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的近代化发轫
——民国时期武术期刊中的思潮辨析

孟田

清末民初是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时期，是社会动荡、战争不断的时期，是不断转折、剧烈变革的时期，也是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中国武术界在这一动荡时期，迸发出许多思潮，既是对中国古代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其他国家体育思想的吸收与消化。清末民初，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书籍逐渐衰落，印刷技术日新月异，武术期刊层出不穷。本文以民国时期武术期刊为主要的文献来源，试图从中寻觅该时期武术思潮的变更踪迹。

本文所指的期刊，不同于单行本书籍，有固定的刊名，以卷、期或者按照年、月连续出版，依据一定的编辑方针，将不同类型的内容编辑成册。本文以清末至民国时期、以刊登武术为主要内容的期刊为对象，涉及的武术期刊如表1所示，共有26种。按照发行所的不同，将期刊分为12类，其中，精武体育会、中央及地方国术馆、山东济南健康实验学社发行的期刊较多。本文从中选取刊龄较长的期刊作为代表进行研究，即按照分层抽样的方法，最终选取了12种武术期刊，拟从办刊宗旨、刊登内容等方面分析民国时期的武术思潮。第一本武术期刊《武学》是在日俄战争爆发的背景下创办的，当时，同盟会成员陆光熙等认为日本战胜俄国的主要原因在于武士道的盛行，鉴于此而创办《武学》期刊，以学习日本，鼓吹尚武精神，讨论各国军备为宗旨。1921年出版的《武术》期刊旨在大力提倡武术，正如主编谢强公在《发刊词》中提出的，“救国之道多矣，愚以为唯一之解决办法，厥推体育。体育之倡久矣，愚以为唯一之解决办法，厥推国粹的体育式”[1]。1923年创办的《精武》期刊，它的刊龄达20年之久，是研究精武体育会的核心刊物。精武体育会是国内提倡武术兼及体育的先行者，《精武》期刊在此方面贡献巨大。1924年创办的《体育丛刊》揭露了旧时国术界不立文字之弊端，提倡公开研究国术。1930年，创办于南京的《国术周刊》，其刊龄较长，它是中央国术馆的官方刊物，武术也已更名为“国术”，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关于其办刊宗旨，要从它的前身《中央国术旬刊》追溯，《中央国术旬刊》在创办之初即提出了“普及武术，唤起全民均国术化”的宗旨。1932年创办的《国术》旨在打破民众一切的怀疑与误会，使国术逐步进化，这个宗旨的确立，彰显了国术科学进化的意义。同年出版的《国术半月刊》与1934年的《国术统一月刊》，都将整理国术的各门各派作为期刊的宗旨，事实上，国术的整理工作是使国术走向科学的第一步。1934年出版的《山西国术体育旬刊》则明确提出了“公开研究，使国术科学化”的思潮。同年，《求是季刊》创办，出版两期后更名为《求是月刊》，直至1936年9月，又更名为《侠魂》，出版了8期后便终止了，其中，《求是月刊》的刊龄最长。《求是月刊》是在中华民族国难当头的背景下创刊的，旨在通过国术的提倡，“振起国民之精神，养成奋发踔厉之风气，临艰险而不避，涉修途而知勉，此所谓事有系于民族之盛衰者也”[2]。1935年创办的《国术周刊》是体现国术思潮的集大成者，它首先提倡尚武精神，其次唤起全民均国术化共谋强身自卫，以期强种兴国，第三提倡用科学方法来整理沉沦于江湖中的各种技艺，以打破旧有的荒谬言论与恶习。1939年创办的《国术月刊》，是抗战爆发后我国境内创办的唯一武术期刊，旨在提倡国术。

表1 民国时期武术期刊汇总表Table I Summary of Chinese Wushu journal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得出，在武术期刊的初创初期（1909—1921年），形成了“尚武精神”的思潮；在武术期刊的发展时期（1922—1927年），继续弘扬尚武精神，并提倡公开研究国术；在武术期刊的繁荣时期（1928—1939年），形成了“国术科学化”和“全民国术化”的思潮，它们构成了由提倡到改革，由改革到推广的内在理路。本文旨在通过文献的梳理，探究武术思潮是如何通过期刊进行传播的，它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期望能为当下武术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2 前提：尚武精神

