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民主人士
——“桂林才子”朱荫龙教授

庞 伟 民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去冬出版了《朱荫龙诗文集》。该书汇集了朱荫龙先生的诗词文选和文稿，及其和老一辈文化界名人章士钊、柳亚子、梁漱溟、茅盾、田汉等交往逸事，是一本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好书，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朱荫龙（1912—1960），广西桂林人，爱国民主人士，是李济深、柳亚子介绍加入民革的成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民革最早的成员，任民革山西大学组织负责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政协委员。1952年秋，受邓初民之邀，任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授课深受学生欢迎和喜爱。他是诗人、临桂词派传人、南明史专家、地方志专家，著有《敦煌曲子词研究》《甲申秋词》《且止吟》《续独秀峰题壁三十首和原韵》《甘寂寞室词稿》《甘寂寞室集外诗》《石涛研究》《陈榕门先生年谱》《南明史论集》《靖江王考》等。他在广西名望很高，有“桂林才子”之誉。朱先生1960年1月因脑溢血在太原逝世，享年48岁。

一、从名门之后到桂林才子

朱荫龙，字琴可，1912年3月出生于桂林凤凰街朱蓉庆堂故宅、一个文化世家，是明靖江王后裔。靖江王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年）首次分封的10个藩王之一。靖江王朱守谦是朱元璋大哥的孙子，朱荫龙是靖江王17世孙。朱荫龙的爷爷叫朱一家，亲生父亲朱远缙，皆是清末举人，从小过继给的三叔朱远缮和四叔朱远绶是光绪二十一年同科进士。其时桂林属临桂县，该县清朝中举的进士达184人，占广西录取进士的三分之一，涌现众多文化世家。临桂朱家则是最出彩的一家，如朱依真、朱若东、朱琦、朱远缙、朱远缮、朱远绶等。朱家科举入仕、作诗咏词、教书育人等方面的优势，给朱荫龙的成长提供了极好的环境和氛围。他幼时在家念私塾，蒙师为清末翰林刘名誉（1861－1923），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协修、纂修，江苏江宁、淮安知府。参与总纂光绪版《临桂县志》，他写的“桂林山水世争夸，阳朔奇峰又一家；我坐扁舟随意看，果然千朵碧莲花”优美诗句，为后世传诵。这个老先生对朱荫龙有着开启、引导、终其一生的影响，是其成才路上的第一位恩师。民国初年，政府施行新学制，朱荫龙没有上过新式学校，因其实际水平比小学课目要求高，他从家塾直接入读桂林中学。

1921年12月初，中华民国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抵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孙先生偕夫人宋庆龄抵达桂林时，少年朱荫龙参加了欢迎孙中山的活动。孙中山夫妇睡惯了铜床，时桂林唯有朱荫龙家有一架德国进口的新铜床, 是朱家专门从上海采购运来准备给他做喜床的,正好先借给孙中山夫妇使用。1944年,桂林沦陷，朱宅及铜床皆毁于战火。1925年朱荫龙入广西桂林省立第三中学，因其喜欢古典诗词，能文善写，才智聪慧，被誉为“桂林才子”。1931年考入私立北平民国大学文科读书期间，由于有在中学自学音韵、诗词的基础，入学后致力于古文字学研究，对整理词籍非常勤奋，开始作诗填词，初出作品。对诗词的学习与研究，进入了搜集、识别、探讨唐代以前先贤之碑刻、拓片，大大提高了对先贤作品的学习和研究水平。1935年大学毕业后，历任桂林中学、南宁高中、桂林师范学校教师，教书育人，亦不忘赋诗写词。1939年夏，应邀赴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军训部秘书室任秘书。在重庆同于右任相识，他回忆说，我爱研究散曲，和监察院院长于先生有此共同兴趣，曾为他编过《大汉天声》（抗战爱国的散曲集）,又共同搞过“章草”的研究工作。其间，朱荫龙经推荐，任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音韵学教官，与贺绿汀、刘雪庵等共事。次年春因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迫害，愤然辞职，回到桂林。

1940年后，朱荫龙在桂林先后任广西省政府谘议，省志编审委员会秘书，省乡贤遗著编辑委员会委员兼编审主任，省政府秘书处专员、秘书处秘书，广西通志馆编审，桂林市文献委员会委员，文化界联谊会理事等职。同时兼任桂林中学教师、广西大学讲师、桂林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为广西日报副刊《粤西史料钩沉》专栏等撰稿。这些任职基本上是在桂林这个大后方从事抗战文化教育工作。

