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命运共同体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宋 宇，唐超峰，任保平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这样一个新时代,坚定贯彻创新、开放、绿色、共享、协调五大发展理念,关乎中国未来长远发展,是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要求和重大突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贯彻开放发展的理念,强调中国应当“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坚持开放发展,意味着中国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在这个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做到独善其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的命运前途必然与世界的命运前途紧密相连。那么在新时代下,中国的未来又将走向哪里?世界又将怎么变化?新时代下又将如何推动对外经济进一步开放?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顺应当今时代背景,基于国际局势变化,面向人类未来,解决全球化问题,由中国提出的具有中国智慧、中国气派的中国方案,是推动世界走向合作、共享、共赢之路的崇高理念。因此,本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出发,分析命运共同体在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实现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对外开放理论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迄今为止的全球性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联系,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的全球化。一方面,是在资本全球扩张下推动人类从地域史走向世界史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也是促使人类不得不共同面临全球危机的楔子。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推动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标志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由此导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的不合理格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的一个新特点就是竞争的不对称性,发达国家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旗帜,倡导自由化、市场化,但是实际上却强制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在这种表面平等,实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下,全球化矛盾尖锐,全球危机不断,发达国家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亟待新的发展理念和制度机制来纠正不公平不合理的发展方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正是顺应解决当今日益严重的全球化问题而产生的。该理念是习近平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所提出的创新构想[注]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和平发展》等也多次加以阐述。,是中国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人类整体命运前途出发,跳出狭隘国家层面的利益得失,追求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美好前景。这一思想秉持开放、包容、普惠、平等、共赢的基本理念,主张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时代下未来世界发展的本质要求,也符合人类根本利益追求,迅速得到世界各国的反响[注]例如,2017年2月的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已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决议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在核心命题存在根本分歧。前者聚焦于人类命运与前途,提倡国家、民族之间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后者则局限于狭隘的资产阶级国家利益,充斥着资本私人利益的贪婪与资产阶级霸权的横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虽然看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性,但又把其看作是一种公共产品[1],强调某种秩序的稳定使所有国家受益,不稳定使所有国家受损,但无论其是否对这一稳定作出贡献。于是,一方面,自由主义经济学注意到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注意到全球化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强调相互利益构成国际合作的基础,但却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导致的相互利益非对称性,只能盲目相信和夸大自私自利可以导致人类所希冀的国际经济秩序。另一方面,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现实主义思潮则把国际经济关系本质上看作是充满冲突的无政府状态,需要且只能依赖弱肉强食的霸权逻辑。但是霸权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因为其归根结底取决于资产阶级的自身利益,对此,正如美国学者吉尔平所言,“一如前现代帝国,霸权国家或许被认为是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安全与保护财产权)来换取报偿的。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一样,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保证了一种相对和平安全的国际体系。英国和美国创立并巩固了一个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英国和美国的政策促进了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些大国提供了关键货币并管理了国际货币体系。如上所述,它们承担起这些责任是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对它们来说,保持现状、自由贸易、海外投资和一个功能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所带来的收益大于相应的成本”[2]。其中,以经济利益为根本目标的霸权利益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这要求其他国家无论自愿与否都要对霸权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开放市场,进而接受不合理的国际格局。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的新发展,继承了中华民族一向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主张,将对外开放的层次由物质交往扩展到了文化交往、精神交往领域,具有国家、地域、行业、企业、个人等多个层次内涵,站在全人类角度思考问题,追求世界人民共同福祉,摒弃狭隘国家利益得失,展现了大国担当与大国胸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仅强调对外开放和各国交流,更聚焦于如何对外开放；不仅是对世界各国的呼吁,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方式的自我规范和提升。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从立意深度、责任担当、参与广度看,都是对以往对外开放理论的超越。它必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尤其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底蕴。