2.1 “彼苍者天，我生不辰”

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落，政治日益腐败，军事武备废弛，阶级矛盾凸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正值清王朝国势衰微之时，西方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从英国开始，以蒸汽机和棉纺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为开端，接着是法国和德国，以近代大工业代替工厂手工业，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向古老国家进行侵略和扩张。而处于闭关锁国之中的清王朝却对此全然不知，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当时的英军处于初步发展火器的时代，而清军是冷热兵器混用阶段，最终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这次战争，使严复、林则徐等思想家首先意识到尚武的必要性，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时人认为尚武精神的缺失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是欧美、日本对中国的讽刺[3]。

当时的军事强国德国，以及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胜国日本，普遍以军国民教育为手段，以兵式体操作为尚武教育的主要内容，而兵式体操的引入，危及了传统国术的固有地位。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体操科被列为各级学堂的必修课，兵式体操即为体操科的主要内容，国术仍遭冷落，这种现象在辛亥革命后有了改观。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积极推行军国民教育的德国败北，这使得军国民教育遭到了严重的质疑，对尚武精神产生了影响。1919年，在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决议中，便有人提出“近鉴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新教育之潮流，故对于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国术遂代替“兵式体操”成为了尚武精神的主要载体[4]。此外，对尚武精神内容的调适，还受到美国自然主义体育观的影响。麦克乐是近代对中国体育影响较为深刻的外国人，他在演讲中多次提及“被动的体操不是体育”的观念[5]。国粹主义者王庚从自然主义体育观出发，批判具有强制性的军国民体育观下的尚武教育，“拿人人所痛恨的方法，行强逼主义，已大背体育和普及体育的原理了”[5]。在自然主义体育观的深刻影响下，尚武精神的军事意义逐步淡化，而在学校武术教育中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

火器的盛行以及兵式体操的引入，致使传统武术的发展面临困境，传统武术人表现出了茫然与失措，当时，霍元甲便发出了“彼苍者天，我生不辰”的喟然长叹，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不能用长矛、短剑杀敌报国，“虽有武勇，将安用之”，表达了霍元甲对传统武术的失望，“不传！不传”成为了当时传统武术人对武术的态度，有欲断绝传统武术生存命脉之意[6]。在对传统武术深度怀疑的同时，还有将过去的信仰转移到西方体育的趋势，传统武术的命运岌岌可危。

2.2 尚武精神的重提

近代，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拉开了中国期刊史的序幕，结束了外国传教士垄断中国报刊业的旧时代，开启了中国人书写期刊史的新篇章。这一时期虽然没有专门的武术期刊，但是在其他类期刊、专著中尚存在论述武术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当时传统武术的发展意义重大，它们挽救了传统武术的颓势，激励了传统武术人的信心，推动了传统武术的近代化探索。其中有蔡锷的《军国民篇》，他认为国家兴亡，系于军事，认为爱国尚武是国之大端，要使每一个国民都有“军人之知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质”[7]。还有梁启超的《论尚武》以及《中国之武士道》，1903年，梁启超发表了《论尚武》一文，认为“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8]。可见，此时的尚武精神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

武术期刊对尚武思潮的体现，始于《武学》期刊。在《武学》期刊中，设置“社说”栏目，对当前发生的战争进行评述，如《日胜俄之原因及结果》《日俄战争从军者之判断及观察》等。在学术栏目，主要对步兵、炮兵、马兵、工兵的战术进行分析，以辅助军事教育，振兴本国的军备，可堪称一本兵学期刊，对于当时兵科学问的普及、尚武精神的推动意义极大。1922年，精武体育会会刊——《中央》期刊诞生（1923年更名为 《精武》），而后，随着精武体育会分会的不断增多，涌现了 《佛山精武月刊》、《精武杂志》（香港）、《精武》（厦门）等，构成了精武体育会会刊体系，这些期刊肩负着弘扬尚武精神的重任。精武体育会汲取了西方体育文化的精华，将传统武术进行改造，创编了《潭腿》等近十种国术教材，在期刊中连载，试图使更多的国民加入到国术运动中来，这在当时已然成为一股潮流。但是，精武体育会也分散了一部分精力用于对艺术的提倡。众所周知，精武体育会十分注重对国民艺术的熏陶与培养，在栏目设置中，有文苑、艺术、乐府等，还会定期举行旅游活动，期刊中刊出了大量的旅行游记。另外，精武体育会属于民间组织，在没有官方经济支持的背景下运行起来困难重重，因此发行了大量的征求刊物以征求会员，这也分担了精武体育会的诸多精力。

