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都市家庭伦理剧的价值观分裂∗
——以《都挺好》为例

傅守祥 宋倩倩

电视剧作为当今时代普遍的审美艺术方式，其价值观念对观众的文化人格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从宏观层面看，中国自古就是重视家国文化、重视道德伦理的国度。因此，以家庭作为叙事场景，以家庭成员间的情感纠葛为主要表现内容，以揭示相关人物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的道德境界、文化价值观念为审美旨归的家庭伦理剧［1］，成为最受当代中国人欢迎的电视剧类型。自20世纪90年代初家庭伦理剧《渴望》开播以来，便凭借其宣扬的“心灵鸡汤”式真善美价值观风靡全国，此后同类型电视剧便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进入新世纪，随着消费主义文化的深层渗透，电视剧所表现的社会文化观念日益多元化，其中一部分电视剧坚守自我，以弘扬真善美为旨归，而另一部分却迷失在商业浪潮中，为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或在价值观立场上暧昧不清，或插科打诨，造成价值观的分裂，加剧了转型社会中人们的思想焦虑与道德滑坡。

由正午阳光出品、简川訸执导、根据阿耐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都挺好》，以其新颖独特的视角、折射的多元化社会问题，一经播出便赢得国内观众的瞩目，成为2019年度的“现象级”剧作。它保持了正午阳光一贯的精良制作，以独特的视角，融合苏州民俗元素，在幽婉安闲的姑苏情境中探索家庭关系的多样可能，为解读现代家庭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值得称赞。但在其复古精致的包装下，是否真如标题“都挺好”一样，彰显了价值观上的“都挺好”呢？仔细审视，该剧虽然表面上肯定了情感至上的价值观，但剧中无处不在的消费符号、人物活动及诸多细节等无不在暗示丰裕物质生活的优越性，传递“金钱万能”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造成该剧价值观的自我解构，对电视剧的内涵式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一、复古温情的风格与“情感至上”的粉饰

在当代家庭伦理剧中，家庭温馨和睦仍然是电视剧的终极价值追求，因此，为达到表面上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摄制组将电视剧风格定为复古温情。相应地，电视剧《都挺好》的序幕并未以现代时尚风格的精彩片段集锦为素材，而是由恬淡温情的11 幅苏州市井风情工笔画连缀组成，其疏淡素雅的配色，古朴的床榻、藤椅、方桌、茶具，掩映其间的竹叶、莲花，氤氲出古朴恬淡的传统写意韵味。淡雅的传统美学背景画将姑苏市井生活、坊间小事、民间趣闻熔于一炉，“人家尽枕河”的静谧，树下小憩的安闲，家人欢聚时的开怀，拼凑出了苏州的市井百态。在序幕画中，苏父与明玉一老一少，闲坐塘沿，苏父读书，明玉垂钓，苏母“熏葱细切油锅热，单等鱼儿上钩来”①此为谢友苏先生在画作上的题词。。家人间的温情美好、生活的悠然自得延展到画框之外，为在现实生活中奔波劳碌的观众们搭建起一方心灵栖息地，显示出画家的人文关怀，也彰显了该剧的温情美好的艺术风格。

虽然展现家庭的温情和谐是家庭伦理剧的终极价值追求，但是大部分剧作均以正面展现家人之爱的方式对之予以肯定，而鲜少有剧作通过否定所展示的家庭之恶来达到家庭伦理剧的终极价值追求，《都挺好》恰好属于后者。它打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叙事模式，塑造富有颠覆性的冷漠父母亲形象，将矛盾聚焦于原生家庭并不和谐的亲子关系，不回避问题，不消解冲突，不漠视创伤，深入洞察原生家庭的“罪与罚”、伤与痛，探讨如何以亲情治愈心灵创伤、修复家庭关系，凸显情感至上的价值观。