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将其构思为公有制基础上“自由人的联合体”,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马克思认为存在三种形式的共同体,即“原始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这三种共同体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以及利益之间的关系,从低级形式演进到高级形式。“原始共同体”是人类最初的共同体形式,受制于低下的生产力,以人的依赖为基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仅限于共同体内部。“虚幻的共同体”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典型,表现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虚幻的共同体”的虚假性源于社会分工下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的利益矛盾冲突下,“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4]。因此,这种共同体并不代表全体成员的利益,仅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冒充的共同体,是由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人的自由仅存在于统治阶级中,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这种自由是完全“虚幻的”,是被统治阶级“新的桎梏”,这种共同体则是“虚幻的共同体”。而“真正的共同体”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当人类消灭私有制与阶级之后,人才真正实现全面自由发展,这种自由人的联合才是“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提出与发展的。在人类联系更加紧密,共同面临的挑战日益增长的时代背景下,由中国所提出的面向世界,从全球视角出发,基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占主要地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共存迭代的现实,对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赋予了当今时代的新内涵,旨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实现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对外开放理论的新发展。

有一种观点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关系存在本质差异,何以能够构建共同体?我们认为,首先,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5]。从生产力发展这一要求看,全球化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更高阶段具有极大潜力,市场经济的国际性、开放性,资源配置的全球化,对于生产力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决定了发达国家试图逆全球化或内部化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因而只能是支流或一时之喧嚣。其次,从生产关系视角看,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本质区别,但共同体概念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是以人民为中心,绝不是以西方政党利益为代表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利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与新时代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诉求具有一定共同成分,因而成为利益共同体的基础。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导致风险社会的出现和加剧,虽然资本家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制造和向社会转嫁风险,但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勃兴,客观上也有益于促成跨国共同体意识的产生[6]。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成为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旗帜和感召。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种抽象的蓝图,而且要通过中国以进一步对外开放来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得以实践。新时代对外开放对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意义在于夯实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从现象上看,对外开放意味着资金、技术、产品等生产要素流动,但背后支撑和隐藏着人的互动[7]。对此,马克思交往理论作了精彩分析,对于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全球交往过程中,一方面,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从表面上看是按平等的主体地位,以公平的原则而进行。另一方面,利益差别特别是物质利益差别，背后是实质上的不公平,存在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等原因的个别劳动与一般劳动的矛盾,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诸多问题的深层原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把人与自然界的交往视为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这种条件的破坏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环境资源问题的结果,其有效解决是难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完成的;另一方面,马克思集中探讨了“交往与生产力”“交往形式本身的产生”,提出“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他人的交往”“相互交往的人们”“交往世界”等范畴,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开放发展、交往、共同体思想。其核心是,如果说交往包括了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统一,物质交往决定精神交往,“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 与现实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8]。因此,人类经济行为的全球化对其相互关系的感受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物质交往诸多内容中,第一,商品和劳务贸易是其最初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言,“需要”是一种“天然必然性。”[9]但是,西方经济学总是错误鼓吹需要的主观性,似乎是个人的想象物,似乎满足是孤立的个人所能达到和所应达到的。实际上,人类的需要而不是孤立的个人才是更重要的,商品和劳务贸易反映了异国他乡、异文同种、异文异种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的一致性、交互性的交集,构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思想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而且贸易的福利效应不尽如人意,其贸易的总福利效应是受损的[10]。第二,在以生产工具为中介的生产过程交往中,以信息网络技术为中介的全球生产网络交往,以跨国公司作为载体,与以往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交往的厚度、密度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以往的交往使工人产生命运掌握于本国资本家手中的无力感,以信息网络技术为中介的生产交往则使这种压迫剥削和无力感系于异国他乡!由于跨国公司操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生活,影响人们的消费方式与消费文化,使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还使人的无力感牵扯于另一种文化符号的企业主!当然,劳动者实质上成为机器运作上的一个零部件这一点并未改变,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得以改变。相反,跨国公司通过避税、飞地经济、过度开采自然资源等手段，转嫁高污染行业和进行生态掠夺,使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面貌得以持续,也难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共同体。第三,资本主义的金融全球化导致许多国家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一方面虽然给贸易和生产的扩展提供了极其广阔的交易媒介,但另一方面是金融危机和金融波动的肇始和冲击。发达国家凭借其金融竞争优势,比如大国货币作为关键货币,操纵世界贸易品价格,纵容投机资本冲击发展中国家,转嫁世界性通货膨胀和危机,更是不争之事实。

