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丁·戈迪默《无人伴随我》的婚恋观

冉梦丽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正如安徒生创作童话故事引领世人认识丹麦一样，有着“南非文学之母”之称的纳丁·戈迪默通过她笔下的一系列作品，将她的祖国——南非，呈现在世人面前。她不是一位政治家，作品却布满了南非政坛的血雨腥风；她不是一位社会学家，作品却充斥着南非社会的刀光剑影；她不是一位哲学家，作品却映射出对人性、对命运的本质思考。正如瑞典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所说到的，“(纳丁·戈迪默)通过给读者传达一种强有力的真实感， 以及带着广泛的人类的相关性，她把那种种族隔离世界中极其复杂的和完全没有人性的生活状况展示在世人面前”[1]150。

戈迪默以高超的思维逻辑创作了《无人伴随我》这部小说，作品主要由政治和家庭两大板块组成，在戈迪默超拔的想象和娴熟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支配之下，文中“政治”和“家庭”这两大板块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给人的心灵造成极大的震撼。《无人伴随我》中的维拉、西邦贾伊尔和阿尼克是具有新时代思想和独立意识的女性，在新旧交替的社会背景中她们勇敢地践行着各自不同的婚恋观。文章认为，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通过对这三位女性形象的深入探析，从“婚恋观”这一全新的视角对这部作品展开探究，不仅将戈迪默的作品研究引入了新的领域中，而且与当今的社会热点紧密结合。三种婚恋观的呈现，并非体现新的价值导向，而是对复杂的时代背景下社会面貌的回应与思考。

一、挣脱传统枷锁的“性爱自由”观

传统的婚恋观强调夫妻双方彼此忠诚，为爱人、孩子、家庭付出一切。多少人将其一生的砝码压在“婚姻”之上，多少人在走进婚姻后又对这座围城发出无限感慨。不分男女，每个人都会在某个仪式化的行为之后，不自觉地担负起某种非个人的责任。尤其是对于迈入婚姻牢笼的女性来说，她们在婚后的一切行为似乎都被套进了社会给她们定下的婚姻公式。在这个公式里，一切都绕不开“家庭”这个基本点，她们如同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拖着那艘叫作“婚姻”的沉重大船，脚步踉跄地跋涉在婚姻的征途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世界发起了挑战传统的性解放运动，受其影响，南非人的“性”意识也进入了启蒙开化阶段。作为时代的先锋人物，戈迪默在作品中塑造了别具一格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启发人们对“性”作进一步思考。在此背景下，戈迪默塑造了女主人公维拉这位颠覆传统的“婚姻自由”的代言人，以此挑战传统的婚姻价值观。

维拉是一位自由的使者，不受婚姻、社会、道德的束缚，她一生只为追求自我，“发现有关我的生活，真理，最终，就这些”[2]279。在维拉看来，性是大自然的恩赐，结婚只是人类社会演绎出来的道德之果。

维拉17岁步入第一段婚姻，最终以出轨告终。这段短暂的婚姻名义上是被战争中断，其实只有维拉自己明白，只是因为她无法宽恕前夫的早泄。而选择第二任丈夫的理由也不是常人眼中所谓的真爱，“不是他出众的美貌，也不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用黏土创作的人对她的吸引力；而是男女两性身体的吸引力”[2]141。但即使如此，已经与前夫离婚的她，却在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时，仍没克制住内心情欲，与他在地板上做爱，并在这次做爱过程中，出奇意外地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与满足。以至于当她与贝内特结婚时，腹中怀有前任的孩子。而对这个孩子的身世，她一直自我欺骗，自我逃避。

在第二段婚姻中，她享受到了高于生命的爱，拥有和谐的夫妻生活。可即便如此，在她40多岁时，还是没能抵抗诱惑，与第三个男人签订了新的欲望契约。奥托·阿巴尔贝纳尔——这位比维拉年轻至少15岁的希特勒婴孩——激发了维拉内心冷却多年的欲望和反叛意识。戴尔维尔·伍德1201室是维拉与情人奥托频繁约会的居室，更是维拉释放自我、沉醉自我的象征。“每当在那里或家里有活动的空隙，每当她的缺席不会引起别人注意或者当对她的同事们、她丈夫、她少年期的女儿(伊凡已经生活在英国)来说有某种似乎可信的理由时，她会逃跑，逃到1201室。”[2]54对于维拉来说，除了1201室，外面的一切都是包袱。在她的价值观里，这里是一种自我负担的释放，对包袱的卸载，所以她出轨后回到家里时，“那天夜里她睡在贝内特身边，带着的是一种自豪和自由而不是背叛他人的感觉”[2]54。

