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话语视域下的人才研究∗
——以浙江晚清进士汤寿潜为例

◎ 张迎春

提 要：本文以文化话语研究为视角，从三个维度来研究浙江晚清儒家人才汤寿潜的所学、所行和所在（其成长、生活的村落），旨在挖掘中国传统儒家人才养成的知识体系和机制，以期为树立切当的人才观，形成多元的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参考，并对当下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有所启示。

浙江省晚清进士汤寿潜（1853～1917）为浙江省山阴县天乐乡（大部分属今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村人。他从小接受传统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由此进入士绅阶层，辛亥革命后成为浙江省第一任都督。作为一个深深浸淫在儒家文化中，同时生活在一个文化、制度、思想转型历史时代的儒家学子，他著书立说，勇于实践，积极参与富国强民的社会改革，在地方乃至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留下了许多有益后世的思想财富。“不恤一身，为拯民，不为取位”，是汤寿潜在他那个时代发出的由衷的心声。人才培养问题是当下国家教育改革的主题。正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现代教育体系下“工具性”的人才观进行反思，认为当下机构化教育体系下培养的人才趋于专业化和功利性，缺乏对人生存的本质意义的思考。本文以汤寿潜为例，探索传统儒家人才养成的知识体系和机制，为当下树立恰当的人才观，思考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策略，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期望对当下人才培养的理论和实践有所启示。

一 话语和文化话语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语言学转向”以来，话语研究受到极为广泛的关注。何为“话语”？不同于传统语言学意义下的“话语”概念的处理，即分析字、词、句、篇章或一个语音单位的形式和内容，“话语”被认为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下具体的语言交际事件，即“使用中的语言”或“实际生活中的语言活动”。奠定目前人文社科领域“话语”理论基础的是法国学者福柯。他将“话语”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话语不仅是对语言符号的简单言说，同时更是一种“社会实践，系统构建其言说的对象”。即话语不仅反映了社会现实，更有建构知识和现实的能力。我们关注世界以及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知识、立场和价值取向，都是在话语建构中形成、确立并且巩固的。在具体的话语分析中，英国话语分析学者费尔克拉夫的话语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本文颇有启发。费尔克拉夫认为，任何话语“事件” （任何话语的实例）都应同时被看作一个文本实践、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实例；必须包括三个向度的分析，即文本内部的语言向度的分析，说明文本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话语实践向度的分析，以及将其置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关系中的社会实践向度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话语研究在国内的受重视和流行，诸多学者看到源自西方的话语理论的局限性，尤其是以西方的概念、理论、价值观作为基本出发点，在方法上呈现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因而他们提倡促进话语研究的多元对话，促进一种顺应国际社会多元文化发展的需求和潮流，国际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知识活动、学术思潮和在其推动下形成的多元学术体系。这一体系或范式，我们可以称为“文化话语研究”。西方学者格尔茨认为，文化是一种具有诠释属性的，包含人类思维和行为意义与价值的概念。文化一方面是一整套存在于一定社区/群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的规律、规则、概念、价值、策略、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等；另一方面它还存在于不同社区/群之间由特定历史形成的相互联系和社会关系之中。它是一种看不见的传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换而发展。因此，对人的研究，本质上是文化和价值理性的研究。本文拟构建汤寿潜作为儒家人才的文化话语研究的体系，而“儒家人才的文化话语”可以理解为一整套围绕着其所学、所行、所在的话语所构成的意义系统。通过对一系列与其所学、所行、所在相关联的话语（文本）进行分析，来挖掘其蕴含的意义、价值和思维方式。汤寿潜作为儒家人才的文化话语，是他那个时代的一种特定的文化思维和实践方式，其中包含着值得继承并弘扬的传统文化的精华。

二 研究儒家人才汤寿潜的三个维度

汤寿潜作为一个杰出的儒家学者、官员、社会活动家，在浙江省乃至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本文在查阅汤寿潜早期村落生活和学习经历、社会活动及主要著作的基础上，以其所学、所行和所在（他成长、生活的村落）这三个维度，作为研究分析的总体框架。

汤寿潜的所学（著作）、所行（社会实践）颇为丰富，面面俱到肯定会流于表面。本文在对汤寿潜的生活世界及其著作、思想和社会实践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从其所学、所行、所生活的环境中选取若干具体的文本、事件和场所进行分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关系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国计民生。汤寿潜自小生活在农村，看到家乡人民不仅深受水患之苦，村落之间还为了水利时常发生械斗，于是从小就立志要解决家乡的水利问题。因此，本文以水利这一主题作为汤寿潜学和行的重要内容，分析和阐释汤寿潜在水利方面所学和所行的话语（文本）；同时对汤寿潜成长和生活的空间——大汤坞村进行考察。这样，就形成三个维度，即所学之维度、所行之维度和所在之维度。

