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之际文臣傅隆述略

安朝辉

（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陕西 安康 725000）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地傅氏家族虽然不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家族享有盛名，还是涌现了傅嘏、傅玄、傅咸、傅袛、傅亮等重要人物，在政治、军事、学术、文学等方面有所建树。傅隆（公元369—公元451）是晋宋时期北地傅氏家族中成员之一，《宋书·傅隆传》（卷五十五）谓“北地灵州人”[1](P1550)（一说北地泥阳人），高祖即傅咸，曾祖即傅晞，族弟又为刘宋重臣傅亮。傅隆生活于晋宋之际，其生平事迹主要载于《宋书》、《南史》等，此人以能吏、学者闻名于世，而当代学术界少有关注①。兹探讨傅隆为人特征、政治业绩及学术成果，希望能够拓展北地傅氏家族人物研究，祈请方家指正。

一、笃实沉静，为人谨重谦恭

北地傅氏家族汉代至西晋生活于北方，西晋永嘉时期天下板荡，部分傅氏族人为了避乱迁徙至南方，《晋书·傅咸传》（卷四十七）记载傅隆曾祖傅晞，“亦有才思，为（会稽郡）上虞令，甚有政绩。”[2](P1330)东晋王朝主弱臣强，尤其是后期政治局势多变，司马道子专权、孙恩与卢循起义、桓玄篡位，直至刘裕崛起而代晋，天下动荡、分裂，傅隆正是处于这一时期。《宋书·傅隆传》（卷五十五）云：“父祖早亡。隆少孤，又无近属，单贫有学行，不好交游。义熙初，年四十，始为孟昶建威参军……复为会稽征虏参军。家在上虞，及东归，便有终焉之志。”[1](P1550)。这则材料透露出以下几点信息。其一，从家庭情况来看，傅隆因父祖早亡而孤苦不幸，“无近属”意谓本族势单力薄，从小缺乏可以依靠之人，这种家庭环境有助于形成坚强、刚毅、独立性强等性格。第二，从其为人特征来看，傅隆虽然孤贫而有才学，有品行，恬静而不喜欢交游。“终焉之志”表明，在晋末乱世中，其性情淡泊，不慕功名富贵，倾向于退隐。第三，从早年仕宦来看，傅隆不同于东晋众多少年得志者，“年四十”说明出仕较晚，历经生活的磨难，其心智较为成熟，待人处事不乏沉稳、谨慎。

我们将傅隆与其族弟傅亮略作比较，以辨析二人行事异同。《南史·傅隆传》（卷十五）云：“（隆）累迁尚书左丞。以族弟亮为仆射，缌服不得相临，徙太子率更令。”[3](P444)傅隆与傅亮为关系较远的族亲，不过按照朝廷规定，仍然不宜在同一部门任职，故傅隆改为“太子率更令”。两人之间也有所来往，如《宋书·蔡廓传》（卷五十七）所载“征为吏部尚书，（蔡）廓因北地傅隆问（傅）亮”[1](P1572)，可惜这样的资料很少。傅亮年轻时已经步入仕宦之途，曹道衡、沈玉成认为傅亮初仕“年已二十四五”[4](P253)。晋宋之际傅亮辅佐高祖刘裕，撰写策加“九锡”文、草拟晋帝禅位诏书，在晋宋禅代中立下大功，为开国元勋之一。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陶彭泽集题词》论道“傅亮攘袂劝进（刘裕），三尺童子咸羞称之”[5](P160)，讥刺傅亮身为晋臣而丧失节操的行为。刘宋王朝建立后，傅亮又参与废黜少帝刘义符、拥立文帝刘义隆活动，担任中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令等要职，封为建城县公、始兴郡公，后来由于功高震主、擅自杀戮而被诛杀，家属流放边远之地。《南史·傅亮传》（卷十五）云：“亮之方贵，兄（傅）迪每深诫焉，而不能从”[3](P443)傅迪常劝诫要知晓政治进退，而傅亮并未听从其兄之言，可见其功名心强，急躁冒进而不知退隐。傅隆在晋宋禅代中所作所为虽然未见史料记载，其政治态度当与族弟傅亮相似，拥护禅代，并与刘宋政权积极合作。宋文帝元嘉时期，傅隆得以自我保全进而受到提拔、重用，高寿而终，不仅仅在于他和傅亮并非近亲属而少受牵连，而且由于他沉静内敛，处事谨重、稳妥，终未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宋书·傅隆传》（卷五十五）记载，宋文帝就所撰《礼论》征询傅隆的意见，傅氏上表云“臣以下愚，不涉师训，孤陋闾阎，面墙靡识，谬蒙询逮，愧惧流汗”，又云“而复猥充博采之数，与闻爰发之求，实无以仰酬圣旨万分之一。不敢废默，谨率管穴所见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赧”[1](P1551-1552)。傅隆上表中用语固然有套式化特征，表达臣子对皇帝的敬畏、钦佩、感恩之意，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其人持重、谦和、老成的一面，平日与同僚、朋友相处也当如此。至于傅隆所上呈“五十二事”现已不详，大致数量多而内容详实、中肯，仍然体现其严谨求实的态度与作风。