二、朱荫龙与章士钊先生的诗词缘分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孤桐，长沙人，著名社会活动家、诗人。1941年春，任参议员的章士钊抵桂林。在桂林期间章氏到朱荫龙的“甘寂寞室”，读其藏书，边读边作，振笔不休。是年7月15日，朱荫龙与李任仁发起，章士钊、龙积之、白鹏飞等14位文化名人参加，在杉湖畔王半塘故居举办了纪念临桂词派词坛大师王鹏运（半塘）先生逝世36周年活动。朱荫龙与章士钊诗词唱和，但章士钊题词20首，朱荫龙作词6首。章老在桂林所作之词，由朱荫龙校录编成《长沙章先生桂游词钞》，虽印数甚微，但章氏之词稿留世，朱荫龙功不可没。章士钊在朱为其编成的词稿序言中说：“余不作词，审其难也。自审未能笃治而贯穿之，宁不为也。在渝州攻诗律时，三原于右任颇劝为小词，且检词曲若干种见贻，意未尝动。吴县汪东寄生，以词雄于曹侣，最近寄生为之言曰：吾诗逸不如尹默，放不如孤桐，行且自反求竟词功尔。余忽震惊其言，怦然若有所会。适游桂林，与朱荫龙琴可遇，琴可年未三十，治小学，勤文辞，都有条理，尤笃于词，承其先辈半塘、夔笙之遗风，颇以恢张广西词自任，则尽出所藏词类各种本子贶余。余恣读之，且读且作，辄振笔不能休，两月余成词几二百首，琴可为手录一过，又略参订其失律处，非惟云于词近，亦见谓可存。”朱荫龙在跋中说：“盖植之厚而肆之专，析理茂密、察物精微、举两间之事事物物、无不可入之于词，而气又足笼盖之，一扫粗豪纤靡之迹；遣辞敷意诡奇夸张，读之每令人气慑。以为词境恢张如是，盖自天水以来所未有也。”可谓对章词妥切之评。

《清代以来湖湘词人词集辑目》记载：章士钊诗词之作，有《长沙章先生桂游词钞》（民三十年刊本）、《长沙章先生词集》（朱荫龙手抄本）、《行严心声》（诗词集，稿本）等，2009年湖湘文库本《章士钊诗词集程潜诗集》收录上述版本中有两个版本为朱荫龙教授辑录成集。研究章士钊的诗词，必定要提到朱荫龙教授，否则即难领略章士钊诗词之全貌。这也是章、朱诗词之交的缘分吧。

三、研究南明史，朱荫龙与柳亚子一见如故，结忘年之交

1941年香港沦陷，柳亚子与何香凝一起在中共驻港机构和东江纵队的营救下回到内地。1942年6月，柳亚子抵达桂林，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在创作诗词之外，准备重新开始南明史的研究。所谓南明史，是指明亡以后朱氏流亡政权的一段历史。南明的这一段历史是汉民族在一个非常动乱的时期反对外来势力的历史，其间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和民间英雄。在桂林，柳亚子结识了朱荫龙教授。柳老赞赏朱先生“新旧学问无所不通，尤长于史才史识，学问很好，藏书又多，对于南明史料如数家珍”。两人相见如故，一拍即合，柳老从朱先生身上，看到了重整南明史研究的希望，使其南明史研究出现了转机。经过一番策划，1943年春，柳亚子与朱荫龙起草了《南明史编纂意见书》，发表在重庆《大千杂志》。1944年柳亚子创办南明史料纂征社（简称南史社），自任社长，请宋云彬和朱荫龙担任副社长，为编写《南明史》作准备。是年，桂林文化界为柳亚子58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宋云彬与朱荫龙还以南明史社的名义，印行《柳亚子先生五十晋八寿典纪念册》。朱荫龙撰写了《柳亚子生平年表》《柳亚子编著书目》《柳亚子先生及其诗》等篇章。

1942年10月末，朱荫龙夫妇陪同柳亚子夫妇，与茅盾、熊佛西夫妇等人共同登船，从桂林沿漓江缓缓向阳朔驶去，观山玩水，游兴甚浓，极言漓江山水之美。1943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柳亚子、何香凝在朱荫龙的陪同下参加了靖江王陵的祭祀活动。1944年4月23日，桂北师管区司令王赞斌做主人，朱荫龙夫妇陪同柳亚子，与戏剧家田汉、小说家端木蕻良、画家尹瘦石等一行游览了灵渠、铧嘴、大小天平等胜地。游览中，柳亚子、田汉等即兴挥毫写诗，抒发爱国激情。