（一）所学之维度

汤寿潜历时二十余年编辑成 《三通考辑要》（1874～1896），《文献通考辑要》为其中的第一部。我们从 《文献通考辑要·田赋考》“水利田”[1]这一节入手，并追溯马端临 《文献通考》“水利田”的文本，进行话语分析，探索水利的意义是如何在话语中建构起来的。同时分析汤寿潜编纂“水利田”这一节的话语策略以及隐含的思维方式，并挖掘中国传统话语知识体系的特征和话语策略。

（二）所行之维度

主要考察汤寿潜关于水利的社会实践。其水利事功，主要体现在解决家乡麻溪坝的水利争端以及辅助山东巡抚张曜治理黄河的事例中。麻溪坝水利争端的前因后果，主要记载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方志类所藏 《山阴县中天乐乡沉冤纪略》（汤寿潜于1913年编纂），其他相关记载散见于各种地方志（如天乐乡志等）、与汤同时代学者的著作以及后代水利学家的著作等。汤寿潜辅助治理黄河水患，主要记载在他所著的 《危言》（1887～1890）“东河”卷中。这些将成为剖析其水利思维方式（如何看待水利的意义以及如何形成水利治理的思路）的主要文本。

（三）所在之维度

对汤寿潜出生、成长的家乡——大汤坞村村落空间进行阐释。通过对自汤氏始迁祖定居此地八百多年以来人地互动中形成的村落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观察描绘，并穿插采访实录，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各种文献如族谱、地方志、档案等，对村落空间进行“多声部”叙述和解读。

这三个维度的分析研究，主要探讨三方面的问题：①汤寿潜是如何认识理解水利的意义的？这种对水利意义的认识及思维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②汤寿潜的水利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意义和思维方式？其所学与所行之间有何联系？③汤寿潜出生、成长的宗族村落，这个历史空间/场所有什么文化教育意义？

三 汤寿潜之所学、所行和所在

（一）所学：熟读经、史形成的治水思维

这里根据 《文献通考》“水利田”的文本，分析其语言特征和话语策略，来考察水利意义的建构和治水思维的形成。《文献通考·田赋考》（卷六）“水利田”，按照时间先后逐条记载历代和水利相关的事件，始于公元前三世纪“魏，史起引漳水溉邺”，终于南宋绍兴二十九年的“诏尽罢所增租”，持续1500年左右。《文献通考》归属于史部、政书类，按照“文”和“献”[2]两大类构建，“文”和“献”即历史叙事的不同类型和来源。台湾学者李宗翰通过对 《文献通考·封建考》的研究，指出“文”和“献”有四个层次，通过文字顶格和留格这种书写风格体现出来。

《文献通考》中的水利话语，是由“文”（叙事）和“献”（论事）按照四个层次的话语策略构建的知识体系。第一个层次属于“文”，收录和水利相关的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的史料。第二、三、四个层次属于“献”，即对具体的水利事件的评论。第二、三个层次收录时人的评论和后世诸儒的议论，内容包括“订典故之得失”以及“正史传之是非”，第四个层次为马端临自己的按语。由此可见，“献”的层次性来自“献”的来源的多样性。

以下通过“魏，史起引漳水溉邺”“秦，李冰开蜀渠”这两个历史叙事（文）和评论（献）的分析，以及对“水利田”中民歌/民谣）（“献”的来源之一）的分析，来探讨中国传统话语中水利核心意义的建构。

魏，史起引漳水溉邺。魏襄王时，史起为邺令。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赋田之法，一夫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知也。”于是乃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

秦，李冰開蜀渠。秦平天下，以李冰为蜀守。冰壅江水作堋，穿二江成都中，双过郡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诸郡，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公非刘氏 《七门庙记》曰：“予为庐州从事……”按：此汉初之事，史所不载。然溉田二万顷，则其功岂下于李冰、文翁邪？愚读 《公非集》，表而出之，以补遗轶。[3]