二、为官称职，博得天下声名

晋宋之际，傅隆中年出仕，曾任给事中、尚书左丞、县令、司徒右长史、御史中丞、太守、太常等职，虽然不像族弟傅亮那样官位显赫、封为公爵，而其仕途尚算顺利。傅隆德才兼备，不论是任朝官或地方官，基本能够履行职责，也获得美誉。如《南史·傅隆传》（卷十五）云“有能名”[3](P444)，唐代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二）亦谓“傅隆长于为政”[6](P436)，清代乾隆年间所修《大清一统志》（卷六十）还将傅隆列入“名宦”之类[7]。以下略论傅隆为官政绩，以凸显其在晋宋时期的政治才能。

傅隆曾经担任“御史中丞”，此为御史台长官，负责纠察百官，又参治刑狱，位高权重，我们重点论析傅氏“御史中丞”履职情况。傅隆的先祖傅玄、傅咸在西晋时期就任“御史中丞”一职，颇有声名，尤其是高祖傅咸，《晋书·傅咸传》（卷四十七）称其“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2](P1323)，傅咸《御史中丞箴》写道“鹰扬虎视，肃清违慢。謇謇匪躬，是曰王臣”“赫赫有国，可无忠贞，忧责有在，绳必以直”[8](P1761)，强调“御史中丞”的职责所在，“肃清违慢”“绳必以直”既用以自勉，也告诫他人。傅玄、傅咸二祖立身行事当对傅隆有所启发、激励，这体现了北地傅氏家风对后人的影响。《宋书·傅隆传》（卷五十五）记载元嘉初，“（隆）迁御史中丞，当官而行，甚得司直之体。”[1](P1550)，傅隆任职尽心尽责，“甚得司直之体”是给予充分肯定。《宋书·王昙首传》（卷六十三）云：“元嘉四年，车驾出北堂，尝使三更竟开广莫门。南台云：‘应须白虎幡，银字棨。’不肯开门。尚书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上特无所问，更立科条。”[1](P1679)元嘉年间皇帝车驾深夜出宫城之门，守门官吏因为缺少“白虎幡”“银字棨”符信而不肯开门，有司奏免御史中丞傅隆等。其实主管长官傅隆是遵照旧制而行，本身并无过错，当然元嘉初也有无符信而开门情形，最终皇帝并未问罪，而是重新确立“科条”，完备宫廷门阙制度。由此可知傅隆根据制度而行事，并非一味遵从皇帝旨意，其做事能够秉承原则。又据《宋书·谢灵运传》（卷六十七）记载，“（元嘉五年）灵运以疾东归，而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复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1](P1774)。宋文帝元嘉五年，御史中丞傅隆履行个人职责，奏劾名士谢灵运，谢氏因为游宴无度、有违朝廷礼制而被罢官，影响了本人的生活轨迹。《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将此事暂系于同年“十二月”[9](P3803-3804)，实际上具体月份难以考订。晋宋时期，供职“御史中丞”的某些人并不称职，受到社会非议乃至被罢官。《宋书·蔡廓传》（卷五十七）云：“世子左卫率谢灵运辄杀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纠免官。”[1](P1570)晋末刘裕当政时期，谢灵运多次“杀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却因为未能纠察而被免官，可谓前车之鉴。又《宋书·颜延之传》（卷七十三）云：“起延之为始兴王浚后军谘议参军、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1](P1902)刘宋时著名文人颜延之担任御史中丞却“无所举奏”，显然有失职之嫌，受到舆论指责。相比较而言，傅隆刚正忠贞，恪尽职守，政绩卓著，有益于当朝吏治。又《宋书·蔡廓传》（卷五十七）记载傅隆的好友蔡廓，“高祖以廓刚直，不容邪枉，补御史中丞。多所纠奏，百僚震肃”[1](P1570)。蔡廓任职正直、忠贞，勇于惩治邪恶，受到时人好评。傅、蔡二人都曾任“御史中丞”，可谓志同道合，同气相应，相互影响，对整肃官场风气不无裨益。

