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冲击

摘要：大众文化下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中心地位与大众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倾向之间的矛盾。弱化大学生的信仰信念和精神支柱。同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比较而言，大众文化具有通俗化、世俗化、物欲化的文化特质。因此启蒙的主要任务落在了思想政治教育身上。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启蒙；大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创造了“文化工业”这个术语，以强调大众文化生产的工业化及其商业特性。艺术家成了雇主的奴隶，艺术创造被纳入了按照固定框架设计出来的生产过程。文化发展成为文化工业，并起着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为资本主义的永恒化服务。“文化工业把娱乐变成了一种人人皆知的谎言，变成了宗教畅销书、心理电影以及妇女系列片都可以接受的胡言乱语，变成了得到人们一致赞同的令人尴尬的装饰，这样，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感便可以受到更加牢固的控制了。” 阿多诺在《残缺的教育》中指出，人是一种“形成”的动物，教育不外就是文化，教育是文化的一个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同其它教育一样，如文化一样包含个体思想和一般理性生活的理想。但是随着教育与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在自然的分离，教育变成了带普遍理想的纯粹教育。虽然社会现实存在着严重的苦难，但教育却成了粉饰社会现实的工具。随着一种为了培养“精英教育”的实行，教育被人当作身份的象征，变成了一种特权，并以他人的受教育机会的丧失日益增加为代价。教育偏离了正路，变成了残缺的教育。而在这种大教育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现存社会，并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价值标准来塑造人，最终成为社会的客观精神，并沦为统治的工具，在对普遍坏了的现实辩护。力图摆脱成为独裁的工具的教育理想的失落，使其成了世界辩护者并依据独裁体制建立起来了。因此，教育沦为一种残缺的教育，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造成对人的蒙蔽，因此，如其它教育一样，剔除教育中的虚假意识的影响，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蒙形态的任务。

大众文化下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中心地位与大众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倾向之间的矛盾。大众文化呈现出商品化趋势。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國，文化艺术已同商品生产密切融合在一起，或成了商品，从而受商品规律的影响。与消费型的大众文化一样，现代教育业成了消费型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学生的思想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注重对道德修养课和政治理论课的设置。而具有娱乐性、商品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容易把大众引向注重感官享乐和物质消费的平台，从而使人们越来越少地关注政治意识形态，因为此时你有何种意识形态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是否有消费需求。其次，弱化大学生的信仰信念和精神支柱。同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比较而言，大众文化具有通俗化、世俗化、物欲化的文化特质。其价值观恰恰是非理性的，与价值意义世界是断裂的，只注重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感性）满足、心理满足、自我满足，而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完美，更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大众文化影响下的高校大学生群体，其思想观念和精神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传染和渗透。最后，当前大众文化低俗化、泛娱乐化倾向危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伴随时代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大众文化表现出不可忽视的低俗化倾向。低俗歌曲、恶搞事件、网络混战、情色诱惑情境、语言暴力倾向、罪案八卦新闻等，与文化先进品格不一致、不和谐，且屡禁不止，而对人格、人品、超我境界和时代文明品质的相对漠视，让人忧心地看到当前大众文化领域，存在着一种无视文化先进性品格要求、不加分析的唯普通民众欲望与趣味是从的媚俗观念。大众文化的这两种不良倾向蔓延到了高校的校园文化环境，造成了许多学生是非、美丑、善恶评价标准的混乱，污染了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

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和大众教育的这种批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蒙形态所吸收。意识形态批判既是一种教育研究方法，同时也是对经验研究和解释学方法的一种补充和纠正。教育和教育理论被织进一定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过程之中，它们对儿童、青少年和接受教育的成人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教育和教育研究，那些掩盖社会敌对、冲突的“共同体教育”和传递特定观念的专业教育论之中。我们知道，自启蒙运动以来，教育的首要功能就是启蒙，使学习者“独立地使用自己的理性”，把人从虚假的蒙蔽中解放出来。但是，由于政治系统的边界发生了变化，原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属于政治领域的文化事务，逐渐被纳入了政治规划之中。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一反过去漠视教育、认为教育是私人事务的态度，而是越来越参与到教育中去，制定教育计划，特别是课程计划，把自己的意识“配备”到教育中去。这就使得本来承担启蒙使命的教育反而成了启蒙的障碍。

而在中国，出现了一些与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时代的一些共同的现象：首先，我们国家经历的新文化运动中，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们认为，国家根本出路在于“立人”，倡导人的意识觉醒，并有意识地与政治保持距离。而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精神和欧洲的启蒙运动的口号实质上是一致的。而这场运动中，改造国民性成了中心的话题和任务，这场运动以文化特别是文学的角度展开，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启蒙文学思潮唤醒了当时受封建思想束缚的青年，但是，在社会不解放的情况下去鼓吹个人的解放，必然是脆弱的和无力的，其流于失败也是必然的。而在现代，一方面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大众文化对人的负面影响业已形成，难以承担启蒙的功能；另一方面，非大众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空洞说教的传声筒，从批判理论来看，这样的文化不仅很难承担启蒙的功能，反而是启蒙的障碍而应该加以分析和批判。于是启蒙的责任就历史地落在了教育身上。其次，人正所谓为人，是因为其有有别于其它植物和动物的理性，人的理性本质是人所独有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是自成一类的。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熟状态中走出来，不经过别人的指导而能使用自己的理性，敢于认识、敢于思考，这同样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启蒙状态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品德，是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性质规定了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激励人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因此，启蒙的主要任务落在了思想政治教育身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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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纪霖.启蒙如何起死回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衣俊卿.大学使命与文化启蒙[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

[4]李朝东.论教育启蒙与公民人格建构[D].西北师范大学，2005.

作者简介：何铮，女（1987.10—），汉族，籍贯：广东茂名，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