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乡村宗教研究论坛成果特点与动向

2019-03-05 14:36陈忠猛
宜春学院学报 2019年2期
关键词:信仰研究

陈忠猛

(1.南昌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2;2.南昌工学院 民族分院,江西 南昌 330108)

2018年10月13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乡村宗教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湖南长沙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多位领导和专家学者。会后进行了首届中国乡村宗教研究论坛。此次论坛议程紧凑,进行了一天半,共计5场讨论,承继了2017年8月2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举办的中国乡村宗教研究专题研讨会的务实学术精神,同时又聚集了全国具有典型性的乡村宗教研究成果。论文虽然不多,只有24篇,但代表了当下中国乡村宗教研究的新动向。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较为广泛,研究内容涉及各种民间信仰、民俗信仰、乡村佛教、乡村基督教、道教等等,研究对象既包括区域性的乡村宗教社会特殊群体,又具有普遍的乡村宗教信众。在研究方法与视角上,也体现了典型中的多样性。既有静态的文献文本分析,又有动态的历时社会学和人类学调查。虽然研究内容和对象、研究方法和视角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研究目标:揭示乡村宗教现象,服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总之,此次论坛成果具有三个显著特征:立足地方的当下性、问题针对的时效性以及严谨学术的前沿性。

一、立足地方的当下性

首届中国乡村宗教研究论坛是中国乡村宗教研究专业委员会所创立的宗教研究平台,因而,此次会议也反映了该委员会的会议精神。在委员会成立的致辞中,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金泽,代表中国宗教学会长卓新平指出,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乡村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经济水平等都有了巨大的提升,研究中国乡村不研究乡村宗教是不完整的,研究乡村宗教不放在当今中国乡村时代背景下也是不完整的[1]。与会的专家学者,立足于自己的田野考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当下中国乡村宗教的新现象。华东师范大学李向平教授注意到一个很显著的乡村宗教现象,就是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宗教所呈现出来的新问题。人地关系、人神关系随着乡村居住、人口流动以及身份转变带来新的乡村宗教信仰实践模式的改变,从而造成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宗教信仰空间的错位发展。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宗教研究所赵翠翠研究员分析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滨海社区民间信仰面临着公共化的困境。大量城中村在城乡一体进程中纷纷涌现,同时,外出打工农民在城镇购置房产,村民转变为城镇居民身份。乡村宗教原有的信仰圈和祭祀圈因为村落居住环境、人口流动等因素让乡村宗教信众脱离“乡土”固定的“圈”。福建师范大学陈文龙副教授称之为乡村的“后乡土”社会,并提出可利用乡土社会中乡村宗教信仰精神资源构建“后乡土”的私人化信仰空间的可能性。此外,福州大学甘满堂教授关注到新乡贤的出现也是“后乡土”社会中乡村宗教的一道新的风景线,荣归故里的成功人士在祠堂或村庙捐资或筹建基金为乡村作出了经济上与精神上的社会新贡献,乡贤所积累的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都是乡村建设不容忽视的力量。中山大学吴重庆教授认为,新时代民间信仰中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又是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又一大助推力,共同的民间信仰,协同血缘与地缘关系,维系着同乡同业的发展,在建立地方传统经济小生境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山西农业大学田云刚教授从理论上论述了乡村振兴中利用乡村宗教伦理精神资源(特别是生态伦理思想),实现农业生态产业化的可行性路径。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中涌现出各种不同的宗教现象,与会专家和学者从宗教社会学、宗教经济学、宗教政治学等方面探讨了处于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宗教当下的新现象、新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充分彰显了中国宗教学者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担当的社会责任感。

二、针对问题的时效性

在中国乡村宗教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贺安杰指出,我国社会正处于现代转型期,农村中的宗教问题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农村宗教信仰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现象,学术研究应为现实服务,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乡村宗教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而共同奋斗[1]。与会专家学者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他们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宗教学者的服务乡村社会的责任意识。针对农村基督教在中国快速发展状况,郑州大学韩恒教授提出,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较为有效的统战策略:多层次功能替代的预防策略和科学分类管理、挖掘积极成分的引导策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段琦研究员从西双版纳村寨个别案例中提出,农村基督教的发展主要是弱势群体,因此要多关心农村弱势群体,在尊重信众的宗教信仰自由(邪教除外)的同时,政府和各宗教领袖要正确引导,创建和谐的社会。另外,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老年人也是宗教信仰传播的主要对象。如何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宗教信仰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林瑜胜副研究员在分析具体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解决农村老年人生活困难、丰富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以及满足老年人心理需求。少数民族信仰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怀化学院姜又春教授通过对七姓瑶的高坡大王崇拜的考察,发现乡村的民间信仰在民族融合或整合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安徽大学刘目斌博士通过对青海省民和县回族土族自治县三川地区的水排组织进行实地调查,发现该组织通过跳纳顿的酬神仪式来发挥神灵象征权威,调解区域及族际之间的关系。此外,在家庭纠纷中,民间信仰也发挥着积极的调解作用,兰州大学台文泽老师通过亲身在村庙的场域观察分析出,仪式意义理性为理性实践提供行动框架,从而借助神灵与头人协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乡村宗教也渗透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山西大学苏泽龙教授等通过“高平面羊”这一日常生活面塑品透视了山西高平的炎帝信仰的精神文化现象,民俗信仰渗透到乡村百姓的饮食生活之中,增加了民俗审美情趣。河南大学吴效群教授通过豫东地区在师婆的带领下“跑功”的民间女娲信仰现象分析了民间女娲信仰背后的精神、市场与政治因素,但并没有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其主要目的是需求更高的精神信仰资源。新的乡村宗教问题现象背后是农村社会问题本质的潜在隐藏。乡村宗教在满足农村信众的心理需求、调解社会矛盾、陶冶民俗审美以及促进隐形市场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次论坛充分体现了中国宗教学者具有探索新时代中国乡村宗教现象中隐藏的本质问题意识。在论述乡村宗教学术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同时,学者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也颇具典型的前沿性。

