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批判到生态文明建设：马克思自然观的当代价值*

姚新立

(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如何理解自然，以及如何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几乎是所有哲学都要关注的基础性问题，而这一哲学中的问题在当代社会生态环境危机面前逐渐演变为问题中的哲学。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生态学等理论思潮中，我们不断发现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学价值：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但马克思的自然观不仅包含着生态批判维度，还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维度，而后者对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实践论自然观的确立

马克思的实践论自然观是在批判近代机械论自然观及其形而上学建制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对于近代的自然观念，英国学者柯林伍德认为其不同于古代有机论的自然观有种机械论的倾向。“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一个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1]这种对自然的理解，突出表现在笛卡尔“我思”哲学以意识内在性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建制，以及牛顿、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构想上。正如霍克海默等所言：“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2]当人取代了上帝，人的理智便成为自然界秩序的决定者。 近代机械论的自然观在当时就受到了很多哲学家的批判，如德国观念论哲学一脉就倡导在新的理论层次重回有机论的自然观，黑格尔是其中的代表。黑格尔明确指出：“自然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3]34但自然有机体却不是独立存在的，理念才是绝对先在的，自然只是绝对理念外化的结果，于是，“外在性就构成自然的规定，在这种规定中自然才作为自然而存在”[3]20。所以，虽然黑格尔认为自然是有机体，但他更认为自然不仅是有生命的，而且是绝对理念的演进环节，即从抽象的存在到“存在的理念”。绝对理念在“它自身的绝对真理里，它自己决定让它的特殊性环节，直接性的理念，作为它的反映，自由地外化为自然”[4]。《小逻辑》最后一节的这段话将《小逻辑》和《自然哲学》紧密联系起来了。

在黑格尔自然观和马克思自然观之间，费尔巴哈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而且主要体现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赞扬和批判上。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哲学是近代哲学的完成，即理性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是不同于斯宾诺莎神学唯物主义的神学唯心主义，所以对神学的批判和对宗教的批判离不开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2)中写道：“黑格尔关于自然、实在为理念所建立的学说，只是用理性的说法来表达自然为上帝所创造、物质实体为非物质的、亦即抽象的实体所创造的神学学说。”[5]114可以说，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就是对基督教的批判，对基督教的批判就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展开批判的依据是强调个别性的感性直观，认为思想不能证明自身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只有那通过感性直观而确定自身，而修正自身的思维，才是真实的，反映客观的思维——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思维”[5]178。

对于费尔巴哈的工作，马克思曾在《神圣家族》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的功绩在于：“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受到谴责。”[6]96的确，费尔巴哈试图树立唯物主义的有效性，并指出了对黑格尔理性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的一些要点，这些要点对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和创立自己的哲学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青年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混淆了思维和感性现实，把思维活动等同于感性活动，看似扬弃了对象，实际上连现实对象本身都还没有触及。在费尔巴哈的帮助下，马克思首先将人看成是自然存在物，即作为有生命的个人，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自然前提。但仅仅停留在这一点是不够的，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主体内在性的影响，这使他的唯物主义没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看到，“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6]87，但他没有看到，人的感性直观(感觉)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的历史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

马克思对对象性活动的强调，超越了感性直观，真正瓦解了以往哲学宏大的主体内在性体系。马克思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6]107只有对象性活动才使人成为真正的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现实的存在物和历史的存在物。其中，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即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 只有从人的对象性活动(实践活动)层面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6]56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是由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塑造的。他认为，当时最突出的对象性活动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鲜明体现，既表明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又表明了“人的自然本质”。“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6]89正是在实践中、在对实践的异化形式的扬弃中，以及在人化自然的发展中，人类才能真正解决自己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

由此可见，马克思实践论的自然观是在批判理性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完成了对黑格尔理性神学的批判，但又继承了黑格尔的有机论自然观和辩证法。但在这个文本中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观的差异，即马克思已经在人本逻辑之外开始建构一种实践唯物主义逻辑，这也是马克思能于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写出天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原因。与以往的意识内在性形而上学只是抽象地强调意识的自我建构不同，马克思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7]72由此，马克思确立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而对于自然环境，特别是人化自然直接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7]55人正是在这种对象化活动中，使自然成为人的自然，使人成为自然的人。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资本的逐利逻辑导致生态危机

