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基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解读

李 钢 刘章仪

（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6）

1845年3月，恩格斯历经21个月的实地调查，并在查阅大量官方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撰写。在这部极富价值的写实性著作中，恩格斯详细记录了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工人阶级在劳动领域内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并由此展现了其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社会保障思想。170多年后的今天，重温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恩格斯社会保障思想的深刻内涵

在英国重要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恩格斯全面考察了工人阶级的工资状况、医疗状况、工伤状况、住房状况，此外还特别关注了妇女和童工的权利保障以及底层贫困人民获得救助等情况。通过细致入微的调查，恩格斯揭示了当时英国社会上至政府、下至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社会保障条件缺失问题的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在此基础上，恩格斯着重从价值取向、责任主体、保障内容等方面阐明了社会保障的内涵，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一）明确社会保障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英国产业发达、经济欣欣向荣，然而，“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却没有带给工人阶级多少福利；相反，这种社会财富的增加是以牺牲工人阶级的生命健康为代价的。”[1](P64)工人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资本家资本大量积累付出了巨大代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条件，即使有也只是形式上的空洞而抽象的社会保障措施。工人惨受剥削，两极分化严重，生存质量堪忧，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不了工人阶级没有社会保障的现实窘境。

恩格斯认为，当时的工人阶级根本没有任何获取平等生活条件和社会保障帮扶的机会，这是因为，社会建立在一个极度不公平、不正义的制度之上。恩格斯形象地说到：“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2](P360)他还鲜明地指出：“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2](P274)通过揭示这种惨痛现实，恩格斯对英国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样态进行了深刻控诉。他认为需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来切实维护工人阶级获取基本生活保障的权益，改变这种流于形式的社会保障措施所反映的错误价值倾向。《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展现出的公平正义价值观，此后被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继承和发展，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所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二）强调政府是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

在考察工人工资问题时，恩格斯发现资本家竟然可以随意调整和克扣工人的工资。“如今工厂主可以为所欲为：他又是原告，又是证人，又是法官，又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什么都由他一手包办。”[2](P484)这反映出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有效力的工资保障措施，以严格限制资本家的行为。当看到工人极为恶劣的住房环境时，恩格斯发现政府没有任何改善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真实意图。当了解了《工厂法》丝毫不能保障童工的受教育权利、新《济贫法》实际上践踏了穷人的尊严时，恩格斯认为政府提供仅有的社会保障措施只不过是迫于压力和流于形式。通过上述深入细致的调查，恩格斯批判了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政府只想当好“守夜人”的角色，所维护的只是资本家的利益，而丝毫不顾工人阶级的生活生存状况，从不将承担社会保障责任作为自身的行政内容。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英国及地方政府，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实际上是缺位的，政府职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既不对资本家进行严格监管，也不对工人采取政府层面的保障措施。恩格斯认为，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作为社会保障责任主体，制定真正能够保护工人阶级的法律法规，限制任何可能侵害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剥削行为，提供必须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当时的英国政府却不愿做、不想做、不能做。

（三）呼吁建立科学的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障机制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加速，城市工人越来越多，而居住和工作环境恶劣，导致了工人糟糕的健康状况，各种疾病多发。由于当时英国正规医生看病费用很高，而且医生大都不愿意为工人诊治，恩格斯对工人医疗状况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药。”[2](P388)加上贫穷和营养不良，使许多工人本可治愈的病，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造成终生严重疾病和死亡，工人的死亡率呈上升趋势，这表明了工人无法得到真正的医疗保障和服务。恩格斯分析了工人阶级的医疗保障缺失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关系，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靠牺牲工人的利益、健康甚至生命来实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3](P77)恩格斯呼吁建立科学的保障机制，采取各种预防和救治工人疾病的措施，来保障工人在工作时和休息时的健康状况，并使每一个工人能及时得到医药治疗，展现出其深刻的医疗保障思想。

与医疗相关的便是工伤问题。当时的机器大生产并未足够重视厂房安全问题，导致工伤意外事故频繁发生。由于从事的劳动均为体力劳动的缘故，许多工人的脊柱、两腿和骨盆严重变形，“除了那些在工作时特别用劲的肌肉以外，其他肌肉都是松弛的。”[2](P506)长此以往，工人们都落下了长期的工伤和终生的疾病，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对此整个社会默不作声，资产阶级视而不见，仿佛不关他们的事。恩格斯同样对此作出了批判，他认为工厂需要完善预防工伤的安全条件，实施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工人若因劳动而受伤，理应获得长久的工伤保障、得到工伤康复的条件。