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风险社会的存在和加剧,客观上促成共同体意识的产生。跨越国家的风险社会之风险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缺陷,实际上暴露的是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内在危机!尽管这种风险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现有技术的运用所产生的,但发展中国家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全球化风险社会的无产阶级聚在临近烟囱的地方,居住在第三世界的工业中心的精炼厂和化工厂旁边。”[6]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总是以产业转移为名,摆脱风险承担和消除的责任,把危险的工业从发达国家转入落后国家。不过,正是由于共同体的存在,通过国际贸易和食物链,这种风险又返回到发达国家。总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这消除短缺的需要让位于消除风险的需要,否则,“第三世界的贫困与发达风险工业被放纵的破坏力量可怕地结合在一起”,也将构成潜在的重大威胁,这呼唤着构建命运共同体这样一种消除风险的意识和组织形式的新生。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进一步对外开放又有何影响呢?在经济全球化的交往过程中,看似国家之间的交往以公平、等价的交换为基础,然而这只是虚假的表象,国家之间不平等的事实被遮掩在“公平”的交往原则下。欠发达国家为了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必须遵循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表面“公平的”交换,实质是发达国家凭借着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在产品定价上处于垄断地位。欠发达国家要么被迫成为其原材料的供应国,要么充其量出口初级产品以及中低端工业制成品,在国家分工体系中处于产业链最低端,形成依附于先进工业国的不平等关系。这种实质上“掠夺性”的交往方式,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交换中每个个体的利己之心造成的。因为个体的利己之心被神圣化,每个人都是为了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易中,交易的双方谁更强势、谁更聪明、谁更狡猾、谁占有的生产资料更多,谁就更占据优势,更能在交换中取得有利地位,掌握发言权,弱势的一方成为强者掠夺的对象[11]。于是,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零和思维成为惯性思维,长期以来占据着主要地位。将交往主体放大到国与国之间,表现为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落后国家被固定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只能在生产初级产品和中低端制成品中获取比较优势,这对于欠发达的国家进一步开放,提高开放层次起到了阻碍作用,“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呼声愈演愈烈。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使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对另一个国家的“掠夺”终究会自食其果。在生产力取得巨大进步,以中国崛起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拓的新时代,国家之间的交往并非只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还存在之间平等相待、互商互谅、合作共赢的第二条路可走,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倡的重要理念。

国家之间通过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实现合作共赢,寻找各方最大利益公约数,这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是最好的出路。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这里的平等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因为,“资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特权)完全不同于无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本身)。如果超出后者的范围,即抽象地理解平等,那么平等就会变成荒谬”[12]。只要存在阶级,就会有阶级差别,平等就是空谈。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中,提出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的解决方案,目的是着力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不平等的利益关系和人民群众的弱势地位。然而在当今的世界,阶级并不能完全消失,真正的平等也不能立即实现。因此，针对当代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进行了创新与重构[13],其所提倡的平等关系是一种谋求各方利益最大化平衡点下,赋予马克思平等观时代价值的全新平等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基于以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掠夺性”交往的反思以及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与发展中国家的曲折发展历程的启示,正在变为以关心关注共同价值为基础,以平等相待、互商互谅为特征的伙伴关系为前提,以实现合作共赢,共享共赢为感召,对于落后国家实现贸易结构升级、改变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意义在于纠正不合理的秩序,改变不发达国家边缘化的状况,实现各国在开放领域、开放水平、开放质量上的进一步提升。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着眼于全人类的福祉,不仅是美好愿景,更是迈向“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方案。它抛开国家、制度文明差异,主张求同存异、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力求增进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交流的意愿,推动世界朝更加开放的方向前进。

