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重”与“迷失”中的自我救赎
——重读沈从文昆明时期作品《七色魇》[1]

王 佳

抗战期间，沈从文居于云南昆明。战争压力与自身的种种困扰之下，昔日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的沈从文似乎陷入了创作的低潮期，不仅作品数量相较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大减少，他所擅长的“对乡土中国的诗意想象”题材也一蹶不振，聚焦这一题材的主要作品如《长河》《芸庐纪事》等均未能全部完成。在这一背景下，其昆明时期代表作之一的《七色魇》系列散文被评论家视为“强烈而集中地表达了沈从文昆明时期思想、心绪等方面细致入微的复杂状况”。而这种“复杂状况”，在既有的评论中，情绪均被解读为“失重”“迷失”或“极度的精神焦虑”。《七色魇》也因为这种情绪的附着，被评论界称为“意识流中国化的一个早期尝试”“超越现实生活样式而去探究灵魂深处的尝试”，更因着眼“作者灵魂的自我剖析与辨难”而被公认为“不可捉摸”“非常隐晦”的“不可解”之作，甚至被认为与作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自杀前后的精神危机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关联。

那么，《七色魇》到底是不是一部如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梦魇”那样难懂难解的“不可说”之作呢？

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更换阅读角度，不单单从文本入手强作解人，而是深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从“现场”出发解读沈从文《七色魇》的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这一系列散文，固然以意识流手法叙述沈从文其时心境的迷茫失衡，却也表明着作家此时对自身困境有意识地突围与拯救。而这种拯救，正来源于沈从文在呈贡乡居生活中对自身小家庭意义的“发现”与“领悟”，即以个人生活之“实在”作为“失重”与“迷失”精神困境中的自我救赎。

一、困境

抗战爆发之后，沈从文从北平一路南行来到昆明，期间回到湘西老家居住了3个多月。来到昆明之后，他汇集回乡所感所思，陆续写出小说《长河》和长篇散文《湘西》。如果说昔日《边城》写的是湘西充满美感的“春天”，那么《长河》和《湘西》记录的就是湘西原有美好开始变化、甚至行将丧失的“秋天”。正如长河中老水手的感叹：“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好碗容易打破，好花容易冻死，——好人不会长寿，恶汉活千年，天下事难说！”在沈从文的潜意识中，原本越是美好珍贵的东西越是容易丧失，而此刻他视为精神乌托邦的“湘西”，则更在遭遇异质“现代”和“战争”的双重侵入下已经发生巨变，身处其中他曾赋予诗情画意的乡民们，则更面对“如何活；如何活下去，如何变；如何变成另外一种人”的艰难挑战。亲眼目睹昔日精神家园湘西在大时代变革中的这种种变化，使得沈从文极感困惑与痛苦，甚至“对历史感到悲哀”。

对于身处昆明的沈从文，湘西作为生活地点早已远离，同时湘西所代表的审美乌托邦也日益丧失，他正经历精神价值归属的“失重感”。更加剧这种“失重感”的，是战争巨变中个人价值与自我定位的急剧变动。战争来临之前的几年中，沈从文通过一系列作品尤其是《边城》的巨大成功，从文坛边缘的“乡下人”逐渐进入了北平文坛的“中心”。成功的创作之外，他又主持编辑很有影响力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此为阵地培养了一批青年作者，事实上成为此时“京派”文学流派的“核心”人物；同时他在社交领域进入林徽因所组建的“太太的客厅”，与胡适、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陈岱孙等著名学者常相会晤交流，成为这个在北平拥有深刻影响力的“公共空间”之一员。对于沈从文，上述职业与社交领域的成绩更确认和加深了其“新文学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定，甚至自视为新文学创作的“专门家”。