三、严谨学术的前沿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主任李建欣教授在定义“乡村宗教”时提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与研究内容的广泛性:“乡村宗教是指与城镇相对的乡村这一地理区域内历史上与当前所产生的宗教现象。乡村宗教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与当前在乡村所产生的宗教现象,一是强调历史与当前的,二是一切在乡村所产生的宗教现象,从宗教类别来说,可包括原始宗教、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从研究方法来讲,提倡多元化的研究,哲学、文学、文献学、历史学、艺术学、政治学、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音乐学、经济学、宗教学、乡村研究,等等,都可以采用。”[2]乡村宗教概念的提出为中国宗教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与方向。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向上,乡村宗教有了一个系统的定位与把握,理顺了以往乡村宗教研究自发而无序的状态。从与会论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来看,首届中国乡村宗教研究论坛也展现了中国宗教学研究代表成果的前沿性,同时也展现了乡村宗教研究多元的包容性。首先,传统的宗教文献学研究有了新的阐释与发现,在上海师范大学侯冲教授的不懈努力下,牛王信仰研究有了文献的新发现,譬如《牛王清斋科仪》、《清斋仪》等。山东大学陈坚教授从佛教游记中解读出乡村寺庙公共寄宿的服务功能,从而说明了乡村寺庙发挥着旅游时免费“客房”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齐研究员通过对历史志的重新解读,对僧人的经济伦理生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历时性探讨,僧人不仅要通过化缘,而且也提倡自己动手劳作,从而解决生存经济的问题。寺院记文也是寺院文献的一个重要来源,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王菲菲副教授以寺院记文与僧人塔铭的书写为视角分析了南宋临安都城政权体系下的僧人与世俗文士动态关系,僧人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文士与政要的题书,以提高寺院的声望,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僧人社会地位的附属性。也有对宗教艺术作品的新释读,广东博物馆肖海明副馆长对清代《天津天后宫行会图》叙事结构与象征意义进行解读:静到动,文到武等等,天后宫行会图反映了画家独具的民俗叙事风格。宗教民族志研究也有代表性,深圳大学徐天基副教授通过对河北南部邢台地区的表功师傅的民族志考察,发现明清以来教派传统文化渗透地方社会民俗宗教实践的过程:表功师傅有著完整的经文体系和仪式分类及流程;表功师傅的碎片化经文和仪式系統与教派及文学宝卷关系密切。宗教地理学也是一大亮点,福建师范大学郑衡泌副研究员从地理空间分布图来解析泉州小墌村等村落社区角头庙祭祀空间及地方认同结构:角头庙祭祀空间本质上是带有宗族血缘意义的空间,它将人们的宗族血缘认同经地方祠神(包括神化的祖先和祖灵)地方化落地,附着在物理性质的聚居空间上,转化为对相应地域空间的认同,民间祠神信仰就是血缘认同转化为地方认同的纽带。宗教话语学也是较为前沿的一个研究领域,北京师范大学岳永逸教授以妙峰山为例说明各种话语体系(学术、花会、媒体写作、影像志等话语体系的建构)形成箭垛效应,从而建构了圣山形象。除前面提到的宗教社会学、宗教政治学以及宗教经济学外,宗教社会叙事学也是一个新的尝试方法。安徽大学周典恩教授通过对安徽省肥西县咸街镇基督教堂创建者祁家德的个人宗教生活叙事史来探讨基督教在地方社会的传播情况:乡村文化传统的遗失和宗教生态的变迁也为基督教的复兴与传播扫除了障碍;与当地民俗进行适当调适;基督教信仰积累了社会资本;没有很强的信仰自觉性。总之,从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来看,此次论坛都代表了新时代中国乡村宗教研究的新趋势。

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主任李建欣教授在指出,我国宗教学在新时代应调整方向,在坚持做好基础即宗教人文学科研究的同时,高度重视应用研究即宗教社会科学研究,促进宗教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融合发展,在新时代实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3]。首届中国乡村宗教研究论坛即是应运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需求而举办的,在坚持宗教人文学科的基础上,又着重发展了中国宗教社会科学的研究,以严谨的学术科学精神,服务当下乡村社会建设。这都充分体现了与会专家学者社会主人翁的担当感。文章合而为时作,群力共议乡村事。中国乡村宗教研究委员会的成立以及首届中国乡村宗教研究论坛的召开,预示着中国乡村宗教研究已经提上了日程。为更好地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国乡村宗教研究专业委员会将开展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的乡村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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