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本中“少时戏作”说探微

王开春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江西诗社宗派图》虽为吕本中所作，但因为吕氏文集散逸，现存有关《宗派图》内容的记载全部来自南宋人的转述。有关《宗派图》的种种议论也发生在南宋。韩驹、徐俯、胡仔、孙觌、曾慥、范季随、曾季狸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其发表过意见，十分热闹。不过，吕本中本人却屡次声称此图为“少时戏作”、“少时率意而作”，甚至说“甚悔其作”。对这份受到广泛关注的《江西宗派图》，他似乎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吕氏的这些说法，时人和后来论者都已经注意到。但很多人仅仅从考察《宗派图》作年的角度来认识这些材料。部分学者注意探寻吕氏这些说法背后的原因，并从不同角度做了一些解释。但是笔者感到吕氏这一说法背后尚有待发之覆，故草成此文，力图在说明吕氏本人态度的基础上，对背后的原因做进一步解读。

一、群体意识的消散与吕本中的回避态度

吕本中的说法，见于范季随《陵阳室中语》和曾季狸的《艇斋诗话》：

家父尝具饭，招公(韩驹)与吕十一郎中昆仲。吕郎中先至，过仆书室，取 案间书读，乃《江西宗派图》也。吕云：“安得此书？切勿示人，乃少时戏作耳。”他日公前道此语。公曰：“居仁却如此说！”《宗派图》本作一卷，连书诸人姓字。后丰城邑官开石，遂如禅门宗派，高下分为数等。初不尔也。[1](P704)

东莱作《江西宗派图》，本无诠次，后人妄以为有高下，非也。予尝见东莱自言少时率意而作，不知流传人间，甚悔其作也。然予观其序，论古今诗文，其说至矣尽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图则真非有诠次，若有诠次，则不应如此紊乱，兼亦有漏落。如四洪兄弟皆得山谷句法，而龟父不预，何邪？[2](P296)

在这些记载中，他轻描淡写地将其称做“少时戏作”，是“率意”之作。甚至表示“甚悔其作”，要求人们不要传播它(“切勿示人”)。吕氏这个说法，即关系到《宗派图》作年之确定，又和《宗派图》在当时巨大的影响形成反差，值得仔细推敲。

对于这种说法，范季随和曾季狸是接受的。范季随在引用吕氏之言后，又介绍了韩驹的态度：“居仁却如此说”。看来韩驹对此说法颇不以为然。紧接着，范季随写道：“《宗派图》本作一卷，连书诸人姓字。后丰城邑官开石，遂如禅门宗派，高下分为数等。初不尔也。”(见前引)他认为《宗派图》中的诸人名单，本无次序。将其认作有高下之别的，是一种误解。此言紧接韩驹的话后，有替吕氏解释的意味。大概他认为韩驹之不满，在于名单中的次序问题，而他则接受了吕氏“少时戏作”的说法，认为其“连书诸人姓字”，并无区分高下之意。

曾季狸的态度稍显复杂。他在介绍吕氏所说之后，推许《宗派图》的序文为不刊之论，似乎不大理解吕氏“率意”、“甚悔”之说。接着，他说：“其图则真非有诠次，若有诠次，则不应如此紊乱，兼亦有漏落。”(见前引)看来，他认为吕氏所说，主要是针对名单而发的。认为这份“紊乱”而“有漏落”的名单，确实不够严谨，宜乎吕氏有悔其作。

现代学者有的接受吕氏的说法，并对其进行解释。如胡明认为吕本中后悔的是自己在入选名单上的轻率，没有根据“某种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条件，经过一番严峻的甄别”[3](P119)。伍晓蔓认为吕氏作《江西宗派图》无疑大有深意，而其“甚悔少作”的说法，除了“著录未必精当”的原因外，还应是针对自己在序言中对黄庭坚和宗派诗人过高的推许而发的[4](P15-16)。

也有人对吕本中的表态表示非议。如周煇说：“是皆党东莱者创此说以盖时论，非本语也。”[5](P354)认为这是别人的捏造。应该说，范、曾两人不约而同的记载，是不能轻易否定的。但是周辉认为这种说法的出现，是为了应对“时论”，即有关宗派图的种种非议，却启人遐想。即，吕氏此说，是出于不得以，不能全盘接受。现代学者黄宝华就认为：“(吕本中的表白)是为了对付舆论，淡化此图有意闪烁其辞。”[6](P68)孙鲲也据范季随所记，推测吕本中“少时戏作”的说法，是一种搪塞之辞。[7](P41)不过，与周煇不同的是，黄、孙之论有一个大前提，即他们认同吴曾《能改斋漫录》之说，认为《宗派图》作于绍兴三年，而非北宋末年。