如果没有战争的来临，沈从文按此“专门家”的轨迹继续发展——继续写几部自我与外界共同认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新经典”，同时以“文艺副刊”和文艺沙龙为基点扩充自己的文学声名，“从个人工作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沈从文或许便不会陷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精神“迷失”。而事实上，当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沈从文骤然发现自己身处昆明的时刻，战争使得他既远离其获得身份确认的地点“北平”，赖以实现文学理想的报纸副刊和文艺沙龙都已成为明日黄花，“一切书呆子的理想，和其他人的财富权势，以及年青一辈对生活事业的温馨美梦，同样都于顷刻间失去了意义”。而同时，战争所急需的救亡宣传和民众召唤又使文学“宣传家”地位俨然与“专门家”并驾齐驱甚至凌驾其上，沈从文的不甘、苦闷与无奈便接踵而来：他在来昆初期拒绝老舍的人事安排，因不愿与“无作品的作家”共事而不愿担任文协昆明分会第一任主席，并尖锐追问“究竟是有了作品才是作家，还是进了‘文协’就是作家？”之举更与这种心态密切相关。

曾经笃信的精神重心业已偏移，艰难打造的个人价值归属似乎也已“过时”。那么，就在这边陲小城认认真真地“做事”好了，毕竟对于沈从文，“不管又学什么，一天到晚都不会够，永远不离开工作，也不会倦”。但是，当埋头努力工作的沈从文抬头四望，他的“认真”却似乎正成为“异类”，与周遭氛围格格不入：尚与实际战争保持距离的昆明似乎并无战争环境中应有的“庄严”气氛与奋发向上的精神——周围的外来者哪怕“生活毫无建树”，“都能够安心乐意的玩”，甚至躲避空袭“跑警报”时，都会有“一些不长进教授，到郊外露天玩扑克牌，引起人看热闹的！”同侪如此，周围能够显示社会教育发展程度的中产阶级女子也多令他失望：她们或“出外与人谈妇女运动，在家与客人玩麻雀牌”，或“虽代表妇女向社会要求应有的权利，她的兴趣倒集中在如何从昆明带点洋货过重庆，又如何由重庆带点金子到昆明”。在沈从文看来，这些看似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上等身份”、实则“除玩牌外生命无可娱乐，亦无可作为”的“软体动物”与他所认可的“人”实在相去甚远，而此时由于战争的驱使，众多此类人物皆避难至此，使昆明这个后方小城一时间成为这类人物的聚集之处。沈从文日夜身处其间，饱受如此“人类之狂妄和愚昧”的折磨，再加之前述种种压力失衡，无怪乎陷入了精神的“迷失期”。

二、救赎

只有了解了沈从文此前的种种“失重”与“迷失”，你才能理解外表上看似不过是疏散而至的呈贡对于他的全部意义。这个恬静自足、“风景人情均极优美”的小县城使这个虽自诩为“乡下人”、却在各类城市中磨折了十多年“生命只剩一个空壳”“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的湘西人终于能够“回乡”，并能够以“回乡”的方式得到一个战争中难能可贵的精神避难所。同时，呈贡更使得此刻陷入“迷失”、尤其需要“清静与单独”的作家能够得到战争环境中极为珍贵的“绝对孤独环境”，而在这种环境中，小家庭的意义方才得以显现。

对于沈从文，昔日新婚不久、初为父母时，家庭生活虽也温馨美好，却同时以美好婚姻生活所必然的“宁静”和“琐碎”，对作家旺盛的生命力形成某种“禁锢”，使其感觉“他对她那点‘惊讶’，好像被日常生活在腐蚀，越来越少，而另外一种因过去生活已成习惯的任性处，粗疏处，却日益显明”，同时“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销蚀它”，作家还需要一点“传奇”。之后，一方面是时间紧锣密鼓地幼子降生、战争来临、南下避难的现实磨折，一方面是不愿完全被婚姻所禁锢的生命力与各路“偶然”间的情感试验，自身正日益成型的小家庭在使其“心安”之外，尚未对作家本人体现出完整的价值。即使是初到昆明安家时，家庭氛围使他感受最深的仍是“孩子们正当会吵善闹之年龄，占去我时间太多，除到办事处编书外，回家后毫无希望可以单独安心做事”。而此时，当在战火逼近时不得已斩断了从前一切的根系背景，只有四个人相互支持的小家庭存生于西南边陲的僻壤呈贡，不仅各路“偶然”已因各种原因纷纷散去，1943年之后连一同疏散至此处的外来者如冰心、查阜西、杨荫浏、孙伏熙、杨振声、张充和等也已纷纷离开，这个小家庭却还停留在这里，需要、或许也只有依靠彼此力量的联结才能共同抵御外界——不仅有“战争”还有“城市”所叠加的种种压力。正是在这种齐心协力、共同“抗衡”外界压力的时刻，沈从文笔下开始出现自己小家庭密集的身影，而这身影，在作家被评论为“在一个抽象的人生之域对生命对个体作种种哲理化思辩”、以不可解的“抽象”和“哲理”闻名的昆明创作时段中却显现出具体可感、温馨实在的别样光彩。而这种光彩，在作家诉诸笔端之前，必然先来自于他日常生活中的骤然“发现”与持续领悟。