“魏，史起引漳水溉邺”，记载了魏襄王时代，地方官员史起把漳河水引流到邺地，浇灌盐碱地，改善土质，使不能生长粮食的盐碱地成为能耕种稻粱的好地。这段话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司马迁 《史记·河渠书》中的记载。《河渠书》对史起的话记载更为详细：“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历史学者们对西门豹作为地方官员时在水利上的作为持有不同见解。我们且不追究史实真相，从话语的角度来说，只需看记载了什么？为什么记载这些，而不是其他？作者试图呈现什么样的意义？分析史起的话语，可以看到，这是对一个地方官员在治理水利（治理地方）时的评价，评价有“智”和“仁”两个角度，即“不知道怎么做，是不智；明明知道对百姓有益的事情而不去做，是不仁”。这样的书写，可以引发读者对官员的品质和选拔标准的思考。

“秦，李冰开蜀渠”这条历史叙事，讲述了战国时李冰修筑蜀渠的功绩。从话语的角度来看，这条史料的字数非常值得注意。“李冰开蜀渠”史料本身的记载只有56个字，然而对这条史料的评论部分共计有336个字。评论的内容，有“后世之儒”刘公非对此事的长篇描述，以及作者自己的评语，即原文中的“按”。直接引用别人的话，凸显了作者的意图：极其赞同刘公非对实施水利工程的官员的评论，即只有“勤心于民，以兴万世之利”的人，才会“至今民犹思之，则祀之”[4]。

“水利田”中出现相当数量的民歌/童谣，如上文所引：“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在“水利田”中还有许多类似的记载，如“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陂”，即水塘，为古代的一种水利设施。这首童谣借黄鹄之口，谴责名叫翟子威的地方官员，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摧毁水塘堤坝。民歌/童谣朗朗上口，易于传唱。《文献通考》引用这些民歌/童谣，是对官员实施水利工程或褒或贬的间接评论，是社会评价的一部分，反映了民众的心声，对水利决策者/官员能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文献通考·田赋考》有关“水利田”的最早记载是公元前三世纪，然而，这并非最早记载水利的文本。“水利田”中“沟洫”以及 《田赋考》开篇“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使禹平水土，分九州”指向的“大禹”，使我们进一步将水利话语溯源至儒家经典 《周礼》的“地官”篇和“考工记”篇中记载的“井田沟洫制”，以及 《尚书·禹贡》中的“大禹治水”。通过对这几个文本的分析，发现水利在儒家经典中具有更为深厚的意义指向。“井田沟洫制”的核心意义，在于为百姓创造了一个“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和谐的生活空间。如果说“沟洫”起到了灌溉功能的话，那么水利本质上是对制度的考量，而制度是保障人民的生活，最终为了人的生存服务的。《禹贡》作为儒家“五经”《书》中的一篇，记载“大禹治水”的故事，从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心，到奠定中华大地“九州”之治的宏大国家治理格局，“大禹治水”展现的是大禹作为“德”的源泉和化身。“大禹治水”由此影响了中国整个历史，各个时代的学者和官员们进行诠释，加以推崇，为治水乃至国家地方治理提供意义的来源。

以上通过对 《文献通考·田赋考》“水利田”话语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历史文本中水利的意义建构。那么汤寿潜对 《文献通考辑要》“水利田”做了何种编辑处理，又如何体现他对水利的意义和治理的理解呢？

汤寿潜在 《三通考辑要》的序言中提到，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删减[5]，其编撰原则是“芟削繁芜，但有芟并，无敢增改一字”，即他只是删除内容繁杂的部分。通过对两个文本的比较，可以得知，汤寿潜对历代的水利事件（“文”）删减比较少，而在“献”的层面即评论部分则删得比较多。此外，他对“文”的删减是有选择的：从上古到唐代的水利事件删减较少，对宋元时期的水利事件则删得较多。具体来看，他删掉了宋太宗到熙宁年间17条水利事件中的7条，而从秦到唐代的1200余年的水利事件，只删去了3条。由此可见，汤寿潜具有“古今会通”的思维方式，首先保留“文”的层面自古到今的文本脉络，源流清晰，其蕴含的意义从古到今得以贯通。可见，汤寿潜领悟、继承了这些水利话语所传递的意义，并运用到以后的水利实践中，如解决家乡的“麻溪坝”争端，为山东巡抚张曜治理黄河出谋划策，取得很好的效果。