需要指出的是，傅隆宦海生涯中也偶有犯错，贻误个人的政治前程。《宋书·傅隆传》载道：“（元嘉时期）征拜左民尚书，坐正直受节假，对人未至，委出，白衣领职。”[1](P1551)傅隆因为渎职而罢官，《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一）将此事归于“台省部”中“谴责”一类[10](P5438-5439)。平心而论，“白衣领职”原因颇为复杂，这样瑕疵无损于傅隆的良好形象，傅隆仕宦历程中，应该说政绩是主要的。

三、勤勉好学，精通“三礼”

东晋南朝社会动乱变幻，玄学、佛学、道教兴盛，传统经学则呈现衰微之势，不过就晋宋之际而言，当权者多注意兴儒重学，为强化政权而服务。东晋帝王多有崇儒的倾向，如《晋书·孝武帝纪》记载康宁三年“帝讲《孝经》”“帝释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颜回配”[2](P227)，孝武帝注重解析儒家经典、祭祀儒家先贤。刘宋王朝建立，宋武帝、宋文帝等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大力推崇儒学、兴办学校、征辟儒士，如宋武帝策试州郡秀才与孝廉、下诏加强儒学教育，宋文帝则是涉猎经史、崇儒尚文，据《南史·宋本纪》记载，“（元嘉十五年）立儒学馆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3](P45)晋宋之际帝王倡导儒学，出身低微的士人除了从军建功外，重儒笃学更是立身扬名的重要途径。傅隆受到这种环境的浸染，从小刻苦好学，研读儒家经典，勤勉不倦。《宋书·傅隆传》（卷五十五）谓傅隆“谨于奉公，常手抄书籍”[1](P1552)，年老归家后仍然兴致不减，正如《南齐书·虞玩之传》（卷三十四）中玩之上表所云：“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盖以世属休明，服道修身故耳。”[11](P608)虞玩之对此加以称赞，并与元嘉盛世风气相联系，其实这更取决于傅隆勤于修身、好学不倦的特征。《南史·傅隆传》云：“手不释卷，博学多通，特精‘三礼’。”[3](P444)东晋南朝“三礼”成为显学，傅隆特别推崇，《宋书·傅隆传》（卷五十五）所引其论《礼论》云，“原夫礼者，三千之本，人伦之至道”“所谓极乎天，播乎地，穷高远，测深厚，莫尚于礼也”[1](P1551)，他还撰写礼学有关专著。据《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二）载：“宋光禄大夫傅隆议二卷。《祭法》五卷，亡。”[12](P923)又《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七）还记载：“傅隆《礼仪》一卷。”[13](P1432)可惜傅隆的著作在隋唐时期已经散佚严重，而当今杳然无存。由此可见，傅隆笃志好学，长于著述，彰显学者的风范。

