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背面
——读芥川龙之介的《橘子》

⊙仝溥 ［枣庄学院文学院，山东 枣庄 277100］

近现代日本文学史中，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他的生命是短暂的，1927年7月24日，三十五岁的芥川不堪身体健康与外界事端等因素的困扰和压迫服安眠药自杀。他的创作生涯同样短暂，从1914年发表于《新思潮》杂志上的处女作短篇小说《老年》算起，不过十三载而已。然而，生命与创作生涯的“短”却并未限制芥川在艺术上达到的“长”，抛开他评论、随笔、俳句等文体的创作，单是148篇短篇小说就足以让他跻身世界一流作家之列，无愧于“短篇小说之神”的盛誉。芥川小说之所以拥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除了正面直接展示给读者的部分外，其背面需要发掘思考的元素亦不容忽视。正面一读便知，背面经反复揣摩、多方查阅后才得以略窥其详。下面将以《橘子》这篇小说为例，从文字风格、隐藏内容、个人意识三个角度，浅析芥川小说的背面。《橘子》全文两千余字，情节简单紧凑，是笔者最钟爱的芥川小说之一。

一、文字风格的固有与增添

“克制”是芥川文字风格中最恒久最鲜明的一点，几乎在他每篇小说里都能看到他从容不迫、全无过分铺张的克制。即使有细致抑或夸大之处，也是寥寥几笔、点到为止，丝毫没有赘余。例如《女性》，选取了一只雌蜘蛛一生中捕食、产卵两种行为进行简短描写，为了贮存营养而捕杀猎物，为了繁殖后代而牺牲自己，让读者在毛骨悚然之余竟能够品味出一丝这种恐怖生物的女性气息。“克制”衍生的“冷峻”亦是芥川文字风格中最体现个性的一点，芥川的冷峻并非没有情感的反义词，它仅是情感上披的一层外套。例如《毛利先生》，“我”在毕业多年后偶遇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毛利先生，对早年自己轻视毛利先生的悔恨、对同学们课堂上放肆行为的批评、对毛利先生本人的歉意与敬重……内心深处一时激烈冲撞，但这种五味杂陈却并没有在字面上很强烈地抒发。乍一看好似置身事外，然则深入骨髓的情感早已暗潮汹涌，全待读者沉浸其中。

在《橘子》这篇小说中，芥川固有的克制显露无遗，小说并没有大量的描写，仅通过几次提到小姑娘手上的冻疮与脸上的皴裂，就加深了读者对小姑娘穷困的经济状况与恶劣的生活条件的印象。冷峻亦有沿袭，例如目睹这场送行后“我”并没有感慨万千，只是“聊且忘却那难以名状的疲劳和倦怠，还有那无法理喻的卑贱而无聊的人生”。此外，在这篇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里，芥川的文字还增添了与人物所贴合的质朴，“那是个地道的乡下姑娘。没有油性的头发左右梳成两个半圆发髻，红得扎眼的两颊上横着道道皴裂的痕迹。脏兮兮的浅绿色毛围巾一直耷拉到膝盖，膝上放着一个大包袱。抱着包袱的手满是冻疮，十分珍惜地紧紧捏住一张红色的三等车票”，这种质朴的文字如同文中的小姑娘般，去除了各样不必要的修饰，以本来的面目示人。

二、水面下的八分之七

小说中一些一笔带过、语焉不详的内容往往会让部分读者觉得如坠五里雾中，不明就里。笔者向来极推崇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冰山之所以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这一理论不仅仅是创作小说的指导，也可反向来理解小说。当然，不同的读者必定会有不同的解读，笔者一向反对谋杀他人心中的哈姆莱特的做法。

例如小姑娘与小男孩之间的这场送行，为什么没有发生于一般情况下的车站，而是在火车沿途的一个道口进行，这个问题既没有“我”的揣测，也没有芥川的解释。这里送行的双方与具体过程属于水面上的八分之一，为读者的想象提供了基点；送行地点的选择原因则属于水面下的八分之七，经读者联想后补全，增强了读者对文本的参与感。送行地点的选择原因很有可能是经过小姑娘种种考虑后折中的结果，从“列车员的叫骂声”、小姑娘脸上的慌张，还有“十分珍惜地紧攥住一张红色的三等车票”，这些叙述可以看出小姑娘对坐火车是很陌生的，甚或这是她第一次坐火车。小姑娘出门之前弟弟们提出要去送送姐姐，但小姑娘毕竟年龄不大，难以忍受站台上弟弟们的送别与送别后不知何时的归期，更不想让弟弟们看到自己坐在火车上的狼狈。天气寒冷，穷人家的孩子们没有足够厚实的冬衣，弟弟们经不住从家到车站这一趟来回。小姑娘一番考虑后同三个弟弟商量好：等自己乘坐的火车驶到离家不远的道口了，弟弟们再过来挥挥手，喊上几声。以免一方站在站台上，一方坐在渐渐开动的火车里，在同样的离情别绪里煎熬。弟弟们到了约定的位置，一个贫寒镇边的道口，小姑娘身无长物，只能把路上买来的五六个橘子扔给弟弟，算作临别纪念，也是作为一个姐姐对弟弟们的慰劳。随着渐渐深入的阅读，水面下的八分之七慢慢显露。