（二）所行：“麻溪坝”争端中“通”与“变”的历史思维

“麻溪坝”是汤寿潜家乡山阴县天乐乡（大部分隶属今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麻溪上的一条堤坝。为抵御浦阳江泛滥造成的水患，明代中期以后，绍兴知府修筑起麻溪坝。然而麻溪坝的修筑使天乐乡一分为二，上、中天乐（今城山、进化、欢潭等乡）当时有70个村庄，3万多人口，被摈在坝外，致使坝外上、中天乐一带涝则淹没，旱则断流缺水，十年九荒，庄稼减收或颗粒无收，坝外农民生计困难。从此，坝内外废坝、保坝之争迭起，甚至械斗不断[6]。汤寿潜于1911年8月会同麻溪坝外天乐乡自治会，向浙江省议会提出“废麻溪坝案”。1912年11月，他再次联合中天乐乡乡贤葛陛纶、鲁雒生等人，向浙江省议会提出废麻溪坝（或改坝为桥）的陈情书。经过与保坝派的多次斡旋，据理力争，终于在1913年6月由汤寿潜主持，麻溪坝着手改建为桥，从而彻底解决了自明代中期开始，400多年关于保坝、废坝的水利纠纷。

通过对 《山阴县中天乐乡沉冤纪略》（以下简称 《纪略》）的分析，可以看出汤寿潜解决水利争端的思维和实践方式。首先，他实录明代乡贤刘宗周[7]三篇关于天乐乡水利的论述—— 《刘忠介天乐水利议》《建茅山闸记》和 《茅山闸议》；其次，他从历代府县志和水利志中，以实录的方式详细梳理了麻溪坝建造以来至清末历代相关的水利事件（麻溪坝、茅山闸以及与上下游相关的其他水利工程）；最后，他记录了同时代人葛陛纶关于麻溪坝水利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文本处理方式，秉承了前文分析的 《文献通考·田赋考》中以“文”和“献”分层次进行叙事或评论的话语方式。通过收集麻溪坝、茅山闸和其他相关水利工程的历代的史料（“文”，叙事），实录前人、后世诸儒以及同时代人的评论（“献”，论事），从而对废坝、保坝或改坝为桥的利弊有了清晰的认识，内心形成一幅“历史的图景”，最终形成自己的麻溪坝处理方案。

汤寿潜在其1890年所著的 《危言》“东河”篇中，首先细致地梳理和分析了黄河的地势地形和历代流势变化的翔实资料，而后提出治理黄河的“探源之策”“救急之策”和“持久之策”。在“探源之策”中，他认为治理黄河根本上应着眼于历代对“蓄”和“泄”的不同思考。在变通的思维下，西方的电报、电话、小轮、水轮机等，都是可以为我们所利用的技术工具。同样，麻溪坝在建造之初是有利于民的，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8]，废坝或改坝为桥就成为当下最好的选择。由此可见，无论是治理麻溪坝还是治理黄河，都体现了汤寿潜“通”和“变”的历史思维。

汤寿潜在 《纪略》中说：“禹视天下之溺犹己。潜生于斯长于斯，实己溺焉。”可见，作为一个晚清的儒家学者，他高度认同大禹治水的意义，这成为他水利治理的思维方式和意义的源泉。在汤寿潜看来，无论是治水还是其他实践活动，都要从“用人”和“为人”的角度考量。这也是儒家学者“经世致用”的传统，即积极的入世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在当下的技术、经济活动中，很需要这样的人文精神。

（三）所在：大汤坞村的文化意义

根据汤氏族谱记载，汤氏祖先于南宋年间从开封迁到杭州，其中的一支由始迁祖汤贵带领族裔，一路上寻寻觅觅，来到大汤坞村。因“见天乐乡永福里，有菱山居瀛湖之中，城山、青化、梅里、苎萝诸峰环绕拱卫，其山麓平广，可以成巨族，可以卜宅兆……遂肇基于此”。[9]对中国人来说，选择宜居地，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给子孙后代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因此，对汤氏后裔来说，这个村落“地灵人杰，故能瓜瓞绵绵，子孙繁盛。庶富相仍，甲于天乐者也。目其俗，尚勤俭，人敦齿让，弦诵相闻，书香继起，正未有艾也”。[10]

大汤坞村是汤氏族裔日常生活同时也是文化实践的场所，村落空间有形的场所和物体，以及无形的传说、故事、记忆、日常礼仪等，都体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而这些“日用而不知”的意义和影响，后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如果把村落历史和文化空间看成“文本”，通过对各种文本的叙述和解读，可以阐释大汤坞村落空间的文化意义。