对于当前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其在根本上是由资本的逐利逻辑造成的，由此引起了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马克思生态学的关注。资本的逐利性显著地体现为资本是一种能够进行自我增殖的价值。资本是一种价值，但价值本身还不是资本，能增殖自身的价值才是资本，这是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来实现的。“价值只是对象化劳动，而剩余价值(资本的价值增殖)只是超过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对象化劳动而形成的余额。”[8]377而且，“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9]。当价值增殖即利润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首要目标时，当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激化时，甚至是以牺牲使用价值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时候，生态危机也就难以避免了。正是在马克思自然观的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展开了批判性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然作为使用价值被简单地商品化、外部化。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利润，即谋求交换价值的最大化。但是，资本在逐利过程中又无法忽视作为交换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因为在交换中只有让渡后者才能获得前者。作为手段的使用价值、自然物是要被放弃和超越的，为了利润的目标也可以理所当然地被污染、被破坏。私人经营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不会将自然环境的保护作为其最终目标的，相反它只会破坏人类的自然财富，联合起来的资本家也是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论述了资本主义对森林特别是原始森林的破坏。“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10]366福斯特则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只是把森林主要看作是木材商品而不关注其生态价值，是自然的商品化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的理解简单化。“森林生态系统因而面临威胁，造成这种最终结果的原因不是由于其未能成功纳入市场体系，而是由于商品体系本身的‘自然’运行及其目标的极端狭隘。从生态角度看，保持生命多样性是目的，与自然本身相比，市场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极端低效的。”[11]26所以，资本逻辑和自然自身的生态逻辑是截然对立的，自然被简化为货币关系、资本关系和人对自然物的占有关系。在福斯特看来，市场手段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市场化策略“最终还是会加剧所有矛盾，既破坏了生活条件，也破坏了生产条件。原因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绝对动力，其本质不接受自身以外的任何阻碍”[11]25。

二是过度生产、过度消费与技术悖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不断进行的扩大再生产，所以资本积累必然发展为过度积累，生产也就成为过度生产，于是生产相对过剩的资本主义危机就出现了。生产的相对过剩意味着消费不足，所以资本将发展和扩大消费作为缓解危机趋势的首要方式。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里提出，资本在进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必然要求在流通领域扩大消费的范围：“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8]388消费不仅可以解决既有的生产过剩问题，还可以推动生产的进一步扩张。于是，消费被改变和被操纵了，成为一种异化消费。“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这种获得商品的过程并不是直接使需求与商品的通常外观对上号。这一过程要复杂得多，它使需求适应某种商标名称的产品，而不是适应‘纯’产品本身。”[12]494- 495广告媒介和消费信贷在创造需求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消费也逐渐成为人们满足需要和欲望的唯一方式。当消费对生产有了更大的决定作用，当消费成为过度消费，当消费本身成为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时，“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2]486。

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认为技术不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如福斯特对“杰文斯悖论”的分析。杰文斯是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在他看来，人们在提高煤炭等自然资源的经济性时，并不会减少对它的需求，反而会增加需求总量。技术改进并没有带来人们希望的生态回报。在消费社会里，消费的增长会带来垃圾的增加，所谓的“循环经济”，即发展垃圾处理、垃圾再利用的技术只会促使人们放心大胆地制造垃圾。长远来看，所谓的绿色科技也会增加资源的消耗。所以，关键不在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而在于消除导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源头。

三是资本的空间扩张导致了生态帝国主义。资本的过度积累还导致了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资本的全球空间扩张。但这同时造成了资本内在矛盾的全球扩张，在资本世界体系的范围内造成了资本与生态之间的矛盾，即全球生态危机。由于资本的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平衡的空间结构，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在发展中付出了不对等的资源环境代价，即核心国家以生态帝国主义的方式对外围国家进行生态剥夺。生态帝国主义可以有以下方式：以金融控制和技术控制的方式向外围国家转移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对外围国家的资源能源进行掠夺性开发，损害当地生态系统；向外围国家出口垃圾、倾倒有害废弃物；以“碳政治”的方式转嫁生态责任，损害发展中国家合理的发展权等。另外，针对核心国家对生态责任的推卸，一种生态债务运动正在对生态帝国主义展开批判。生态债务理念明确认为，核心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这既包括对外围国家的生态剥削，又包括对全球性公共产品(大气和海洋)的占有和损害。核心国家对化石燃料的高消耗造成了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危机)。“海洋，作为另外一种全球性公共品，长期以来被用于倾倒有毒物质和危险废弃物，因此，其作为碳汇的能力在下降。此外，海洋鱼类资源的枯竭，可能中断海洋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关系。”[13]224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负有生态债务。

