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日本的我

填平各国间的深深沟壑

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68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发表了题为“我与美丽的日本”的演说，而在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大江健三郎则模仿川端康成发表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如果说川端康成借机向世界介绍了日本传统的“美丽”，那么大江健三郎则借机向世界介绍了日本走向世界的过程。川端康成的作品以独特的民族性和传统特色为世人称道，而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则因极具世界性和现代性震撼了当今文坛。

在“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大江健三郎的“人类意识”，感受到其对日本“建立自己与人类之间息息相通的联系”的努力。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双重性。在近、现代化的历史上，这种近、现代化同时也带来了它的弊端，即太平洋战争。以大约50年前的战败为契机，正如“战后文学者”作为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在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又重新出发了。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然而，蕴含着这种道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们，那些从父母处遗传了这种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念。

……

西欧有着悠久传统——对那些拒绝服兵役者，人们会在良心上持宽容的态度。在那里，这种放弃战争的选择，难道不正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吗？如果把这种放弃战争的誓言从日本的宪法中删去——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策动，在国内时有发生，其中不乏试图利用国际上的所谓外来压力的策动——无疑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身为小说家，我不得不想象，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种残忍的新的背叛。支撑着现有宪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义原理，把绝对价值置于更高的位置。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主主义宪法下，与其说这种情感值得感怀，莫如说它更为现实地存续了下来。假如日本人再次将另一种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战后重新出发的道德规范，那么，我们为在崩溃了的现代化废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而进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益了。作为一个人，我设法不去想象这一切。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其繁荣——尽管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种繁荣正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暧昧急剧膨胀，并呈现出更加新异的形态。关于这一点，国际间的批评之眼所看到，远比我们在国内所感觉到的更为清晰。如同在战后忍受着赤贫，没有失去走向复兴的希望那样，日本人现在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对前途的巨大担忧，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奇妙。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繁荣，有赖于亚洲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这两股潜在势力的增加，这种繁荣正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所希望创作的严肃文学，与反映东京泛滥的消费文化和世界性从属文化的小说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我们日本人自身呢？

奥登为小说家下了这样的定义：他们“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浊中污浊如果可能/须以赢弱之身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我长年过着这种职业作家的生活，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弗兰纳里·奥康纳语）。

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我想从乔治，奥威尔时常使用的形容词中挑选“正派的”一詞。奥威尔常用这词以及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洁的”等词来形容自己特别喜爱的人物形象。这些使人误以为十分简单的形容词，完全可以衬托我在“暧昧的日本与我”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暧昧”一词，并与它形成鲜明的对照。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与日本人所希望呈现的形象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倘若我将“正派的”人这一日本人的形象，与法语中“人道主义者”的日本人这一表现重叠起来使用的话，我希望奥威尔不会提出异议，因为这两个词都含有宽容和人性之义。

（选自《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词全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