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语言偏离的翻译研究

叶雨飞　余笑

【摘 要】方言是对标准语言的一种偏离，文学创作中常用方言塑造人物。方言翻译也一直是翻译研究的热点。本文基于功能对等理论，以鲁迅小说《离婚》为研究对象，选取杨戴夫妇和蓝诗玲两个英译本，讨论小说中绍兴方言对话英译策略。

【关键词】《离婚》；方言词；语言偏离；功能对等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31-0202-03

小说《离婚》写于1925年，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故事以辛亥革命后的绍兴乡村为背景，主人公爱姑出身殷实农家，性格泼辣，敢作敢为。面对丈夫出轨和公婆欺凌，她勇于抗争但最终因为自身封建意识的禁锢和外部封建势力的压迫而选择屈从。小说揭示了封建流毒的深且广，反映了女性解放的困难与艰辛（顾农2008）。为了表现人物性格和独特的时空背景，小说使用了绍兴方言词共62个，包括名词17个，动词33个，形容词12个。其中43个方言词出现在对话中。

“方言” 指语法、词汇及语音不同于其他语言的语言变体（Chambers & Trudgill 1998），常与说话者的社会或地域背景相关（Trudgill 2004）。方言的功能或是表现语言使用者受习惯支配的语言风格，或是凸显其所属社会阶层的差异性，或是展示地域文化特点（Newmark1988：195）。不少作家都擅长用方言塑造文学人物，如鲁迅、狄更斯等。近30年来，国际上方言翻译研究渐受重视（姜静2016）。国内，学界在鲁迅小说方言词的翻译研究上也取得了一定成果。黄勤（2016）选取《离婚》的四个英译本，将方言分为人名与称呼语、詈言、风俗和地方特有表达用语共四类讨论其翻译策略，她提出方言翻译要以最大限度准确再现原文的前景化效果。汪宝荣、潘汉光（2007）指出小说四个译本均表现出翻译行为的规律性变化，即译文在倾向于充分性或可接受性方面有规可循。

目前為止，人名方言词与詈言翻译颇受关注，但是小说中人物的方言对话翻译缺乏深入研究和讨论。Azevedo（1996）指出源语小说中人物的方言对话是原作者塑造人物个性的叙事手段，是文学艺术“陌生化”和鼓励读者获取更多审美体验的手段。小说《离婚》人物描写和情节展开几乎完全是通过人物对话来进行的（顾农2008）。方言对话反映人物性格特征，侧面表达人物社会地位和教育背景。如小说主人公爱姑在反驳丈夫对她的诬陷时，使用了粗话“娘滥十十万人生”，体现了她性格泼辣，还反映出她教育程度有限。方言对话还能暗示情节发展和走向。如“八三”提及因为爱姑的婚姻纠纷，爱姑的父亲带领六个儿子将亲家“灶都拆掉了”。在绍兴乡村中每户家庭的大灶不仅同日常饮食相关，还和逢年过节的祭祀有关。当双方发生纠纷时，一方将对方的锅灶拆掉，不仅妨碍其日常饮食，更是诅咒其家道败落、无人祭祀，是给对方很大的侮辱。“八三”提到的这一细节从侧面表明两家人已水火不容，暗示读者爱姑的婚姻难以维系。由此可见，小说中的方言对话翻译应该是方言翻译的重点之一。本文主要以《离婚》中人物的绍兴方言对话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功能对等理论讨论其英译策略。