四是生态危机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以上关于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分析，是以生产的相对过剩为出发点的，但奥康纳则从资本的生产不足出发进行解释。他认为，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是相互补充的，并且后者是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生态危机是这一矛盾的体现，这意味着资本已破坏了自身的生产条件，从而威胁其扩大再生产进程和持续积累能力。用于保护和重建生产条件，如在维持劳动力健康、治理环境污染、生态修复、开发和发现新的资源能源等方面需要支出越来越高的费用，而这些费用在资本看来都是非生产性的。在金融资本主义语境下，“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把信用/借贷结构解读为资本生产过剩的结果。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把这种现象解读为资本的生产不足以及对所创造出的资本的非生产性利用的结果”[14]。可以看出，资本的第二重矛盾是资本逻辑造成生态危机的必然结果，资本逻辑必然会为资本自身制造出更多的困境。

三、马克思的生态批判：资本的双重逻辑与资本的创新逻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更多地是从否定的意义上分析资本对生态环境的作用，认为资本的逐利逻辑必然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资本实际上进行的是一种“破坏性创造”或“创造性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是双重的。生态危机意味着现代社会在文明根基上出现了重大问题，但我们不应忘记，正是资本创造了现代文明自身。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虽然是价值和剩余价值，但要实现这个目的，资本必须进行积累(扩大再生产)，即使用价值——实物层面和人的广泛需要层面——的生产也必须扩大。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因此，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普遍的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8]389- 390。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一切社会都要进行的，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切社会都要处理的基础性关系，因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不断地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变换，而且使用价值指向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10]97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创造文明的伟大作用正是体现在对使用价值这个物质承担者的生产上，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体现并增强了人类的能力，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臣服和崇拜状态。所以，资本在破坏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二者是同步进行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效果。

自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是被支配、被控制的自然，资本会改变既有的自然，也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自然，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生态系统。自然力、自然的使用价值、价值都被资本内化了，所以生态危机不能理解为自然对资本的限制，而应该将其理解为资本的自我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增长的极限”只是意味着资本的盈利能力受到了自己塑造的生态环境的制约，所谓“可持续发展”也只是意味着要保证资本的持续盈利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就可持续发展来说，作为一种观念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导致的对自然的征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但当某些自然资源耗尽、环境污染和生活质量下降使经济增长受到限制时，人们开始反思先前的增长的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罗马俱乐部三个版本的《增长的极限》(1972、1992、2004)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2004年版中，作者使用了“生态足迹”这一术语来描述人类的生态需求，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足迹就超过了自然界的供给能力进入了“过冲”状态。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可持续发展观逐渐成为共识，也就是进行一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则通过了《21世纪议程》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始将可持续发展转变为现实的政治行动。在2015年末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上通过的《巴黎协定》则明确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确定为低碳绿色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纷纷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如美国通过大森林恢复和大面积国家公园建设来实现自然的自我修复；欧洲绿党政治反对经济过度增长甚至主张零增长来保护生态环境；德国和日本则通过发展循环经济、环保产业，加强环保教育来保证发展的生态取向。由此可见，资本的逐利逻辑既可以呈现为资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可以呈现为资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可以演变为生态资本主义，而且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也意味着生态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

在历史上，资本逻辑确实主要起着反生态的作用，而之所以现在会起生态建设的作用，则是资本创新逻辑发展的结果。资本创新的逻辑最突出最根本的表现为资本的形态创新，而且是资本主导形态的创新。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其主导资本形态由工业资本开端，经由列宁时代的金融资本，发展为知识资本和虚拟资本合流的当代金融资本。而资本的形态创新、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的变化、世界历史图景的变迁这三者是高度对应的，其中资本的形态创新是最为根本的方面。资本形态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具体生产形式，决定了资本积累主要布局在哪些生产部门，决定了哪些产业是社会的主导产业，决定了经济社会形态的整体面貌，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最后决定了整个世界历史图景的状况。资本之所以要不断地进行形态创新，是因为资本不断受到自身内在矛盾的限制，生态危机只是资本自我限制的一个层次、一个方面，虽然这不是资本自我限制的主要方面，但也需要资本通过形态创新的方式超越这种限制。

