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二战后马克思阶级理论本土化的路径选择及其启示*
——兼评安东尼·克罗斯兰和斯图亚特·霍尔的阶级观

陈 挺

(1.常熟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2.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遭遇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发生社会变革的“选择性实践”洗礼之后，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在意识形态的争夺和理论的创新方面得到加强。这在二战后的英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这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本土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就英国而言，阶级理论的分歧和转向或许是这一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典型事件。具体来说，随着战后英国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呈现的新变化，马克思所预见的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并没有如期而至，相伴而来的却是阶级革命的衰退和社会变迁的多元化、差异化和个体化趋势。这就产生了战后英国社会重新思考和解释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可能。换句话说，在如何对待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等理论问题上，英国社会面临着要么全盘否定，要么辩证扬弃的道路选择。正是基于对战后英国社会主客观形势的判断，英国工党和新左派学者对此展开了各自的理论探索，其中以安东尼·克罗斯兰和斯图亚特·霍尔的观点最为典型和最具影响。

一、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实质以及在二战后英国的历史境遇

马克思阶级理论是欧洲现代性文明发展和工业革命“双重拉动”的时代产物，是书写和表征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抓手。1852年，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道：“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实质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形成的旨在批判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自身解放的科学。作为分析、确认和反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和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解放事业。

由于二战后国家资本所有制和法人资本所有制的迅速形成和崛起，英国的所有制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时，艾德礼工党政府推行积极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政策，使得英国经济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在适应经济危机方面凸显了较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调节能力。正如J. K. 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中描述的，英国社会出现了“一个现实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消费商品极大丰富的政治景象”[2]28。基于这样一些表面现象的模糊判断，英国社会的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冲突形式，同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也已经不再是分析社会进步的主要理论框架。“安东尼·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的未来》正是这一时期的这一方面的代表性教材。”[3]162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战后英国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暂时繁荣，表明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变动不居的“过程”发展到相对停滞的“结构”或“范畴”，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可以作为分析英国社会阶级、阶级文化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阶级压迫的思想武器，进而实现对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因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战后的英国依然具有理论的解释力和生命力。斯图亚特·霍尔的阶级观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体现。总之，二战后马克思阶级理论在英国的本土化，一方面面临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由于其内在的科学品质形塑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二、路径一：安东尼·克罗斯兰的“修正主义”阶级观

安东尼·克罗斯兰(1918—1977)，不仅是二战后英国工党重要的思想家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也是当代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之一。“在工党战后的整个转型过程中，克罗斯兰堪称中坚，这不仅仅是表现在他本人所处的时空方位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其思想理论的承上启下作用。”[4]76他的阶级观集中体现在其1956年初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

第一，克罗斯兰从二战后英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权利结构的变化出发，判定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已经过时，传统的社会主义分析框架已经无法解释当今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种种新现象。在他看来，“不管是在实际政策方面，还是对于我们社会的正确分析，甚至是适当的概念工具或框架，马克思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为当代社会主义者提供什么现成的东西……他的概念工具，现在也已变得不合时宜了”[5]5。进一步来说，首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导致社会大多数人普遍贫困、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走向瓦解的断言已然成为错误的教条，同时一切从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出发来判断社会性质的有关原理也已不再重要。基于此，克罗斯兰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性质的改变已经不是“革命”所需要完成的事业。从英国现有的情况来看，政府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藉此刺激充分就业，同时加强国民收入的分配调节恰恰是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主要途径和当务之急。其次，英国社会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无需继续坚持。在克罗斯兰看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社会管理技能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家垄断资本的蓬勃发展，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已经丧失原有的统治地位和社会权力，代之而起的是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之后出现的专事管理的新社会阶层，他们代表了社会变革的方向，同时也是“革命”任务的完成者。最后，“经济决定论”的观念应逐渐淡化。在分析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态度时，社会成员的自主生活方式、个体修养和生活习惯、日常的消费特征以及教育的权力等不被传统重视的非经济因素和“主观的阶级理论”，有必要给予超出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之外的高比权重，这些似乎更符合战后英国社会阶层划分的实际，因为“这些因素在发达的西方工业国似乎仍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集体的主观性评价是人们具有阶级意识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它们，阶级就不会成为一种社会现实”[5]117。但克罗斯兰并没有一概否定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影响作用，他说：“阶级态度很大程度上仍受生产关系的影响；一个矿工与一个煤炭委员会的官员感受不一样；企业争端还没有完全消失；而且人们仍然担忧物质生活水平。”[5]107