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其实质上就是目标语和源语言要在功能上达成一致，不能局限于死板的文字对应（Nida 1969）。它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和文体对等。奈达认为一个称职的译者，应该经过一个分析、转换、重组和检验的过程，把重点放在原文的内容上，力求使译文读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信息的反应趋于一致，即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值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中心（Nida 1969）。文学作品以语言为工具，以各种文学形式反映生活，表达作者对人生、社会的认识和情感，以唤起人的美感，给人以艺术享受。成功的文学翻译必须使译作能够产生与原作相似的功能，使目的语读者在阅读译作后可产生与源语言读者一致的理解和反应。功能对等理论对文学作品翻译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Azevedo（1996）指出在方言翻译中，译者对其所做的任何替换、仿制和标准化处理，都会使译文小说人物的心智、社会属性甚至情感特点发生改变，为此，他提出翻译中要尽量保留源语小说人物的方言对话。桑仲刚（2015）批评他的观点过于理想化。有多位研究者（如Berezowski 1997，Perteghella 2002，余静2015等）提出了很多翻译策略，如Berezowski提出了十种翻译策略，但是他们过于注重局部文本的翻译技巧和手段，忽略了对源文本整体的把握和具体的翻译语境。译者以多种手段在目的语文本中再现语言偏离，而这种再现应该以能否体现方言对话在源文本中的功能为主要依据。本文结合杨戴夫妇和蓝诗玲两个英译本，在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试将小说《离婚》中方言对话翻译分成三种情况，即零度再现、归化再现和转化再现。

一、零度再现。尽管多位学者强调保留方言的必要性，但是在翻译实践中，当方言翻译带来歧义，可能误导目的语读者时，还是需要适当删减方言。

例1：原文：“就是到庞庄去走一遭。”

译文：“Were making a trip to Pang Village.”（杨戴译本）

“To Pangzhuang.”（蓝译本）

小说开头爱姑和父亲乘船，船上乘客询问爱姑父亲出行目的地，爱姑父亲回答说到庞庄后“合船都沉默了”。爱姑的婚姻纠纷持续三年之久，不止一次到庞庄慰老爷家里去调解，这些当地人应该略有所闻，爱姑父亲的回答使得乘客们马上联想到他们的婚姻纠葛，于是他们陷入沉默。庞庄对爱姑父亲而言，不是一个好地方，他后面也说“这真是烦死我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爱姑父亲提及此行的目的地时，内心是无奈和不满的。杨戴将“走一遭”翻译成“making a trip to”，英语中的trip一般指短途的行走，行驶，还指娱乐性的旅行，这样的翻译容易误导读者，使读者以为他们此行有消遣散心的打算。蓝译本则直接用词组来表达原文含义，凸显出目的地，更为简洁明了。

例2：原文：“那个‘娘滥十十万人生的叫你‘逃生子？”

译文：“Who the devil is calling you a bastard？”（杨戴译本）

‘Who called you a bastard？（藍译本）

爱姑的丈夫向“七大人”抱怨说爱姑辱骂自己是“逃生子”，爱姑反驳否认丈夫的这一指控。例2是一个反问句，表达爱姑被冤枉时的愤怒之情，“娘滥十十万人生”中的“滥”音同“烂”，“十十万人”是一种夸张表达，这个短语是绍兴方言中的粗话，不仅辱骂对方，还辱骂对方的母亲私生活不检点。爱姑在反问句中使用这个粗话，既表达内心愤慨，也是一种澄清和诅咒：若真有辱骂自己的丈夫，自己连同自己的母亲就是该粗话所指的人。翻译时，两个译本都保留了原来的反问句式，杨戴译本将该粗话译为“the devil”，该词在英语中可用在疑问句中加强语气；蓝氏译本则没有翻译出来。反问句式的保留足以表达爱姑内心的愤懑不平，若将“娘滥十十万人生”直译或者译为“the devil”，有可能会引起读者误解，以为爱姑还另有所指。相比之下，蓝氏的处理相对更为简洁和清楚。

二、归化再现。在保留方言对话时，“译者用目标语中具有相似语言地位和文化内涵的方言表述替代源语方言”（Perteghella 2002），尽量还原源语方言的内涵和功能，呈现语言偏离。

例3：原文：“那是那只杀头癞皮狗偷吃糠拌饭，”

译文：“It was that mangy dog cur— curse it！ — who pushed open the door of the coop to steal some rice mixed with husks.”（杨戴译本）

“that stupid mutt of theirs had pushed it open to steal the chickenfeed.”（蓝译本）

小说中爱姑鼓起勇气向七大人倾诉她被婆家人欺凌，谈及因一只狗偷吃饭菜使得她挨丈夫打，她使用“杀头”作形容词修饰“癞皮狗”。“杀头”此处意为“天杀的；天煞的”。杨戴翻译时用“cur—curse it！”重在体现爱姑的愤怒之情，蓝诗玲则采用“stupid”则是强调了原词的形容词用法，且“stupid”也是英语口语中常用的词汇。两个译本均采用了目的语中有着相似用法和功能的词汇来再现“杀头”的作用和含义。