精武体育会刊物是弘扬尚武精神的先驱，后继者对尚武精神的推动也不可小视。1935年在天津出版的《国术周刊》，旨在发扬固有之国粹，提倡尚武之精神。直到抗战时期，中国境内的唯一一本武术期刊《国术月刊》，也在积极提倡国术，可见，期刊对于尚武精神的弘扬是持续不断的。期刊对于尚武精神的进一步推动在于武德的推崇。1934年创办的《山西国术体育旬刊》中，武德是该期刊中的一个亮点和重头戏。期刊中连载了邱仰浚的《武德训练纲要草案》，其中，《少林学技戒约》第一期之十戒中的第一条是“习此术者，以强健体魄为要旨，宜朝夕从事，不可随意作辍”，后来，明清鼎革，故老遗民们对种族沦丧、国家灭亡伤心不已，于是，第二期之十戒中的第一条改为“肄习少林技击术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意志，朝夕勤修，无或稍懈”，加入了恢复中国为意志的内容[9]。作者邱仰浚点出了练习国术不仅为个人，而且包含了宏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正是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华民族急需的。期刊对于武德知识的推介，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开民智，促觉醒，一方面，改变国民对国术的观感，国术不再是恃强凌弱的杀人术，而是讲究武德的、具备教育意义的技击术；另一方面，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尚武精神，激发国民勇武有力、为国雪耻。

3 动力：国术科学化

3.1 国术成为众矢之的

“德先生”与“赛先生”是五四时期高举的两面旗帜，后者即为“科学”，民国时期的国术就置身于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1915年，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对东方文化的猛烈抨击以及对西方文化的热烈宣扬。在这场运动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批判，以矫枉过正的激进的态度宣传科学与民主，用现代文化彻底颠覆固有的传统文化。国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必然遭到了许多批评与质疑，被贴上了“不科学”的标签。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10]鲁迅所讲的满清王公大臣提倡的打拳，即义和拳，鲁迅认为那一次是一败涂地，而这一次是在老方法上做了一些变化，即马良所倡导的 “新武术”，让青年人去学习，恐怕会重蹈覆辙。基于此，陈铁生发表了《拳术与拳匪——驳〈新青年〉五卷五号〈随感录〉第七十三条》的文章作为回应，反对鲁迅将拳匪与技击术混为一谈，提出“义和团是鬼道主义，技击乃人道主义”[11]。对此，鲁迅又发表同名文章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中国拳术，若以为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否的意见；因为这是小事。现在所以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作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豫兆。”[11]二者的症结点，集中于对义和拳的解读，鲁迅认为对于拳术的提倡，会促使义和拳这种“鬼道”精神随时复活，而陈铁生认为，那只是国术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陈迹，不会死灰复燃。可见，义和拳在国人心中有着不良形象，也直接影响了国术本身的名誉，国术被标签为“迷信”“开倒车”，一时间，国术是什么，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可是那时，国术界正致力于构建全民参与国术的伟大蓝图，若在一开始即以“不科学”为由被扼杀，全民国术化的梦想便无从实施。这种情况下，“国术科学化”思潮的涌起，无疑是一剂良药。自此，国术界开始了在西方学科框架体系内对国术的重释，使之切合实用，便于推广。

