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魏 珍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社保支出规模亦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从2007年的9077.75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52202.69 亿元①数据来源：根据《2008中国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然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依然存在总量不足、财政占比偏低、结构不尽合理及效益不高等问题［1］。与此同时，由于省际及区域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其社保支出亦存在较大差异。这不仅会对各省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会影响到省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增长。因此，探讨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同时分层次和地理区域分析不同社保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作用效果差异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于建立“保障适度”和“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实践部门探讨适度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理论界就社会保障的宏观经济效应亦展开了“挤进”与“挤出”两大效应的争论。一方面，Matin Feldstein［2］运用美国 1929－1974年的数据分析了社保支出水平对居民消费与储蓄的影响，提出这一影响取决于“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两种力量的对比，通过对时序数据的分析发现社保支出水平使个人储蓄降低30%～50%，从而不利于物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Ehrlich and Kim［3］将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纳入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对57个国家1960－1992年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税收会造成家庭规模和储蓄率的降低从而造成长期经济增长的放缓。另一方面，Giorgio Bellettini等［4］通过对61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20个工业化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社保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而且在社会保障体系相对不完善的欠发达国家其回归系数更大，原因在于社保支出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形成。Lee and Chang［5］通过对25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及回归分析揭示了社保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社保支出通过影响储蓄及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来影响经济增长。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国内研究者对社保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同样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结论差异较大，代表性观点如下：（1）社保支出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范琦等［6］利用VECM模型、协整分析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社保支出能单向促进经济增长且在当前及未来长时期内能继续发挥正面经济效应，但在不同人群和地区仍存在结构性失调。张勇［7］对我国1999－2013年时序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社保制度改革与支出增长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社保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城乡差异且城镇高于农村。刘丁蓉［8］认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财政社保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有二：通过作用于物质和人力资本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以及进入生产函数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她借助我国1998－2010年时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财政社保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短期内财政社保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尚未显现。（2）社保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明显。刘新等［9］运用1978－2008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财政社保支出无论作为中间变量或直接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均不成立，二者并不存在单向或双向因果关系。赵建国等［10］运用非线性STR模型考察了我国财政社保支出与经济增长效应的动态性，认为财政社保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为中性偏负。（3）社保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董拥军等［11］对1995－2003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保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关系，原因在于省级社保支出与其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不协调。刘可英［12］将社保支出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实证分析结论同样认为我国社保支出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但她认为原因在于社保支出对劳动供给及资本形成会产生“挤出效应”。于长革［13］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福利与救济支出会对劳动力供给形成负向激励以及具有再分配功能的社保支出会导致储蓄率下降并抑制投资需求，其实证结果表明社保支出与宏观产出呈显著负相关。

可以预见，对社保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的争论仍将继续。纵观已有研究，由于不同研究者所采用的计量方法、统计口径、样本区间及容量的不同导致了实证研究结果的巨大差异。与此同时，当前对于社会保障的层次、区域支出结构的经济增长作用探讨较少。本文利用我国2007－2016年30个省级行政区数据构建平衡面板数据，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递进回归模型探析总社保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以及分层次和区域结构的社保支出的作用效果差异及成因，以期为优化社保支出水平及结构提供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社会保障支出指为保障公民由于年老、疾病、失业等各种情况暂时或永久陷入贫困时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及为满足高层次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具有再分配性质的支出活动。在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涵盖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及社会优抚支出等内容②本文对社会保障支出的界定采用狭义口径，包括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支出及社会服务事业费（抚恤、退役安置、社会福利、社会救助、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民政管理事务、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及其他用于民政事业款项）支出，社会服务事业费支出在后文中简称为社会救助与福利支出。。

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刚性，存在规模和结构之分。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衡量的是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高低，考虑到覆盖率的影响，本文采用人均社保支出来衡量各地区社保支出水平。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包括其内部层次结构以及地理区域结构。“多层次”是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目标之一，按照对受益人需求满足程度的不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由低到高依次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包含对军人等特殊群体的社会优抚），社保支出结构亦可按对应层次进行划分［14］。区域结构则指根据地理经济因素将我国省级行政区划分为东中西部后各区域对应的社会保障支出。

经济增长指一国或一个地区所生产的包括物质产品和服务在内的最终产品的持续增加，通常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15］。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收入分配、技术水平、投资规模、城镇化率、失业率等因素，人口规模亦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本文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各地区经济增长水平以消除人口规模因素的潜在影响，同时也便于各地区之间的比较。

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其分散风险、互助共济的制度特征从而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从理论上讲，社会保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在路径有二：（1）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具备制度设计之初的社会制度属性，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由于其助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资本形成、再分配及稳定就业等功能，从而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经济制度属性［14］。（2）通过影响居民消费、储蓄及收入预期等从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为参保人年老及退休后的生活提供较为乐观的收入预期，从而带动其工作期及退休后的消费水平。与此同时，规模庞大的社会保险基金可视为一种私人储蓄向公共储蓄的转移，而储蓄则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