（四）阐述妇女生育保障和儿童教育保障是其基本权利

妇女因雇佣劳动而影响生育、童工因雇佣劳动而影响教育的情况在当时比比皆是。妇女和儿童本不该参与到高强度的生产活动中，但由于科技的发展、机器的使用和分工的加速，生产日益变得单一化、机械化，资本家所需的劳动力并不要求掌握太多技能和知识。因此为获取更多利润、付出更少工资，大量雇佣女工和童工。根据恩格斯的记述，女工往往年纪很小就进入工厂劳作，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使其身体每况愈下，很多失去了生育的能力、即使能健康生育的妇女也必须工作到分娩前的最后一刻，且生育后没有产假和照顾小孩的时间，这对妇女自身的身体恢复和新生儿的照顾都产生了极大的伤害。恩格斯对此控诉道：“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2](P453)童工则是从很小时候就进入工厂，“或是从五岁起，有时是从六岁起，更经常是从七岁起，而大部分是从八九岁起”，[2](P437)而且“工作时间常常是长到每天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吃饭时间除外）。”[2](P437)如此一来，这些童工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时间和条件，受教育的权利完全被践踏，受教育的数量少之又少。即使有少部分童工有条件去上学，但却没有一所学校为这些工人孩子真正实行义务教育，他们上学多是在宗教学校，缺乏真正理性思辨的教育，教育质量的低下也就可想而知。

恩格斯认为，真正的社会保障必须实现妇女能够进行健康地生育，儿童能够获得义务地教育。生育权利是妇女的基本权利，不能被高强度的工作所剥夺和践踏。而儿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也同样如此，教育是国家对每一个儿童的应尽之责，没有足够的制度保障来支持帮助这些工人孩子获得有质量的义务教育，这些孩子就没有未来。马克思在后来提到：“关于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这一切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4](P438-439)由此可见，恩格斯关于妇女保障和儿童教育保障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和认同。

（五）表明住房保障和济贫救助是社会应有之义

19世纪的英国城市由于产业工人的不断集聚，形成了各种各样工人住宅区，这些住宅区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乌鸦窝”，它们大大小小的散落在富人的华丽大厦之间，无论是室内环境还是社区环境都极为恶劣。恩格斯对当时的英国城市工人住宅区有清晰的描述：“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2](P306-307)总结当时英国社会的工人阶级住房有以下几种状况：一是将地下室租给工人；二是把联排式建筑切割租给工人；三是专门为工人建造条件低下、极为拥挤的大宅院；四是给没钱租房的工人提供临时住宿的“夜店”。除此之外，恩格斯还特别提到了部分工厂主为工人设计的小宅子制：“工厂主自己在工厂附近建造住房，要求自己的工人必须租自己的房子，且租金是由厂主自己决定的。”[5](P122)这些工人住宅，无论是哪一种，都有着拥挤不堪、污染严重、卫生不达标、租金昂贵等共同特点。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这样的因果关系：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加速城市化、资本主义建筑开发商的唯利是图是导致工人住房条件恶劣的直接原因，而政府和社会关于住房保障问题的不干预、不作为，才是工人遭遇如此困境的制度原因。

习艺所是新《济贫法》通过后形成的济贫收容所，恩格斯认为这里本该成为为失业下岗的工人提供暂时性的生活帮助和再就业培训的地方，但是在现实中，却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底层人民的最后一个剥削之地。恩格斯指出：“一切金钱的或实物的救济都取消了；只承认一种救济方式——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去。这些习艺所（workhouses），或者如人民所称呼的‘穷人的巴士底狱’的规则，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那里的伙食比最穷的工人吃的还要坏，而工作却更繁重。”[2](P576)恩格斯认为济贫绝不该是如此践踏人的尊严。在同年发表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恩格斯明确提出“要全面改组济贫所，把所有失业公民都安置在移民区内，让他们在里面从事工农业劳动，并把他们的劳动组织起来为全移民区造福。”[2](P615)这说明，恩格斯认为真正的社会济贫救助应是保障底层人民生活条件的同时，注重组织他们进行劳动和生产，展现出“输血”与“造血”的济贫思想。

二、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对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现实启示

当前，恩格斯通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呈现的社会保障思想，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深层次推进民生工程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必须牢牢把握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必须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6](P4)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内在要求，必须牢牢把握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决定了必须公平正义。正如有学者提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必然要摆脱其工具性或手段性价值取向而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进而成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有力制度保障，并必定以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己任。[7](P9)因此，新时代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恩格斯所秉持的公平正义价值观，推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8](P47)部署落地生根，使社会保障惠及每一个人，从根本上实现共享发展。

