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朝鲜使团“下马宴”和“上马宴”考释

张士尊

(鞍山师范学院 国学研究中心,辽宁 鞍山 114007)

明清时期，朝鲜使团入境以后，根据当时的外交礼仪，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给予“筵宴”招待，其中有些是随意性的，如皇帝赐宴；有些则是规定性的，比如“下马宴”和“上马宴”。就后者而言，作为一种制度和惯例，从明朝到清朝，实行了五百多年，其自身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本文参考有关的中国文献和朝鲜汉文文献，对“下马宴”和“上马宴”做些梳理，以有助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明朝时期的“下马宴”和“上马宴”

所谓“下马宴”，是指朝廷专为迎接朝鲜使团所举行的宴会，有接风洗尘的意思。相对于此，“上马宴”是指朝廷专为送别朝鲜使团所举行的宴会，有一路顺风的寓意。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无论“下马宴”还是“上马宴”，都是朝鲜人的说法，在明清会典中并没有相同的词汇，而且在朝鲜人所说的“下马宴”和“上马宴”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据裴三益《朝天录》记载：万历十五年(1587)，作者作为陈谢使前往北京，渡鸭绿江之前，义州地方官在义州官署为其举行“下马宴”，几天后又在鸭绿江边点军亭为其举行“上马宴”[1]。这里所提到的“下马宴”和“上马宴”就是广义的“下马宴”和“上马宴”，而我们所要研究的则是狭义的“下马宴”和“上马宴”。

明朝的“下马宴”和“上马宴”始于何时，很难确定，其原因主要在于嘉靖之前存世的朝鲜汉文使行录较少，但我们仍然能从有限的记载中发现某些迹象，如权近的《奉使录》。洪武二十二年(1389)，权近奉命出使金陵，在金陵曾有《奉天殿朝见后赐宴于会同馆》诗：“□□金门辟，千官玉佩齐。轩墀仙仗集，宫殿瑞云低。帝泽论肌洽，伶才夺眼迷。赐宴那避酒，兀兀醉如泥。”另有《初八日进谢赐宴仍辞》诗：“晓随群□入金门，咫尺天威望至尊。风送炉烟香满殿，云移仙仗日临轩。公堂赐宴恩难谢，禁陛辞归语更温[2]。”诗中有几点与后来“下马宴”和“上马宴”相合：一是赐宴的地点在会同馆；二是有乐舞表演；三是公堂赐宴模式化，由此看来，这应是较早的“下马宴”和“上马宴”。

据《大明会典》记载：明朝初年，凡使团到京，皇帝往往在宫中赐宴，洪武二年(1369)改为使团到宫中朝见后，回到会同馆参宴，由礼部主持。永乐以后，凡外国朝贡，钦命宦官与文武大臣或学士等待宴，朝鲜使臣则明文规定由礼部官员待宴[3]。《大明会典》还记载：凡有藩国进贡，按例钦赐筵宴一二次，朝鲜筵宴二次。每次筵宴，礼部要先确定筵宴日期，奏请大臣一员待宴，然后命光禄寺备办酒席，会同馆准备场地，教坊司提供乐舞，鸿胪寺安排通事及鸣赞供事，仪制司为每位赴宴者准备一枝宴花。如果使臣数多，分为两日进行。如果遇到禁屠斋戒等事，推移三四日举行[3]。

很明显，会同馆赐宴之事始于洪武二年(1369)，赐宴时各司的职责和分工也应同时形成，但为朝鲜使团二次设宴，即“下马宴”和“上马宴”的规定，可能要晚于这个时间，因为皇帝赐宴对使臣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如果有“下马宴”和“上马宴”之说，肯定会在《朝天录》中有所反映。洪武二十七年(1394)四月，明朝“更定藩国朝贡仪”[4]，对原来的某些规定进行调整，但这次也没有确定“下马宴”和“上马宴”，因为朝鲜使臣李詹建文年间曾两次前往南京，往返路上，他留下很多诗作，包括南京城内的一些活动，但却没有提到赐宴之事，如果有两次赐宴，必定会在其诗作中有所反映[5]。到永乐时期，特别是迁都北京以后，“朝鲜益近”，国王李芳远“事大之礼益恭，朝廷亦待之以加礼，他国莫敢望也[4]。”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下马宴”和“上马宴”制度形成了。

嘉靖以后，《朝天录》对“下马宴”和“上马宴”记载增多，对这些材料略加整理，有利于我们对“下马宴”和“上马宴”整个发展过程的清晰了解。

嘉靖十二年(1533)，皇太子诞生，朝鲜政府派遣进贺使团前往北京，苏世让在《阳谷赴京日记》中记载了“下马宴”和“上马宴”的情况：嘉靖十三年(1534)闰二月十三，明朝政府在玉河馆设“下马宴”，押宴官员为太监黄锦和礼部尚书夏言。“押宴太监黄锦，礼部尚书夏言，乘轿入来，即于阶前拱立迎入，精膳司员外郎毛□亦来。序班等引立阶上，行向阙五拜。又进尚书前，行再拜礼后，各就位设宴。备呈杂戏，行七爵，乃罢。又行向阙拜而退。太监先出，尚书次出。”十余天后的闰二月二十六，举行“上马宴”：“赴上马宴于会同馆，夏尚书及太监麦福承命押宴，仪如下马宴[6]。”

