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翻译的可理解性

2018-10-23 09:58吴兰芳
文教资料 2018年25期
关键词:翻译

吴兰芳

摘 要: 翻译的可理解性一直是翻译及翻译质量评估中的核心问题,但在中国当前的翻译研究中一直没有引起翻译学者的重视。即使在翻译研究相对发达的欧美学界,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系统探讨。本文从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两个方面,为翻译的可理解性研究找到一条合理的途径,并为翻译实践各个环节的问题提出较为合理的优化措施。

关键词: 翻译 可理解性 翻译过程

一、引言

可理解性应该是翻译及翻译质量评估中的核心问题。但在中国当前的翻译研究中,这个重要议题一直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即使在翻译研究相对发达的欧美学界,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系统的探讨。西方一些学者在论文中涉及了这个议题,例如,蒙娜·贝克尔提出了简化和明晰化概念,朱莉安·豪斯提出了翻译批评,埃里希·施泰纳提出了语法隐喻作为文本属性和翻译策略。国内仅有两篇硕士论文探讨了外宣译文和圣经中译文的可理解性①②。然而,为了确定翻译可理解性的具体规则,仍然缺乏理论的分类系统及综合研究。此外,可理解性的源文本在产生可理解的目标文本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对文本可理解性产生影响的潜在破坏性因素尚未得到验证。最后,我们至今不知道如何系统地衡量翻译的可理解性。本文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借用翻译过程研究的方法和技术。面向译文的研究、面向翻譯过程的研究及两者结合可为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可理解性提供量化数据。基于翻译语料库检测语言模式;通过认知实证研究考察翻译和接受过程中的认知过程,后者包括线下方法(回顾性访谈、可理解性评级等)及线上方法(按键记录、眼球跟踪、大声朗读等)[1](1-25)。在通过上述方法获得相关实证数据的基础上,使用数据三角测量法确认其中的因果链,找到构成可理解文本或不可理解文本的核心特征,提出潜在的优化建议。本文试图对翻译可理解性研究的合适模式和测量问题进行初步探索,以期国内更多学者对这个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翻译可理解性的要素

(一)译文的可理解性

语篇迁移是翻译过程中固有的心理过程。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说,翻译依赖于处理源文件的具体方式,在思考翻译过程中考虑源文本的构成因素越多,目标文本就越可能显示译者干预的痕迹。从信息理论的角度而言,翻译就是对源文代码与目标代码的双边处理。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会采用包括标准化和干扰效应在内的通用处理策略。贝克尔据此对译文的特征进行了限定,其中涉及译文的可理解性概念:明晰化(Explicitation)和简单化(Simplification)。明晰化指译者在翻译中趋向把源文中的暗含内容进行解释。译文本应该比目标语或源语言中的原文本更长。这可以通过比较文本长度(单独文本的字数)的实证研究获得证据。跟源文作者相比,译者更倾向于详细解释一些非必要成分。其次,衔接特征通常也是研究译文明晰化指标的重要内容。这些特征在基于实例的方法和心理语言学试验的探索性研究中得到研究。译者在译文中使用省略、替代和其他不同的替代形式获得不同程度的明晰化。总之,文本表达得越清晰,其内容和理解就越清晰明了。

简单化意味着译者倾向于(有意或无意地)简化文本,以便提高其译文的可读性。这种倾向性可从译文句子平均长度得到证实,因为译者通常在译文中将长而复杂的句子分解成两个或多个句子。里维沙-布雷斯韦特通过考察,发现《卫报》的英文译文本的句子平均长度明显短于该报英文原文本的句子平均长度。将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源文本与英译本相比,读者很容易发现,英译本的句子长度要短于中文源文本的长度,译者通常将源文本的一个句子根据句意拆分成数个英文句子,使用整体较短的句子长度,让读者更加容易理解英文。语料的词汇密度是译者对译文进行简单化处理的第二项证据。贝克尔认为英译文的词汇密度应低于英原文的词汇密度。她的假定得到了里维沙-布雷斯韦特的证实,他在研究中发现《卫报》的英译文的词汇密度明显低于该报英原文的词汇密度。证明译者对译文进行简单化处理的第三种方法是类符/形符比。李敏杰和朱薇在比较《红楼梦》杨宪益译本与霍克斯译本的类符/形符后,认为“较之杨译本,霍译本的显化特征更明显,这有利于西方读者的理解和接受”[2](177-180)。非常有趣的是,表明译文简单化的某些语言特征(例如,英原文中多使用主谓结构,而英译文中多使用非主谓结构)同时也更明晰化的特征。

