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为《梁父吟》”和“自比管乐”

王超斑

摘要：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童年，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经历，对人格发展有重要影响。诸葛亮的青少年经历：“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充分体现了他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将他的人生经历与他的偶像----管仲，乐毅对比之后，可以发现诸葛亮对于先秦齐鲁风俗的继承，对于先贤的承袭，历史文本《史记》和《三国志》之间的互文性。

关键词：青年经历；自我认知；互文性

一.青年诸葛亮的自我认知与自我预言实现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童年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经历，对人格发展有重要影响。在后代的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孔明的早年隐居逍遥自在，不问人间烟火。但是从《三国志》的字里行间却可以推断出，孔明的早年生活并非一帆风顺，逍遥自在。诸葛亮早年先后丧父丧母，随后追随叔父诸葛玄流落迁徙到了荆州，投奔刘表。在迁徙的过程中，他目睹了天下战乱造成的惨状——“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最后他和很多中原士子一样，来到了相对安稳的荆州，在南阳过上了隐逸的耕读生活。坎坷的身世，迁徙的流离，迫使他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混乱的时代，逼迫他开始思考沉重的问题。

除了作为孤儿的漂泊经历，目睹了战争的惨状，和其他汉末豪杰一样，青年诸葛亮亦没有荒废光阴，他博览诸子百家的著作，“亮观其大略”，为有朝一日，能厚积薄发打下了基础。从先秦两汉的历史中，博览群书的他选择了自己的偶像：“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首诗歌和两个历史偶像是他的自我预言。他日后的人生轨迹，就是对“自比管乐”的自我实现。

《梁父吟》是一首古朴苍凉的齐鲁民歌，来自诸葛亮的故乡。“诗言志，歌咏言”，一人所钟意的文学作品，必然与他的经历，内在的人格结构有之处，可以作为窥探一人内心世界的天窗。这首诗与本应裘马轻狂的少年岁月沉重得不相称，反映了年轻的孔明的忧思：

“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

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

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

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诗文中提到的传说是“二桃杀三士”：春秋时代齐景公帐下有三个武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他们战功彪炳，恃功而骄，晏子为避免武士们臣弑其君，建议齐景公早日消除祸患。晏子决定赏赐他们三位两颗珍贵的桃子；因为三个人无法平分两颗桃子，所以三人需要比功。最后重视名誉的三人相持不下，先后自杀。君相最终兵不血刃地去掉三个威胁。

诗文反思了君臣关系：三个武士视荣耀和君王的信任与尊重为生命，他们认为，君王会尊重他们的价值与荣耀；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君主的利益，他们曾披坚执锐，出生入死，但不知有朝一日，他们的忠诚勇武会成为他们的坟墓；君王为了维护自己独尊的地位，就会不可避免地忌惮功臣，心生杀机；君王駕驭臣子，莫过于让他们相争不下，互相制衡，乃至同归于尽；而在这一过程中，百官之首的相国没有调和君臣之间的不信任，而是十分险恶地利用了武人们的人性弱点——耿直不屈，重视荣誉，铲除了三个武士，从侧面反映了自知和知人的重要性。但是焉知早晚有一日，相国不会受到君王的猜忌？

所以，年轻的诸葛亮没有像普通士人那样汲汲于功名，《梁父吟》所吟咏的世事无常，历史沧桑，令孔明在投身名利的深渊之前审慎再三。从诸葛亮对《梁父吟》的热爱，也可以理解为何诸葛亮在较长时间里没有出仕，而是在静候值得效忠的对象，否则自己很容易重蹈三勇士的覆辙。

孔明特别推崇的两个先秦时代的历史人物：管仲和乐毅，则回答了他在《梁父吟》中的顾虑：他想为什么样主公效忠。两个历史人物象征了他的政治理想与人生期许，也体现了对自己的深刻认识。如果将诸葛亮与孔明，乐毅做对比，就会发现《三国志》特别提及诸葛亮的两个榜样，是别出心裁的一笔：