维拉的价值观与常人迥然不同。正如戈迪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的，“在她(维拉)的成长环境中，婚姻的一方属于另一方——完全属于！人们说起妻子或丈夫时，总是说‘我’丈夫、‘我’妻子。这一事实体现了占有权观念。维拉在发现一种自由。……因此，她不可能是他人的财产。这就是维拉正在发现的东西，也就是维拉不感到负罪的原因”[3]35。

戈迪默为了凸显维拉标新立异的婚恋观，特意将贝内特塑造成一个传统婚恋观的化身。作为维拉的第二任丈夫，他爱维拉胜于爱自己，“为了给心爱的女人提供钱财，他弃艺从商，开办了一家箱包公司，销售高档皮箱等商品，但最后也以破产告终”[4]127。他对维拉的爱既深刻又卑微，卑微到没有维拉，他就无法生活；他可以包容维拉的所有，包括她的背叛。在心里他将维拉美化成一个理想，几十年来他一直自欺欺人地掩盖着维拉的所有污点。直到生意破产时，贝内特才意识到自己对维拉的爱是多么悲哀。他终于明白“维拉是莫尔特·劳利兹·布里格的那个‘不想要被人爱的人’，‘那种灵魂内的冷漠’”[2]267。

事实上，“维拉从未真正想要有一个丈夫”，就算是被仪式定格的贝内特，在她眼中也“永远属于情人的范畴，一个超出婚姻的性契约和道德束缚的被选择的人”[2]266。她也从未让自己隶属于这个家庭，她可以像对待知己一样跟孩子们相处，但她拒绝他们对她的依附。当收到伊凡恳求父母临时抚养亚当的信件时，贝内特欣喜地把这当作是他的权利和爱的证明，而维拉的脸上却显示出恐惧，甚至怨恨。她认为这是伊凡的敲诈，感觉自己的生活将要受到侵犯。

一生追求性自由的维拉，所有的判断功能都被蒙蔽。年老时孤身生活着。当她伴随着音乐独自跳舞时，读者体会到一种荒凉，维拉却因这种孤独的幸福而激动不已。她明白，她这一生都在享受自由，享受婚姻的自由，她从来都只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人。“她与男人之间的彼此吸引——这种吸引没有通常要求完婚的欲望。贝内特认为他们的婚姻是一次失败，维拉把它看作是在旅途中的一个阶段，与其他人一起的、与许多人和不同的人一起的旅途。”[2]273她终于明白，“人的一生是从自我到自我的独自行走”[2]6。

这就是戈迪默着力打造的主人公维拉——反抗传统，蔑视伦理，放荡不羁，最终在孤独的敞开中实现自我的超越。这一形象的塑造，是戈迪默对南非传统女性地位和道德束缚的有力抗争，更是戈迪默对孤独与自我这两大创作主题的极力表达。

二、女权意识下“家庭与事业并重”的婚恋观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之路是漫长坎坷的，女性自我价值的追求之路更是坎坷曲折的。在追求男女平等、社会地位同等的道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大多数人认为，女权主义似乎有故意强调女权而压低男性社会地位之嫌。其实，女权主义又称女权运动、女性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与议题[5]77。女权主义质疑的是整个社会文化构建下的性别预设，而非男性权力本身。它谋求女性自身权利，并不妨碍男性追求自我价值和权利的实现。“我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这句话激励了无数女性的自我觉醒和对自我的重新审视。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谁也不能强迫女性永远处在社会的从属地位。

《无人伴随我》中的女权主义代表——西邦贾伊尔是戈迪默塑造的家庭与事业并重的又一位新时代女性。在反种族隔离运动未取得胜利之前，西邦贾伊尔和丈夫迪迪穆斯曾长期流亡国外，经常两地分居，却也一直维持着同志加伴侣的亲密和谐的夫妻关系。革命取得胜利后，他们被当作英雄迎回国内。西邦贾伊尔位居政府部门要职，迪迪穆斯更位居高层。此时他俩感情深厚，还拥有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儿，夫妻双方都发自内心地支持对方的事业。即使有时西邦贾伊尔因工作繁忙而无法做日常家务，迪迪穆斯也会毫无怨言地帮忙。当他看到妻子的政治抱负被唤醒时，由衷地为她感到自豪，甚至将自已的成功经验传给她，帮助她实现政治抱负。“在这样的时候，在所有人眼中，她和迪迪穆斯是同志们中最好的一对，相互之间关系最好。”[2]65