傅隆精通礼学，还将其运用于从政实践，卓有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敢于对前人礼学方面的成说提出质疑，这种学术方面大胆批判的精神值得肯定。刘宋元嘉年间，傅隆任太常，论“诸王舞伎”事宜，驳诘西晋杜预有关说法。《宋书·乐志》（卷十九）引用傅隆之语云：“唯杜预注《左传》佾舞，云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为非。夫舞者，所以节八音者也，八音克谐，然后成乐，故必以八人为列，自天子至士，降杀以两，两者，减其二列尔。预以为一列又减二人，至士止余四人，岂复成乐。按服虔注《传》云：‘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义甚允。今诸王不复舞佾，其总章舞伎，即古之女乐也。殿庭八八，诸王则应六八，理例坦然。”[1](P547)西晋杜预号称“左传癖”，其《春秋经传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左传》注释本，在经学史上意义重大，堪称经典著作之一。傅隆批评杜预注《左传》中诸侯“佾舞”人数之说，认为杜预所云“三十六人”有误，并根据服虔注《传》说法，引经据典，提议应该按照古例人数的要求配给刘宋朝廷诸王“舞伎”，以四十八人为准，而非“三十六人”。傅隆熟知经典，能够认真辨析旧说，他的见解不无道理。苏轼《东坡志林》（卷七）、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明代卓尔康《春秋辩义》（卷二）等引用傅隆之论，可见后人重视傅隆这种说法。二是基于“礼”“法”兼顾的原则剖析、处理当时重大的法律案件，活用有关礼学理论，以适应复杂社会现实的需要。《宋书·傅隆传》（卷五十五）记载元嘉年间傅隆任司徒左长史时所遇疑难案件，会稽剡县民黄初妻子赵氏殴打儿媳王氏致死，赵氏有儿子黄载而黄载又有儿子黄称，后遇到朝廷大赦，依据法令迁徙赵氏二千里之外，在如何处理赵氏母子、祖孙之间关系方面出现争议，关于此案裁决也有不同说法。傅隆议道：“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称之于载，即载之于赵，虽云三世，为体犹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称虽创巨痛深，固无仇祖之义。若称可以杀赵，赵当何以处载……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者，听之’。此又大通情体，因亲以教爱者也。赵既流移，载为人子，何得不从？载从而称不行，岂名教所许？如此，称、赵竟不可分。赵虽内愧终身，称当沉痛没齿，孙祖之义，自不得永绝，事理固然也。”[1](P1550-1551)傅氏将朝廷律令与礼法、人情结合起来考虑，法根据理、情因素予以调节，凶手与死者儿子毕竟为祖孙关系，二者之间仇恨不能比照常人处理，故认为若果赵氏适用流刑，赵氏儿子乃至孙子都可以跟随，实际暗示没有必要流徙赵氏。又《宋书·临川武烈王道规传附刘义庆传》（卷五十一）所载，临川王刘义庆也议论这桩奇案，认为“且礼有过失之宥，律无仇祖之文”“臣谓此孙忍愧衔悲，不违子义，共天同域，无亏孝道”[1](P1476)，其看法与傅隆相似。宋代郑克《折狱龟鉴》（卷四）收载了傅隆所议这个案例，当代学者霍存福论道：“傅隆对该案所涉及的‘情理’‘事理’‘通情’等核心概念及‘孙无仇祖之义’‘孙祖之义不得绝’等原理讲得非常透彻。”[14](P107)霍存福赞同傅隆之言，实际为后世这类特殊案件的处理提供参考的范例。

傅隆儒学方面的成就得到时人称许，在晋宋之际经学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宋书·傅隆传》（卷五十五）“史论”云：“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立名于世。”[1](P1553)晋宋之际裴松之著有《三国志注》、《宋元嘉起居注》、《集注丧服经传》等，何承天有《礼论》、《分明士礼》、《孝经注》等，雷次宗则有《毛诗义》、《略注丧服经传》等，《宋书》“史臣”将傅隆与上述三位硕儒相提并论，应该说相当看重傅隆的学术成就。傅隆事迹对后人颇有影响。清代傅山《傅史》评傅隆：“盖元嘉中通儒。”[15](P222)甚至清代李汝珍小说《镜花缘》（第五十二回）中引用傅隆元嘉时上表论《礼论》之语，并云“至注礼各家……宋有光禄大夫傅隆”[16](P258)，小说中女主人公在异邦谈论傅隆的礼学，从另一面反映明清之人对傅隆的接受。

四、结语

傅隆是晋宋时期北地傅氏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集能吏、学者于一身，在当时颇有知名度，其人特征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归纳。第一，受到特殊社会环境、家庭出身等多种因素影响，为人谨重、沉静、谦恭，不喜交游，在晋宋之际纷乱时世中得以保全自我而善终，这与其族弟傅亮位高权重、不知隐退而被诛有所不同。第二，为官刚直不阿、尽职尽责，担任朝官、地方官颇为称职，尤以任职“御史中丞”为突出，展示其理政方面的能力。第三，一生笃志儒学，勤勉博学，以学者著称，尤其精通“三礼”，重视著述事业，重视经世致用，收效良好。总之，傅隆堪称晋宋之际一位名臣，其在东晋南朝经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可惜由于多种原因，学术界对其少有关注。傅隆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北地傅氏家族人物探究，也可以拓宽晋宋之际文化名人研究视域，因而具有其学术价值。

注释：

①就著作而言，《中华历史大辞典》（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年）、陈德弟著《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罗康泰著《甘肃人物辞典》（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等提及傅隆。霍昇平《灵州傅氏试探》（《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柳春新《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彭浩晟等《论南朝司法之伦理性》（《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等论文论及傅隆。当今学界对傅隆的探析显得简略、零散，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