P1262)“成忠郎王佐，自竟陵挈家赴官沅州，乘客船泛湖，在道午泊。佐妻呼舟师之妇，出所携錀石杯，酌酒与之，而夸语之曰：‘汝寻常固有好酒吃，想不曾得在金杯中。’舟妇谢曰：‘小家不过识瓦瓯甍盏，何尝见金器乎！’退以告夫，且言所用盆瓶之属无非金者。夫即怀姦心，与妻谋……其夜，歼佐家人而沉其尸，径趋武陵，持杯货于市”。[15](P1175-1176)“辰州监押任满，雇舟下五溪，将归王沙沔阳镇。有朱砂数百两，过五陵”，“湖弥漫万顷，四无他船”，船主“即摏以篙，陨于水。其妻惊出，亦陨之。并二女三婢皆死，”随后“持缣出市”。[15](P1176-1177)还有贫苦“舟师”租赁官府船只运输聊以谋生，“绍兴三十一年，北方遣使者高景山、王全来贺天申节。诏中贵人黄述持扇帕迎赐之，例用两浙漕司舟。舟师王贵者，病死于楚州洪泽，有二子。其妻泣告述曰：‘夫死，舟当还官，则一家数口且滨沟壑，倘得长子继役，乃可续食矣，愿丐一言于漕使’”。[4](P203)

应该说，以上记载并不代表从事运输业的宋代城镇居民的全部，更多的船户则是早出晚归，泛舟洪波，历尽艰辛，转运人物，利人利己。不过，洪迈笔下的文字，也反映了商品经济高度繁荣背景下，人们价值观的严重扭曲，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开始裹挟并支配某些城市居民的言行了。

（五）从医

在宋代城市中层居民中，选择瞧病救人郎中职业的也不少，“涟水军医者刘师道，家在金城，徙居邑市。再世业医，至其身声价始振”。[6](P1322)“乐平医士潘璋居于县市”。[11](P850)世代为医的鄱阳刘昶“寓处城中”。[11](P851)“扬州名医杨吉老，其术甚善”。[16](P940)其中不乏德艺双馨的名医，“鄂州都统司医官滑世昌，居于南草市，家赀巨万，而行医以救人为心，鄂州人称其盛德”。[13](P1230-1231)

为医者收入颇丰，生活优裕，抚州（治今江西临川市）人李某，“医道大行，十年间，致家赀巨万。崇仁县富民病，邀李治之，约以钱五百万为谢”。[8](P73-74)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市）义乌县（浙江今县）名医孙道，“工疗眼疾……州钤辖苦此病，危甚。孙为之拯治，正用前方，数服而愈。谢以钱五万”。[3](P1007)成都名医张瑞给吴某治愈病，“吴大喜，厚赐金帛而送之归”。[7](P1716)有的甚至购置名园，姬妾成群，“医师能太丞，居京师高头街，艺术显行，致家赀巨万。晚岁于城外买名园，畜姬妾十辈”。[4](P259)而临安眼医徐远，因“显仁太后患目疾，访草泽医，遂获展效，补官与宅，锡赉不胜计，称为徐防御。有子登科”。[20](P766)房产、官位双收，令人艳羡。即使庸医的鄱阳赵三，“虽操术不高，亦颇自足”。[9](P1454)

值得指出的是，不少从医者已完全却失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之职志，唯利是图，贪得无厌，“专贪财贿，无济人利物之心”。[7](P1714)汴京张二大夫者，“官至翰林医痊，免退，居吉州，启药肆，技能不甚高，而一意牟利，累资数万缗”。[11](P845)汴京人晏肃，其妻邢氏“生疽于颐，久之，颐颌连下齶及齿，脱落如截，自料即死，访诸外医。医曰：‘此易耳，与我钱百千，当可治’”。[8](P169)“饶州黥卒杨道珍……素善医，而尤工针灸。市民余百三，苦鼻衄沉笃，更十数医弗效，最后招杨视之。知其家启肆贩缯帛，近年以来，资力颇赡，杨深有所邀需。余妻上官氏，许以三十千，方为领略”。待治好后，“余氏不胜喜，如所约以酬，又别致谢”。[13](P1280)“素精医技”的武唐公，“后浪游衢州江山县，豪族颜忠训之妻毛氏，孕二十四月未育”。武应邀前去，“索钱至二十万，始留药一服”。[5](P656)

更出现了一桩桩丧失人性、践踏医生职业道德底线的案例，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

宣城符裹镇人符助教，善治痈疖，而操心甚亡状，一意贪贿。病者疮不毒，亦先以药发之，前后隐恶不胜言。[5](P619)

当涂外科医徐楼台，累世能治痈疖，其门首画楼台标记，以故得名。传至孙大郎者，尝获乡贡，于祖业尤精。绍兴八年，溧水县蠟山富人江舜明背疽发，扣门求医。徐云：“可治。”与其家立约，俟病愈，入谢钱三百千。凡攻疗旬日，饮食悉如平常，笑语精神，殊不衰减，唯卧起略假人力。疮忽甚痛且痒，徐曰：“法当溃脓，脓出即愈。”是夜用药，众客环视，徐以针刺其疮，燃纸长五寸许，如钱缗大，点药插窍中。江随呼：“好痛！”连声渐高。徐曰：“别以银二十五两赏我，便出纸，脓才溃，痛当立定。”江之子源怒，坚不肯与，曰：“元约不为少，今夕无事，明日便奉偿。”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绰亦在旁，谓源曰：“病者痛已极，复何惜此？”遂与其半。[5](P618)

