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可能与问题

张晨耕 庄友刚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地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并在传播、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言说方式。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其建构的可能性与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应该首先思考与回应的。

一、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定位

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是在特定历史定位下进行的，这决定了其建构的基础与必要性。

第一，中国历史由近代化向现代化转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脱胎于近代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巨变，是历史宏观变革的产物；另一方面直接产生于中国近代的革命历程，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在近代化的阶段，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遵循的主要是“革命逻辑”。近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变使得中国的现实实践状况发生了转变，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建构和出场。

中国取得革命斗争胜利后，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改革与发展问题。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已经由如何进入工业文明、步入现代社会转变为如何发展自身的工业文明、如何重写自身的新现代性，由如何夺取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转变为如何改革发展自身以实现伟大复兴。中国历史的这种由近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变，一方面要求我们聚焦当下新的中国问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规划中国的发展方式，探索中国道路；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理论探索与理论形态建构的时候，“由‘革命的逻辑’转向建设逻辑、改革逻辑和发展逻辑，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文化”[1]任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0页。。近代化向现代化的这种历史时间序列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进一步完善与重构，以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新时代所包含的种种新目标、新任务、新布局、新方式也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了新的空间与可能性。

第二，中国发展由全球化向中国化转变。全球化是近代人类历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以来都占据着全球化的霸权与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全球化的运行方式、问题症结、历史地位、未来走向等做了科学揭示与反思批判。中国就是在近代资本全球化背景下被迫融入世界，并发生从传统到现代、从革命到建设的诸多历史性转变。这些历史性转变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生根发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进入中国起，就在不断转变自身，不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要素，实事求是地把握与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实实践状况，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苏联的革命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些都构成中国对全球化的回应与补充。中国在资本全球化的历史场景中逐渐由被动顺应转变为主动创造。“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中国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在发展道路探索、理论制度创新、思想文化建构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丰富了全球化的内涵，“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同时，“新时代”的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复杂的问题与前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这不仅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层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发展的创新性、生态性、公正性、开放性、协调性等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因此，在这全球化向中国化的转变过程中，必须解决中国问题，延续中国道路，继续深入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就要求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一种创新性的理论形态。

不论是从近代化到现代化的历史时间序列转变来看，还是从全球化到中国化的历史空间序列转变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应把握历史潮流，坚定走中国道路，继续为全人类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这既对建构一种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提出了要求，又为其提供了条件。

二、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

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与历史使命，古今中外丰富的思想资源为这种建构提供了可能性。

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自产生起就处于不断地流动、融合、再造的过程中，形成了儒家、道家、佛家等流派，其中儒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儒学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流派思想，又形成了理学、心学、朴学等学说。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排斥与其他思想的融合，且其本身就是融合的产物。这为同样作为思想融合产物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了借鉴的模式。“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与发展的根本”[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精髓，贯穿并塑造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是当前中国民众和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以近乎基因遗传的方式嵌入中国历史进程的每一个时代，不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中国传统哲学都必然是思想理论形态建构的本质要素之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话语”重要的理论起点，“中国话语”要想体现当前思想文化的继承性与民族性，既继承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又保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就不能脱离中国传统哲学。另一方面，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原创性与时代性的理论形态，这就要求在中国传统哲学视域下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双重创新。

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内容，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做了系统分析，对现代社会中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以资本逻辑为线索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做了深刻剖析，同时对资本主义灭亡与共产主义到来的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做了科学预测。新时代的中国道路依旧处于资本全球化的历史场域中，中国道路的开创要依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为中国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与趋势提供有力思想武器与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中国不论是近代以来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断转变发展方式与目标，取得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中实现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进一步挖掘与重构，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被中国话语重塑，同时也服务与创造中国话语。

三是近代中国的哲学新发展。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哲学日渐式微，但并未因此而彻底断裂，中国传统哲学也在积极融合西方思想文化以改造自身，形成新的哲学体系。例如以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家，坚守中国传统哲学与儒家文化，将西方哲学的理性精神融入传统文化。此外，近代以来传播、应用西方思想文化的学者、革命家，都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带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积淀，在进行理论建构、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必然渗透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传统哲学在近代获得了新发展。中国近代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是西方思想文化改造传统文化的典型，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与开创研究传统文化现代学术基础是一体的，即在解构的同时进行重构”[1]陈卫平：《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之辨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因此新文化运动同样是中国传统哲学在近代的新发展。此外，中国近代以来基于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的需要，形成了《实践论》《矛盾论》《大众哲学》等一系列哲学著作。从时间上来讲，近代中国的哲学新发展与当前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存在更直接的承接关系。从内容上来讲，近代中国的哲学新发展，其本身就在不断用“中国话语”重塑西方思想文化，其本身就包含丰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塑，因此在当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下，其本身能够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探索，是一种世界性的哲学思想，是一种被全人类不断贯彻运用与创新发展的哲学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第一、第二国际领导的历次革命斗争产生了新的哲学思想。西方诸多思想家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批判的精神与方法，持续进行理论更新，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新左派”等思想流派[2]参见张一兵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合理内容能够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一定的思想资源。

总之，以上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在当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下，不论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创建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理论形态的需要，都呼吁建构一种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为这种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使之成为可能，而这些思想理论发展融合本身就是建构的开端与源泉。

三、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问题

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定位与思想资源，为建构提供了可能性，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诸多需要解决克服的问题。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广义上表现为一种文化形态，但这种文化形态必须通过某种具体的理论形态来体现。因此，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建构一种相应的理论形态，如何对思想资源进行抓取、解读、整合、建构，则是其可能面临的问题。