然而，这段美好关系却在新一轮的大会选举后走向终结。西邦贾伊尔迎来她事业的高峰，进入国家领导层，而迪迪穆斯却慢慢淡出政坛。“可能在新当选的人中，西邦贾伊尔被一些回归者提名，还不是十分显耀。他认为她机会不大”[2]81，这是她丈夫的内心所想，因为在男性看来，女性得到这种提名已是很大程度上的认可。“他们提名我，只是因为我是妇女，对这一点我很明智……妇女们只是想见到我们中的一员在你们男人之中。”[2]81这就是当时南非从政女性的地位。可令迪迪穆斯没想到的是妻子竟然当选了。结果尘埃落定，掌声和欢呼声都向她投去时，迪迪穆斯却黯然神伤地离开了讲台。

然而，西邦贾伊尔的内心是矛盾的，她不知自己该表现出竞选成功的欣喜，还是该表露出丈夫落选的怨愤。“当她发怒时她总是哭泣，但她是否也是在发泄那出于对他的体贴而被压抑着的激动和自豪的情感，当她在挤满了代表的大厅里听到自己被当选时的情感?”[2]86西邦贾伊尔已不再是过去那个以家为重、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成功竞选使她的权力欲开始膨胀。

从家庭走向社会，从小女人走向大女人的转变，是西邦贾伊尔人生中最华丽的蜕变。她不再把丈夫和孩子看得高于一切，工作开始慢慢地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每天当她结束忙碌的工作，回到家中时，她只想努力入睡。“她所有听过和做过的事情在她内心燃烧着，无法熄灭”，连她的头发和皮肤散发出来的全都是“那讨论和谈判场合的浓重气氛”[2]108。她甚至有些迷恋自己的事业，以至于当她丈夫被人翻旧账、接受调查时，她极为警觉，担心因为夫妻关系而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她变得越来越独立，“即使在私下，她也不要任何来自他那里的、让人回忆起此事的东西，任何熟悉的名字。她有她思考的立场”[2]112。

西邦贾伊尔不仅是新时代女强人的代表，更是“新南非当下秩序建构的有力参与者”[6]。她奔走于各种国际会议，作为国家代表为这个新生的国家谈判磋商，筹集资金，谋取利益。新旧政权交替时期的南非，国家内部原本的旧裂痕尚未抚平，政治形势动荡不安，作为新生代政治人物，无论是肤色还是性别，她都是反动势力的打击对象。她接二连三地受到恐吓、羞辱、谩骂——“黑母狗，别来参政！”“明年今日即你忌日”，然而她表现出超越男性的沉稳和果敢。“她冲进客厅，晃动着，高声地格格笑……别傻，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很好。”[2]234西邦贾伊尔完全褪去了以往黑人女性的软弱，“扮演起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宙斯”[6]10。

奉行“家庭与事业并重”婚恋观的西邦贾伊尔，在专注事业的同时，并没有抛弃家庭。发现女儿姆福意外怀孕时，她愤怒并果断地为女儿解决问题。工作再忙碌，她也谨记自己贤妻良母的操守。每天清晨，她总是“从一间房间走到另一间，把东西放好”，装上女儿姆福忘记装进放音机里的新电池，整理好丈夫迪迪穆斯堆放在厨房桌子上的杂乱文件，在姆福上学前，抓住机会在她的脸上抢个吻。置身于家庭中的西邦贾伊尔，举手投足间都散发出慈母贤妻的温柔气息。

戈迪默塑造西邦贾伊尔这么一位家庭、事业兼顾的黑人女性形象，旨在提高黑人女性地位，重视黑人女性话语权，更是以此来抵抗长久以来压制女性话语权的男权社会，从而表达她对南非光明未来的美好期盼。

三、颠覆异性恋模式的“同性”婚恋观

1994年，南非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宪法保障同性恋合法权益的国家。而站在时代前列具有独立反叛意识的戈迪默，就在这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代创作了女同性恋题材的作品，与南非国家的先锋意识相呼应。

女同性恋文学的渊源始于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她因无法忍受“婚姻中缺乏沟通，灵魂不能契合”而身体力行成为一名女同性恋者。后人将女同性恋文学定义为：“它不仅仅是关于女性性与性欲的文学描述，更不是其医学解读，而是涉及女性身份、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问题的文学表征。”[7]177戈迪默在《无人伴随我》中塑造了阿尼克和露这对女同性恋者，她们对传统异性恋模式的颠覆使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了现代文学的特征。