综上，接受吕氏之说的，大都注意其“戏作”的表述，并解释其原因。否定吕氏之说的，则主要是指出“少时”之说不准确，并推测其原因。可见，要深入阐释“少时之说”，势必涉及《宗派图》的作年问题。

笔者拟从诗人群体的形成与消散这个角度，分析吕氏此说的背景，并对《宗派图》作年的判定，提供一个新角度。

《宗派图》的写就，是吕本中对当时客观存在的一个诗人群体的主观把握。所以，我们既要关注这一群体形成的历史过程，更要关注吕本中本人态度的变化。关于前者，伍晓蔓通过史料耙梳，清晰地勾勒了这一群体在北宋末年形成的过程，认为“在大观末、政和初，形成了一个以江西诗人为主体，却又超越狭隘的地缘概念，诗宗山谷，更以元祐文化承传多元性为特色的全国性诗人群体[4](P162)。在这一群体中，吕本中无疑是核心成员，而据王兆鹏的研究，吕氏也特具一种领袖意识。他不但自觉为群体的一员，更自视为领袖。王先生引用《师友杂记》中的两条材料：

徐俯师川，少豪逸出众，江西诸人皆从服焉。崇宁初，见予所作诗，大相称赏，以为尽出江西诸人右也。其乐善过实如此。

政和初，无逸至京师省试，尝寄予书，极相推重，以为当今之世，主海内文盟者，惟吾弟一人而已。又语外弟赵才仲云：“以居仁诗似老杜、山谷，非也。杜诗自是杜诗，黄诗自是黄诗，居仁诗自是居仁诗也。”

王先生认为吕本中在这些记录中是标榜自己的诗坛盟主地位。[8](P45)其实《紫薇诗话》中还有一条记录，也与此相关：

曾元嗣续政和间尝作十友诗，盖谓颜平仲岐、关止叔沼、饶德操节、高秀实茂华、韩子苍驹及余诸人共十人也。其称余诗云：“吕家三相盛天朝，流泽于今有凤毛。世业中微谁料理？却收才具入风骚。”[9](P365)

从中也不难看出吕本中自鸣得意的态度。而上述材料所提示的时间点，也与伍晓蔓所说的大观末、政和初合拍。可以说，无论从诗人群体内部联系的紧密程度，还是就吕本中个人的群体意识来说，《宗派图》出现的条件都已经成熟。

到了南宋初年，情况却有了新的变化。论者都注意到南宋初年政治文化环境更为宽松，元祐学术获得了合法的地位，最高统治者也对黄庭坚的艺术表现出喜爱之情，认为这一背景有利于、甚至促成了《宗派图》的出现。不过，如果我们从这个宏观背景移开目光，去关注江西诗人群体的变化，特别是吕本中本人心态的变化，就会发现，在宏观大背景下，江西群体这个小气候的情形，也许并不那么令人激动。

江西诗人群体的形成，是与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有关的，这已为学者们指出。沈松勤说：“江西诗派首先是政治上的党争分野而成的一个文人群体，其次才是文学意义上的一个诗歌流派。”[10](P187)在元祐学术受到压抑的时刻，诗派中人大都处于“蛰伏”的状态，可是在徽宗统治的末年以及靖康年间，随着政治矛盾的变化，诗派中人在文行出处方面的差异凸显了出来。

首先是吕本中自己的境遇有了变化。论者都注意到《宗派图》出自吕本中之手，是和吕氏特殊的身份地位有关的。简言之，吕氏一门在北宋，无论政事、学术都颇为显赫。吕本中以吕希哲长孙的身份，在当时旧党圈子里，交游很广，颇有人望，自己也很自负。由他出面，写下一份以同情元祐学术为基色的诗人名单，是很正常，也是吕氏足以自信的。

但是南渡以后，情况却有改变。吕本中之父吕好问，在靖康之变中，参与谋划了迎立张邦昌的行动。也许确是事出权变，有不得已之苦衷。但这毕竟是政治上一个阴影。当时舆论对此也颇有非议。庄绰《鸡肋编》卷上有这样一则记载：

“北敌焉知鼎重轻，指踪原是汉公卿。襄阳只有庞居士，受禅碑中无姓名”。人云吕本中居仁诗也。而其父好问，在围城中预请立张邦昌之人，遂为伪楚门下侍郎。有无名子大书此绝于常山县驿，云吕本中骂厥顽之作云。[11](P32)

