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点之志”与孔子的天命观

蒋 昊，白欲晓

《论语·侍坐章》是《论语》中特殊且重要的一章。其特殊不仅表现在其篇幅最长，还在于对孔子及四子的言行有着细致的描写。如子路“率尔对曰”、曾点“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以及夫子之“哂之”“叹曰”等生动描述。作为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论语》行文多取片段，需要后世读者在最大程度上还原语境才能对其进行较为贴切的解读，此要求对于本章来说尤甚。此外，孔子擅长“春秋笔法”，这不仅在《春秋》之作中有直接的展现，还体现在其具体生活中的情境中。如孔子年少时“子入太庙，每事问”，其“辞缓意峻”的方式，隐含着自己对于礼的态度。因此，《侍坐章》中这些细致的动作神态描写就显得尤为珍贵，对于我们理解孔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侍坐章》的重要性在于通过曾点对自己志向的回答，刻画了一个活生生的情境，这一情境所反映的深刻内涵与孔子产生了共鸣。因此，本章中所表达的曾点之志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不过，曾点短短的一段话却为历代学者争论不休。本文首先概括和分析历史上各种诠释的不同理解，提出自己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与诠释。

一、曾点志在“舞雩”

关于曾点之志，历来主要有这几种看法。

(一)游乐说——过于简单

游乐说是有关曾点之志最主流的说法。以包咸、朱熹等为代表。然而这种解释漏洞是比较大的。具体说来，包咸等将“浴乎沂”解释为在沂水中沐浴，但是暮春时天气尚寒，不宜下水，后来朱熹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推测沂水有温泉。然而，“当时的山东早已成为金人的沦陷区，他无法实地考察”。[1]78这一种说法依然不具有说服力，更何况“风乎舞雩”难以解释，因为即使有温泉可入，起身后“乘凉”还是不合常理。又如钱穆先生所说：“结队往沂水边，盥洗面手，一路吟风披凉，直到舞雩台下，歌咏一番。”[2]341相比之下较为合理。以游乐说为基础，对本章道家化的解读一度盛行，如皇侃认为孔子“吾与点也”在于曾点能够“独识时变”，并引李充之语曰：“(孔子)善其能乐道知时、逍遥游咏之至也。”[3]这样的说法屡遭后人诟病，更有清代学者崔述“认为此章为战国人的杜撰，为学老庄者的伪托，因此在《沫泅考信录》中并未录入。”[4]3

(二)祓除说——论据不足

祓除是古代的一种仪式。冯其庸等注《历代文选》：“浴，祓濯，古代为消灾去邪而举行的一种仪式，通常于阴历三月三日举行，常见方式是熏香沐浴。”据文献记载和学者的考证，“夏历三月上巳举行的祓除仪式是汉礼，周代虽有祓除之礼，而时间却无具体规定。”[1]79祓除说虽然克服了游乐说过于简单的问题，但是依然需要“沐浴”，这是其一；沂水边尤其是舞雩台周围可否祓除，并无明确记载，且无其他案例，这是其二。因此，祓除说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缺乏论据，同时无法解释“沐浴”的问题，说服力依然不强。

(三)舞雩说——合理充分

虽然曾点之志历来争讼不断，但是大家都没有否认一点，那就是曾点所述“浴乎沂，风乎舞雩”这一活动，是在舞雩台这样一个地方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此地并非一般游乐之处，而是举行雩祭的宗教性场所。雩祭是肇始于夏商而在周朝制度化下来的一种祈雨的祭祀，在周王朝的礼乐制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夏商周的农业自然灾害中，旱灾是所有灾害中最普遍、最主要的灾害之一。”[5]5而周朝又是一支“以农立国”的民族，再加上“周代的疆域在夏商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扩展，所以当时的农业面积也得以扩大，尤其是春秋后期铁犁牛耕的使用，使得更多的荒、林地得以开垦用来种植农作物”[5]6，旱灾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威胁也就更加严重。周朝强调“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因此雩祭深得周王室重视，每年的夏历四月都会举行“常雩”，而每当旱灾来临，也都会举行“旱雩”。

另外，自周公制礼作乐，常雩就是周王室的特权，也只有周王室才能祭祀天帝，诸侯只能祭祀当地的山川之神。而“鲁国由于是周公封地，在成王时期得到了包括雩祭在内的‘重祭’特权，当然在礼制等级和规范上就与周天子保持一致，在雩祭的雩坛上也是如此。”[5]17由此看来，鲁国的雩祭，包括其祭坛，都是具有很高的神圣性的。孔子重礼，春秋时期各国僭越礼制向来遭其不满。因此，在雩坛周围进行游乐活动，还是在暮春三月这样临近“常雩”的时间段，就显得非常不合理。

在刘焕文《〈论语〉“四子侍坐”章研究》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曾点“志在舞雩”的原因，兹列举如下：