从长远来看，作为“安全网”“稳定器”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其社会收入支持功能的发挥，使得社保支出在相当程度上可视为对人力的投资，从而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16］。从价值取向来看，社会保险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其基金收支主要来自参保企业与个人，因而社会保险支出更侧重效率且具有一定的生产性。而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更侧重公平性，其基金收支主要来自财政转移支付，更多为非生产性支出，因此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亦有限。与此同时，社会保障支出从根本上仍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且差距较大，作为一项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地方财力的不均衡必然导致对社保投入的不均衡。加之市场发育程度、制度完善水平及政策因素的作用，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拥有更为有利的社保支出正外部效应溢出的环境。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社会保障支出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其促进作用比较微弱。

假设2：分支出层次来看，社会保险支出相较于社会福利及社会救助等支出的产出弹性更大。

假设3：分区域来看，社会保障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且呈现出从东部到西部递减的趋势。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择及变量设定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研究方法，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思想，将社会保障支出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并直接进入生产函数，所建立的基本函数关系模型如下［13］：

其中，Y为各省总产出变量，A为技术水平变量，SS为社会保障支出变量，L为劳动力变量，K为物质资本投资变量，α、β、γ分别代表社保支出、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资的产出弹性。

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社保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回归模型，基准计量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省份，取值为1到30，t表示年份，取值为2007到2016；pgdpit为经济增长变量，controlit代表一组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εit代表误差项。

由于考察的是社保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及完整性，通过整理除港澳台地区及西藏外的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相关数据作为有效样本，得到200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面板数据（Panel Data）能同时涉及截面、时间和指标三方面的信息，在分析中既能考察截面关系又能考察时间序列关系，从而使得实证研究更加深入并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17］［18］。变量及数据说明如表1所示。

为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本文以2007年为基期，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2008－2016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加以折算，对2008－2016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同样以2007年为基期，利用历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折算。与此同时，为减轻异方差及数据波动对回归分析的影响，本文所有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值，基于此，回归系数代表的是变量间的弹性关系。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2。

表1 变量设定及说明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二）总体回归结果

若直接对非平稳的变量进行回归容易导致“伪回归”，因此，本文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方法包括LLC、Breitung、Fisher－ADF、Fisher－PP 及 IPS 等多种方法，基于先验假设的差异，前两项为同质单位根检验，后三项为异质单位根检验［20］。本研究采用LLC、ADF和IPS三种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所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拒绝单位根假设，因此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表3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表4 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

本文实证分析思路为：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包含基准模型、嵌套模型和完全模型在内的递进实证模型，对社会保障支出、劳动力投入及固定资本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贡献率差异进行实证检验。据此，首先建立基准回归模型，通过相继引入控制变量，最终建立完全回归模型。在进行回归分析前，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见表4），可以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运用Stata14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别得出社保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回归系数，如表 5。其中，模型（1）为基准回归方程，模型（2）（3）为在模型（1）的基础上依次引入城镇化率和失业率之后的回归结果。

表5 模型整体回归结果

根据模型（1）回归结果，社会保障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通过1%显著性检验且为正值。表明在考察期内，社会保障支出每增长1%，地区经济增长 0.6101%。模型（2）（3）中依次引入控制变量城镇化率和失业率后，社保支出变量系数依然通过1%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认为社保支出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其系数值较小，假设1得以验证。

劳动力与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回归系数在模型（1）（2）（3）中均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且均为正值。具体来看，在不考虑控制变量的作用时，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地区经济将相应增长0.1480%，当依次引入控制变量后，其系数变化不大，约为0.053%。物质资本投资要素的回归系数整体而言十分相近，约为0.074%。这一实证结果表明作为基础要素的劳动力与物质资本在考察期内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控制变量中，城镇化率系数在各模型中均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均为正值且在模型（2）（3）中十分接近，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地区经济增长约2.34%，这一贡献率明显高于社保支出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也能一定程度上解释模型（2）（3）中社保支出变量解释力的降低。究其原因，在于城镇化进程本身既能提高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配置效率又能为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及基金支付能力的提高助力。失业率系数为负，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考察期内失业率尚不足以负向影响地区经济增长。

（三）分支出结构⑤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分为三部分：第一，面向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如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项目；第二，面向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如社会救助；第三，面向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会保障，如社会福利项目。鉴于我国“社会福利救助化”的现状及统计数据的不完全，本文将社会福利与救助支出合在一起分析［14］。回归结果