毫无疑问，在剧中，苏大强与赵美兰组建的无爱原生家庭是造成苏家悲剧的最根本的原因。正因二人的婚姻无关乎爱情，所以，作为妻子，赵美兰不尊重也不顾及丈夫，反而对之极尽压制辱骂，甚至“剥夺”其关心子女的权利；作为母亲，赵美兰重男轻女，溺爱明成，苛待明玉，造成明成“妈宝”，明玉缺爱，对子女形成健全人格产生无法弥补的伤害。于夫于子，为妻为母，她都不能算是称职，这段无爱婚姻造成了丈夫与孩子们的不幸，对她自己而言，面对不爱也看不上的丈夫，又何尝不是折磨中度过。无爱婚姻带来的不幸，令每位家庭成员都无法逃脱。编剧正是通过集中展示无爱原生家庭之痛，向观众传递“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的爱情至上价值观。与通过对赵美兰的否定来强调“爱情至上”的价值观不同，编剧对朱丽的婚姻价值观予以肯定。离婚后，面对物质条件优越的相亲对象与一无所有但爱她的苏明成，朱丽再次选择了爱情。如此以来，一正一反，一褒一贬，二者共同完成电视剧对“爱情至上”婚姻价值观的引导。

有心理学学者指出，原生家庭是影响人一生的心理动力，早年的创伤只有回到原生家庭才有可能被治愈。［2］因此，虽然剧中的大量篇幅均在铺垫明玉与苏家纠缠不清的矛盾，但相较于断绝状态的明玉，矛盾的出现无疑为明玉与家人的和解提供了机会，而编剧在电视剧开始就设计了家庭不幸根源——独裁者苏母的离世，让彼此之间矛盾并不太深的当事者们纷纷登场，以期在一次次化解矛盾的过程中，他们能用亲情感化彼此，以凸显亲情的强大力量。剧中最为尖锐深刻的兄妹矛盾，随着明玉撤回诉讼并帮明成回归职场，开始慢慢化解，并在明成真心悔过、向明玉真诚道歉的行动中真正地达成和解，明玉那句消散在风中的“哥”与明成为明玉出头的拳头，见证了亲情的强大力量。而明玉与父亲的和解，源自患病父亲对女儿突如其来的关怀，尤其是什么都已忘记的父亲，却唯独记得对女儿的亏欠，甚至为弥补对女儿的亏欠，苏父不顾走失的风险给明玉买复习册，令明玉感受到缺失已久的父爱。而在父爱的感化下，明玉以辞职后的专程陪伴对父亲报之以爱。剧终的明玉丢弃自己“外来者”的身份，彻底融入苏家其乐融融的生活，证明了“唯有爱才能治愈创伤，唯有情才能化解矛盾”的价值追求。而“家和万事兴”牌匾在剧中的反复闪现，也时刻向观众传递着“亲情至上”的价值观。

《都挺好》虽然改写了传统家庭伦理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模式，撕裂了家庭温情的外衣，展示了畸形原生家庭之恶，但这并不意味着“《都挺好》过度‘贩恶’”［3］，其所肯定的价值观服膺于传统家庭伦理剧的情感价值追求，从温情复古的艺术风格设定到对剧中人物的婚姻、家庭价值观选择的价值评判，无不彰显了情感至上的价值观的肯定，二者的和谐统一，契合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尽善尽美”的艺术理想。

二、消费主义符号与“物质主义”的实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以其强大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家庭伦理剧由早期《渴望》式的呼唤真情，逐步演变到对《牵手》《蜗居》《欢乐颂》中拜金主义等现象有意无意地合理化，显示了对传统“情义至上”价值观的背离，及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崇拜。《都挺好》虽然并未直白地表达人物对奢侈物质生活的推崇，甚至借明成对明玉的冷血批判“她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妈死的时候她一滴眼泪都没掉，她真是冷血动物！”来表达对金钱的唾弃，但吊诡的是，剧中无处不在的符号、人物行为等诸多细节却又渲染出物质对维系家庭感情的决定性，传递着金钱万能的物质主义价值观。

由于近两年来“爽剧”①所谓爽剧，其实就是从故事模型、结构、剧情上去触发观众的爽点，去调动内心的酣畅情绪，其命名源于对一路开挂、升级打怪式的“爽文”的类比。参见何桂子：《什么是“爽剧”？让观众欲罢不能的关键究竟在哪？》，中国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72712856＿613537。深受观众欢迎，因此为迎合受众善恶有报的心理，《都挺好》以早年受尽欺负的明玉成年后获得成功，并从经济实力上碾压明成为“爽点”，有效刺激了观众的宣泄快感。剧中对明玉逆袭成功的肯定，看似是对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褒赏，但仔细审视，似乎并非如此。剧中彰显明玉成功的方式，既不是其实现了早年留学美国的梦想，也不是获得了精神满足、自我超越等非功利性内容，而仅仅是诸如豪车、豪宅、名牌衣服、高档家具等物质符号的渲染，编剧简单粗暴地将成功等同于有钱的扭曲成功观，背后暴露的是对物质至上价值观的赞赏。相较于《都挺好》中以消费主义符号堆砌出来的所谓“幸福生活”的虚假想象，《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将“幸福”的定义化作生活中的坚韧与人情，给出观众一个“幸福就在身边”的形而上的答案，二者的“幸福观”，孰高孰低，高下立判。而编剧将物质意义上的成功被定义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到底是对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拓展还是束缚？编剧为扭曲的成功观披上“伪女性主义”的外衣，将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合理化、正义化，无形之中诱导着观众对物质的顶礼膜拜，担不起电视剧的审美价值引领的责任担当。