(二)翻译过程的可理解性

韩礼德提出的语法隐喻概念有助于理解翻译过程的可理解性。所谓语法隐喻,是指使用不同短语语类(例如复合句、小句、短语、词组、单词或词素)对相同的概念意义进行编码。表达相同的概念意义时,等级较高的措辞要比等级较低的措辞更具隐喻性。韩礼德和马提森解释道,“等级较低的措辞包含较少信息”,可以说语法隐喻与上述明晰化的概念密切相关。下面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阐明语法隐喻的概念:

英文原文:Lung cancer death rates are clearly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smoking。

译文一:肺癌死亡率显然与增加的吸烟有关。

译文二:很明显,如果更多的人吸烟,那么更多的人死于肺癌。

译文三:很明显,人吸烟越多,越容易死于肺癌。

这个例子表明,英文原文“Lung cancer death rates are clearly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smoking”可以从字面意义上翻译成“译文一”。英语原文和“译文一”都是隐喻的、高度含混的,因为他们没有提供关于谁在抽烟和谁会死亡的明确信息。在“译文二”和“译文三”中,相同的概念意义采用复合句进行表达。而且,译者在后两种译文中使用了更加具体的动词。因此,与具有较高隐喻性的原文和颇具直译意味的“译文一”相比,后两种译文是其意义更加明晰化的同等译文,通过对原文的不同阐释,解决原文的模糊性。根据语法隐喻的概念,施泰纳提出下列假设:“在很多情况下,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首先便涉及对语法隐喻的解释。而对某些源文进行深入理解时,目标语必须重新生成且重新隐喻化的过程必须低于目标语以其他方式可能达到的程度。”因为通过不完全编码,在目标文本中将产生特定的语言模式和文本模式。汉森认为,无法重新创造出同等程度的语法隐喻是由于译者缺乏翻译能力的原因[3](153-155)。但是,去隐喻化(即使用较低程度的语法隐喻)可减少信息密度,使阅读者更加容易理解目标文本。

在传统研究中,学者从规定性的视角对源文本进行处理:要么考查有缺陷的源文本,要么坚持认为预处理源文本有助于获得更好的译文。该等预处理任务范围广泛,从纠正缺陷,确保术语一致到针对不同翻译目的应用相应风格指南。另外,也包括将受控语言作为多语言技术写作和成功的机器翻译的前提条件加以应用。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人们开始从认知的角度看待源文本的处理。雅各布森和詹森使用眼球跟踪技术比较不同的阅读目的:仅为理解的阅读与翻译任务中的阅读,他们讨论了专业翻译与学生翻译的不同阅读模式。他们的研究表明理解源文本所需的认知努力因专业知识的程度和阅读目的有所不同[4](103-124)。另有学者采用眼球跟踪技术和按键记录描绘译者的翻译过程,试图确定译者在处理同时处理与交替处理源文本与目标文本的不同表现。

三、衡量翻译的可理解性

(一)方法

目前需要将可理解性作为目标文本与源文本,译者和受众的核心特征进行更加深入的考查。因为可理解性涉及很多不同方面,系统地对其进行考查确实面临巨大的挑战。随着近来翻译的实证研究不断扩展,系统考查各种可用方法和工具及将其作为最佳方法或方法组合可为带来何种收获仍然是衡量翻译可理解性的核心问题。借鉴诸如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言技术、阅读和写作研究、心理语言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论及专业知识,将其应用到这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仍然存在一定的挑战。这些方法和技术需要以最佳方式加以应用和组合,以便研究问题在满足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方面取得最佳成果,即可靠性、有效性、客观性和准确性。这些方法已经在诸如语料库调查、翻译过程研究、机器翻译后期编辑、受控语言和预处理文本等诸多研究领域得到成功的实施。

科林斯(1986)在对译者的“黑匣子”及其数据分析方法分类(见图1)方面所作的开创性工作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初步概览。尽管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某些方法看起来不再具备很强的吸引力,但几乎列出的所有方法仍在使用。

图1 数据分析方法[5](1-25)

科林斯根据获得数据时间将数据分成“线下”和“线上”数据,然后分成基于作品的数据和基于过程的数据及回顾性和内省性数据。接下来具体介绍该图表中的一些重要方法及其在探索翻译可理解性中的应用和局限。