如果以正经历“失重”与“迷失”的沈从文在呈贡乡居生活中对自身小家庭意义“发现”与“领悟”的视角望去，被评论界公认为因意识流的运用而艰涩复杂、难懂难解的“七色魇”系列散文，倒似乎有了别样的解读路径，它所记录的正是僻居昆明乡野的作家以“主妇”与“孩子们”所组成的“家庭”之“实在”，来对抗困扰自身已久的“抽象”及战争境遇之中外界压力之间“此消彼长”的“互动”过程。

最先出版的《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1943年1月15日发表）可视为上述“互动”之“前传”。对于“我”，那正是刚成立不久的小家庭也难以完全禁锢的生命力与各路“偶然”之间的情感试验，从青岛延续到北平再到昆明，最后“偶然”们因各种原因全部离开，“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结尾“屋角风声渐大时，我担心院中那株在小阳春十月中开放的杏花”似乎暗示“我”的关注点正从“偶然”之间“抽象”的情感演练移开，开始注视身畔具体实在的日常生活。

之后的《绿魇》，正是作家从实际生活与情感体验两个方面“进入”呈贡的“序曲”，小家庭意义也在这种“进入”的过程中逐渐被“我”所重新发现：全文共分三节，第一节“绿”，以“我”在一片“绿魇”枯草地上的所见所感，写呈贡乡野对我“抽象”思索的纵容与放大；第二节“黑”，倒叙书写“我”与龙街杨家大院的“相遇”，继而写杨家大院所容纳的种种“生命流转”、生机不断的“人事”给此前困扰抽象思索中的“我”以警醒和启发：“‘思索’非人性本来，倦人而且恼人”、“不信一切唯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相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单纯庄严处，有时竟不可仿佛”；第三节“灰”，仿佛正为具体演绎“黑”中所得之领悟，小家庭所容纳之人事在一个夜晚骤然出现在已疲于抽象思索、想要得到“休息”的“旅人”视野中：感恩重义的帮工小香、打算在乡村发展织袜厂事业的青年朋友，引出作家对“素朴简单的心”的热切期望。在这种期望下，两个儿子和青年朋友一起专心做木车子的景象便不仅引起“我”特别的注视，更从中“不仅发现了孩子们的将来，也仿佛看出了这个国家的将来”。这种“发现”使“我”感到白天“离开了家中人”去努力寻找的“一样东西”仿佛就在身边——既存生于孩子们玩耍游戏的热烈专注中，又同样存生于“主妇”富含“了解与宽容，亲切和同情”的“莞尔一笑”中。在这种富含“温柔母性”的笑容和了解中，沉浸于抽象思辨的“我”在想象中与主妇关于“音乐比家庭中的你和孩子重要”的论辩中完全落败，而且“从她的微笑中，从当前孩子们浓厚游戏心情所作成的家庭温暖空气中，我于是逐渐由一组抽象观念变成一个具体的人”——主妇与孩子们所营造的温馨家庭气氛使作家得到似乎可以摆脱虚妄“抽象”、重归“具体”的路径，日常生活对于作家的意义于是在乡居生活中始得“发现”。

《白魇》中，空袭结束后的乡居生活已经成为“我”为着“清静与单独”所做出的自由选择，但还是摆脱不了由信件传递和客人拜访所带来的“复杂人事景象”纠葛。与复杂外界、烦扰人事相比照的，却是小家庭中主妇“温和诚朴的微笑，在任何生活狼狈情形中从未失去”。这种微笑不仅能给各路来客一种“纯挚同情”，更能将“我”从现实待客的“狼狈”与脑中“讥世讽人”的“思索”中得以解救。