如果具体分析，孔明后来的功业与管乐二人的建树有很大的相似性：管仲曾是齐桓公的阶下囚，但却受到了破格提拔，“位卑而执齐政”，类似于诸葛亮“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管仲辅佐齐桓公，被桓公尊为“仲父”，恰似刘禅将孔明尊为“相父”；他提出了尊王攘夷，维护周天子正统的地位，一如诸葛亮后来的口号“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在政治上，春秋时代的齐国与三国时代的蜀汉都处于分疆裂土的割据之世，管仲被视为先秦法家的鼻祖，诸葛亮的种种行政举措是典型的“法家拂士”，打造的是“寒门法家政权”；在建立富国强兵，重视农商，建立兵民一体的军政体系上，管仲和诸葛亮异曲同工；最后，管仲终生得到齐桓公的充分信任，在临死之前向君主推荐了公孙隰朋，王子城父等军政人才接替自己，诸葛亮也给后主留下了费祎，蒋琬，姜维等人才延续政权。

战国时代，名将乐羊的后人乐毅响应了求贤若渴的燕昭王，前往燕国为将，最后带领燕国以弱克强，几乎灭亡了世仇齐国，而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北伐魏国，也是以弱抗强的军事壮举，使燕国空前地强大起来；在外交策略上，乐毅团结和齐国有积怨的楚国和魏国，赵国，利用各国忧虑齐国一家独大的心理，施展纵横之术，组织五国联军，诸葛亮有类似的壮举，“奉命于危难之间”，出使东吴，促成孙刘联盟，最终造就了天下三分的格局；乐毅虽然率领大军在外征战，但得到了燕昭王的高度信任，赐予他世袭封地，成为了燕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贵人。

但和管仲不同的是，在燕昭王死去之后，燕惠王却对父王的功臣产生了功高震主的质疑。为了逃避可能随之而来的政治迫害，乐毅逃亡故国赵国避难，并用一篇《报燕王书》表明了自己忠于先君，无愧君主的赤诚之心；在接受了先帝的托付之后，面对先帝去世后主少国疑的局势，诸葛亮用一篇《出师表》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结合孔明对齐国三勇士的惋惜，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来分析诸葛亮推崇管仲乐毅的原因，不难发现，诸葛亮自比二人，充分体现了孔明熟读史书，而且以先辈为鉴，照亮了自己前行的道路。身为齐人的他仰慕齐地先贤，继承了先秦时代齐人崇尚智谋的优点；结合《梁父吟》里的忧思来看，管乐在礼崩乐坏，“弑君三十六”的春秋时代，和以“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的臣子篡位为开端的战国时代，君王礼贤下士，臣子尽心辅佐，没有臣对君的盲目服从，也没有君对臣的种种猜忌，他们和主公的权力距离感，没有后来封建专制时代那么森严。

最后，在那段社会巨变，山河板荡的东周岁月里，列国争雄的局面促使君王们广开言路，招贤纳士，而先秦时代专制政体尚未确立，所以君臣关系较后世更加宽松；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士人的荣誉感，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才华得到了极大的伸展。管乐二人皆是如此，成为了后世称颂的君臣关系的典范；如果主少国疑，受到猜忌，就全身而退。

有着明确预设的孔明选择刘备作为效忠对象，证明孔明期待的是和管乐一样，获得先秦时代君王对国士的高度信任，进而实现人生抱负。因此从孔明的少年经历中，能看到他对历史的了解，强烈的独立人格，对人生命运的思考，对理想君臣关系的期待，对于政治险恶的认识，都体现了一句著名的古希腊名言；“认识你自己”。

二.知人知己的一生

怀着对先贤的景仰，命运的忧思，诸葛亮怀着对理想主公的期许步入了三国乱世。《诸葛亮传》中记载的几次政治交流（Political Communication），都体现了他与自己偶像的相似性，以及他一如既往的知己知彼，了解人性。