在早期的认知实证研究中,“有声思维法”(即在完成给定任务时同时口头表达自己当时的想法)是深入了解译者的想法、策略和决策过程的首选方法。埃里克森和西蒙证明思想与短期延迟产生的话语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为“有声思维法”的应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框架[6](23-45)。因为这些数据可以在短期记忆中获得,所以这些数据要相对完整和真实。一旦将数据存储在长时间记忆中,由于较长的间隔时间,数据就会出现不完整并且失真的风险更高。但是,通过“有声思维法”获得的想法,由于语言表达的额外认知努力,思维顺序可能发生了改变,译者可能重点关注言语表达而不是任务本身。而且在考察译者的想法时,因为得到清晰的信息,需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这种做法同样也影响数据的可靠性。“对话记录法”基本上与“有声思维法”相似,由两位翻译交换想法,并将特定任务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写出来,在这种方法中,参加研究的译者显得不那么紧张。回顾性口头报告数据(包括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相对来说就不存在上述问题,但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处理数据和储存之间的时间间隔使这种方法在研究特定问题时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使用这些方法时不得不考虑某种主观性。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新技术和软件支持的翻译过程考察逐渐成为研究重要内容时,回顾性口头报告经历了一次复兴,因为通过采用新技术,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被克服。为了获得更加完整的图像,将这种定量观察数据与主观定性口头报告结合起来。在基于媒体支持或基于提示的回顾中,译者在观看已完成任务的重播时记起他们的想法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回顾性评价。收集上述数据和提供重播可能性的最常见方法包括“屏幕录制”、“按键记录”和“眼球跟踪”。在“屏幕录制”中,研究人员监视计算机屏幕上发生的所有“动作”,这对跟踪研究或解决问题的策略尤其有用。“按键记录”软件提供整个写作过程中(包括修改、删除和暂停时间)所有按键,鼠标活动和光标移动的定量数据。暂停时间一直是许多研究考察的主题,因为这种中断可能表明由于理解问题、词汇复杂度或计划程序等而导致的认知处理过程。最后,“眼球跟踪”技术让研究人员记录和收集译者的所有眼球运动数据,立即计算并在屏幕上显示凝视和视线路径。绝大多数“眼球跟踪”研究都是基于加斯特和卡朋特的“视觉心智”假说,这种假说认为凝视与信息认知处理所导致的明显视觉注意之间存在相关性。但是,通过这种技术得到的数据仍难以解释处理了何種信息,信息储存在何处及考察了哪个认知阶段。除了进行诸如注视长度和持续时间等方面的眼球追踪外,还可测量眨眼频率和瞳孔扩张程度,后者通常与情绪或语言处理的心理努力或认知过程密切相关。这值得从接收者的角度考察目标文本的可理解性。总之,“眼球跟踪”技术被证明是可适用于很多领域的灵活方法。在翻译研究领域最近研制出的工具(如Translog,Inputlog和ScriptLog)甚至可将按键记录与眼球跟踪数据映射和对屏幕上相应单词和字符的凝视可视化结合起来。所有上述方法都是不那么显眼,译者通常会忘记他们在被“观察”,因此经历更自然的处理过程,获得更好的生态有效性。

现在翻译研究人员采用技术更加先进的神经影像学设备,如脑电图、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这些设备越来越多地用于翻译研究中,更加仔细地研究大脑功能及大脑内某些过程的定位及相互作用。脑电图研究主要考查与事件相关的潜力,在双语者理解第二语言时母语是否活跃的研究中,脑电势显示在翻译任务中存在无意识的本地语言激活。另一项研究调查了在处理语义句子违规时的振荡脑动力学,通过两个探测频带的明确响应验证违规或非违规。虽然这些方法确实有助于深入了解翻译过程和译者“黑匣子”的新视角,但是因为费用和成本昂贵,这些方法不可能成为翻译研究的常用手段。最近,研究人员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对上述使用者活动数据进行解读和阐释。通过使用语料库,一方面具有将大量数据与统计评估结合起来快速获得结果的优势,另一方面难以为结果提供更多的解释。

所有這些方法都有合适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由于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每种方法提供不同种类的信息。例如,在判断三种不同程度源文件复杂度的可接受性评级中,最简单的源文本获得了最高的可接受性评分,其次是中等复杂性源文件。最困难的源文件是摘自颁布的法律文本摘录,被评定为不可接受。当被要求在可接受性等级范围内描述可能的翻译解决方案时,他们认为将简化以下结构:名词前的复杂修饰语、名词化、复杂后置修饰语、嵌入从句的长难句。在翻译过程中实际应用这些策略时,将导致翻译的简化。由此可见,翻译者根据潜在的翻译问题判断文本,尽管这可能不会反映在他们无意识的阅读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将源文本分割成翻译单元。基于按键记录参数区分了微观单元和宏观单元。微观单元被定义为连续目标文本的一个成分,宏观单元包括所有中间阶段(例如修改)。将眼球跟踪技术得到的数据映射到这些微观单元和宏观单元上,以便找到相应的源文本段。这种数据三角测量允许识别翻译单元,包括源文本处理和目标文本生成。该数据还显示了目标文本的可理解性及理解如何影响翻译文本的生成。在仔细考查翻译文本的处理时,需要对目标文本进行可接受性研究。