而《黑魇》，当面对空袭结束后飞速发展的城市携带“城市习气作成的贪污复杂”构成巨大的外界压力，主妇素朴勤劳的生活态度更成为可与之“对抗”、使家庭精神上获得“平衡”的宝贵特质，再加上此时孩子们对家务事积极而愉快的参与，使客观上简朴甚至困难的家庭生活在沈从文眼里却简直是“神圣庄严”。正如他此时写给友人的信件：“凡事自己动手, 每天在家中做酸菜,霉豆腐, 劳作不息。欢笑歌呼，尤增加大人快乐。因之岁月虽逝, 生命中所保留青春活力, 转若在任何情形中均不至于消失”。《黑魇》结尾写“我”给儿子讲述驹那罗王子传奇，那正是传说中的王子因为佛法“一双极好看的眼睛”失而复明的故事。笼罩在故事氛围中的小家庭爱意流动、温馨满屋——对于作家，这入于眼目印记脑海中的景象，或许正构成对于文章开篇所述外界压力的有效抗衡：

主妇笑着不作声，清明目光中仿佛流注一种温柔回答：“从前故事上说，王子眼睛被恶人弄瞎后，要用美貌女孩子的纯洁眼泪来洗，方可重见光明。现在的人呢，要从勇敢正直的眼光中得救。”

我因此补充说：“小弟，一个人从美丽温柔眼光中，也能得救！譬如说……”

孩子的心被故事完全征服了，张大着眼睛，对他母亲十分温驯的望着：

“姆妈，你眼睛也亮得很，比我的还亮！”

驹那罗王子的传奇故事不仅吸引小虎虎，对作家本人显然也构成极大的诱惑，于是“七色魇”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家离开昆明前写作的《青色魇》中，把这个故事以更细致的方式又重新“讲述”了一遍。虽然这由“白”“黄”“金”“紫”四节组成的故事演绎占据了文章的绝大部分篇幅，但《青色魇》的主旨显然不仅于此。如果说，《白魇》与《黑魇》是写给“主妇”的“礼赞”，那么《青色魇》则是“我”对于孩子们“童心”意义的重新发掘。开篇的“青”一节中，作家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半夜猛雨，小庭院变成一片水池。孩子们身心两方面的活泼生机，于是有了新的使用处”——挖水沟、作小船、玩想象中“打捞宝物”的游戏。在这一场实为虚拟态度却无比认真的游戏中，两兄弟因争夺“宝物”所有权而发生“战争”，小虎虎于是为此流下了眼泪。对于沈从文，这眼泪不仅成为他讲述驹那罗王子故事的“缘起”，更使他从中体会到真挚童心对于人类社会的深远意义：

所有故事都从同一土壤中培养生长，这土壤别名“童心”。一个民族缺少童心时，即无宗教信仰，无文学艺术，无科学思想，无燃烧情感，实证真理的勇气和诚心。童心在人类生命中消失时，一切意义即全部失去其意义。

对于沈从文，孩子们的真挚童心除了在现实境遇中给予其抚慰外，更促使他反思以往“企图用抽象重铸抽象”的努力不过是“无结果的冒险”，而“人间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用童心重现童心”——对于昔日沉浸“抽象”并为之苦恼不已的沈从文，这一“发现”的获得，显然既得益于战争环境中呈贡质朴风物的滋养，更来源于此时由“主妇”和孩子们所组成小家庭的无声喻示。正是在这种种日常经历的无声喻示中，生活之“实在”构成精神养分与现实慰藉，使沈从文得以在边陲小城呈贡完成其对抗“抽象”与“虚无”、超越“失重”与“迷失”精神困境的自我救赎：“有一点想象的紫火在燃烧中，在有信仰的生命里继续燃烧中；在我生命里也在许多人生命里，我明白，我知道”。

【注释】

[1]沈从文曾在1949年初以《七色魇集》为名编辑了一个作品集，但没有出版。这个集子包括《水云》《绿魇》《黑魇》《白魇》《赤魇》《青色魇》和《橙魇》。其中《赤魇》和《橙魇》分别是小说《雪晴》和《凤子》的一章。《沈从文全集》第12卷《七色魇集》中收录《水云》《绿魇》《黑魇》《白魇》和《青色魇》。本文所论《七色魇》，以《沈从文全集》中《七色魇集》收录的五篇为主。