三、寻觅“不自私的爱”

阅读第一人称小说时，有一个基本常识，即文中的“我”与作者本人不能混为一谈。但小说中的“我”与作者本人也不能完全视作两人，“我”是作者笔下讲述故事的主人公，作者对于“我”也有个人意识上的渗透。结合芥川的经历与作品来看，小说中两次提到的“难以名状的疲劳和倦怠”以及“无法理喻的卑贱而无聊的人生”极可能是芥川的常有之感。芥川生来敏感脆弱，过轻过重都是他近乎不能承受的，所以他常为神经衰弱所折磨，难以挣脱思维深处的泥溷。非但芥川如此，他的恩师日本“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也有神经衰弱的病史。除去自身性格与读书写作的影响外，家庭方面的变故带来的冲击亦不容小觑。夏目作为养子的经历在他晚年的自传体小说《道草》里有详尽叙述，在此不多笔了。芥川在出生后九个月生母精神失常，过继到舅父芥川家成为养子。据《芥川龙之介全集》前言部分介绍，作为养母的大姨母虽然百般照顾，但难以处处周到，再加上身为养子的芥川那份自然而然的寄人篱下之感，压抑隐忍成了其家庭生活的常态。二十二岁那年，初恋关系在家人尤其是养母的阻挠干预下断绝夭折。在一系列与家人的冲突不和后，芥川经常会产生彷徨无措与行不知往的疑惑，他在一封写给友人恒藤恭的书信中写道：“是否有不自私的爱？自私的爱无法超越人与人之间的障碍，无法治愈人的生存寂寞的苦恼。如果没有不自私的爱，就没有比人生更痛苦的了。”所幸的是，芥川还有创作能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支撑。笔能够让他暂时离开身周的荒凉孤寂，在纸上折射出内心的海市蜃楼。现实生活中他苦苦寻觅的，在撰写小说时却可以被“我”偶然遇见。芥川是否曾亲眼看到过或者听别人说过一个在火车上向前来送行的弟弟们抛撒橘子的小姑娘，这一点不得而知。起码他在《橘子》这篇小说中，用他那支克制与冷峻的笔，给读者也给自己描绘了这样一幅质朴的充满“不自私的爱”的温馨画面。也许芥川在定稿的一刹那或日后想起这篇小说的瞬间，心中不由得会充满对“不自私的爱”的坚信与向往吧。

大多数中国读者对于芥川小说了解最多的是他的《竹林中》，这篇小说被日本“电影天皇”黑泽明导演冠以《罗生门》（芥川另一部小说）的名字后搬上银幕，从此“罗生门”便有了“众人各执一词，真相迷乱不清”的含义。除了这两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外，芥川小说还有更多种多样的类型，有基于中日两国传奇物语二次创作的“故事新编”，如《杜子春》《戏作三昧》等；有关于《圣经》故事及基督教文化的个人阐释，如《浪迹天涯的犹太人》《于连·吉助》等，有发生在现代的都市故事，如《两封信件》《大葱》等，此外种种，不可尽举。无论哪种类型的芥川小说，只要读者除了对人物、情节、环境这些表面的内容感兴趣外，更愿意走到小说背后，去欣赏文字风格、隐藏内容、个人意识等芥川本人主观色彩更为浓烈的元素；那么读者不仅能感受到小说背面那个坐在书斋里，抽着敷岛牌香烟搦管操觚的身影，还会进一步清楚地理解那个身影在小说正面创造的一幕幕亦真亦幻的梦境。本文引作一例论述的《橘子》就是这样一篇两面交相辉映，尤其需要结合背面来读的小说。

1 〔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一卷）》，刘光宇译，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490页。（文中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处，不再另注）

2 〔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五卷）》，林少华等译，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