纵观剧中对家庭矛盾设置，除明成因殴打明玉而遭受坐牢危机之外，家庭的矛盾似乎都与金钱有关。苏大强夫妻因钱吵闹了一辈子；明哲夫妇因钱而面临离婚危机；明成夫妇因钱离婚；就连最不差钱的蒙总与妻子，也差点因财产问题而闹翻。在这里可以看出，金钱问题似乎已经取代性格、观念等的不合，成为动摇家庭根基的主要力量。剧中不仅设置金钱问题为家庭的主要矛盾，甚至连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与金钱有关。服膺于“爽剧”的特征，编剧将明玉成年前后的地位对调，被拯救者摇身一变成为拯救者。为更好地迎合观众的宣泄心理，凸显明玉强大的拯救力，剧中依次设置了明哲的就业难题、父亲的投资被骗案、朱丽的失业危机及明成的业界封杀危机等重重危机，但面对这些别人难以跨越的困难，明玉总能以一个电话或一次会面就轻松搞定，彰显了明玉强大的拯救力。且不论，像“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大哥求职四处碰壁，妹妹一个跨国电话就轻易解决”这样的拯救合理性几何，只从价值观上说，其拯救无不充满畸形的权利观。事实上，明玉每一次的拯救，都以钱权交易为筹码来完成。编剧的这一安排，隐含的信息无非就是“只要有钱有权，就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化解家庭危机”的金钱万能观，而明玉有意无意爆出的“我很有钱的，他们凭什么看不起我！”也几乎赤裸裸地表达对金钱万能观的肯定。

剧中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鼓吹渲染，不仅依靠明玉对金钱至上成功观与对金钱万能价值观的肯定来实现，还通过否定、排斥、嘲笑物质贫乏的窘境，从反面证明丰裕的物质生活的优越性来实现。为此，剧中采用道德与经济实力同构的方式，塑造了以蒙总为代表的经济实力雄厚的强者阵营，及以苏大强为代表的卑琐潦倒的小人物群像，通过对两大阵营人物的品性比较，充分表达了对小人物的轻视，对强者的尊重与仰视。在表现蒙总时，剧中着力描绘他的高瞻远瞩、不拘小节、情深义重的性格特征；而在刻画小人物群像时，着重展示他们的经济困窘无奈、性格软弱无能的自卑感，及其市井粗鄙、自私、势利的性格特征。因此，剧中的苏大强被刻画成为软弱无能、自私自利的小市民，舅舅俨然一个游手好闲、撒泼打滚的无赖小混混，保姆蔡根花则成为虚荣自私的骗房女。经过编剧的妖魔化、丑化处理，电视剧镜头下的这些无钱无权的小人物，无不是如同跳梁小丑般尖酸刻薄而又丑态百出。例如，剧中的苏大强是一个被刻意处理、丑化了的小市民形象，尤其在成功人士蒙总的对比下，其负面意味更加突出。在蒙总与苏父的第一次见面中，编剧先是安排苏父上演了一出现实版“刘姥姥进大观园”，出尽了小人物的洋相，紧接着又设置了苏父不知蒙总身份而怠慢蒙总、后来得知真相又巴结蒙总的情节，着力刻画了苏父所携带的小人物的势利虚荣品性。相较于卑琐浅薄的苏父，镜头下的蒙总，面对苏父的“出丑”与冒犯，非但不嘲笑、不生气，反而尽力保全苏父的面子，尽显其大气宽容与人情练达。有钱有权的蒙总被塑造得宽容又大气，无钱无权的苏父则被刻画得卑琐又丑陋，这种以经济实力与道德同构的方式塑造人物的方法，似乎暗藏着这样一条逻辑：金钱不仅能提升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还能净化心灵，使人占据道德高峰。