柳亚子对南明史的研究终身不渝。新中国成立前夕，柳亚子得毛主席电召北行，随27位民主人士离港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寓居北京。他积极向毛主席、周恩来建议，设置文史研究机构。1949年5月中旬，他给毛主席写信，建议设立国史馆，修撰南明史、中华民国史等。5月下旬，毛主席写信说“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恐难提前设立”。5月23日柳亚子给钱杏邨的信中说“弟则决心此次将南明史搞好，一俟桂林好友朱琴可（荫龙）见来北平后，便可筹备起来”。此时柳的想法是建立一个政府支持的民间性质的史学研究机构，以完成编写南明史的夙愿。1950年10月柳给朱荫龙写信说，“中央将有文史馆之创，尚在拟议中。下设文字改进委员会暨史料征纂委员会”，明确说“盖亚子参加文史馆，其用意即在出版《南明史》”，是“为责任与义务而来，非为权利而来”。提出了中央文史研究馆“史料编纂委员会”的名单，委员有明史专家罗介丘、钱海岳、朱荫龙、钱杏邨等。1952年9月柳亚子患脑动脉硬化症、神经衰弱症，难以参加政治活动，研究南明史亦不可能了。1958年6月柳亚子这位伟大的民主战士、屈原式的诗人，永远离开了人世。

四、朱荫龙与文化界名流的交往，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化的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大批文化名人从沦陷区逃难到桂林，桂林遂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抗战文化城”。一时曾流传“北有延安，南有桂林”的说法。此时的朱荫龙，极尽地主之谊，出钱、出力、出主意，盛情地接待帮助来桂避难的朋友和同志。因与柳亚子的密切往来，同文化界诸多著名人士或交谊、或诗词唱和，聚会同欢，留下了不少文坛轶闻佳话。

与梁漱溟的交往——1941年12月, 日军侵占了香港。在香港筹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的梁漱溟，只得回到内地广西桂林祖籍地。他在桂居留时间达两年半。在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文时，曾一度应邀到西华门科第塘朱荫龙家小住。两个著名文化世家的后人相聚交流，成为桂林史丛中的一段佳话。梁漱溟在桂期间，爱慕上在桂林中学任教的陈树芬女士，并结为伉俪，成为当年轰动桂林的新闻。

与茅盾的交往——1942年9月，朱荫龙邀请由香港脱险抵桂之茅盾、端木蕻良、熊佛西等，聚会“甘寂寞室”。茅盾即席赋诗《赠甘寂寞室主人》七绝一首：

两难啼笑唤呵呵，尚有豪情论史无？

寂寞文坛人寂寞，何当买醉一高歌。

与田汉的交往——田汉在桂林期间，与欧阳予倩、柳亚子、洪深、熊佛西、夏衍、茅盾、朱荫龙等人，过从甚密，切磋文艺、探讨国是。1944年4月28日，田汉和夫人安娥偕平剧演员金素琴过访甘寂寞室，朱荫龙先生“率占一绝，即送素琴赴柳”：

不拜英雄不拜金，天南还自抚危琴。

田家意气横终古，春鸟秋虫是变音。

朱荫龙吟罢，田汉即步韵和诗一首:

美人什九拜黄金，不拜黄金一素琴。

莫负南来忧国意，凝眸听尔海潮音。

田汉此诗情真意切，格调不凡，赞美之情，期望之殷，溢于诗行之间。

朱荫龙与柳亚子等进步文化名人交往, 从他们身上学到追求进步的思想，更受到他们爱国主义、积极抗日激情的影响。在诗词创作上也得到历练和提升，促使他写了大量以抗日为内容的诗词，积极参加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工作。抗战期间，朱荫龙根据在桂林殉国的南明重臣、抗清英烈瞿式耜、张同僘的事迹，写了《瞿张二公殉国时地考》。画家尹瘦石据此创作连环图《瞿张二公殉国史画》，朱教授为画配上诗文，进行公展，取得了激励爱国热情、弘扬民族传统的惊人效果。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 周年活动，主办单位将此《史画》在北京、宜兴等地展出，很受观众好评。1944年秋日寇侵桂，国民党当局实行“焦土政策”，弃城逃走，而当地军民奋勇抵抗。国民革命军阚维雍、陈济桓、吕旃蒙三将军成仁殉国。1946年4月，桂林市隆重举行追悼三将军大会，朱先生无限悲愤地以笔名“任隆”写了一副对联：