三、“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长期以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方式奉行唯我主义、利己主义,国家之间只存在零和博弈,即“我赢你输、赢者通吃”。这种理念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全球冲突不断、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环境日益枯竭恶化。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逐渐成为引领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不仅主动承担更多责任,而且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中,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从人类整体命运前途出发,提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方案。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对命运共同体思想最好的体现。“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以共商、共享、共建为原则,与命运共同体思想高度契合,是中国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与大国胸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也为中国引领国际社会走向一个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新秩序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提出解决全球化问题中国方案的重大实践。就历史性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中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命运与共的一个极好实例。陆上丝绸之路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则引发了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正是中国自身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活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使各地区间由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过程。其中的诸多社会经济活动不断与其一定阶段的自身发展相适应,往往能促进和深化文明自身的发展。再就当前世界生产力发展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提供了有关国家走向公平合理、合作共赢新秩序难得的机遇。例如,中亚地区尽管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经济发展却一直不平稳,特别是基础设施相对匮乏。而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既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又存在原材料和能源不足的发展瓶颈,加之也有转出传统产业的新要求,加之地缘、文化等方面的各种联系,命运共同体必然意味和要求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构建基于沿线各国利益的公正合理的治理体系,促进“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理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诉诸实践,形成“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性互动,引领和疏导经济全球化朝着基于全人类利益方向有秩序推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表明中国不仅要实现自身作为古老文明大国的崛起,更以负责任的理念和态度去倡导和构建当今和未来人类各文明、各民族国家的共生共享共荣,“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中国责任担当意识的集中体现。首先,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交集显著,从物质利益共同体看,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打通经济走廊,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推动解决全球贫富差距问题,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和摆脱贫困陷阱。其次,“一带一路”建设以各国之间协调发展为目标。因为只有在经济协调和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不对称竞争、碎片化治理、单一西方价值观的单向度国际经济秩序才能被彻底抛弃,继而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心声、公平合理的新秩序才能建立。各国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是世界实现长久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的前提。最后,“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体现,超越了赢家通吃、零和博弈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价值观,走的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谅、合作共赢之路,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的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理念,是中国带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重要方略。

在价值观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倡导的是单向度的普世价值,其私有制经济基础决定了其在价值观方面具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性,因而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带来了一系列世界难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同价值观,追求人类共同福祉。“一带一路”倡议贯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对沿线国家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关注而非强加,是中国价值观与成员价值观的融合,因此得到了各国普遍的认同。这种共同价值观有两方面的依据:一是历史依据。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没有以中华文化为母体的共同价值观支撑是不可想象的,而中国价值观更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因素;二是经济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交往的实践表明,中国价值观能够为成员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益处,使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成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环节。价值观的不同,最终的目标和秩序追求也截然不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价值观引领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基于全人类利益,与命运共同体互为表里,与西方国家追求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形成明显反差。但是,现实的状况是,短期内要想建立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由中国完全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也实属不易,需要分阶段循序渐进进行。因此,既要改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又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实际举措,让世界各国感受到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的体现,从而助推新秩序的剥茧而出。这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尝试,“一带一路”建设还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引,通过创新发展激发内生动力,通过协调发展彰显和谐境界,通过绿色发展奠定生态底蕴,通过开放发展优化经济结构,通过共享发展呈现共同价值旨归[14]。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不仅是“一带一路”建设遵循的基本理念,更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由理念走向实践,由理念走向现实的基本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新发展理念在基本内涵上,既有相似之处,又互相补充,共同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指引,推动“一带一路”向更高层次开放迈进,成为引领全球化新潮流的先进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