（二）必须更加明确政府所承担的社会保障主体责任

继承恩格斯对政府社会保障责任的重视，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必须毫不动摇的坚持政府承担主体责任。“各方合理分担责任是现代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一个成熟、优良的社会保障体系必定是各方责任边界清晰并能够有机协同的体系。”[7](P13)社会保障是一项公共事务，权责不明，则混乱无序；权责明晰，则有条不紊。只有明确政府的主体责任，才能使企业、社会、市场、家庭、个人的责任合理化、明晰化。政府承担主体责任，既不是大包大揽，面面俱到；也不是浅尝辄止、疏于监管。政府应着力于顶层设计、机制设计，推动社保立法和有效配置资源，承担社会救助、扶贫济贫等“兜底线”职责，企业、社会、市场、家庭、个人承担相应责任，在此基础上，各种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可最大化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社会福利、慈善项目等方面与政府协同合作，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层次、立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必须提供兼具普惠性、特殊性、服务性的医疗保障

秉持恩格斯的医疗保障关怀，当前我国的医疗保障亟需做到：首先，坚持普惠性，着力实现更有质量的全民医保。当前，应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职工与居民之间的医保差距，切实完善普惠的全民医保体系。其次，兼顾特殊性，重点关注农民工等城乡流动就业人口的医保落实问题。目前仍有一定数量流动性较强的流动人口或农民工群体无法切实享受到应有的医疗保障。“一部分农民工在输出地被算成农民参加了新型医疗保险，在工作地被算成了城镇职工或居民有参加当地的职工或居民医疗保险，一部分人则可能两地均被遗漏。”[7](P13)应采取信息化手段，精确统计“漏保”人员情况，打通“最后一里路”，让每个农民工都能得到医疗保障和医疗待遇。最后，提升服务性，切实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谨防“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出现。应通过加快推进跨省异地医疗统一结算、增加农村、偏远地区医院、卫生院数量，降低进口“保命药”的价格等多种措施，破解当前的瓶颈问题。

（四）必须更加重视农民工群体的住房保障

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836万人，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9]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民工不断增多，城市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始终是民生领域的一大重点，今后一段时间，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必须更加着眼于农民工群体的住房保障，着力补短板，谨防木桶效应。第一，切实保证农民工全面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建立更为健全的城市公共住房供应体系，为农民工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住房。第二，针对农民工情况进行制度创新，探索建立健全农民工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等，为农民工租房、购买商品房、小产权房等提供便利，增强农民工对所工作城市的归宿感和认同感。第三，关注农民工当前的居住状况，检查所居住的工棚、旧民房等的安全保障，想方设法改善其居住条件。

（五）必须加快实现社会救助法治化并充分发挥“造血”功能

社会救助是民生领域真正“兜底线”的重要工作，必须不断改进，提升救助和济贫效能。继承恩格斯的济贫救助思想，一方面应在已有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基础上，尽快实现社会救助立法。我国在社会保险方面于2010年出台了《社会保险法》，但是在社会救助方面至今仍未出台正式的法律。目前我国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助所依据的规章制度主要是1999年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2009年发布的《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和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然而“条例”、“通知”和“办法”与法律仍有天壤之别。“社会救助体系的正常运作需要在一个透明法律环境下开展与实施，依法救助是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核心要素。”[10](P42)另一方面，积极实现社会救助再生产功能，发挥社会救助的激励效应，通过各种途径增强“造血”效果，帮助救助对象提高劳动能力，获取劳动条件，得到重新发展的新机会。

三、结语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充分展现了恩格斯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批判性以及鲜明的阶级性。他聚焦工人阶级的生活生存条件，表达了社会保障价值取向、责任主体和保障内容等重要内涵，其思想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立足新征程、新任务、新课题，需要进一步理解、继承和发展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保障是一项重要的民生系统工程，在政府主导下，全社会都要共同参与建设。在思想层面，引导全社会凝聚共识，把握社会保障的正面意义，明确其事关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从而增强企业、社会、市场、家庭、个人的责任意识。在行动层面，科学制订社会保障工作规划，根据本地区的特点，突出重点项目，分阶段、层次实施。同时要注重项目内容、制度之间的衔接。在法治层面，持续推动社会保障领域的立法，以法律形式确保工作的权威性、稳定性。通过多条路径，逐步构建更加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真正体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8](P23)，着力实现共享发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