[2]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23页。

[3]张新颖：《精神迷失的踪迹和文学理解的庄严——从〈黑魇〉看昆明时期的沈从文》，《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4]参见凌宇、张森：《论沈从文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5]参见张新颖：《精神迷失的踪迹和文学理解的庄严——从〈黑魇〉看昆明时期的沈从文》，《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6]凌宇、张森：《论沈从文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7]吴立昌：《沈从文作品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22页。

[8]凌宇、张森：《论沈从文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9]凌宇：《前言》，《沈从文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页。

[10]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转引自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51页。

[11][日]津守阳：《从“气味”的追随者到“音乐”的崇拜者——沈从文〈七色魇〉集的彷徨轨迹》，《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

[12]吴立昌：《沈从文作品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21页。

[13]沈从文：《长河》，同上，第 169页。

[14]沈从文致张兆和（1938年7月28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13页。

[15]沈从文致张兆和（1938年7月29日），见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07页。

[16]参见周仁政：《论后期京派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17]参见王宇：《讲述林徽因的意义：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个案研究》，《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

[18]沈从文：《一般与特殊》，《今日评论》一卷四期，1939年1月。

[19]沈从文：《长庚》，《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40页。

[20]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10页。

[21]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86页。

[22]关于沈从文对此时期“一切文字都是宣传”口号的不满，及自视新文学创作“专门家”因而对战争形势下兴起的“宣传家”的不屑，可参看沈从文《一般与特殊》一文（刊载于《今日评论》一卷四期，1939年1月）。文章认为抗战时提倡用文字做宣传工具，于是少数专家的特殊知识已变为多数人的一般化知识了，其证据之一便是“许多地方‘文化人’忽然加多”。对此现象沈从文显然并不认同。他更为赞赏的，是看似缺少战争的英雄性、装点性，却“真正贴近着战争”、“对于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的探讨，更亲切的体认，便于另一时用文字来说明它”的“埋头做事”“沉默苦干”的“专门家”，然而这种人常常不免被某种“文化人”所奚落（似有现实所指）。沈从文认为“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门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

[23]参见糜华菱：《沈从文年表简编》，《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

[24]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71页。

[25][26]沈从文致张兆和（1938年7月30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17 页。

[27]沈从文：《变变作风》，云南《民国日报》1941年1月1日。此版本为笔者首次发现，与现收入《沈从文全集》十四卷中的版本有所不同，本文所引用文句即为收入全集版本所无。沈从文对南迁昆明的大学教授在国家危难时仍不忘“玩扑克牌”的细节似乎特别不满，许多文章中都有对于这个细节的议论与批判。

[28]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5页。《烛虚》一文由沈从文身处昆明时的日记改成，对研究其时沈从文心态具有很高的价值。

[29]同上，第6页。

[30]同上，第3页。

[31]沈从文复沈荃（1939年5月12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66页。

[32]沈从文：《烛虚》，第23页。

[33]同上，第22页。

[34]沈从文：《主妇》，《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358 页。

[35]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10页。

[36]沈从文复沈云麓（1939年3月2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47页。

[37]凌宇、张森：《论沈从文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38]沈从文此时创作的《看虹录》《摘星录》等也可看作是同类“前传”，手法不同，但书写内容大同小异。

[39]沈从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下），《文学创作》第1卷第5期，1943年2月15日。此为该文原发版本，很多地方和后面收入全集的版本有所区别，此处按照原发版本引用。

[40]《沈从文全集》第12卷，133-156页。

[41]《沈从文全集》第12卷，157-166页。

[42]《沈从文全集》第12卷，167-178页。

[43]沈从文：《自滇池寄》，《万象》第4卷第5期，1944年11月。此为《沈从文全集》没有收录的一封佚简。

[44]沈从文：《黑魇》，《沈从文全集》第12卷，177-178页。

[45]最先发表于昆明《观察报》，1945年7月5日、6日连载。《沈从文全集》载录的则是1946年11月24日发表于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的版本。

[46]《沈从文全集》第12卷，179-190页。

[47]沈从文：《青色魇》，《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80页。

[48]沈从文：《青色魇》，《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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