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
——基于《共产党宣言》文本的解读

2019-02-20 10:17陈伟

社科纵横 2019年12期

陈伟

（三江学院江苏南京 210012）

作为社会主义思想之源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已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跌宕起伏了整整170周年，时至今日《宣言》中阐述的思想观念仍能引领新时代的思想，仍具揭开极富迷惑性的资本主义华丽外衣的磅礴之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引领导航。

当下全球经济陷入相对低迷状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持续衰退，原先处于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快速失效。在此契机之下，新自由主义以一种经济理论的身份登上社会历史舞台，其之所以逐步风靡全球，受到众人的追捧，除了它解决了凯恩斯经济理论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之外，或许更多的是它极具迷惑性的追寻“自由”的华丽外衣。

一、新自由主义风靡的必然性

（一）生不逢时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偏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较为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下，厚植于资产阶级思想理论体系之中，并畸形成长的成果。然而它的诞生某种程度上并非应运而生。随着“一战”的结束，处于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开始迅速向垄断阶段过渡，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因其效用的逐渐减退，慢慢地从往日主导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运转的辉煌中走出，逐渐日薄西山，爆发于20世纪30年代初，横扫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就预示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已然行至其命运尽头。

新阶段的经济发展摒弃前阶段的经济指导理论的同时，必然呼唤新指导理论的出现，凯恩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或多或少汲取了一些养分，并抓住时机、适时公开发行了较成体系的涉及就业、货币、投资等重要经济领域方面的论著，其论点较强的适时性和实效性，使论著逐渐成了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与此同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的苏联实施的公有制为基础、计划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迅猛，亦彰显出超强生命力。由此对主张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强大的东西合璧的夹击之势，而迫于外在恶劣生存环境，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一度进入成长生涯的蛰伏期。

新自由主义产生的特殊环境与在经济危机期间新自由主义所极力批判的诸如：政府应选择实行扩张性财政、尽可能加大社会投入、增加社会就业，以求拉动社会的有效需求、刺激资本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行为，以及全力扮演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辩护人的举措是格格不入、南辕北辙的，如此般地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暂时得不到接纳。

（二）适时而动的新自由主义

历史的车轮总在永不停息的转动着。由于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如约而至，席卷之势空前。这次危机的独特之处在于呈现出经济低增长甚至停滞、高通胀、高失业并存，其威力之猛使一直占据引导经济发展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也束手无策。为了应对重大经济危机，金融资本应运而生并迅速抓住了时机，通过各种方式、手段控制了产业资本，实现了经济金融化，并逐步将其触角伸进了政治权力领域，逐步走上主导地位，然而任何权力的运行总脱离不开国家的保护，“国家在发展中扮演角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它总是使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相互交织在一起，尽管这种交织并非必然和谐。”[1]英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便由此逐步步入了由国家垄断到国际金融资本垄断的阶段。

对更大利益的贪婪使金融资本迫切地渴望获得更大的地域空间和自由，并挣脱当前所有束缚、放开所有手脚，这也就客观要求其积极寻找一个强有力的理论作为其后盾支撑。此时，极力主张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市场化等观念，猛烈批判主张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恰好迎合了英美金融资本的需求，摇身一变成了经济界，甚至政界的宠儿。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以及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代表的正是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接受，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后盾、增添了动力，使其顺利登上了美英两国的主流经济学地位，本质上也是对其所代表阶级利益的捍卫和其需求的满足，某种程度上国际金融资本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彼此之间相互需要正是其相互选择建立的基础，而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认可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新自由主义兴起的直接原因。同时，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于1974年、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得新自由主义理论名噪一时，并逐步开始了它渗透全球的历程。

二、新自由主义光鲜外表下的深层内在

从上文阐述新自由主义产生的特殊背景中，体现其建立的基础理论是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其所主张的主要观点满足了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对新型理论体系的渴望，提供了资本主义新阶段政策制定、思想传递合理性的理论支撑。从发展阶段上辩识，新自由主义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是步入到新的阶段，但显然其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依然浓重。它“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2]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领域的理论，也“是一个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主要载体而存在和演进的思想范畴”[3]，其很大程度上接受、继承并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诺母·乔姆斯基等学者在其相关著作中也较为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对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所表达的是彻底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为资本主义经济在新的阶段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暂时有效地解决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与阻碍。