焦土太凄凉，姑莫论是是非非，但试看两军健卒，七星防区，四月粮储，十天城守；

大星何黯淡，最难言功功罪罪，算尚有三子成仁，千夫拼命，万民赴义，八桂复苏。

此联针砭时弊，爱憎分明，对仗严谨，笔锋犀利，后又见诸报端，使朝野轰动，给了当局巨大压力，以致广西绥靖公署下令追查作者，后知“任隆”乃朱荫龙，终算平息。

抗战胜利以后，朱荫龙写了反映桂林军民浴血抗日的“三记”，分别为《重建广西省政府记》《重建八桂厅记》和《桂林光复记》,其中前二记是应约以当时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的名义写的，分别镌刻在省政府大门边八桂厅主楼的墙壁上，而《桂林光复记》则在七星岩花桥东头芙蓉巨石被制成摩崖石刻。这“三记”都成为颇具历史价值的文物。

朱荫龙在诗词方面的成就，至今仍被学人称道，其许多诗词被搜韵网韵典收录传播，证实了他的诗词作品确实得到社会和专家们的认可和赞许。文学评论家舒芜说：朱先生我不认识,常听亡友陈迩冬说起，知其是广西一位著名诗人，仰慕已久。翻看《朱荫龙诗文选》目录,一眼便看到《金风曲》。这是我在广西教书那些年中常听人提起的名篇, 惜言者皆不能举其词句，使我空闻其名。现在好了,可以读到了。读后佩服它名不虚传。（见《未免有情：舒芜随笔》一书）

五、朱荫龙是广西历史文化名人

朱荫龙还是一位艺术评论家。从他对石涛的研究所作评述可略见一斑。石涛（1642－1708），清初画家，原名朱若极，是明靖江王朱赞仪的十世孙，其父朱亨嘉被害后，逃到全州，改名石涛，一生浪迹天涯，云游四方。石涛擅长山水，常体察自然景物，主张“笔墨当随时代”，画山水者应“脱胎于山川”，“搜尽奇峰打草稿”，进而“法自我立”。所画的山水、兰竹、花果、人物，讲求新格，构图善于变化，笔墨恣肆，意境苍莽新奇，一反当时仿古之风。朱荫龙在《石涛的伟大》一文中说：“石涛的声名，虽不显于乡邦，但在世界艺坛上，却自有其崇高的地位。日本刊印关于研究他的历史、画风的专著，不下十余种。如桥本关雪、小室翠云、河井鉴庐等，都是彼邦艺术界知名人士，对于石涛，都有精湛之作。越南河内博馆曾出版特辑，美国收藏家福开森等，也有研究石涛的专著。反观我国，除傅抱石、滕固、胡凤纶诸君外，很少有注意到石涛的。我国有的收藏家偏重玩古董的‘玩’，自我陶醉已觉得满足，作辛苦的探研就不够了。”“笔者经多年的探索，搜集了石涛作品的影本五百余幅，对于他一生作业的历程，排比参研，得到一个大概的轮廓。为着乡邦文献的发掘和整理，大胆地刊行了特辑。期待着邦人君子及政府贤达予以精神与物质上的帮助！”

在广西省志、桂林市志以及桂林、广西的大学刊物和相关书籍、专著、论文如《抗战时期居桂林的著名文化名人简介》《抗日战争时期文学（1937年—1945年）》《当代广西》《桂林历史人物小丛书》及南明史研究、古诗词研究等多领域的各类文章中，都对朱荫龙教授有诸多称赞和评论。如2005年4月出版的《历史文化名人在桂林·画集》（沈丰明绘/著）介绍了84位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朱荫龙名列其中。作者写道：“朱荫龙是一位英气勃发的诗坛奇才，其诗词有强烈的爱国热忱，疾恶如仇，文字清秀，格律严谨，用典精辟，委婉隽永，大有清末‘四大词人’中王鹏运、况周颐遗风，深得当年文坛大家章士钊、柳亚子的推崇。他对史学精深的造诣，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及正直的处世态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2007年3月《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总第69期《试论桂林历史文化发展中的和谐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思考》（作者钱宗范,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一文将朱荫龙列为两千多年来为桂林发展建功立业的名人。这些研究成果反映和再现了朱荫龙教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继承和发扬临桂词派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其短暂、苦难的一生中，用他那“才子”的如椽大笔书写和宣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抒发爱国之情。朱先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他曾在山西工作八年，为山西的大学教育作出积极贡献。感激他的耕耘，让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