17岁的阿尼克本来持有常人眼中的正常婚恋观，彼此相爱的父母让她相信异性恋。她一直以为父母彼此相亲相爱，当她得知母亲维拉婚内出轨，背叛父亲，背叛家庭时，她开始厌恶异性婚姻，认为这是在“创造有两个背的野兽”[2]141。后来她与女情人露组建了新家庭。

阿尼克生活在一个性自由的现代社会，她对自己的“同性”婚恋观的选择没有任何隐瞒，大胆带女情人回家，大胆与其同居，大胆向母亲出柜。她认为“一个女伴就像自己一样，她知道你感觉什么，什么使你有感觉，因此——她会做——本能地她会做你想要的事情，她感觉到的就是你感觉到的。对一个男人来说，就不是如此，他需要他的那种刺激，而你需要你的那种刺激”[2]138。她甚至嘲笑一生追求性自由的维拉“从未与一个女人真正爱过”。在她看来，性不等于婚姻的成功，“只要我幸福”，这是她发自内心的对母亲的认可的渴求，也是她对成功婚姻的唯一认可。

“婚姻意味着繁衍”，这恐怕是绝大多数人对婚姻共有的定义，同性结合无法繁衍子孙后代，所以在同性恋反对者的眼里，同性恋是违背天性的，有伤伦理风化。正如小说中的本，阿尼克的父亲，始终不能接受女儿的同性恋事实，认为她不仅有伤风化，还剥夺了自己拥有孙子孙女的机会。然而，阿尼克成为一名女同性恋者，不仅是她对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还是对传统道德秩序的极力驳斥。戈迪默塑造阿尼克和露这对女同性恋者，并非是对“同性”婚恋观的积极倡导，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消除性别歧视，提升妇女群体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多年来，同性恋一直是人们争吵不休的话题，很多国家对它的态度也随时代进步而不断改变。虽然各国国情不同，对同性恋婚姻有众口不一的评判，但我们应该明白：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来断言其是否有违人性。每个人有自己的婚恋观，我们可以拒绝接受，但应该学会尊重。

四、结语

20世纪末的南非处于新旧政权交替时期，长期遭受白人独裁统治与蔑视的社会背景使人们的天性深受挤压，得不到释放。种族隔离制度下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在《无人伴随我》中被颠覆。新政权伊始，新时代到来。戈迪默可谓是一位与种族隔离制抗争的勇士，以这部重要的作品打击过往的不合理，颠覆过往的黑暗，通过描写维拉、西邦贾伊尔、阿尼克三位女性的婚恋观来呈现南非当时的种种况状。小说中关于政治和个人生活的描写无不反映了南非普通人极度的困惑与迷茫。旧传统、旧观念被打破，在消亡，新思想、新方式在萌生，被传播，挑战无处不在。维拉抛却常人眼中的道德伦理，挣脱捆绑自我的婚姻牢笼，为追寻自我、发现自我而竭尽所能，她被塑造成一位持有“性爱自由”婚恋观的代言人。阿尼克和露的女同性恋婚姻并非表示戈迪默倡导这种婚恋观，而是她对南非社会出现的同性恋问题的及时回应，即她呼吁人们对同性恋者给予应有的尊重。而对追求“家庭与事业并重”的黑人妇女西邦贾伊尔的刻画，实质上表达了戈迪默对新时代新女性的要求，因为她深信女性拥有巨大的潜能，一旦她们的潜能得到开发，她们可以发挥远超出男性同胞的才智和能力，同时她也以此警醒南非的男权社会，与其让女性通过抗争夺得话语权，不如男性主动放弃过去的独裁专制，尊重她们，那么，美好的明天指日可待。这应该是戈迪默一生都在坚持探求的真理。《无人伴随我》无疑凸显了她作为文学家的远见卓识。

[1]梁本彬.戈迪默笔下的孤独：《无人伴随我》的孤独主题[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50-153.

[2]纳丁·戈迪默.无人伴随我[M].金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3]纳丁·戈迪默，苏珊·桑塔格.关于作家职责的对谈[J].姚君伟，译.外国作家访谈录，2006(3):34-35.

[4]金明.在孤独中走过的生命之旅：解读纳丁·戈迪默的《无人伴随我》[J].当代外国文学，2003(4):126-130.

[5]邓志光.“女权运动之母”与她的经典专著《女权辩护》[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1):77-78.

[6]王旭峰.《无人伴随我》与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政治正义”[J].当代外国文学，2011(2):5-13.

[7]何昌邑.西方女同性恋文学及其理论构建[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117-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