然而，从新自由主义产生的背景和根基探索起，审视其迅速发展的历程，很明显将得出的结论是：新自由主义并非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理论体系，其招摇过市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4](P276)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土壤的新自由主义在将其经济理念传播于世界各方的同时，更热衷于传递西方文明，以资本主义文明替代社会主义文明为目标，是实现所谓“颜色革命”的隐晦方式。自古物质生产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探讨物质生产相关的理论观点、形成一定的看法，对其进行自然传播是极具合理性的。然而物质外在的内在却是某种精神的传递与渗透，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内在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

新自由主义在其发展的历程中，会不失时机地抓住全球各国面临重大经济危机、处于一种近乎“滞涨”的契机，大肆兜售其看似完备的一整套经济理论，在这特定的情境之中，人们原先的心理防守几乎接近崩溃，再加上新自由主义极具诱惑性的“内核精神”——大力推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实行金融、贸易及投资的自由化，新自由主义逐渐从边缘走向了中心，深得世人的认可（无论初衷是主动寻觅，还是被动渗透的）。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其内部矛盾，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因。外部矛盾在事物发展、变化中起着辅助作用。事物的发展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之下不断推进的。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苏东及俄罗斯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新自由主义渗透的典型案例。从外在作用角度，正是新自由主义抓住了苏东颜色革命和政权的交替提供的有利先机适时地发动了入侵；从内在挖掘，则是苏东及俄罗斯自愿地将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导向的“休克疗法”作为其经济体制改革的唯一指南。苏东剧变及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政权的颠覆和旗帜的变色，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反社会主义和反国家资本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题和理论目标，也是其自身存在的根基。被誉为新自由主义鼻祖的哈耶克在其代表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深刻地批判了罗斯福新政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修正，明确指出其是与资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同时又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朝着专治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其所实施的计划经济必然走向“极权主义”[5](封二)。行文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及其对社会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隐晦却深刻的敌对跃然于言辞之间。

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期内出现了以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罗纳德·科斯、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人物的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等多种理论形态，四大学派从各自学派不同角度出发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三化”的核心理念。但是无论新自由主义学派外在形式多么变幻，总掩盖不了新自由主义打着批判凯恩斯经济理论幌子，传播和扩散反国家资本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主旨思想，丝毫也改变不了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性，其本质上终究是一种彻底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无论新自由主义体系内各派别之间的差异性有多大，其核心思想、主要内容和所追逐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始终都是围绕着如何推进“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全球化”而展开的[6]，其最终追逐实现的目标则是借助于浸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制度向其他国家的推广，把非西方国家纳入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去实现所谓的“历史的终结”[7]。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地提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P276)文本中提及的“所谓的文明”其本质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文化，任何国家和地区一旦接受采用实施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必然被绑架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意识文化。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只要被渗入国家或地区接受了其所主张的一系列经济理论，必然要求客观地接受其所追求的私有制、资本主义横行于世、非资本主义走向终结的潜在意识引导，无论这样的接受是否自愿。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曾将新自由主义阐述为一种政治、经济范式，具体为有一定数量的私有业者在这样的范式之下能够对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拥有主导权，从而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政策与过程，从一定程度上就像迈克杰斯尼所言：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通过经济手法去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回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文本阐述：“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P276-277)资本主义以其先进发达的生产力，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模式、客观上改善了人类生存的状态，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观点外在都表现为拉动经济的提升，提高市场的运转效率，进一步丰富社会的物质财富，内在却深藏着一种强烈的征服欲，其思想意识上的同化与征服目的昭然若揭，虽然只是隐藏于其华丽的、极具诱惑的外衣之后，不易被察觉罢了。

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上层建筑，社会的“精神力量”必然受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所支配。因此，无论世界哪个地区或哪个国家全盘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后果必然是迟早逐步认同新自由主义所携带的意识形态理论，不论是否主观情愿。著名的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当今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曾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界定为：是以资本的积累和扩张为核心的经济理论和意识形态，其目的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实现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是垄断资产阶级维护自身权力的工具[1]。