首先，村民日常生活和村落遗迹与“水”相关的文本叙述，比如村里大池塘的故事，汤氏祖先南宋汤云出资建造“八角井”的故事，体现了汤氏族裔对地方意义和生活意义的理解，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和良善的治理方式。其次，汤氏宗祠的空间叙述和族谱（序）的文本所体现的教化意义。祠堂是举行祭祀祖先的场所，族人在这里“遡其源而追其本”，从而“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孝”是人生而有之的最自然的天性流露，是“仁”或“德”[11]的根本，从而是教育（教化）的出发点。再次，大汤坞村供奉诸神的章坞庙以及当地民众祭拜诸神（关帝、土地公、财神、观音，以及一些地方历史人物神话化的神如勾践、葛云飞等），使村民对家乡形成一种地方感和归属感。这种多神信仰和日用体验以美善为旨归，更是一种感性的大众教化形态。最后，汤寿潜家族成员和他塾师的传记以及村落老人对祠堂读书的记忆，体现了传统的“耕读”方式对儒家学者成长的意义。“古之学者耕且养”，“耕”不仅能够提供家庭生活来源，更是学子的“知”之“本”。

四 儒家人才立体养成机制及启示

基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范式下的教育人才观，把科学当成衡量合法性知识的唯一标准，把知识分化为不同的知识点，封闭在书本上、课堂上，用抽象、符号化的形式灌输给学生。同时，忽视了知识在实践过程中与世界互相作用的生成性，造成了学生的知识与实践、与世界之间的分离，忽视了知识主体、世界本身以及知识本身的整体性。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人力资源理论、工具主义理论等，给人才培养带来极大的功利性导向。中国传统教育重视人才的德性培养，重视先“立己”而后“达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而后平天下”，重视以德为本的“君子人格”或者“德性人格”人才培养。因此，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树立一种新的人才观，对当下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补偏救弊的意义。

学习是一个个体生命的成长过程，个体所在的文化背景对其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知识在与环境互动、对话的过程中获得，因而人才养成不是静态的、孤立的过程。本文提出的儒家人才所学、所行、所在这三个维度（要素），是不可分割、相互紧密联系的整体。本文从生命体验过程的情境性、动态性和整体性来看待儒家人才的养成，特别关注个体在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成长历程。笔者认为，挖掘中国传统儒家人才养成的知识体系和机制，对人才研究以及当下教育改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人才研究需要突破知识论的思维框架，即培养、评价人才不能仅仅从知识论的视角出发。人才培养应该超越对象性的知识，形成对人的主体知识、认知（思维方式）和行意发展的整体认识。

其次，人才研究需要有适合本土的理论框架，要立体、多维地考量人才养成的知识体系（涵盖知识、认知/思维方式和文化土壤）。这有助于加深对人才和培养机制的认识，提升人才（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

再次，应反思当下课程的语言，思考传统儒家经典等历史话语对人才培养的意义。同时，人才培养立足于本国的“文化土壤”，可以使我们跳出科学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话语，走向关照生活、关照主体的完整意义的教育话语。

最后，基于西方话语理论和话语分析方法的教育研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下的本土教育研究，我们不能盲目追随西方的教育研究模式。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学话语体系，改变中国教育学对西方的依附状态，使中国教育学走向世界并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注 释

[1]《文献通考辑要》是汤寿潜编辑的 《三通考辑要》中的第一本。汤氏于1874～1898年，花费二十余年时间对898卷，约1294万字的“三通考”，即马端临 《文献通考》、嵇璜和刘墉等领衔修的 《续文献通考》以及 《清朝文献通考》进行编辑。详见竺柏松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寿潜及其 〈三通考辑要〉》，刊于 《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218～224页，以及 《汤寿潜史料专辑》，浙江萧山市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1993。

[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华东师大古籍所点校，中华书局，2011，第4页。“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 ‘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 ‘献’也。”

[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田赋考·水利田。华东师大古籍所点校，中华书局，2011，第135～136页。

[4]（元）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六·田赋考六·水利田》，华东师大古籍所点校，中华书局，2011，第139页。

[5]《汤寿潜史料专辑》，浙江萧山市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1993，第52页。

[6]详见 《中国档案报》“坝改桥梦圆桑梓——汤寿潜破解家乡历史上水利 ‘冤结’一事”，2013年3月27日。

[7]刘宗周（1578～1645年），字起东，别号念台，明朝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

[8]汤寿潜：《山阴县中天乐乡沉冤纪略》。国家图书馆古籍部，1913。“今者形势大异，昔之重要在麻溪坝，今之重要在茅山闸。自麻溪坝成，而坝以内之堰闸以废。则自茅山闸成，而闸以内之麻溪坝犹不可废乎？”

[9]民国37年（1948年）《汤氏宗谱·卷一·九世乔迁始祖贵公传》，无页码。

[10]民国37年（1948年）《汤氏宗谱·卷一·九世乔迁始祖贵公传》，无页码

[11]《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3页。“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