例4：原文：“连我的祖宗都入起来了。”

译文：“he even cursed my ancestors.”（杨戴译本）

“hed start laying into my ancestors， too.”（蓝译本）

爱姑控诉丈夫“结识了那婊子”以后，对自己的辱骂和欺凌变本加厉，甚至辱骂自己的祖宗。原文中的“入”本义指“进入，由外至内”，此处指“列入”，指丈夫的辱骂范围从自己扩展到自己的祖宗。杨戴译本直接使用“cursed”描述丈夫对她的辱骂，能传达原文语义且贴合爱姑粗俗的性格。蓝诗玲采用“laying into”，该词在英语口语中指“用言语猛烈攻击某人或某事物”，符合原文语义但是用词稍显文雅，和爱姑村妇的身份不符，相比之下，杨戴译本的处理显然更为贴切。

三、转化再现。很多源语方言在目的语中是难以找到对应结构，因此译者往往在目的语中以多种手段重组词汇，再现语言偏离。

例5：原文：“你老人家是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怕他们甚的！”

译文：“All the big gates open for you， you have plenty of face. Why be afraid of them？ ”（杨戴译本）

“Youre a big man round here， youre friends with all the best people. Youve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蓝译本）

乘船时胖子汪得贵奉承爱姑父亲庄木三，他说的话暗示读者庄木三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势力的。他说庄木三和当地的大户人家均有来往，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开阔”原指“思想、心胸开朗或对事物的看法不拘束”，此处用来描述“脚步”，呼应前面的动词“走”，从人物形象上描绘庄木三昂首阔步、得意的神情，使得读者领会他的身份地位均不输于亲家。杨戴翻译时用“plenty of face”来表达原文含义，英语中的“face”和中文的“脸面”有着相似的用法，如face-saving， lose face，此处译者用“plenty of”修饰“face”来强调庄木三的地位和势力，比较贴切地传达了原文的含义。蓝诗玲则将这部分翻译成“youre friends with all the best people”，原文并未有这样的细节出现，译者此处的词汇重组不见得恰当。

例6：原文：“其实呢，去年我们将他们的灶都拆掉了，总算已经出了一口恶气。”

译文：“Well...As a matter of fact， since we pulled down their kitchen range last year we've had our revenge more or less..”（杨戴译本）

“Well， I'll be...Anyway， we taught them a lesson or two when we smashed their stove up1 last year.”（蓝译本）

在船上，八三听闻主持解决爱姑婚姻纠纷的人从慰老爷升级成为“城里的七大人”，原本支持庄氏父女的他开始动摇，劝起了他们俩。他提及去年庄木三带人将亲家“灶都拆掉了”，劝慰他们此举足以泄愤，不如接受之前的裁决。拆灶的涵义和作用前文已经做了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杨戴仅仅将字面意思翻译出来，读者很容易忽略这一细节所蕴含的内容；蓝诗玲选择将该词组直译，然后以尾注的形式介绍拆灶在绍兴民俗中的涵义，能够让读者注意到这一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深意。加注在方言翻译中也是一种常见策略，能够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方言传达的文化和社会习俗。

结语：本文在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结合杨戴夫妇和蓝诗玲两个英译本，讨论鲁迅小说《离婚》中方言对话的翻译。以方言对话在源文本中的功能为依据，我们将方言翻译梳理成三种情况，即零度再现、归化再现和转化再现。通过对比分析两个译本，我们可以发现在方言对话翻译中，常见的詈言一般能够找到对应目的语结构，实现归化再现；当方言涉及较为复杂的民俗风情时，我们需要寻找多种策略来转化再现其内容。在翻译小说方言对话时两个译本有不同的侧重点，杨戴译本趋向于尊重原文结构和词汇，力图保留原作的艺术元素；蓝译本整体上灵活多变，注重译文的通顺和译文的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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