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习近平文艺思想看周扬文艺理论贡献

唐旭斌

习近平文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既是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理论导引，也是现代革命文艺理论的评判界石。周扬是现代革命文艺史上的典范人物。本文以习近平文艺思想观照，探究周扬文艺理论的历史方位。

一、习近平文艺思想概要

在党的历史上，有两次中央层面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一次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诞生了著名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另一次是2014年的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习近平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集中概括，是对毛泽东《讲话》的继承和鼎新，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献。习近平《讲话》的主要理念有三点：人民文艺论、中国精神论、党与文艺关系论。

关于人民文艺论，习近平指出，文艺成就的衡量标准是文艺创作。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1]13-14

关于中国精神论，习近平认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是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涵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善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文艺工作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1]23。“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1]25文艺创作要体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血脉，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

关于党与文艺关系论，习近平强调，党的根本宗旨和文艺的根本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本质上是一致的。以此为立足点来考量，就能正确处理好党性与人民性、政治立场与创作自由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1]28

回顾毛泽东《讲话》核心内容，不难发现，习近平《讲话》承袭了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同时，也在一些方面说出了新话、表达了新意。

其一，在文艺形态方面，提出了人民文艺。毛泽东《讲话》基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创造了工农兵文艺的观念。随着历史的前行，习近平《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1]13具体而言，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人民要热爱文艺。

其二，在文艺属性方面，提出了中国精神是文艺的灵魂。在革命战争年代，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在和平建设年代，抽象地认为文艺服从于政治，非常容易使得文艺教条化、机械化，甚至在极端政治生态下，沦为文艺取消主义。习近平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真善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价值诉求。这一观点，为当代中国文艺的繁荣兴盛擘画了厚重的理论基石和广阔的实践空间。

其三，在党与文艺关系方面，提出了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习近平在强调坚持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同时，突出地阐明，“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1]28此外，他也指出，要“重视文艺阵地建设和管理，坚持守土有责，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1]28

二、革命文艺理论的历史评估

周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我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2]。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诚宣传者、阐释者和贯彻者，周扬的文艺观总体上被毛泽东《讲话》精神所框定，属于典型的革命文艺范畴。一般意义上讲，周扬文艺理论的主要成就，是对革命文艺的杰出高扬。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学界有一种彻底否定革命文艺的思潮和论调。对此，需要秉持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态度。

李泽厚、刘再复等人指出，革命政治压倒了文学，文艺必须彻底摆脱政治的束缚，文艺不但不从属于任何政治，相反，它大于政治、大于各种形式的政治意识形态。[3]该观点与李泽厚1994年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论一脉相承。关于“救亡压倒启蒙”论，笔者博士生导师李良玉先生作过一番极为精彩的评议。他说，文化启蒙的天然目标就是建立现代民主社会。不能实现这个目标，文化的启蒙必然要转化为政治的革命。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是启蒙的逻辑发展和必然趋势。蒋介石政权统一全国以后，意识形态化的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工具。国民党自身则从启蒙者变成了专制者，从革命者变成了统治者。所以，个性主义、个性精神、个体尊严以及民主、自由、法治、科学等现代价值，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具体的社会制度而孤立存在。[4]李老师的上述论断是极其正确和准确的。一定的文艺是一定的时代主题、时代精神的映照。革命文艺的发生、发展顺应了特定时代主题、特定时代精神的呼唤，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的《讲话》是革命文艺的经典文献。据胡乔木回忆，《讲话》正式发表后，郭沫若的意见是，凡事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泽东颇为欣赏此说法，认为找到了一个知音。[5]郭沫若的“经权”之论，客观精炼地概论了《讲话》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

历史合理性蕴含于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现实层面是指，《讲话》的诞生契合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对此，王蒙作过中肯而生动的论述。他说，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中国革命对文学提出的要求是，革命的作家，要真正投身于革命，决绝地投身于革命，既不要讲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也不要讲旧社会的仁义道德。革命要的就是坚决遵守纪律，自觉地服从革命大局的文艺。相反，如果你动辄要独立思考，小资情调，牢骚满腹，怎么可以呢？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要明确革命对文艺的要求。[6]

理论层面是指，《讲话》的出现是中国革命文艺思潮内在演进的逻辑归宿。到《讲话》诞生之前，中国的左翼革命文艺思潮基本上还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思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必需落地生根，不能仅仅驻留在书面上。而栖身于各种非革命力量管控区域内的知识分子们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当革命的势力壮大，掌握了局部地区的政权，革命的领导人，从革命政治的需要出发，系统地思考文艺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要求，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了。因而，革命文艺思潮从知识分子的思潮变成了政治家的指导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7]

与此同时，不可否认，《讲话》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埋下了文艺斗争的因子。为了捍卫所谓的无产阶级文艺，周扬等人长期坚持着两项工作：一是划清界限。即划清无产阶级同非无产阶级，特别是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界限；二是作出规定。即规定无产阶级文艺必须怎样，不能怎样。[8]这种划清界限、作出规定，借助特定的历史环境，往往演绎成为各种形式的文艺批判。

三、拓展毛泽东文艺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周扬一方面继续阐释毛泽东《讲话》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一方面也依据变化了社会实践，对毛泽东《讲话》的基本精神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拓展，彰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首先，关于工农兵文艺问题