陈善《扪虱新话》也记载了此事，文字稍有不同。孙觌在给曾慥《与曾端伯书》中，还提到徐俯痛骂吕好问之事：

靖康末，吕舜图(引者按：当作“徒”)作中宪，居仁遇师川于宝梵佛舍，极口诟骂其翁于广坐中，居仁俯首不敢出一语，故于《宗派》贬之于祖可、如璧之下。[12](159册P55)

在公开场合，当着吕本中的面，痛责吕好问，确实有点过火。不过，徐俯当时在围城中，颇以气节自重。据说，在张邦昌被拥立之时，他偏偏将自己的女婢命名为“昌奴”，“遇朝士至，即呼前驱使之”[13](P82)。以此衡之，孙觌所说之事，当非虚构。

这种舆论不可能不给吕本中造成压力。他也不止一次婉转地为自己父亲辩解：

胡康侯与唐恕处厚，皆推明东莱公围城中所立，为可以激劝后世。或以为不然者，二公必与之辨论。处厚笃实自守君子也。崇宁初，与其弟倶为湖南知县，新法行，皆弃官去，终宣和世不出仕宦。东莱公之薨，处厚为挽诗三章云。[14](P21)

政和间，陈莹中自通徙江州，过扬州，见荥阳公及东莱公，甚款。莹中与东莱公从容论天下事，云：如瓘止可为公家欧除尔，若是经纶事业，须是公始得。及后靖康围城之变，苏嘉景谟太博老矣，谓家叔舜察云：「舜徒乃能做许大事业，吾辈做他底不得也。」然是时纷纷之论亦不一，景谟亦不顾也。[14](P27)

这两则材料中，吕本中没有直接出面，而是借胡安国、唐恕、陈瓘、苏谟等人之口，为自己父亲开脱。暗示吕好问不惜名节而行实事，是过人之举。同时，这些材料中也透露出当时“纷纷之论亦不一”的环境。从吕本中这些回护之举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尴尬和不安。

同时，在北宋末年混乱的政局中，在靖康之变的大动荡中，名列《宗派图》中的一些人，也不免随波逐流，甚至作出有亏节操的事来。

韩驹早年曾从陈瓘、苏辙等人游，在政和年间和吕本中等人有“十友”之称，已见前述。宣和年间，他在仕途上突飞猛进。韦海英引用《三朝北盟会编》中的记载：“蔡攸，字居安，京之长子也，长于柔佞谄谀，自幼出入宫禁，……累加宣和殿学士，深结内侍以固宠，荐引门人刘僴、韩驹、吴敏等数十人，皆以禁从。”认为韩驹仕途上的进步可能得力于蔡攸。[15](P160)

此外，胡寅在为翁彦深所作的《神道碑》中也曾提到：“少监蜀人韩其姓者，方以词采受梁(师成)知，犹难于越公(翁彦国)而进，乃以日食不奏出公，翌日韩即召试知制诰。”[12](190册P222)此条材料提及的“少监蜀人韩其姓者”，当是韩驹。关于翁彦国因日食事而外任一事，《神道碑》有详细记载：“八月朔日食，太史前一夕以奏，且移省知，而执移者误送著作局，及期百官赴明堂待班，朔，车驾不出，始知日食。公坐是降两官，守济南。”[12](190册P221)按《宋史》徽宗本纪，宣和五年八月朔有日食。则上述事件发生在宣和五年，而据韦海英《江西诗派诸家考论》，韩驹宣和五年任秘书少监，次年迁中书舍人[15](P162-163)，正与《神道碑》中所谓“韩其姓者”履历相同。可见，在胡寅看来，韩驹的晋升正是走了梁师成的门路。绍兴五年，当韩驹去世之时，朝廷制词也说：“韩驹早以词艺，跻于禁严。附丽非人，饭蔬奚怨。”所谓“附丽非人”，是十分严苛的评语了。据李心传说，韩驹家人所编的韩氏年谱，特别将这一句换掉，可见他们自己也是有愧于心的。[15](P175-176)

和韩驹一样，卷入北宋末年官场政治的还有高荷，据叶梦得说他“晚为童贯客，得兰州通判以死。既不为时论所与，其诗亦不复传云”[16](P419)。洪炎，宣和间曾为秘书少监，据说也和蔡絛有关。[15](P83)而洪刍则在靖康之乱中，未能保持气节，为金人搜刮金银，甚至诱纳宫人，并于建炎元年被流放沙门岛。[15](P78)