1.鲁国具有重农重礼传统，且旱灾多发，曾点此志具有敬德保民的色彩；

2.“‘儒’在古文中作‘需’，与雨有关，指古代求雨的巫觋”，舞雩文化是儒家礼乐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从王充之说，释“浴”为“涉”，“浴乎沂”即“众人涉水在沂河中模拟出龙从水中出来的状态”，“风”为“歌”，“冠者”“童子”是参加舞雩者，“归”应为“馈”，“咏”和“馈”都是雩祭中的礼仪。这样的雩祭活动不仅与汉代的雩祭很像，也同国外其他民族的祈雨活动相类似。

4.曾点之志表达了礼乐治国的理想，与孔子的思想高度一致。[4]34-43

将曾点之志理解为“志在舞雩”而非传统主流的看法——日常游乐，也就意味着此章所含义理需要一种新的诠释。那么，曾点之志与其他三子之志是因为什么样的区别才让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呢？笔者认为，曾点之志体现了孔子的天命观，从中透露出礼乐思想的深刻内涵，显示出了“君子儒”的人格。

二、天命与雩礼

“礼在仁与命之交界处。在最先，礼本从人与天、人与神、人与鬼的接触兴起，那是一种宗教仪式，是人生界与宇宙界感通的一条路程。”[6]17“礼”本来是宗教意义上的概念，存在已久。而“天命”，原先是殷商王室统治合法性的一个依据。殷商时期盛行“以祖配天”，此时的“天”指的是“上帝”，而“在殷人的信仰中，祖先神是殷人祭祀的主要对象，祖先神也拥有‘上帝’所不具有的对商人的庇护作用。”[7]229对祖先等神明的祭祀、供养，其过程就是“礼”的实践。

到了殷周之际，“上帝”有了更多的“保护神”意味，同时，周人的“天”是不同于“上帝”的崇拜对象，它“不单是授佑于周人，而且也会对周人降下各种灾害”。[7]231于是，“在周人这里，相比较‘上帝’，‘天’作为信仰对象更具有超越宗族中心和人格特征的普遍性和超越性，同时也表现出较为鲜明的道德理性色彩。”[7]231此即“以祖配天”到“以德配天”的过渡。另外，在周朝统治者看来，衡量道德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民心得失。

雩祭虽然在夏商时期就有萌芽，但是其正式确立是在周代。有关雩祭的简要情况上文已经陈述。雩祭不应只被理解为一种迷信的祭祀活动，从中可以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面貌，更体现了天人之间的灵魂交流。

首先，每年举行一次的常雩非常隆重，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其中，周天子通过雩祭来维持自己的天命，是以国家的风调雨顺，人民的安居乐业为条件的。此礼虽然不能直接赈济旱灾，但是它明确表达了周天子以及各国诸侯的态度，统治者们通过这一种仪式，强化了自己“敬德保民”的思想态度，同时，在充满天帝山川崇拜的周代社会，此举对于安抚民心必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人们带来了克服困难的希望。正是这样的精神力量贯穿了全国上下，它所维系的天命就不仅是统治者的权威，也是家族和国家的稳定和昌盛。

第二，从社会关系的层面看，雩祭同其他“礼”一样，是具有等级性的，它使得人们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礼乐相对，礼主分，乐主和；然而，从礼本身的行为来看，“礼”恰恰是“乐”表现出来的。在原始社会，人们首先经历的是个体巫术的时期，“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法师”[8]因此人人都能通过乐舞的方式和天地沟通。后来才逐渐形成了权威，祭祀的权力也被一部分人垄断(绝地天通)，“礼”才表现出等级，才得以从“乐”中独立出来。

因此，雩礼中的天人沟通，乃至全国上下政通人和的愿望，恰恰是通过“乐”来实现的。整个宗教仪式固然庄严，从中也是具有迷狂性、神秘性和艺术性的。统治者和祭祀者通过歌舞娱神，自身也将受到乐舞的净化和熏染，并将这种神圣的心态投入到治国安邦的实践之中。而孔子之“仁”，便是从这个过程中感悟并提炼出来的。“若人类内心没有一种积极蕲向的仁，便无从有这许多礼。孔子只为把此礼之意、礼之内心、礼之所由起之一参透了，又把礼的精义转移扩大到人生界，教人在人生相与中，明白得有一条彼我相交接，而又为彼我所不得逾越之一线，此即孔门儒家之所谓‘礼’。”[6]17

在曾点说出自己的志向之前，他还有“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的这一系列动作，这个细节尤为关键。曾点在说自己“舞雩之志”之前，一直在鸣瑟伴奏，当孔子问：“点，尔何如”之后，他不急不慌，伴随着乐曲的余音，温文尔雅地说出了自己的志向。而他所表达的不仅是对雩礼的重视，更是勾勒了一幅生动的雩祭画面，整个情境充满美感，恰恰表现了礼中之乐，礼中之仁，透露出了天人相和的境界和理想。

因此，孔子对曾点的称赞，是因为曾点体会到了礼背后的深刻内涵，体会到了“天命”所在。然而，孔子不仅说了“吾与点也”，在这之前还有“喟然叹曰”这一饱含深意的细节。若以“游乐说”为前提可将其解释为，孔子感慨仕途之坎坷，将人生之乐寄归于日常之间，或有归隐之意。笔者认为，这么解读依然低估了孔子的思想价值，“喟然叹曰”的背后，透出的是孔子“君子儒”的人格。