1960年代，周扬开始以开放的思维谈论工农兵文艺概念。1961年7月，周扬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职工、商业工作者等等，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这一点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不同，比那时广泛了。”[9]47而且，他还深入分析提出，时代不同了，文艺的具体任务也不同了。在国内，要团结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在国外，要团结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9]47

1962年5月，周扬论述道，毛泽东20年前指出，革命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是完全正确的。与20年前不同的是，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10]

1963年12月，周扬又说：“现在的为工农兵服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有所不同，就是为工农兵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一个变化，很大的一个变化。……所谓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点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一样。”[11]

其次，关于文艺服务于政治问题

1950年代初，周扬业已反思文艺与政治的关系。1952年5月，他提出，我们必须反对文艺脱离政治，但是也要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反对在服从政治任务这个借口之下任这种作品的制造和泛滥。[12]1491953年9月，他进一步指出：“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还由于一种把艺术服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13]2421959年2月，周扬再次说：“我是主张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路子开得越广越好。你的路子越广，服务力量越大；你的路子越窄，表面上看起来很尖锐，要为政治服务，实际上是把服务的范围缩小了。”[14]

到了1961年6月，周扬认为，“全部文化工作者和文艺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自觉的、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这就是文艺的根本的政治目的。”[15]365“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只有一个，即为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不是限制和缩小文学的范围，而是无限地扩大这种范围，各种题材、风格、形式的作品都需要，要充分发挥作家的才能。”[15]365同年下半年，周扬通过三次文艺会议讲话，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度松绑式解读。

在《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周扬称：“我觉得文艺为政治服务，从根本上说只有两点：提高人民的觉悟，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16]24为此，周扬批评了“赶任务”和“遵命文学”的提法。他说，要求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形式都“赶任务”是不对的。“遵命文学”这句话也用得很滥。[16]24-25

在《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周扬说，文艺为政治服务，就是服务于一定阶级的需要，最根本的需要，是使本阶级的观点，世界观成为所有人的观点。具体来说，一是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这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第一条。二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有强大的上层建筑。[9]47

在《在河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周扬提出，第一位是物质需要，第二位是精神需要。人民的精神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第二是提高人民的文化修养。这是所有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为政治服务就是服这个务。[17]

时至1979年11月，周扬在其第四次文代会上的主题报告中，将文艺工作的关系概括为三个基本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文艺继承与革新的关系)，实际上摒弃了文艺服务于政治的口号。他提出，三个关系当中，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文艺的真实性和政治性是统一的。[18]由此，“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18]1980年2月，周扬正式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他说：“我们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不比单提为政治服务更适合、更广阔吗？社会主义的涵义不只包括政治，还包括经济和文化。”[19]

四、对遵循文艺规律的守望

不少研究者抓住周扬在非正常政治形势下的一些“左”倾错误不放，指责其不懂文艺，缺乏文艺理论修养。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检阅“文革”之前不同时期的周扬文献，可以发现，周扬的文艺思想中闪烁着大量的真知灼见。

上海年代，周扬曾经接续发表文章理性探讨文艺理论。“两个口号”论争结束后，由于被鲁迅公开批评，周扬无法继续工作，一段时间赋闲在家。从1937年3月至7月，他一口气发表了四篇文章。这些文章，有的阐明文艺的本质是艺术地描写人生[20]；有的鞭挞粗暴的文艺批评，倡导现实的文学自由[21]。

延安时期，周扬再次追寻文艺本质直至主张文艺民主。他提出，“文学应该探究人生的本质，窥寻它的规律，换言之，就是阐明人生的真理”[22]。同时，文艺家“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个性，能够独立地思想；能够打破一切‘天经地义，自古皆然’的成见”[23]。进而，周扬倡导，要培植民主主义的风气。文坛上的捧骂，文艺上的独断、宗派，都会妨碍文艺的正当发展。[24]甚至，周扬还宣称，在延安，创作自由不应该只是一种口号。[25]

建国初期，周扬一度批评文艺创作的“左”倾现象。1950年代初，由于批判电影《武训传》，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情况日益严重。主持文艺工作的周扬，着手开展善后补救措施。他告诫，文艺的任务是真实地深刻地描写生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只有真实、生动的人物才能吸引读者，打动读者的心灵。[12]150但是，主观主义的创作方法，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大多来源于书面的政策、指示和决定。[13]241-242而且，周扬前瞻性地建议，用社会方式来推动文学艺术创作，更多地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来组织创作。[13]245

党的八大前后，周扬积极宣扬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他强调，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行政管制，阻碍了文学艺术之花灿烂盛开。[26]同时，当“双百”方针遭到质疑，政治形势再次“左”转时，周扬依然执着地坚守。他指出，“双百”方针是党的长期政策，根本不存在放得够了和鸣得够了的问题。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在学术上还会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在艺术上也还会有各种不同风格和流派的互相竞赛。[27]

五、结论

综上所述，就文艺理论来说，周扬的革命文艺观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同时他也觉察到毛泽东《讲话》的历史局限性，并在其文艺理论活动中给予了理论创新。从大方向上视之，这些文艺理论创新与习近平文艺思想是基本吻合的。其主要表现是：扩大了文艺服务的范围，初步阐述了人民文艺的内涵；放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内在探讨了文艺从属于人民精神需要的命题；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也发表了诸多涉及尊重文艺规律、遵循文艺规律的良言诤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