3.2 科学化的不断深入

“国术科学化”在武术期刊中的体现，主要在于理论的公开研究。公开研究是民国时期国术研究的一大特点，彻底摒弃了以往秘而不传的恶习，转变了国术界“不屑谈”“不欲谈”的态度。1934年，创办于天津国术馆的《国术月刊》专门设立“研究”一栏，大量刊载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对国术的研究。黄葆荷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武术家、学者，她致力于国术的科学化研究，试图影响整个国术界，她指出：“现在的世界，不是注意空谈，而是要注意实际，这便是科学的人生观”[12]。基于此，她发表了许多文章，如《国术与科学》《反射动作与国术的关系》《国术运动的生理分类》《国术运动与身体的发育》《国术运动与脊柱的发育》《国术运动与筋肉的效果》等。以上这类文章，可以代表民国时期一部分国术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仔细分析来看，文章题目是论述武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但是，从内容来看，大量篇幅都是西方自然学科知识的普及，仅在文章的结尾提及国术，如“人体结构复杂，要多从事武术运动”的说辞，又如以“能诱起新鲜充力的感觉，如拳术上的手臂、足及腹部运动”来说明国术对器官发育的作用[13]。这暴露出一个问题，即国术与自然科学知识的严重脱节。将“国术”与“科学”放置在一起，好像成为了当时国术研究的主流。但是，这些文章也只是在形式上的科学化，难以对国术造成深刻的影响，这种表面上的一知半解难以达到当时人们所设想的预期效果。正如许禹生所讲的，“不可仅就自己一知半解的科学理想，盲相引证，妄事批评也”[14]。

对于国术科学化的理性诠释，是要建立在真正掌握西方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的。期刊对西方自然科学的选录与译作进一步推动了国术科学化的进程，1924年创刊的《体育丛刊》以及1932年创刊的《体育》在译述方面贡献巨大。《体育丛刊》刊载了日本学者有马纯臣著、许禹生翻译的《柔道大义》，有马纯臣是日本著名的柔道高手。在论述重心时，有马纯臣提到：“应据物理学之例‘凡物体立平面上，则其重心不出支撑面之范围以外’。今兹以方形为底面之物体直立之，倒转其物底脚之一点，于此体所在处回转之，其重心必居于回转角之垂直线上。”[15]受此启发，陈泮岭在论述武谚中的“胸不过膝，膝不过脚尖”的问题时，提出“这样才可以站稳，就是怕重心移到外边去”[16]。而且，他还提及弓步动作的前后脚绝不能在一条直线上，也是考虑到“要把底盘放大，不要重心出了底盘，这自然会站立稳当”[16]。《体育》期刊则是专设“译述”一栏，连载了日本学者吉田章信著，北平市国术馆翻译的《运动生理学》，这本《运动生理学》是亚洲地区最早的一部运动生理学著作，于1916年完成，该书对体育运动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运动对血液、心脏、血压等的影响。许禹生受此启发，在探讨呼吸运动时提出，“若用力呼吸，则能扩张肺部，压横膈膜下降，使肺内空气容量增加，藉以多吸收氧气。呼出炭氧气，使血液之污浊者变为清洁，以营养全身诸部”[17]，在练习太极拳运动时，与呼吸开合相应，许禹生提出这就是为了练习深呼吸，对身体大有裨益。《体育丛刊》与《体育》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广泛而深入的介绍，对国术界的启发是空前的，最终将国术研究从近代推向了现代。而且，它们不仅推介西方科学知识，还对传统的知识，如吴殳《手臂录》，王国翰《射法指归》等不断引入，力图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之间调适折中。这不同于《新青年》中激进的极端主义，而是对现实的冷静思索，这种理性的、科学的态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术界，促使国术科学化不断深入。

4 目的：全民国术化

4.1 全民国术化的必要性

如果说尚武精神是前提，国术科学化是动力，那么，全民国术化即为最终目的。纵观民国时期武术期刊的办刊宗旨，全民国术化多为中央及地方国术馆刊物所大力提倡。众所周知，国术馆为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推广国术的主要发声单位，那么，对于全民国术化的提倡，也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意图。1928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的于右任先生即在训词中讲到，“使全体民众，均国术化，便是给党国增加无数的奋斗的新力量，新本领”[18]。可见，在当时，国术成为了政治力量的主要来源，也是培养革命力量、投身革命活动的主要方式。这一时期，“全民国术化”思潮带有明显的“全民皆兵”之意，具有强制性、普遍性，以抵抗严峻的国际形势。正如蒋介石于1929年在中央国术馆的训词中所讲的：“一旦义战开始，剑及屦及，各挟取敌制胜之能，齐鼓所向无前之勇，跻中国于平等地位，达世界于和平目的，其成效所收，岂仅党国前途之幸而已哉。”[19]另外，全民国术化也是武术文化传承的需要。“全民国术化”思潮的重点在于普及与推广国术，这与先前国术的秘密传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术，在民国时期经历了精英人士的科学化改造，开始进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之中。“全民国术化”这一举措，不仅可以使国人享受到传统文化的盛宴，它更是世界体育文化的有益补充，促进世界体育文化共同发展。