1.思想资源的抓取

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对其所涉及的思想资源进行梳理，梳理其基本内容与结构，这种梳理不是创造新的内容与解释，而是回到原典，理清原典的原意，这是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工作。这样的工作会遇到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对原典的梳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需要诸多学科的不同人才参与其中。并且这样的工程难以被统一组织协调引导，只能以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与目的的指引下，通过“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而形成“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合力”[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5页。才能完成。第二，这样的梳理工程必然是一个长期延续的历史过程，其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过程在时间上存在交叉重叠。第三，诸多的思想资源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主题并非具有同等权重，而存在“亲疏远近”的关系格局，因此，对于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如何打破学科壁垒，根据建构的现实需要，有选择性地、合理地抓取与利用现有的思想资源是其面临的首要问题。

2.思想资源的解读与整合

思想资源的解读与整合是在思想资源抓取之后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第一，我们对思想资源的解读与整合应该还原其本来的言说方式与内容，建构中囯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其所包含的思想资源的深入认识，但不能落入教条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窠臼。此外，中国近代新发展的哲学思想，其本身是一种对“旧原典”的新解读，并构成了“新原典”，新旧“原典”之间虽然存在继承关系，但是“新原典”是在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场域下对“旧原典”的批判重构，二者存在不一致。从时间上看，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新原典”的直接继承，但“旧原典”提供了更加丰富与系统的思想资源，新旧“原典”之间的差异，以及我们如何在这种差异的基础上合理取舍，则成为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思想资源横跨古今中外不同时空场域，对于这些思想资源的解读与整合必然存在“时间间距”与“空间间距”，前者是同质文化间的传承问题，后者是异质文化间的融合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于时间上距我们很远的传统社会，其本身也是动态发展的。一方面，这种“时间间距”给我们创新性地解读与整合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了条件，保持一定的“时间间距”，不仅使我们能够窥见传统哲学的全貌，而且“时间间距”下新的历史场域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条件。这种“创新”是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这样的“创新”又必须建立在对“时间间距”尽力消弭的基础之上，否则容易断章取义、望文生义。“时间间距”的保持与消弭、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成为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面临的问题。

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过程就是不同空间场域哲学思想文化融合的过程。不同空间场域中不同的社会结构、历史背景、文化形态，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与重构中国传统哲学的时候，必然产生“空间间距”。这种“空间间距”使双方依旧面临着保持间距以确保完整性，以及消弭间距以实现创新性重构的矛盾与张力，这同样是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面临的另一问题。

3.理论形态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一开始便兼具理论和实践双重发展路径。由于革命与社会发展的紧迫性，实践发展路径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理论发展路径往往带有政治实用主义和工具论的色彩，因此，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建构一种系统性、专业性的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形态的建构面临着以下问题：

第一，任何一种理论形态的产生都是既基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理论形态与现实实践之间存在指导与反馈的关系。一方面，理论只有贴近实践才能既保证理论的实用性与科学性，又保证实践的方向性与可行性。另一方面，理论与实践之间也必须保持一定的间距，这样才能既令理论保持自身的系统性与独立性，又使实践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与创造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间距既是必不可少的，又是必然存在的，对这种间距的“度”的把握，就是理论建构所必然面临的问题。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形态，是对实践的分析指导，因此其必然要紧跟实践并高于实践。此外，马克思曾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10页。这表明，大众不仅是革命的主体，也是建设的主体，不仅是实践的主体，也是理论的主体，因此大众化成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本质要求。一方面，在“新时代”，借助工业化、信息化的渠道，大众的话语意识、传播意识逐渐觉醒，大众逐渐成长为理论形态的主要建构者。即使放眼过去，“如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永远只是少数知识精英的功劳，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生命力”[1]王跃、孙长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五个理论问题》，〔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另一方面，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分工依旧没有从历史中退场，因此在理论形态建构中，大众的历史地位并不能否定少数理论工作者的作用与价值。总之，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理论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是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面临的首要问题。

第二，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把握“中国话语”的内涵与地位。从逻辑上讲，应该先有“中国话语”理论，然后再将其作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形成一种新哲学。但是“中国话语”本身就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改造过程、“中国话语”的形成过程、“中国话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塑过程，三者在逻辑上存在前后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而在现实中是同时实现的。如何在理论形态建构中对三者既区分又兼顾，既避免不分主次、不讲逻辑的笼统视角，又避免陷入“以中化马”或“以马化中”的片面误区，是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面临的问题。

第三，一种理论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体现在其对过去、当下、未来的解释力与穿透力中。因此，我们要建构的理论形态，其一，要能解释过去，既对过去的历史有理论上的合理解释，又能做到与旧有理论在学理上自洽；其二，要能应对当下，既能为当下的诸多新问题、新目标、新任务提供阐释与指引，又能与古今中外众多的思想体系进行对话与融合；其三，要能面向未来，既能对未来的社会历史发展有科学的预测与积极的推动，又能使自身不断贡献新的思想要素以实现创新与重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必须应对的重大问题包括：如何合理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与近代哲学的文化遗产，并继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多年指导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如何融合当下国内外繁杂的思想资源，并应对新时代中国道路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新问题；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推陈出新、发展传播，并向世界继续贡献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

综上所述，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回答，同样，“新时代”决定了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拥有新的历史定位与丰富的建构资源，同时也将面临严峻复杂的问题，而这一切都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指明了方向、创造了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