宜兴段承务，医术精妙，然甚贪财贿，非大势力者不能屈致。翟忠惠公居常熟，欲招接，不可，委平江守梁尚书邀之，始一来。既回，至吴江，适一妇人病来请，段至，视之曰：“此病不过汤药数剂，然非五百千为谢不可。”其家许其半，遂拂衣去，竟从其请，别奉银五十两为药资，段亦索至百两，乃出药为治，数日愈。载所获西归。[7](P1714)

（六）从事各种文教活动

在宋代文教高度发展及城市经济日益繁荣的背景下，城市中层居民中有一定文化知识但家道式微的知识阶层，也发挥自己所长，从事各种形式的有偿服务，聊以谋生。例如，聚徒讲学。一些科考落第求仕无望的所谓寒儒通过聚徒讲学，收取些许束脩。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市）人梁辀，“居聚星门外，僦大街索将军庙前吕氏空宅以为书院，其徒从学者三十人”。[11](P870)“（卫）勋聚徒为小学，谨饬安分”。[6](P1376)济南人李茇，“寓临安军营中，以聚学自给”。[5](P690)“福州老儒林君，自少力学。而终身不偶，以教授生徒为业”。[20](P757)南城（今江西南城县）人童蒙，“未第时，居城北郭外曰塔步，贫甚，聚小儿学以自给”。[7](P1628-1629)“闽中士人王克己居华亭，以教学为生”。[9](P1444)“饶州吏人盛珪，因盗用官库钱事发，寄迹于市民万廿四家，聚小童读书以自给”。[15](P1187)经营书铺。经营书铺，印刷、销售书籍，藉以立身谋生。赣州（治今江西章贡区）林三于“郡市”经营“一书铺”。[16](P886)卖诗。某些落魄失意文人于街头摆摊卖诗，“随所命题”现场作诗，收取一定的润笔费，“曹道冲售诗于京都，随所命题即就”。[6](P1367)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有秀才以卖诗生”。[5](P689)绘画、雕塑。一些擅长绘画、雕塑的画工、塑工，往往应祠庙、私家请求，为其图画、雕塑神像，收取一定酬金。泾县（安徽今县）宰汤显祖，“命画工王生绘神将大象七十二躯，举事香火，极其虔敬”。[11](P853)“浮梁画工胡生，居于县市，其计素平平。邑人葺城隍祠，付以钱，使绘门卫二神。胡生嫌所得之微，视其直斟酌，但作水墨而已，衣冠略不设”。[17](P1133)英宗时参知政事孙抃曾孙孙斯文，“丑状骇人，面绝大，深目巨鼻，厚唇广舌，鬓发鬅鬙如虿。每啖物时，伸舌卷取，咀嚼如风雨声，赫然一土偶判官也”。绍兴廿八年（1158）至临安，“画工阴图其形，鬻于市廛以为笑”，[10](P393)当然属于一种不道德行为。

这些定居在城市的知识阶层，总体上看，经济来源都很单一，境遇窘迫，是名副其实的寒儒，卫州（治今河南卫辉市）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夏廑，“崇宁大观间，居太学甚久，未成名。家固贫，至无一钱。同舍生或相聚博戏，则袖手旁观，时从胜者觅锱铢，俗谓之乞头是也”。[5](P541)饶州德兴县（今江西德兴市）士人董颖，“平生作诗成癖，每属思时，寝食尽废，诗成，必遍以示人……然其穷至骨，他日入郡，为人作秦丞相生日诗，穷思过当，遂得狂疾……归数日而死。家贫子弱，葬不以礼，亦无钱能作佛事，幷刻《霜杰集》传于世”。[4](P319)董颖其人其行其际遇归宿，令人好生感慨。

二

以上笔者通过对洪迈志怪小说集《夷坚志》中关涉宋代城市中层居民资料的挖掘与爬梳，用两万余字的篇幅，对宋代城市中层居民的经济活动进行了简要勾勒和描述，虽不能说反映了宋代城市中层居民的全部，但亦大致涵盖了宋代城市中层居民的主要成分及其主要经济活动。作为城市居民的主体，宋代城市中层居民的崛起和发展壮大，不独赋予了宋代城市特别的意义，而且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首先，这些终日活跃在不同行业、坚守在不同岗位的城市居民，他们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与辛勤付出，为宋代城市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及科技发展出力流汗、添砖加瓦，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成为推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繁荣的中坚力量，也最终成就了宋代城市的辉煌和传奇。其次，从中国城市演进历史看，宋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转折时期，较诸此前，宋代城市发生了一系列迥然不同的变化，而居民成分与属性的变化，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基本上脱离了农村及土地、固定居住在城市、主要从事工商业生产的新型城市居民，替代了此前以政府官员、胥吏及其眷属、屯驻军队、各地豪富，以及亦商（工）亦农等为主体的城市居住（或暂住）者。《夷坚志》中记述的如上宋代城市众多的工商业生产者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些基本上脱离了农村及土地、固定居住在城市、主要从事工商业生产的宋代城市新型居民，正是中国近代城市市民之先驱。由此也赋予了宋代城市或多或少的近代化气息。随着中国社会及城市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的不断变迁，至明季中叶及以后，此前宋代城市这一新型居民，终于演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城市市民。自然，作为近代城市市民的特点及属性也更加丰满与完备，但中国城市及市民近代化过程的起点始于宋代，则是毋庸置疑的。

[注 释]

①《宋代城市中层居民经济活动初探》一文，拟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院）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