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与和谐价值观

宋恩荣

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中处处体现着和平与和谐的价值观。个体内部的和谐体现在清静、寡欲、中庸、中和、内省与慎独等几个方面；“天人合一”思想表达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要义；在人际交往中，对家人要孝老敬亲，对朋友要忠信宽容，方能与人友好相处；国与国之间要互利互惠，和平共赢发展。对人、对己，对事、对物，都应遵守“和为贵”的原则，这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品质。

关 键 词 传统文化；和谐；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和平与和谐的论述十分广泛，涉及的范围有个人自身的和谐平衡，人与人之间的相知相和，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国家与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等等。

一、人自身的和谐平衡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自身的身心和谐与平衡，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以“礼”“乐”来调和人的情志，培养人的理想人格，因此，提出了清静、寡欲、中庸、中和、内省、慎独等观点。

清静、寡欲。中国古代思想家将清静视为人生道德的最高境界，认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礼记·乐记》）。所谓静，就是保持心平思清，不让胡思乱想干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使自己的思维活动保持一种清醒的状态，同时也使自己的心境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寡欲是达致清静的第一步。儒家认为，人的欲望与道德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孔子提出“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的主张。孟子更加明确地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主张人们应该对自己的欲望有所节制，对自己的行为严格规范，清心寡欲。当然，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寡欲不是禁欲，而是在满足人们正常情感与生理要求的前提下，对各种欲望加以节制和疏导。

中庸、中和。中庸、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产生的历史悠久绵长。始于远古，直至孔子，中庸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并把中庸看作是人的一种美德，同时，也作为修炼思想的一种方法。孔子在《论语》中提到“中庸之为德也”。北宋时期的程颐、程颢认为：“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二程遗书》卷七）所谓中和，是中与和两个概念的协调统一，中是和的前提和基础。《礼记·中庸》的第一篇就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兼容两极而不偏不倚，是无过与无不及的适当程度，和是事物协调统一的状态。因此，当人的喜怒哀乐在表露之前和表露过程中都达到中的程度，人的心态才能平和。推而广之，只有达到了中和的道德境界，社会乃至天地万物都会处在和谐之中。这种持中、和谐的人生态度，孕育了中华民族雍容、儒雅、平和、温良、浩然坦荡的民族性格。正是这种道德境界，使中华民族在任何时候都敢于追求正义，不怕困难，甚至将生死福祸置之度外。

内省、慎独。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道德的自觉性，强调从自我做起，内省、慎独就是实现个人身心和谐的修养方法。内省，是指个人自我的内心审察。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即如果能够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于礼的要求，那么，就能达到仁的道德标准。儒家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作为道德修养的八个步骤，其中，诚意、正心、修身直接涉及内心和谐的修养，具体的修养办法就是接受“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育。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礼与乐常常相互配合进行，目的在于通过礼来规范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操守，通过乐来陶冶人的情趣和气质。慎独，是在人所不知、个人独处情况下的律己标准。“君子慎其独”“毋自欺”，要求个人诚实面对自己，真正做到言行一致、内外一致。但是，内省、慎独的目的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独善其身，而是为了更好地弘扬道义，使他人和广大的百姓受益，就像孔子在《论语》中指出的那样：“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儒家思想中之所以把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同等地位上，强调的是小至一个家庭、大至一个国家、再大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兴旺，个人道德的修养都是根本的、必不可少的。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

中西文化的不同背景与不同价值观，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有着迥然相异的思想体系。与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相比较，中国文化较多地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论。在今天，当人类面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们的生存危机日渐显露的时候，这种“天人合一”的理论更加值得人们去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十分丰富，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据考证，最早论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是庄子。他认为“天地与我共存，万物与我为一”，主张人应顺应自然，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周易》中提出“太极阴阳说”，认为天地是万物的根源。“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宋代的张载更进一步提出：“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些观点，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类既是天地之子，因此大家都是同胞兄弟，而世间万物都是人的朋友，所以人与人不但要相容相爱，人与自然也要和平共处。仁道不仅仅用于正己，还应博施于天下万物众生，表达了一种倡导人类爱惜自然，保护自然，服从自然规律，顺导自然，达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

在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保护自然资源也是“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提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所表达的都是相同的思想，即要遵循谷物、树木的自然生长规律，该播种的时候去播种，则会五谷丰登，不该砍伐树木的时候不要砍伐，树木则会枝繁叶茂、源源不竭。

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哲学观，千百年来影响着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仍然是现代教育家、哲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梁漱溟先生就曾经提出，在生物界自然演进的过程中，人类要学会“物来顺应”与“自我约束”。季羡林先生更竭力阐述和弘扬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学说，认为这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可贵特色。