1.三顾茅庐：步步谨慎的君臣互动

孔明谨慎而心思缜密地选择主公，体现了他善于洞察人心，而且傲岸独立的一面。

“三顾茅庐”是地位不对等的一次权利对话，是君臣二人相互了解，相互磨合的过程。为了获得理想中先秦君王对国士的器重，诸葛亮努力地缩小自己与刘备的地位差距：“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在荆州的众多名士中，诸葛亮的好友，已有名望的徐庶向刘备的举荐，无疑增加了他在刘备心目中的分量；让刘备三顾茅庐，登门拜访，更是为了凸显自己的价值，让刘备意识到自己不可怠慢，并借此机会检验未来的主公是否是真正的识才惜才。

在二人相会时，刘备为了郑重起见，也为了表明自己的贵族身份，以孤自称，“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隐隐之中有一种不容拒绝的命令式态度，但面对46岁，气度不凡的刘备，年仅26岁，尚是布衣之身的孔明不卑不亢，没有立即尊称刘备为“左将军”，而是从客观分析天下局势入手；在分析完北方和孙吴的局势之后，在谈到归属未定，尚可争夺的荆州益州时，诸葛亮才尊称刘备为“将军”。他用悄然改变称号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归顺，既维护了尊卑的等级秩序，又展现了自己独立傲岸的人格。“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的刘备也没有拘于君臣之礼，在认可诸葛亮规划的同时，也包容了孔明的独立人格。相互尊重，相互认可，正是“三顾茅庐”成为古代中国文人的理想的重要原因。

在分析完北方和孙吴的局势之后，在谈到归属未定，尚可争夺的荆州益州时，诸葛亮才尊称刘备为“将军”。他用悄然改变称号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归顺，既维护了尊卑的等级秩序，又展现了自己独立傲岸的人格。“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的刘备也没有拘于君臣之礼，在从实用主义角度认可诸葛亮规划的同时，也包容了孔明的独立人格。相互尊重，相互认可，正是“三顾茅庐”成为古代中国文人的理想的重要原因。

2.游说江东：深谋远虑的政治谈判

被《三国演义》过度神话的舌战群儒，其实是行事谨慎的孔明，精心规划的一次不卑不亢的政治谈判，在这次次不对等的权利对话中，孔明再次展示了自己的知己知彼。

而政治谈判的基本前提是双方势均力敌；如果要促成联盟的实现，就需要证明联合能给两方带来利益；纵使实力上不能对等，弱势一方的谈判代表也要有心理上的平等意识。此外，谈判者需要评估对方的需求，了解谈判对手的性格特点。游说东吴的成功，再一次体现了诸葛亮的知人知己。

根据《三国志》以及《诸葛亮文集》的记载，三国时代，各国大臣会以私人通信的方式，了解对方国家的情报，进而判断对方的国情政局。在出使吴国前，诸葛亮长期与在吴国任职的兄长诸葛瑾保持书信联系，所以他对吴国重臣周瑜，鲁肃的争霸方略应早有了解，进而做出判断：东吴的争霸方略是从东向西，统一长江流域，进而北上；刘备的规划是占据荆州与益州，进而北伐中原；南下的曹操对孙刘双方都构成了威胁，所以诸葛亮判断，在荆州颇有威望，但即将失去荆州，且与曹操有仇的刘备，在短期内有着抗击曹操，争夺荆州的共同利益，而且孙权有自己的野心，鲁肃和周瑜已经向他论证了东吴进行抗战的必要性与胜算；所以鲁肃出使刘备，在见到诸葛亮之后告诉他自己与诸葛瑾是好友。这很可能是诸葛亮提前联络东吴的成果。

此外，在曹操大军压境，荆州牧刘琮倾向于投降时，诸葛亮建议一直器重他，但与刘琮不和的江夏太守刘琦，前往靠近东吴的夏口集结部队，作为日后联吴抗曹的后背力量，刘琦的队伍无疑为丧失荆州，损失惨重的刘备，增加了与孙权结盟的筹码，缩小了孙刘两家的实力差距。