对社会保障支出结构的效用进行分析，一方面能相对完整地反映出社会保障支出的具体分布和效用水平，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出各地区社会保障项目的支出分配是否合理。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中社会保险支出占比远高于社会救助与福利支出，这一“保障型”模式下的社保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存在差异及差异如何值得探讨，回归结果见表6。模型（4）（6）分别表示各地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及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基准回归模型，模型（5）（7）分别表示在基准模型中依次引入城镇化率和失业率。

模型（4）（5）中社会保险支出系数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在不考虑城镇化因素的推动作用时，社会保险支出每增加1%，地区经济增长0.5332%。与此同时，模型（6）（7）中社会救助与福利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其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这一实证结论部分验证了假设2。对于社会救助与福利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作为社会政策，相对于其间接的经济效应，直接的社会效应才是其主要产出［21］。结合我国实际，社会救助体系尚不完善、救助水平整体偏低以及社会福利供需矛盾突出的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福利与救助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回归模型中，对地区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最为显著的因素依然是城镇化水平，失业率系数并不显著。

表6 分支出结构的社保支出参数估计结果

（四）分区域回归结果

当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区域差距依然较大，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及结构差异能否解释各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值得探讨。因此，本文分别对基于经济地理因素划分的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回归。限于篇幅，本文并未列出分区域9个模型所有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仅列出引入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社会保障支出（Lnss）的估计结果以考察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以及分层次社保支出的区域效果差异（见表7）。

表7 分区域社保支出回归结果

第一，根据表7，东、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弹性系数分别是－0.2507、0.3876 和0.3223，且都通过1%显著性检验，呈现出中部地区最高、西部次之，而东部地区反而为负的实证结果，这与理论假设3并不一致。本文对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结论与刘孝斌［22］和李佳［23］的结论一致，这一结果的出现除了社会保障制度发挥“减震器”功能提高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以及增加社会成员收入预期促进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共性原因外，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为，由于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中西部地区人口大规模地向东部地区流动所带来的中西部地区因人口减少从而人均社保支出增加以及社保支出绩效的提高［22］［23］。分支出层次来看，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险支出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通过1%显著性检验，中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东部地区这一实证结果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该地区流动人口、灵活就业和私营性质第三产业从业者相对集中的现状所导致的“应保未保”现象的大量存在，从而制约了其社会保险支出宏观经济效应的发挥。社会救助与福利支出方面，东中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西部地区虽为负值却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以公平为导向的制度设计使得我国现阶段“补缺”和“兜底”为主的社会福利与救助支出经济效益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当前“补差型”的社会救助模式以及异化为民政福利的低水平社会福利尚不足以有效发挥对受益者的激励作用从而制约了社会救助与福利支出经济效应的发挥。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1.社会保障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根据实证结果，在考察期内，社会保障支出每增长1%，经济增长0.6101%。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存在“适度”与“不适度”之分，在合理限度内，社会保障支出能够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受益者收入预期、扩大有效需求、加速资本积累等间接途径或直接进入生产函数从而为地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2.分支出层次看，社会保险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社会救助与福利支出的产出弹性则为负值。分区域看，东中西部实证结果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社保总支出与社会保险支出均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东部地区则显著为负。社会福利与救助支出在东中西部地区的产出弹性均显著为负。

3.地区经济增长与劳动力投入、物质资本投资、城镇化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与失业率负相关但其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劳动力与物质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要素，而城镇化进程所伴随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享有会为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奥肯定律则表明，失业率的提高则会导致实际经济增长低于其潜在水平。

（二）政策建议

1.保持社保支出水平适度、结构优化。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社保支出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假设，但并非意味着社保支出越高越好。若支出水平不足，将不利于其“稳定器”功能的发挥，阻碍经济发展；相反，若支出水平过高，将加剧财政赤字不利于国民经济良性运行［14］。因此，不能忽视社保支出的机会成本，应保持在适度范围并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与此同时，在适度提高社会救助支出水平以更好保障贫困人口生存需求的同时，应强化制度设计上的激励性，调整当前“补差型”制度设计，激发贫困家庭及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避免产生福利依赖。

2.多措并举，完善筹资体系［24］。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依赖于财务的可持续性，社保支出的刚性特征使得完善社保筹资体系、拓宽资金来源尤为必要。首先，推动社会保险征收由“费”向“税”改革。社会保险税强制征收的属性既有利于降低制度运行成本也有助于不同行业、所有制和地区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25］。其次，针对农民工、灵活从业人员、小规模私营企业从业者及自雇者等参保率较低的群体，应灵活设计参保政策将其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实现“应保尽保”夯实社保资金筹措基础。

3.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第一，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享有，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发挥人口向城市聚集所产生的规模经效应；其次，政府部门在加强就业指导的同时应加强对劳动者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培训，完善就业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就业质量，切实降低失业率，实现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