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想结婚就结婚》中的女性形象

郭舒昱

【摘 要】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作品中，刻画了一系列肯尼亚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不仅对当时社会中的黑人女性生存现状作出了反映，还展示了独立积极的女性形象。本文选取了恩古吉·瓦·提安哥的剧本《我想结婚就结婚》中的女性形象作为研究和探讨的切入点，对女性形象身上所体现出的女性主义意识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恩古吉·瓦·提安哥；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14-0016-02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反殖民主义独立运动兴起之时，一批黑人知识分子开始以笔为武器，把黑非洲的声音传播到全世界。以左派激进主义著称的肯尼亚知识分子提安哥以剧本《黑隐士》（1962）登上文坛，走上了文学和思想探索之路。他是当今影响力最大的非洲裔英国移民作家之一，集小说家、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于一身，他勇敢地挑战剥削民众、剥夺人民自由的政治体制。同时，他还是非洲大陆少有的女性主义男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刻画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描述女性所受到的性别、身心的压迫、剥削和不公正对待。

1977年，恩古吉与恩古吉·瓦·米瑞合作完成戏剧《我想结婚就结婚》，并组织肯尼卡米瑞图地区民众排演该戏剧。该剧以非洲本土语吉库尤语为表现语言，讲述了肯尼亚贫农基坤达一家的故事。该剧刻画了肯尼亚基督教精英阶层的伪善和抨击了后殖民时期肯尼亚社会存在的不平等与不公平现象。然而，剧作家在剧中刻画的女性形象也不容忽视。文学作品中，白人女性往往建构为标准的女性形象，即美丽、纯洁、脆弱，而黑人女性则往往被建构为“标准女性美的对立面，即强壮、性欲强、放荡。”[1]在《我想结婚就结婚》中，提安哥建构的女性形象是多样而立体的，打破原有的好与坏，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形象，展示黑人女性的复杂性、差异性的同时展现其真实的现状。在本剧中，提安哥主要描绘了三类女性形象，分别是传统型、年轻型和腐败型。

一、传统型

在提安哥笔下，勤勤勉勉为家里忙里忙外的万泽西和恩祖琪无疑是传统型女性形象，她们遵从部落的传统、文化与自己的丈夫，可以说，她们是家庭的顶梁柱。但是作为传统的肯尼亚妇女，她们又是“沉默”的。正如吉康巴描述的那样，女人不能作为朋友，女人是毒药，女人的话不可信，女人不能保守秘密。

戏剧第一幕以基坤达和万泽西关于祖传的1.5公顷的土地契约对话而展开。基坤达将这小块土地视为宝贝，他认为这小块土地比地主基瓦拥有的千万亩土地还要宝贵，因为这是属于他自己的。基坤达甚至将这小块土地比喻成自己的阳物：“一个男人永远吹嘘自己的阳物/无论尺寸有多小。”[2]277万泽西却以嘲讽回应基坤达，显然，她并不认同丈夫对土地的看法。对于土地的问题，万泽西是无知、愚昧的，她只看到了这块土地的尺寸，忽略了土地对于吉库尤族的重要性。

对于肯尼亚人来说，土地是被赋予灵性的，比金钱牲畜更加值钱。对于吉库尤族来说，土地契约是农牧部落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土地上生长的作物养育了吉库尤族人；死后，也是土地，滋养着安息的灵魂。因此，吉库尤族视土地为部落的母亲和连接他们与祖先圣灵的纽带，对土地充满了敬意。[3]基坤达与万泽西关于土地问题的争吵被一个酒鬼唱的歌打断了——我想結婚就结婚。这首歌是戏剧第一首开场的歌曲，同时也暗示了戏剧其中之一的主题——婚姻。因为万泽西十分瞧不起这个邋遢的酒鬼，所以她破口大骂。丈夫基坤达对酒鬼进行维护，他辩解道酒鬼酗酒是因为他遭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压迫。万泽西分析不出酒鬼的背后深层原因，可见她是愚昧浅薄的。她的发声给丈夫机会向观众说明肯尼亚独立后的土地问题和肯尼亚人民所遭受的压迫；万泽西的发声只是丈夫观点的反面映衬。