三、天命与君子儒

孔子告子夏：“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其时所谓学，皆谋求进身贵族阶层，得一职业，获一份榖禄为生。若仅止于此，是即孔子所谓之‘小人儒’。孔子之为学，乃从所习六艺中，探讨其意义所在，乃其源流演变，与其是非得失之判于是乃知所学中有道义。孔子之所谓‘君子儒’，乃在其职业上能守道义，以明道行道为主。不合道则弃职而去。”[9]11

孔子“君子儒”的提出是对当时之“儒”的改造。就身份来说，当时的所谓“儒”“当是传统的祭司之儒流落民间之后的蜕变，沦为工具化的实用技艺的操作者。”[10]52以此不同，君子儒最重要的特征在于“谋道”，而非以“谋食”为务。

“道”通过天命赋予个人，因此人需“知命”，而这种天命的赋予与“一般作为宗教或神之诫命的代言人的宗教先知的享赋不同”，君子儒之被敬仰，更多的是与“文化理想感召和个体人格魅力”有关，乃至被视为“真正的契合天道者。”[10]53因此，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是“君子儒”不可或缺的维度。

上文已经提到，殷周之际，人们在“以祖配天”的同时更为强调“以德配天”。而“祖”和“德”并非有直接的关联。祖先是谁，有何血统，并非人所决定，具有较强的命定意味；而“德”则可落实到每个人的主体性上，即可通过后天的反思和修养而不断“进德修业”。正因“德”是人人可为的，“配天”也就有了不为上层社会所专享的可能性。这就为孔子的天命观奠定了基础。

道德人人可为，但与此相应，有德之人为多，一国之主为少，有德者得天命，却未必得王位，甚至未必为官。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道德人人可得，难免会出现很多伪君子，假装自己是有德之人，据有天命，却以此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然而道德可以伪装，天命可以假称，它们的最终标准却在内心，儒家强调“为仁由己”，正是对这一点有所明察。值得注意的是，商周之交，人们从现实和经验中总结出有德者得天下，而自古以来的天命观传统使得他们为道德找到了一个信仰层面的、形而上的确证。君子儒所崇尚的道德感，就是以这种形而上的天命作为支撑。

得天命者未必得王位，此天命是指上天赋予一个人的使命与责任，这一种使命和责任是信仰层面的、无条件的，在“君子儒”的眼里，可以至死不渝地奉行。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2]591；“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下达，知我者其天乎！”[2]438由此看来，孔子的天命观与宿命论截然不同，它不仅赋予了孔门儒家崇高的责任感，更是一种君子之勇、君子之志，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气节的发源。

然而孔子又说：“吾五十而知天命”，可知“知天命”并非是生来就有的。它需要礼乐的感化，需要学习和挖掘礼乐背后的内涵，也需要大半辈子的阅历，这便是君子儒所具有的深厚的积淀。而“人当以行道为职，此属天命。但天命人以行道，而道有不行之时，此亦是天命。”[8]33道之行与不行，非一人所能决定。“外面环境之复杂，人事之变动，随时有不可逆测的偶然事件之发生，使我们对一切利害计较终于无准难凭”。因此，“命限制了人的种种可能，却逼出人一条唯一可能出路，这一条路，则是尽人可能的，那便是所谓‘仁’”。[6]13从这一层面去理解，“天命”就不仅落实到个人，而且逼着人们向内寻求安定之处，即“仁”，这一个逼出的过程也正是天意所在，其中充满了厚重感。由此可知孔子之叹，是这一种厚重感的自然流露。

另外，孔子虽然志于道，道之不行可弃官而去。然而，孔子又渴望通过政权这个平台使得自己的理想得以实现。孔子一生中，遇到有做官的机会往往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包括公山弗扰之请，孔子也曾为之所动。而当他官至鲁国大司寇时，根据弟子的年龄和才能，一度鼓鼓励他们积极从政，为民造福。可见孔子之道，通过政权来行于天下是其首选，道之不行，虽可弃官而去，却也充满了失落。

由此可见，孔子听到曾点之志后，不禁感慨于道之不行，悲从中来，而君子儒的精神寄托则是来源于自身之“仁”，此乃君子之“本”。自己践行了天命，问心无愧，依然可以著书立说，将“道”流传于后世，因而对于曾点胸怀仁德，积极乐观的精神大加赞赏。

四、结语

《论语·侍坐章》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材料，而曾点之志又为全文的关键。本文总结了前人的观点，认为曾点“志在舞雩”。而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也应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与孔子的天命观具有紧密的联系。首先，周朝“以德配天”的天命观为礼注入了道德含义，曾点体会到了礼制背后的道义所在，从乐的层面挖掘出了雩礼中天人相和的理想，为孔子所赞赏；其次，雩礼背后的道义是孔子之志——君子儒的根本所在，现实中道之不行为孔子所叹息，但是自己至死不渝地奉行了天命，问心无愧，自有一番乐观所在。从中也可以反映出天命观由统治者转到个人，由外在世界转到内心世界的过程，在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侍坐章中依然存在许多争议，未敢下定论，曾点之志与孔子之志依然有很大的讨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