总之，无论是对老年组蒙总与苏大强的形象对比，还是对青年组即同在溺爱中长大的小蒙、明成与众邦的性格比较，在这些无钱无权的小人物身上，贫穷浅薄、卑琐自私成为附带在他们身上、终其一生也无法抹去的标签。而电视剧也无意承担其审美价值引领的责任担当，它既没有像《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样，给予小人物以乐观豁达、顽强坚韧的精神，对小人物的苦难生存报之以理解与同情，更遑论像《老酒馆》中一样，给予小人物以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赞扬小人物的大作为。它做的只是将《欢乐颂》中的“金钱颂”延续到《都挺好》，对无钱无权的小人物极尽挖苦嘲笑，对有钱有势的强者使劲顶礼膜拜。

简言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张大民用他朴素的生命意识谱写了一曲生命的凯歌”［4］，面对困境时，以达观、坚韧、从容的态度泰然处之；追寻幸福时，坚守本心，避免幸福在物欲的包裹下黯然失色；从处事态度到价值观传达，再到人物的塑造，处处彰显着对人的根本即生命、情感、价值、尊严的肯定。而《都挺好》则是明玉以其成功的事业、优裕的生活谱写了一曲“金钱颂”，剧中将金钱化身为彰显女性成功的“唯一标准”、化解家庭危机的利器、升华人类心灵的净化器，将金钱的意义凌驾于人的情感、尊严之上，赤裸裸地宣示了对金钱万能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肯定。

三、结语：当代电视的价值观分裂与内涵式发展

《都挺好》虽以大量篇幅关注原生家庭纠葛带来的成长创伤，但通过苏家内部矛盾的缓解与解决，显示了情感在维护家庭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也表现了家庭和睦仍然是电视剧所要表现的终极价值追求。然而，值得反思的是，《都挺好》在传达一种非功利性的情感至上家庭观念的同时，也隐藏着与这种价值观相反的力量，造成家庭观念的自我分裂与对立。

如果说苏父苏母的无爱婚姻与明成夫妇的有爱甜蜜婚姻之间的对比，凸显了电视剧对爱情至上的婚姻观的肯定，那么后者婚姻的因钱而败，则显示了物质对婚姻观的冲击与瓦解。剧中对婚姻中物质与爱情质素的既肯定又否定，表明其婚姻价值观上的自我对立与分裂。而在家庭关系的和解方面，表面上看明玉与苏父、明成的矛盾解决，得益于苏父与明成的真心悔过及对明玉的真情关怀，是亲情感化矛盾的结果。但仔细审视，明玉在解决这些矛盾时，无不是以金钱为先锋撬开了和解之口，在金钱的不断助力下，最终走向大和解、大团圆。以钱权充当和解的手段，粉碎了家庭中亲情的纯粹性，透露出“有钱便能赢得亲情”的金钱万能观，显示出家庭观念的分裂与对立。此外，剧中无论是以物质与道德同构的方法丑化小人物、美化成功人物的做法，还是对金钱至上的成功观的合理化，抑或是豪车豪宅名牌服饰等大量消费符号的堆砌，无形之中均传递着物质主义价值观，并不断刺激观众对金钱的渴望与追求及对人文价值与道德修为的抛弃，加剧社会的道德沙漠化与人文价值的荒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对中国当代社会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浸染，甚至作为承担审美价值引领的影视剧，自从成为大众文化视觉转向的“明星”后，也逐渐放弃“审美正义”与“文化伦理”，走向物欲的狂欢、人文精神的失落与意义的虚无。［5］对此，我们需要影视创作者重视电视剧道德教化的功能，守护好电视剧创作的净土，坚决使电视剧“不能成为本能的放纵、荒诞的戏谑，庸俗、物质不能成为其必不可少的佐料”［5］100，而要发挥其“化人”“养心”的功能，坚持以真善美感化其他功利性的价值追求，以弘扬真善美的价值观为己任，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创作出思想精神、艺术精湛、制作精良，骨气硬、底气足、意义深、兴趣浓的电视剧作品，承担其对外重塑国家文化形象、对内促进道德重建的重任。有“中国气派”的电视艺术必须坚持创新与“化用”并重，在保持对中外文艺经典的基本“敬畏”前提下充分“消化”与吸收，不耻于“啃老”，拨开种种文化乱象与艺术“畸趣”的迷雾，确立“新时代”中国电视艺术安身立命的审美价值与思想品格［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