在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之后，无论是陷入非议的韩驹、洪炎、洪刍，或者背上包袱的吕本中，乃至一贯傲气的徐俯，他们之间，可能都很难再有北宋年间那种同气相应、同声相求的群体感了。再进一步设想，此时的吕本中可能也难以自信地写下、面对这份名单了吧。

综上，笔者以为，立足于诗派中人文行出处变化，关注南宋初年江西诗人群体意识的消散，不仅可以进一步解释吕本中“少时戏作”说背后的原因，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宗派图》的创作时间，不应在南宋初年。

二、无意于文的提出与吕本中的诗学反思

以上的讨论主要围绕江西诗人群体进行，认为南渡前后部分群体成员文行出处的变化，导致了群体意识的瓦解，也使得吕本中面对这份名单时，不免感到尴尬，因此以“少时戏作”加以回避。

我们知道《宗派图》除了一份名单外，还有一份序言。其文主要见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和赵彦卫《云麓漫钞》的引述。两者都是概略引用，文字略有不同，但主要内容一致。从序文中可以看到，吕本中梳理了古文和诗歌演变的轨迹。这其实是吕氏从个人视角出发，对文学史的一种构建。其实质，正如朱刚所指出的那样，是以一种“复古”的观念来构画诗歌的发展历史，认为宋诗“成”于黄庭坚，并确立了由黄氏及其后学组成的宗派，作为当代诗坛正宗正派的地位。[17](P403)或者如伍晓蔓所说，是构建了一个“诗统”，定江西宗派为诗歌的正派。[4](P427-429)

有学者说“《宗派图序》推尊黄庭坚到绍续诗统的高度，又给予《宗派图》诗人以‘尽发千古之秘’的过高评价，无乃过激。二十年后作者一度悔其少作”[4](P15)，认为南渡后吕本中对少年之论感到不满，才有“甚悔其作”的表态。从吕本中诗学思想的变化入手，解释他“少时戏作”“甚悔其作”的说法，有其合理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序文中所表示的意见，是否是思考不成熟的一时戏言？二要明了吕氏南渡后诗学思想的新思考是什么？

首先，吕本中虽然声明《宗派图》是“戏作”、“率意之作”，但是《宗派图序》中表现出的“诗统”观，决非率意之言。因为吕本中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说过类似的话。政和三年四月，吕本中和其外弟赵承国在楚州宝应相见。后者向其请教“为学之道”，吕本中便“录予之闻于先生长者本末告之，随其所问，信笔便书，不复铨次。”①这便是记载在《耆旧续闻》中的“与赵承国帖”。其中说到：

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当永以为法。[18](P54)

这段话，分别推举苏轼、黄庭坚为文章和诗歌的极致。特别是有关黄庭坚的一段话，和《江西宗派图序》中的相关论说高度一致：

元和以后至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19](P327)

其推尊黄氏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吕本中也没有忽视苏轼的诗歌成就，在“与赵承国帖”中，他说：

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越过人。[18](P52)

立起杜甫、苏轼、黄庭坚作为标本。不过，在排序上，将黄氏放在最后，颇有一点以黄氏为结穴所在的味道。这不是笔者的猜测，因为紧挨着这段话的，就是这样一段话：

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18](P52)

苏轼一样排在最后。结合上面分别推举苏、黄两人为文章、诗歌代表的那段话，可以看到这两段话中人名的排列，是有其深意的。②

可见，“与赵承国帖”和《江西宗派图·序文》的观点相近，皆以苏黄为诗歌之范式，尤以黄庭坚为宋诗发展之结穴。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述同一观点，应该说，这是吕本中严肃思考的结果，决非率意。

所以，吕本中所谓“少时率意”、“甚悔其作”的表述，如果是针对序文而发的，就只能是其诗学思想有了新的变化。

其次，关于吕氏南渡后的诗学思想，很方便的一个说法是吕氏在南宋初认识到江西诗派的弊端，并以“活法”论，或者引苏济黄，来进行纠偏。不过，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活法”之说，是吕氏由来已久的看法。而苏黄并提，在政和年间的“与赵承国帖”中就已经形成了。所以吕氏南渡后诗学思考的新变，还需梳理。

由于吕本中文集散逸，我们今天据以了解吕氏诗学主张的，主要是《师友杂志》《紫薇诗话》《童蒙诗训》等文献。这些文献，虽然成书于南渡之后③，但其中所记多有北宋时言行。所以在引用其中言论的时候，应该注意结合《夏均父诗集序》《与曾吉甫论诗帖》等作于绍兴初年的文献，做统一的观察。