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平衡

如果说，个人内心世界的和谐与平衡所讨论的是内在的自我，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平衡所涉及的则是外在的自我。如何正确理顺人与人的关系，展现出一个完满的自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德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儒家将人与人关系中应恪守的思想准则归纳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统称为“五伦”，孔子则以“孝悌忠恕”的道德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1.孝悌—家庭内部的准则

孝悌是孔子伦理道德思想的基础，是其礼与仁的思想在氏族关系上的集中体现。它对维护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家庭亲情关系，形成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所谓“孝”，是用来规范长幼关系的，含有养亲、事亲、敬亲、尊亲的意思，要求子女以敬重、顺从作为对待父母的行为准则。早在距今2，7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中国就产生了孝的道德观。《尚书》记述了“用孝养厥父母”的主张。有“假哉皇考！绥予孝子”的内容，提出对死去的父母要竭尽孝道。孔子在已有孝道观念的基础上，创建了儒家的孝道观。他提出“父慈子孝”的观点，要求在家庭内部父子之间必须相亲相爱，父母应该慈爱子女，关心他们的成长；而子女则应该敬爱父母，侍奉双亲，顺从他们，有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满足他们要求的义务。孟子则提出：对父母，生前要“事之以礼”，死后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些主张，对后世的孝道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悌”，是处理家族内部兄弟之间关系的准则，其本义是敬重兄长的意思。孔子在《论语》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在春秋末期，氏族奴隶制度开始瓦解，出现了父子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孔子提出孝悌的主张，客观上有利于从纵与横两个方面维系诸侯叔侄、兄弟之间的氏族血缘关系。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看，它是保守的，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它对维护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亲情与仁爱关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2.忠恕—交友之道

忠恕，是处理社会上人己关系、朋友和邻里关系的准则。儒家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力去成全别人。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将自己所厌恶的东西强加于他人。只有这样察己知人，宽恕容人，推己及人，才能做到普爱众人，才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孔子进一步指出，处理人际关系还必须“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对自己应当严格要求，对别人不可有太多的要求与责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看到贤惠的人就要向他学习，向他看齐，看到别人身上不好的品格，就要反过来省察自己，检查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些不良品格。在强调自省的同时，孔子还提出了“诚信、信用”的问题。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孔子相信，一个人只要不断加强自我修养，树立高尚的人格品德，就一定会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即“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这些先秦时代的忠、恕、信等伦理道德观念，传诸后世，演绎出许多有关交友处邻的动人故事与格言警句，如忠诚坚贞、忠肝义胆、恕思厚行等等。

四、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兼相爱、交相利、和平共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的关系准则。孔子提出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众爱，而亲仁”（《论语·里仁》），就是将家庭亲情的爱推而广之，扩大到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和邦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主张对人要博施济众，对邦（国）要平等博爱。而早在孔子之前的《尚书·尧典》中，也有“九族既睦”“协和万邦”的思想。

墨子分析春秋诸国战乱的原因，认为“起不相爱”（《墨子·兼爱》）。因此，他提出“兼相爱”的主张，指出如果每个人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深厚真诚，社会上就不会有不孝不慈，就不会发生偷盗抢劫。如果君臣父子都能孝慈，天下就会太平；如果普天之下人们都能互相爱护，家与家之间就不会有怨念仇恨，国与国之间就不会互相攻击。墨子还进一步提出了“交相利”的主张，认为对天下祸害篡夺的解决良策，除了兼相爱之外，还须有交相利，即只有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彼此之间互不侵犯对方的利益，才可避免国与国之间的祸患。

墨子的思想中还有一种十分可贵的内容，就是他提出的“非攻”主张，明确反对侵略别国的非正义行为。他以小喻大，从进入别人园圃、偷窃人家的桃李说起，认为这是“亏人自利”的“小不义”。进攻别国，掠人财物，杀人放火，兴风作乱，则是最大的祸乱，是最大的不义。

到了近代，太平天国在其建国纲领中，提出了“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认为“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万姓同出一姓，人人都是同胞手足”。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则更进一步地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信条，主张人类博爱与世界大同。他将古代《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及张载的“民胞物与”、天下以和为贵的“仁爱”思想发扬光大，认为天地之间充满爱心，就是理想世界。在他经历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清王朝统治者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惨痛历史之后，他在临终遗言中呼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充分表达了他热爱和平与平等、反对侵略与欺压的坚定态度。

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尊重平等，5，000年的中国文化养育了中华民族对和平、和谐与平等的热爱和不懈追求。以“和为贵”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从古至今，宣扬和平与和谐，弘扬中華民族的传统美德，都是中国教育担负的重要历史使命。

（此文系作者上世纪80年代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约提供的一篇内部资料，后收录在由周南照、鲍勃·蒂斯代尔主编的《亚太和平与和谐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师资料手册》（英文版）一书，此次刊发时有改动）

责任编辑︱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