正因为各种周密的准备，诸葛亮在游说东吴前断定孙权倾向于联刘，但需要做最后的确认。在到孙权后，为了不在心理地位上落于下风，他依据“隆中对”的思路，将孙曹刘并提：“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将三家中实际上实力最弱的刘备与曹孙并提；紧接着，诸葛亮又夸大曹操的强大，刘备无力抵抗，并刺激孙权：如不能抵抗就最好投降曹操。领有江东群英，而且国富兵强的东吴实力强于刘备，所以他对别人将自己与刘备并提略微不满，年轻气盛的他对曹操对刘备的胜利不屑一顾，嗤之以鼻。为了表达自己的态度，也为了考验使者的才能，孙权反问诸葛亮，为何刘备不投降曹操？面对孙权的问难，诸葛亮立即将主公放到了道德至高点上：四处漂泊的刘皇叔是汉室后裔，再困窘也与汉贼势不两立，相比之下，东吴只能偏安自保，两家孰优孰劣，高下立判。最终受到刺激，但又得到了刘备坚定抗战的保证的孙权终于表态，决定抗击曹操。

就这样，面对实力在己之上的东吴，在一次实力不对等的政治交流中，诸葛亮用言语巧妙提升了己方的地位，巧妙地将刘备硬实力的弱点归咎于对手的强大，来刺激孙权；同时发挥刘备的软实力---汉室后裔的影响力的优势，将各方面处于劣势的主公，拔高到高于孙权的至高点上。所以传说中舌战群儒的滔滔雄辩背后，是他广泛收集情报，增加谈判筹码，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的准备工作，颇有乐毅游说燕王，促成五国联盟的战国纵横之风。

3.永安托孤：杀机暗涌的临终交代

随着蜀汉王朝的由盛转衰，昔日潇洒的鲜衣少年成为了谨慎的迟暮老者。在刘备托孤时，诸葛亮的自比乐毅的预言终于成真，他经历了君主换代，面临先主对幼主的托付。他本人则成为了《梁父吟》里权利制衡机制的对象。

刘备托孤貌似是君王对臣子的高度信任，其实不然。在刘备说“如果刘禅可以辅佐就辅佐，不能辅佐，您可以取而代之”时，诸葛亮痛哭流涕，表示表示自己一定会全力辅佐。当时在场的，还有第三人：刘备还安排了益州派大臣的代表李严听旨托孤：“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李严掌管蜀汉东部防御吴国的军队，位于国防的第二前线；从后来他消极响应北伐的号召，多次与诸葛亮发生权利之争看，此人与诸葛亮系政敌关系。在这样的情形下，刘备的“君可自取”，应是对首席辅臣的忠诚考验：为了防范孔明可能功高震主，他一面故作信任，对诸葛亮进行道德绑架；让驻防蜀国东部的李严旁听，则是设置武力制衡执掌成都宫廷的诸葛亮。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很难想象诸葛亮敢于在本身受制于李严，主张北伐的荆州派受到立足本土的益州派牵制的压力下飞扬跋扈，越雷池一步。

此外，陈寿的《先主传》多次提到刘备妻儿被敌军俘获的情形：在曹操入侵荆州时，刘备以不忍舍弃百姓，丧失人心为由带着十几万军民撤退，但是在当阳长阪，面对尽在咫尺的曹操追兵，他还是选择抛弃妻子甘夫人和长子刘禅，和诸葛亮，张飞等近臣骑马逃跑。在关键时刻，一个连妻子儿女都可以舍弃的君王，怎么会将奋斗一生换来的皇位，空凭一句话让给异姓臣子？熟读历史，而且熟知主公性格阴暗面的诸葛亮，自然心知肚明：取代幼主不是唾手可得的诱惑，而是命悬一线的考验。不知诸葛亮的“涕泣”之中，是否有他为主公的薄凉而留下的伤心之泪？