第二，克罗斯兰曾一度立足社会平等和“无阶级社会”的愿望，认为二战后的英国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有待重建并容易产生持续集体仇恨的阶级体系。[5]104但从现实来看，“英国阶级体系的轮廓在社会地位差异化这个细节面前已经分解掉了”[6]172。如此一来，这种潜在的阶级形态和观念在确定未来英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时已然不是重要的思想前提，而由教育、职业声誉与生活方式的距离而产生的身份等级及其这种等级意识发酵的复杂过程，却影响到英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持续存在。克罗斯兰这一“理性的狡计”企图在取消阶级的立场上回避英国社会已然突出的阶级差异和阶级矛盾，终究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幻想。至于英国工人阶级固有的阶级感和可能的革命手段则与“过时了的阶级理论”一起被阻挡在了他的“阶级”视野之外。

总之，克罗斯兰作为战后英国工党重要的理论家，继承了费边主义和渗透主义的传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改良也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同时实现社会平等和形成“无阶级社会”，否定并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最终必然将马克思阶级理论在英国的本土化引向歧途。

三、路径二：斯图亚特·霍尔的“无阶级观”

斯图亚特·霍尔(1932—2014)，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也是英国第二代新左派思想家的领袖人物，其对新左派的第一大贡献就是“对战后英国社会文化的认知测绘，尤其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化透视”[7]。霍尔的阶级观主要集中在其1958年发表的《无阶级的观念》一文。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肯尼高度评价这篇文章：“无阶级感是战后英国左派所经历的危机的核心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阶级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似乎越来越不真实。霍尔更多地从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解释了这种联系……”[8]

第一，霍尔通过考察战后英国的阶级结构，以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为视角，揭示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并没有过时，但需要根据英国社会现实进行解读。霍尔认为，英国社会正处于“‘无阶级经济的非连续性’的历史时刻的边缘”[6]167，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需要建立在完全自由和清醒的阶级意识基础之上。具体而言，首先，由于二战后英国经济的持续繁荣、高水平的雇佣率和“人民资本主义”的特殊机制，阶级压迫和社会对抗性问题有所缓解，但是“消费品总量的增长或者是廉租房并没有把工人阶级转变成资产阶级”[6]155，工人阶级文化就是在抵抗资产阶级社会的侵蚀过程中形成的。他说：“现在，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是严酷的和压迫性的。由于它的强大，它仍然是一种‘阶级’生活。”[6]156其次，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主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霍尔说：“尽管马克思本人在阐述劳动价值论的时候更深入地涉及了客观的因素，不过，读《资本论》，人们并不会看到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中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是截然分离的。”[6]157再次，由于战后英国经济结构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阶级意识的形成以及阶级斗争开展的领域和范围大大拓展。霍尔说：“在利润和工资得到关注的地方，组织化的工会运动发展到‘保持公司的竞争力’的更大范围的参与，而且是以一种美国所实行的工联主义的方式。”[6]158最后，霍尔对马克思“两个绝不会”的论断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再次强调了工人阶级在战后英国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认为：“在我们能够抛弃这些关系形成的体系以及孕育这个体系和这个体系所孕育的意识类型以前，工人阶级只会是为他的作为物的人，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成为自为的人。”[5]167

第二，由于战后英国社会阶级构成、阶层关系的巨大变化，工人阶级发展出一种“无阶级”的虚假观念，但是阶级并没有消失。首先，从商品生产的拜物教逻辑到商品消费是资本主义“精致化”的意识形态，在阶级抵抗产生的地方，生产了阶级的自我意识。其次，生产阶级的身份价值通过日常生活的消费形成工人阶级的文化，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正分解成“精致”的生活风格，模糊了阶级的界限。霍尔说：“我们越是清晰地捕捉到旧的工人阶级聚居区中团结和社会观念维系生活的特定方式，我们就能更加锐利地看出伴随新的‘无阶级性’的焦虑和混淆的程度。”[6]163霍尔认为，阶级混淆的观念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阶级，他呼吁工人阶级抵制“无阶级观念”的物化侵蚀。最后，关于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的问题。霍尔通过回应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一书中关于“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威胁的判断，进一步深化了阶级问题的讨论。通过讨论，“霍尔把争论的中心转移到了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问题上来。他认为，这是随着资本主义从偏重生产转向偏重于消费而出现的，虽然客观存在的阶级联系还是和原来一样，但消费主义将阶级以新颖和隐秘的形式与市场绑在了一起，在福利国家英国中，工人阶级直接获得了‘新机遇’”[2]35。