资产阶级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始作俑者，必然尽其可能地将自己所主张的所有倾注于这一理论体系之中，无论这样的理论冠之以什么样的名称。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不断地向世界各地扩张，抢占各种资源，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原始的粗暴血腥的掠夺方式已随历史的车轮一去不回，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所谓“文明的渗透与同化”。但无论什么样的方式终究改变不了其内在的政治目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到：“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聚居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4](P277)如此这般便是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同化所有，一统天下。资本主义一直自诩其体制和状态是“历史的终结”，认为世界各国、各区域最终都应该按照它的模式而运转，而要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必然需要隐藏在其大力传播的各种形式的理论和实际行为之中，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也不例外。

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实为披着经济理论华丽外衣的意识形态理论，其潜在附带的内容其实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搭乘着经济全球化的春风，逐步将其文化意识精髓渗透到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社会各大领域，并取得了很大程度上的认同。外在嫁衣的华丽掩盖了其内在丑陋的真实目的——实现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渗透，以致同化所谓的“异族”，实现经济、政治、思想等全方位的俘获与控制。

“自由”、“私有”一系列词对人的诱惑力不亚于远古时期“禁果”对亚当和夏娃的力量，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追求适当、合理的自由和私有无可厚非，但是新自由主义所追求的“自由”与马克思所指的自由却是“人鬼殊途”。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是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之上的“人类整体”的自由[4](P294)，而新自由主义所追寻的“自由”的前提是个人的自由，其基础则是个人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4](P302)所有从资产阶级口中传递出的自由，都不可避免的必然烙上了资本主义的烙印，传递的都不过是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思想和文化。在上文中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对新自由主义的阐述中就明确地提出其本质上就是“私有业者”最大限度地“控制社会层面”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只局限于“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获取自身利益的自由，绝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更实现不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其虚伪性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倡导的“平等、自由、民主”相媲美。由此，新自由主义所披的这件华丽的外衣在人民群众较为细心地解构后，终于也包不住其内在的丑恶。

三、开辟《共产党宣言》新境界，加强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构建

《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8](P41)作为我们立党立国根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鲜明的旗帜和深刻的灵魂。就全球形势来看，各国间的意识形态渗透工作从未停止过，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是时而迅猛异常。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渗透深入，对我国的整体建设和发展影响逐步扩大，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侵袭成为保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任务。

借助于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春风”，新自由主义者大肆散布诸如“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论调，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与威胁，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甚至曾有新自由主义者口不择言地宣称，“一向以为在对中国民生有影响的理论中，马克思为祸最深”，“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时了，而是从未对过”[9]。如此这般赤裸裸的自我意识形态宣扬与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对我国的政权稳固形成了威胁，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而深远的损害。

将目光转向我国国内，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上虽然我们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遇到各种问题。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目前国内各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领域矛盾交错、突显、叠加，思想与现实、个人的价值取向与实际生活中的利益、认识问题和政治原则性问题错综交织，给人们的精准辨知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青少年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承载着民族、国家甚至社会的希望，然而当下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极端自我、拜金、享乐、自私，追寻所谓的“个人”和“自由”，与集体、奉献、勤奋、努力等主流渐行渐远，甚至背道而驰，深思该现象背后的根源，在于他们尚未成熟的思想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相关主张的熏陶。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中，“三化”（即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迷惑性是极强的，将“个人私利”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视为最高标准，而将一切集体主义制度或思想置于其对立面，这些观念对尚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历史经验证明，在实际推行新自由主义主要政策的国家，政府已经被资本所绑架，成了资本扩张的工具，放弃了由其控制和管理的社会公共部门和领域。

新自由主义从来都不是什么纯粹的经济学理论，自其诞生开始就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只不过当其被边缘化、处于蛰伏期时，其经济功能处于显现主导地位，压过其政治功能，意识形态的特征也自然被掩盖。而当其登上经济界的主流宝座，被政界接受推广，在政治运行、经济运转、政策制定方面都崭露头角时，它的意识形态的本性便昭然若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