在工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变中，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工业资本主义也由轻工业为主演变为重工业为主，资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随之变化。轻工业对空气和水的污染已经开始了，重工业对化石燃料的更大需求则造成了更大的生态环境破坏，出现芒福德所说的焦炭城。有机化学的发展，农药和化肥的大规模生产，以及以工业化模式进行的大农业生产造成了对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不是劳动密集型的，而是资源密集型，而且是化学密集型的，人类创造出全新的产品来牟利，但这些产品使用后的废弃物往往是无法降解的。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语境中，广告系统对商品符号体系的构建，使商品生产将很大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成本放在包装形式上，而不是把重点放在产品本身上。对消费者来说，产品的快速更新和时尚的流变也会造成人为废弃的增多。所以，消费社会必然会造成垃圾的膨胀，城市生活的高消费、高浪费直接造成了垃圾围城和垃圾处理的难题。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工业资本遭遇到自己造成的生态困境和再生产危机时，其生产资本形式就要进行创新，知识生产、文化生产等后工业生产就发展起来了。此时金融资本就可以成为推动生态建设的强大动力，如“绿色金融”理念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资本可以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推动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生态产业的发展。可以看出，在一定的历史情景下，资本为了利润也会表现出某种生态建设的逻辑，但不应忘记，这一切是建立在其逐利逻辑之上的，资本逐利逻辑是其生态逻辑的动力，也是其生态逻辑的限度。

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不同于工业文明的全新文明形态，意味着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自然既不再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神秘力量威慑着人类，也不再作为被人类征服对象不断报复着人类，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二者的斗争关系，从而建立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生态文明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形态，必然要求同时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要求节制和最终超越资本逻辑，实现社会形态的全新建构，即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资本形式的巨大生产力使人类不再像前现代社会那样慑服于自然，资本也使人化自然的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但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大农业却同时造成了对自然的剥夺和对劳动者的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大工业和农业时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0]234对自然的征服和对劳动者的剥削最终会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陷入自身无法解决的危机。莱斯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认为资本和科学技术同时对自然和人进行控制，并且认为控制自然的真正意义和真正目的在于控制人。莱斯借鉴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思想，认为控制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被控制者的承认意识，“控制的必然相关物，是那些必须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服从意识；因此恰当地说，只有他人才可能是控制的对象”[1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将自然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工具，他在《自然和革命》一文中指出：“解放自然主要是指：(1)解放属人的自然，即作为人的合理性和经验的基础的人的原始冲动和感觉；(2)解放外部的自然界，即人的存在的环境。”[16]但自然的解放只能作为社会变革或社会解放的一部分才能实现，当然自然解放同时也是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看来，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是有机统一的，“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7]。而且，社会解放更为重要和更为根本，人与人对立关系的改变是改变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前提。

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既要利用资本的生态逻辑，又要节制资本的逐利逻辑，最终超越资本的社会形式，建设一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是马克思自然观的时代意义所在。正如哈维所言：“一方面，可持续性、生态匮乏和人口过剩等概念都同资本逻辑深深地纠缠在一起，我们绝不能由于接受资本逻辑而限制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回避改造资本主义生态体系这个难题，在这个体系中，货币循环和剩余价值的榨取已经成为主要的生态变量。”[18]资本的生态建设逻辑决定了我们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资本形式的支持，破除了旧工业外壳的资本会促使落后产能的淘汰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我们在利用资本生态逻辑的同时，不能忘记资本的逐利本性，更不能放弃对资本塑造的自然体系进行改造。

就当前中国而言，我们的改革开放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成本和生态代价。深刻的教训要求我们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绿色发展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现实的实践路径。绿色发展既是当前中国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逻辑演进的必然。从实践层面来说，生态环境已经无法支撑既有的发展方式，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亟待优化升级，经济呈现出新常态，这为我们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历史要求我们适时进行绿色发展。从理论逻辑来说，绿色发展将绿色本身看成是生产力、看成是发展，将人的发展和环境的改造统一于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是生态文明何以可能的实践应答。

[1]科林伍德.自然的观念[M].吴国盛，柯映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6.

[2]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段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

[3]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薛华，钱广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28.

[5]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69.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2]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3]福斯特.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M].刘仁胜，李晶，董慧，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24.

[14]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67- 268.

[15]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09.

[16]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144- 145.

[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28.

[18]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