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史视阈下晚清电报的官督商办*

■ 李 煜

1860年代,电报作为第一种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电子传播媒介,伴随着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舶来”中国。电报网络,在中国建与不建？如何建？其决定因素不在于技术规则与商业刺激,而在于政治经济因素的复杂考量,其中包括事关国家主权与利益的国际政治,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层面的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在收回“利权”(利益和控制权)和自主建设的双重压力下,集权的中央政府日渐衰落,代之而起的则是日益强大的地方势力,这些以“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为宗旨的洋务改革派,在“自强”的风潮中,通过“官督商办”的体制,有力地推动了电报网络在风雨飘摇的大清国的本土化。但是,在晚晴的政治经济制度下,作为媒介特征上天然具有共享、互联性的电报技术,并未实现广泛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或普及性,而是在“官督商办”的体制下,名为“国家监督”,实为“疆吏私人控制”,其发展以疆吏集团利益为导向,从“自强”工具到“求富”生意,难以发展成为大众服务的公共事业。本文拟从历史情境入手,揭示这一蜕变的历史曲折,探索电报媒介体制的传播史意义。

一、电报落地中国技术功用有限

19世纪中叶电报技术在新大陆发明,不久即以不亚于今天互联网普及的速度,与铁路一道从美东向美西延展,并迅速得到商业化的推广。大西洋彼岸的英国接受电报技术并没有那么畅快,而当电报应用于铁路调度,能够保证其运行的安全性时,英国的电报业也开始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