4.2 “跳舞救国”的尴尬

实施全民国术化，即是要创编便于推广的国术教材，这是当时国术界面临的最大难题。1932年，第一次全国体育会议在南京举行，这次会议上，程登科与吴征提出了“国术统一的议案”。1934年7月，《国术统一月刊》创刊，在《发刊词》中，褚民谊讲到，“如何使国术科学化、具体化、普遍化？质言之，即国术统一化，”并提出了国术界要打破门户之见，创编符合科学、适合大众的“新武术”[20]。当时，期刊中充满了国术界人士创编的教材。褚民谊不仅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也是国术推广者，他多次在大众面前提及自己对太极拳的热爱，他以“一不费钱，二不费时，三不费力”为体育思想，创编了《太极操》，在《国术统一月刊》中发表，并提倡中小学生练习，“以上六段，为太极操法整个的次序，兹为便利中小学生练习起见，酌编初级、中级二次序”[21,22]。《体育》期刊中，也刊出了众多国术教材，有许禹生创编的《太极拳术单式练习法》，张家顺创编的适合初中生的《国技徒手操二则》。从这些教材可以看出，操化的痕迹十分严重，这是对西方体操的沿袭与模仿。而且，当时较为注重团体练习，这是因为“国术要普及全国民众，使全国都要国术化，必须以团体为基础”[23]。

被异化的国术的确解决了易于练习与推广的问题，但是，被异化的国术，在临阵时可以使用吗，能培养出好勇善战的国民吗？国术界一时陷入了学用不一致的尴尬境地。为了矫正这种偏差，唐豪经过缜密的调查，对国术界发出了“不提倡实用武艺，以花假之法，张大厥辞，美其名曰救国，真与近之跳舞救国，同为笑谈了”的质问[24]。同样，《求是季刊》的主编田镇峰记录了国术界著名的“张褚之争”，在《技击漫谈》中多次提及两人争吵的画面，争吵的焦点在于张之江认为国术应以技击自卫为主，而褚民谊却坚持提倡健身。唐豪的发问或是“张褚之争”，促使国术界对自身进行反思。诚然，提倡国术的精英人士，许多都为政治人物，而不是真正的习武人，他们对于国术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但是，国术界应时刻保持理性与清醒，不能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求是季刊》与《国术声》在时代的洪流中保持本真,试图寻找真正的出路。《求是季刊》的主编多次强调要“说实话，做实事”，他们敢于站在思潮的风口浪尖上，怀抱求真的精神，大胆提出在当时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但是，却是在更深层次上真正地做到启迪思想与改造国民，而这才是推动国术进步、推动思潮传播的真正力量。

5 结语

在思想激荡的民国时期，武术思潮得以立足与传播，这是众多武术期刊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些期刊以普及知识、启迪民众为主要任务，如《武学》《山西国术体育旬刊》等，在波诡云谲的近代思潮中，它们积极推介知识，开民智、促觉醒，改变民众对武术固有的看法，促进“尚武思潮”植入人心。而后，在“全盘西化”的五四浪潮中，一些期刊，如《体育》《体育丛刊》等，它们摒弃极端的崇尚西学的思想，一方面保留与传承传统武术中的精华，一方面引进西学中的民主与科学，力图在传统与现代之中找到平衡点，促使武术成为一种具有民族主义本质的理性表现。还有一些期刊，如《求是月刊》《国术统一月刊》等，它们将自身置于思潮的风口浪尖，发表更加大胆的文字，在当时看来是那样地不合时宜，却又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求真，是对武术思潮在实践层面的矫正，是真正推动武术思潮的践行者，促使“全民国术化”落到实处。所思不一定能成潮，能成潮者，其思则必有相当之价值。历史是重复的、连续性的，时至今日，还能从当下觅得民国时期武术思潮的踪迹，期刊中的发问依旧是当下武术界前赴后继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