要言之，斯图亚特·霍尔阶级观的形成，一方面，因为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科学解读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同盟”，尤其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威廉·莫里斯；另一方面，也是对马克思阶级理论英国本土化前景的乐观态度以及取得的相应研究成果的积极赞同。进一步说来，霍尔关于战后英国社会阶级的理解，是“对当时左派面临的思想危机的核心要件，即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还能否解释英国工人阶级的身份变化”[9]，英国工人阶级还能否作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从容应对和理性选择。这相比E. P. 汤普森和佩里·安德森关于战后英国社会阶级的悲观解读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第三，霍尔立足战后英国阶级及阶级关系的实际，灵活运用而不是教条照搬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自觉摒弃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从唤醒革命的阶级意识出发，揭示了战后英国社会的消费异化导致的阶级感的弱化和虚假的“无阶级观念”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实质，诉诸“无阶级经济的非连续性”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并强调了马克思经济基础的客观决定作用，开创了一条独特的基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批评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英国本土化道路。

四、几点启示

马克思阶级理论在二战后英国本土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再次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本性和科学辩证的真理魅力。通过比较分析克罗斯兰和霍尔的阶级观，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本土化应准确把握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科学实质。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科学性证明，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压迫和不平等，其理论就能为抵制和扬弃各种为剥削而存在的阶级观点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还将作为变革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克罗斯兰的修正主义阶级观以“一种过于仁慈和温顺的现代资本主义为基础”[3]139，因此不可能真正把握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科学实质。事实上，只要英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就不会过时和终结。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仍然是那个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依旧担负着艰巨的革命重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依然存在两极分化的趋势；阶级斗争仍在不断震撼整个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由此，马克思阶级理论在实际分析和确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政治秩序，推动和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的过程中，依旧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二，本土化要充分尊重民族性，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阶级理论在英国的本土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与英国社会实际相匹配的“实践”问题。在实践中，克罗斯兰从英国传统社会主义目标(以福利和社会平等为限度)着眼，在战后20年工党执政及意识形态广泛占领(部分特点是对左派的有效独裁)的体制下，基于英国社会所面临的变化着的环境，坚持“需要对教义进行阐述”，致力于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阶级理论本土化的讨论，开创了一代思想家的独特理论路数，并在战后英国工党理论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迹。霍尔作为英国新左派第二代思想家，一贯秉承第一代新左派汤普森、雷蒙·威廉斯等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深刻关注英国政治社会历史，着力聚焦战后英国阶级和阶层变化实际，为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本土化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确立并成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输出国，确立了自信，树立了榜样。同时，霍尔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态度和工作方法，必将对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级理论产生积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本土化要注重理论创新，不做“思想的懒汉”。创新是马克思阶级理论永葆青春活力的不竭动力。二战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英国本土化是理论创新的典型事件，充分体现了创新在发展马克思阶级理论过程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这种创新的品质和勇气，一方面，体现在克罗斯兰对英国社会主义传统的果敢“修正”，提出让左翼社会主义者最为震惊的“所有制并不重要”的结论，为T. 布莱尔工党政府的“第三条道路”的开辟提供了思想来源。虽然克罗斯兰最终没有选择与马克思同行，但其创新的精神却值得我们肯定。另一方面，在英国左派集体陷入“无阶级感”信仰危机的关键时刻，霍尔能够气定神闲，举重若轻，坚决不做“思想的懒汉”。他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摆正阶级立场，着眼思想实际，突出左派风格，创新思维路径，并及时从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入手，深刻揭示战后英国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指出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他说：“‘共同协商’和‘人事关系’是虚假意识的一种形式，是消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科学管理的花言巧语”[6]160；“在当代资本主义温和的脸庞背后技巧性地掩盖起来的真实的阶级图景，全方位地讲述了米尔斯的《权力精英》所要描述的东西”[6]165。霍尔的阶级观虽然反映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个性和时代特征，但其本身是一个创新的产物，值得给与充分肯定和重视。以上事实充分表明，只有在创新中发展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英国本土化”才不是一句诱人的口号；只有真正做到求真务实，创新才不会成为理论发展的空中楼阁。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7.

[2]戴维斯.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新左派的“丰裕社会”之争：论英国新左派在社会主义论战中的思想贡献[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1).

[3]赖特.新旧社会主义[M].褚松燕，林震，毛翯，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4]轩传树.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一种追问：A. 克罗斯兰的理论逻辑与精神遗产[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2).

[5]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M].轩传树，朱美容，张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6]张亮，熊婴.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7]邹赞.“入戏的观众”：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文化研究[J].中国图书评论，2014(4)：19.

[8]肯尼.第一代英国新左派[M].李永新，陈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80.

[9]陈挺.斯图亚特·霍尔的阶级抵抗政治及其与克罗斯兰的潜在对话[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3)：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