然而，万泽西对酒鬼的讽刺挖苦同时也是对酒鬼的逃避主义的批评。讽刺的是，后来基坤达失去土地、工作和女儿后，他也成为了酒鬼，唱着同一首歌。从一开始，基坤达便没有认真对待万泽西对酒鬼的评论，这是女性声音的沉默。这恰恰表现出肯尼亚女性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是低于男性的。

与万泽西相反的女性——恩祖琪，在《我想结婚就结婚》中是一名充满智慧的女性，她和她丈夫一样，尖锐地觉察肯尼亚独立后面临的危机，清楚精英阶级的剥削性质，勇敢地支持被当局禁止的茅茅起义军。当基坤达夫妇被精英阶级蒙骗，企图抵押土地，举行基督教婚礼以加入上层社会，好让女儿嘉索尼嫁给基瓦的儿子约翰时，恩祖琪作为一个热心的邻居和好友，向他们揭露精英阶级的伪善——以基督之名，勾结帝国主义殖民者，像毒蝎一样剥削自己的肯尼亚兄弟姐妹。尽管基坤达夫妇最终落入基瓦的圈套，以至于土地被拍卖，基坤达失去工作而酗酒，嘉索尼被约翰抛弃，沦为酒吧女郎，恩祖琪夫妻仍然对他们施以援手，给予鼓励，并团结他们进行反抗。

“忘记了一个家是属于男人和女人的/一个国家属于男孩和女孩/你认为只有男人为肯尼亚的独立战斗吗/有多少女人死在森林里/今天我们面临困难/我们就把气撒在自己老婆身上/而不是通过对话/找出解决的办法。”[4]352-353这段话是由吉康巴所说，吉康巴在剧中是一个睿智的男性，他是本剧剧作家自我意识的叙述者。在提安哥看来，在茅茅起义中献身的女性是这个时代需要赞扬的对象，在国家危难面前，女性甚至比男性更加坚定与勇敢。对英国殖民的反抗战争中，70岁的Me Katilili组织人们顽强抵抗英国殖民总局，被捕后她受尽折磨也没有向殖民者屈服；20年代，由于黑人种族歧视日益严重，Mary Muthini Nyanjiru领导了最大的工人游行示威，被射身亡；50年代茅茅起义中，肯尼亚的女人也拿起了枪支弹药，森林和深山中，监狱和拘留营中，还有家里，都有她们的身影。

提安哥笔下的传统形象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她们都受到男权的压迫，同时，她们还是勇敢的，具有力量的，在国家危难面前，她们和男人一样，英勇投身于奋斗。

二、年轻型

“她是两个世界的结果，不再忠于旧世界，与新世界也格格不入。受过一些教育，没有根，没有社会纽带。她是对后殖民时期肯尼亚感到迷失和不抱幻想的肯尼亚人。”[5]在《我想结婚就结婚》中，嘉索尼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嘉索尼是吉库尤族中常见的女性名字，意为害羞。显然，嘉索尼并不是她父母所希望的那样。她拒绝吉库尤的传统，她向母亲诘问凭什么女孩就要留在家里干活，不能接受教育，她甚至向父母说出我想结婚就结婚的话。对于吉库尤族人来说，婚姻是由父母做主的，因此，嘉索尼的反抗和拒绝震惊了她的父母。嘉索尼和父母的矛盾，实则是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冲突。

嘉索尼长得很漂亮，但是她没有好看的衣服鞋子和包包，她喜欢坐在家门口的横栏上无所事事地梳头发。她对家里的一贫如洗不屑一顾，她甚至不认为这是屋子，因为里面没有像样的家具。嘉索尼和精英阶层基瓦的儿子约翰有着巨大的贫富差距和阶级不同，但她被约翰深深地吸引，约翰拥有了嘉索尼作为一个贫民梦寐以求的全部东西——车、钱和地位。在金钱和阶级面前，嘉索尼看到的是救赎和拯救。残酷的现实把嘉索尼打败，最后剩下的是她的迷惑和堕落。