笔者注意到吕氏《童蒙诗训》中的一则材料：

《吕氏童蒙训》云：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如杜子美诗，颇有近质野处，如《封主簿亲事不合诗》之类是也；东坡诗有汗漫处，鲁直诗有太尖新太巧处，皆不可不知。东坡诗如‘成都画手开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寿’，皆穷极思致，出新意于法度，表前贤所未到；然学者专力于此，则亦失古人作诗之意。[19](P328)

这段材料中值得注意的不是吕本中对苏黄短处的揭示，而是指出“然学者专力于此，则亦失古人作诗之意”。吕氏在苏黄之外，指出另一个参照对象“古人作诗之意”。无独有偶，在《夏均父诗集序》中，吕氏在盛赞黄庭坚诗歌“黄鲁直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趋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而远与古人比，盖皆由此道(引者按：即活法)入也”之后，接着说：“然予区区浅末之论，皆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之法，而非无意于文者之法也。”[12](329册P107)可见，他对自己“顷岁”热衷讨论活法的观点，进行了反思。指出学诗者还应重视那些“无意于文者之法”。从吕本中的表述看，苏黄诗歌的成就，是新变出奇，出新意于法度，但总归还是“有意于文”，而此时吕氏更希望学者关注古人作诗之意，即“无意于文之法”。

在同样作于绍兴初年的《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中，吕本中说：

欲波澜之阔去，须于规摹令大，涵养吾气而后可。规摹既大，波澜自阔，少加治择，功已倍于古矣。……曹子建《七哀诗》之类，宏大深远，非复作诗者所能及，此盖未始有意于言语之间也。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12](174册P80)

所谓“未始有意于言语之间”正是前文所说的“无意于文者之法”的最好解释。在吕氏看来，曹植《七哀诗》宏大深远，非在言语文辞上的功力。总之，吕氏此前论诗，无论是强调体式，还是主张活法，大都是就“文字”、“法度”来论诗。而这两篇文献中表现出的观点，就颇有点跳出诗外的味道了。

可以说，“无意于文者之法”、“未始有意于言语之间”等说法的提出，正是对“活法”说的超越，把关注的焦点从诗歌文本移开，转向创作主体的修养和诗歌的社会作用。

相对来说，江西后学在学习前人时，往往单纯注目于句法的传习。所以，南渡后，吕氏在推尊黄氏及其后学的同时，自然也不忘提醒后来的学者注意“古人作诗之意”，希望他们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样，他自然可能对《宗派图序》中过于绝对的论断，感到不满意了。而促使吕本中产生这样新思考的原因，大概是年龄增长，更历时事的人生经历，特别是靖康之变带来的冲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因为自身文学思想的变化，加上《宗派图》成员文行出处的差异，使得吕本中对《宗派图》采取了回避态度。但是，《宗派图》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群体的勾勒是客观的，其构建的“诗统”，也代表了中国诗歌史中最有成绩的那部分。因此，《宗派图》才能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而由其派生出来的“江西诗派”也成为文学史中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概念。

实际上，南渡以后，包括后世关于《宗派图》的各种讨论，大都将其视作一个单纯的文学群体，或者是诗歌流派。而吕本中本人，也不拒绝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江西诸派”这个说法：“学退之不至：李翱、皇甫湜，然翱、湜之文足以窥测作文用方处。近世欲学诗，则莫若先考江西诸派。”[20]597这里的“江西诸派”，应当是指《宗派图》中所勾勒出的那个受到黄氏诗风影响的诗人群体。

而这种视野下的《宗派图》，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脱去了具体的历史场景，变成一个纯粹的文学概念了。这种抽离，对外人来说，是很容易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亲历者——吕本中——而言，这也许并不容易。

注释：

①陈鹄《耆旧续闻》卷二，《全宋笔记》第六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五册第54页。参见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第396-397对此帖的考证。

②关于这份书帖的意义，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有专节论述，本文受其启发良多。不过，朱刚认为吕本中在此帖中将“苏黄”并提，避免了独尊黄氏的不妥当做法。本文观点有所不同。

③《师友杂志》提到绍兴元年吕好问去世之事，自当成于此后。《童蒙诗训》后人是从《吕氏童蒙训》中摘出论诗之语而成的。考《吕氏童蒙训》卷下称徽宗为“上皇”。《紫微诗话》中有“元符末，上皇践阼”之说，亦称徽宗为上皇。则两书当作于靖康之后，最有可能在建炎、绍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