传统上,翻译学者通过确定目标文本的质量解决这个问题。当前研究需要进行对于翻译可接受度的实证研究。根据眼球跟踪技术和翻译文本的可接受度进行的更多研究将揭示出翻译文本是如何被感知和处理的。最佳的处理方法就是为特定目的寻找最佳的方法组合。在翻译研究的很多领域中可以看到这种多方法组合的运用。为了探索翻译过程或译者的能力和表现,采用不同方法收集有关翻译过程(实验研究)和译作(语料库方法)的数据,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三角测量。

(二)面临的挑战

到目前为止,一方面,基于译作的翻译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翻译现象的量化,但对于相关背景的解释没有给出多少新的见解。另一方面,基于翻译过程的研究让我们对翻译过程有较多了解,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缺乏有意义的实证证据。因此,将基于译作的翻译研究和基于翻译过程结合起来的翻译研究视角似乎是翻译研究的必选之路。金德·汉森首次采用基于实证的方法对处理翻译过程和译作的数据进行整合[7](204)。其他西方尝试通过心理语言学测试的方法整合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的数据。这种数据三角测量必须得到进一步阐述,以便进一步了解翻译所涉及的认知过程。但是,我们必然会面临这样的局面,即作为数据三角测量基础所必需的多方法会产生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无法采取直接的阐释处理先前的假设。因此,必须找到一个模型,采用这个模型系统和全面地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考查和解释。另一个结果是必须进行统计测试,以便将偶然发现与重大结果区分开来。

当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三角测量时,会出现另一外个问题:数据必须相互映射。例如,在处理翻译语料库时,必须限定对齐单元:合成词、缩写形式、区分时态系统,这些元素导致各语言间的分割问题。包含的注释层越多,这个映射问题就越复杂。例如,如果必须映射眼球跟踪和按键记录数据,时间标记可能就有助于并行处理不同的进程。但是,如果将眼球跟踪和按键记录与语言注释层(例如语义关系或语法功能)进行组合,则时间标记必须映射到词语索引,反之亦然。另外,根据贝克尔及很多根据可比语料库的基础上验证她的假设的实证研究,翻译文本与原始创作的文本不同。但是这一观察从没有得到接受性实证研究的证实。采用眼球跟踪技术比较阅读译文文本和原文文本的无意识阅读过程及采用接收者评级技术进行意识评估可能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另外,对译者进行更多的认知试验可能会揭示可能存在的普遍翻译策略,这有助于我们确定贝克尔和汉森斯-基拉提出并得到很多翻译学者探讨的翻译通用性质。因此,可以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研究提高翻译可理解性作为翻译策略的过程及其对目标受众的影响。

四、结语

鉴于翻译的可理解性在翻译研究和翻译评估中占据重要地位,可以借鉴国外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各项成果,通过把对翻译过程和翻译译作两个方面的可理解性研究结合起来,根据最新的技术发展和软件应用,对翻译的可理解性获得更加深入的了解,为翻译实践的各个环节提出更加有效的优化措施。

注释:

①白璐.兰州外宣资料可读性及可理解性研究.北京:国际关系学院,2008.

②董斌孜孜.从圣经的中译本看文本的可理解性[D].北京:国际关系学院,2008.

参考文献:

[1]Dam-Jensen, Helle/Heine, Carmen. Proces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didactics of text 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Shedding light on the use of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university classroom[J].Transkom,2009,2(1):1-25.

[2]李敏杰/朱薇.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红楼梦》英译本文体风格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177-180.

[3]Hansen,Silvia. The Nature of Translated Text. An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y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pecific Properties of Translations[M]. Saarbrücken: DFKI/Universitt des Saarlandes,2003.

[4]Jakobsen, Arnt L./Jensen, Kristian. Eye movement behaviour across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reading task[J]. In: Gpferich, Susanne/Jakobsen,Arnt L./Mees, Inger[eds]: Looking at Eyes. Eye Tracking Studies of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Processing.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2008(36):103-124.)

[5]Dam-Jensen,Helle/Heine,Carmen. Proces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didactics of text 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Shedding light on the use of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university classroom[J]. In: Transkom,2009,2 (1):1-25.

[6]Ericsson,K.Anders/Simon,Herbert Alexander. Protocol Analysis:Verbal Reports as Data[M]. Cambridge: MIT Press,1993:23-45.

[7]Hansen, Gyde. 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Process and Product[M]. Copenhagen:Samfundslitteratur,20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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