值得注意的是，约翰这一男性形象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他也没有台词，不耐烦地按车喇叭代表他的在场。只要喇叭声响起，嘉索尼就会迫不及待、兴高采烈地奔向他。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约翰是一个生性软弱，没有道德，不讲信用的男人；他仅仅被欲望驱使，以自我为中心，他是一个骗子，是一个被宠坏的富二代。发现嘉索尼怀孕之后，约翰立即撇清关系，拒不负责。嘉索尼和约翰的关系是被服从和服从，被压迫和压迫的关系。对于男性权威来说，女性只是赏心悦目的玩物。

《我想结婚就结婚》展示了肯尼亚女性受到的双重压迫。作为一个劳动者，她们深受殖民和新殖民的压迫；作为女性，她们受到封建和殖民主义的男性权威的压迫。提安哥的这部戏剧名称为《我想结婚就结婚》，不仅仅影射了婚姻的主题，同时是嘉索尼女性意识的觉醒。她敢于要求与男性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敢反抗传统文化对女性婚姻和地位的束缚。可惜的是，嘉索尼被父亲赶出家门，被约翰抛弃后并没有走上独立自强的道路，而是沦为酒吧女郎。（对于肯尼亚人来说，酒吧女郎的工作和妓女无异。）直到剧终，出走的嘉索尼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女性形象在当前的肯尼亚社会是常见的，正是嘉索尼的结局，给台下的观众“泼以一盆冷水”，他们清楚地看到自己身边可能就有这样一个“嘉索尼”。在当时的肯尼亚，嘉索尼并没有出路。

三、腐败型

在《我想结婚就结婚》中，出现了两位精英阶层的妻子，她们分别是杰泽贝尔和海伦。对于万泽西、恩祖琪和嘉索尼来说，她们是压迫者和殖民者。与她们的丈夫一样，她们是虚伪的精英阶层。

提安哥用英文名字为这两个角色命名。杰泽贝尔（Jezebel）和她的丈夫（Ahab） 是旧约圣经故事中的以色列国王和王后，杀害上帝的先知，支持崇拜偶像，離弃上帝。在戏剧中，他们是肯尼亚的精英阶层，自诩为虔诚的基督徒，运用圣经教义来对农民施加压力，撺掇农民入教，用花言巧语骗取他们世代相传的土地。

肯尼亚实现独立后，基督教不再是单纯的宗教了，而是成为了新殖民主义剥削的代理人，竭尽全力地搜刮民富民脂，悄无声息地把魔爪深入到社会风俗与价值观，促使肯尼亚部落组织分崩离析。提安哥在《归家》提到：在非洲，殖民主义阴魂不散，加上与基督教狼狈为奸，还有许多其他的国家像肯尼亚一样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所以，在肯尼亚，欧洲殖民者掠夺人民的土地和压榨他们血汗，而传教士侵蚀人们的灵魂。非洲人用灵与肉换来的是区区三十块银元和通往欧洲天堂的美好承诺。[6]

四、结语

《我想结婚就结婚》作为一个社团戏剧，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因此，提安哥的女性主义也是具有政治色彩的。在《我想结婚就结婚》中，提安哥似乎没有探索拯救肯尼亚嘉索尼们的方法，但实际上他对茅茅起义女性的讴歌正是最根本的出路——男女平等，团结一致为肯尼亚抗争。该剧的政治色彩并没有削弱女性形象的塑造效果，由于该剧的背景与观众的经历相通，虚构的角色与观众产生批评距离，观众更加能感受到剧中女性角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参考文献：

[1]周春.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100.

[2][4]Biodun Jeyifo. Modern AfricanDrama[M].NewYork：W.W.Norton&Company;，Inc，2001：277，352-353.

[3]Palme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African novel.London：Heinemann.1981：7.

[5]Ressler，Lara.Uhuru：A Study of Ngugi wa Thiongo.2005：4.

[6]Wa Thiongo，N.Homecoming：Essays on African and Caribbean literature，culture and politics. London：Heinemann.1972：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