4.传说中的历史内核

千百年来，诸葛亮形象的最核心特点是具有神性的“料事如神”和堪比圣賢的“忠心耿耿”。但是从“料事如神”向上追溯，神机妙算来自于算无遗策，即能预料到所有潜在的可能性，这一点需建立在广泛收集信息的基础上。在谨慎评估得失和风险之后，从可能的解决办法中挑出最佳选择，做到趋利避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诚是双向的互动人际关系：“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选择谁作为效忠对象是古人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这样的选择不可不慎。所以，诸葛亮被过分演绎的神性，其实具有人性的内核，很大部分来自于对自己，对他人的深刻认识。“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就是他与刘备相互了解的结果。

三.陈寿特意记载诸葛亮“自比管乐”的原因

如果跳出《三国志》文本，来分析诸葛亮与管乐的相似性，能得出一些更具启发性的结论。

首先，《三国志》中，诸葛亮命运与管仲，乐毅，还有齐国三勇士的相似之处，体现了祖籍琅琊，身为齐人的诸葛亮对于先秦时代齐地风俗文化的继承，东汉时的《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诸葛亮自己的足智多谋，与治国之术很可能就是对姜太公治理齐国的效仿与继承，齐人的古风经历了春秋战国，秦灭六国，楚汉争霸的数百年烽烟依旧不绝如缕，在汉代的齐人后裔身上若隐若现。

其次，从时代风气来分析，汉魏时代，士大夫流行品评人物的风气，喜欢概括士人的性格特点，乃至将他们与古代贤士相比拟。作为蜀汉时代巴西郡中正的陈寿，对很多三国人物做出过精当而准确的人物评论。对于诸葛亮做出“自比管乐”的记载，亦属于时代风潮的产物。

最后，从“互文性”的角度分析，陈寿继承并参考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先秦两汉风云人物的记载。“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从诸葛亮传记与管仲，乐毅传记的相似性就是互文性的体现。

这样的互文性在《三国志》中并非孤例：陈寿对于蜀汉先主刘备的描述，与司马迁对于汉高祖刘邦的记载有相同之处，甚至多次将刘备本人和他的争霸策略比作汉高祖刘邦：（见表2）

这样的互文性，不仅体现了刘备本人的宏伟志向，志在天下，也体现了汉末人物对于刘邦的推崇，希望他作为英雄出世，再造汉朝，这样的写作手法，也是作为前蜀汉官员为刘备后来称汉帝寻找合法性的做法之一。因为刘备是汉帝的合法继承人，那么他手下必须有一位忠心耿耿，像燕昭王的乐毅，齐桓公的管仲那样忠心耿耿，拥护正统的人物，而这样的比拟就达成了这一目的。在中国历史上，诸葛亮-刘备成为了传统文化里继管仲—齐桓公，乐毅—燕昭王之后，另一对君臣关系的典范。

《史记》与《三国志》篇章的互文性，体现了作者在写史时，从自己的写作目的出发，构建历史，塑造历史人物的特点。其实人们长期深信不疑的史实，未必经得起仔细推敲。若仔细思考《隆中对》的情形，刘备“因屏人曰”——命令其他闲杂人等退下之后才开始与孔明交谈。在琴声清幽，远离喧嚣的深山草庐品评人物，谈股论今，虽然极具文学性，但除了诸葛亮与刘备，没有第三方在场，那么就没有客观方面的依据佐证陈寿对《隆中对》的记载，是对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换而言之，今日的新闻就是明日的历史，史学家——历史事件的记者们，也在以各种形式发挥自己的想象，模糊着文学和历史的界限，塑造着我们的过去。

虽然历史的具体经过已经无法复原，但陈寿合理想象出的瞬间，以及大胆构建起的联系依旧是真实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学家与诗人之区别，不在于一者用韵语，一者用散文……真正的区别，在于史家叙述已发生的史实，诗人则叙述可能发生的事情。”文学比历史具有更深层次的真实——如果说文学的本质是模仿，那么历史文本所模仿的，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前后经过，而是具有哲理的普世规律，还有千年之后，人们依旧能感知到的人性。

参考文献：

[1]《史记·管晏列传》

[2]《史记·乐毅列传》

[3]《汉书·地理志》

[4]《魏略辑本》

[5]《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6]《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7]《西方文论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