嘉靖十六年(1537)，朝鲜进贺圣节使到达北京，九月初六，明朝政府为其举行“下马宴”。据丁焕《朝天录》记载，本次“下马宴”由宦官黄锦和礼部尚书严嵩押宴。“是日，光禄寺设行下马宴，臣等与进贺圣节使书状等早诣于会同馆，礼部尚书严嵩先入，余等祗迎于阶下，少顷奉命太监黄锦继入，又出祗迎，即于阶上随尚书之后向阙一拜三叩头。又入大厅，就太监及尚书前再拜讫，各就东西宴桌。优人舆乐呈杂戏于堂，酒行七酌而罢。臣等随尚书复行向阙礼，又就太监尚书前再拜，退阶下，祗送太监出门。”九月二十，赐“上马宴”于会同馆，这次由太监赵政押宴，没有提到礼部官员[7]。

嘉靖十八年(1539)，朝鲜奏请使到达北京。十一月初六，明朝政府在会同馆为其举行“下马宴”。据权拨《朝天录》记载：使团一行“凌晨诣阙下，以下马宴往会同馆，千秋使以上马宴亦往，尚书先入，俄尔太监麦福亦入。尚书率臣等西向行望阙礼后与太监南面而立，率下人行再拜礼讫，分东西而坐。众乐并作，杂戏具呈，行宴礼，良久而毕。太监与尚书入馆内少歇，尚书还出，率使以下又行望阙礼，如初仪，与太监南向而立，使以下拜辞，退立庭中。太监先出，尚书继出。”同月二十一，在会同馆举行“上马宴”，仍由太监黄锦、礼部尚书严嵩押宴[8]。

万历二年(1574)，朝鲜贺圣节使团前往北京，同年八月十六，明朝政府在会同馆为其举行“下马宴”。据赵宪《朝天日记》记载：这次押宴的官员是礼部尚书万士和，“初坐东廊，提督送茶，俄有光禄少卿来视，设馔，提督迎揖于堂檐下，序班等祗迎送于月台下，将出，郎中等相列立于而揖送，至乘马处(大门内庭中)，又三揖以让请入。郎中还至檐下，少卿乃乘马，又举鞭揖出。已而，尚书至，余等以南为首，祗迎于庭中，郎中迎于阶上，尚书下轿，于序班迎处，微揖于郎中揖处而入。又出于庭上，与余等西向一拜三叩头。又一揖，尚书就座于堂中之椅，余等入楹内，再拜就座。(使坐东，书质在西，军官从事坐阶上，奴辈坐下)，桌前已设肴馔，俎用生肉，器数甚多而侈，杂戏巧列于前，尚书前有光禄官四人分立，酒至则奉置于前而揖，尚书引手微揖，献馔亦如之。鼓人进于尚书前，三鼓讫，尚书乃执爵。又三鼓，乃举箸。迭奏之戏，不是小儿迷藏之态，则都是夷汉交兵之状，全不是干羽之舞也。九爵毕献，光禄等官齐揖而出，下人各以其器收馔，还于家讫。尚书与余等又下庭中，向阙一拜三叩头，又再拜于尚书而退。尚书之出，祗送如迎仪，但以北为上，郎中共至乘轿处，尚书让而乘，则郎中揖，尚书微揖。”八月二十六，在会同馆举行“上马宴”，押宴官员仍然是礼部尚书万士和。据赵宪《朝天日记》记载：“他外国则只有下马一宴，而我国使臣则别设两宴以慰之，其见宠厚如此。是日尚书自朝参直来，故早到会同。一行人才得入门，而立于祗迎位。拜礼爵数，一如初宴之仪，但舞工之戏，比前日尤有怪者。上古待外宾之礼，想止于舞干，而今焉盛备之时，尚有不经之事，意者天下无道之后，为天子者无德以服远，设为傀儡眩幻之术，枪刀交刺之状，以惑远人，而为远人者，亦有好而瞪视之者，故以皇朝之圣制，亦因而不改，岂非厥典而也哉，只知以此为娱[9]。”

关于此次“下马宴”和“上马宴”，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有类似的记载：“是日行下马宴：朝诣会同馆，尚书未至，余等坐于东廊，馆中门匾曰柔远，尚书高仪所书。大厅有二额，万国来同，声教寺讫。光禄寺少卿来点阅桌馔而去，尚书至，余等排班祗迎，尚书入于厅后，少焉，改穿新服而出，阶之西设设龙亭一座，尚书率余等一拜三叩头，鸿胪寺鸣赞礼，已而，尚书入，面南而立，使先行两拜作揖，余与质正亦入之。尚书皆答揖。尚书坐，使则坐于东，余与质正则坐于西，上通事以下行礼后列坐于东偏。乐作，酒进，呈杂戏，凡七爵而罢。下人入撤，尚书又率余等一拜三叩头于龙亭前，盖谢恩也[10]。”

万历三十二年(1604)，有朝鲜使臣对“下马宴”和“上马宴”做过总结：“宴有上下马宴。下马宴于到馆六七日内行，上马宴于临行五六日间行，俱礼部题奉钦依，移文光禄寺，由礼部尚书押宴，行于会同馆。宴之日，尚书出入时，使臣以下俱迎送。先于厅上设阙牌，尚书率行员役行五拜三叩头礼讫，撤阙牌。尚书坐堂，使行以下行两拜作揖礼讫。尚书坐北壁，使臣东壁，书状西壁，一行员役人俱于中□□。”“自壬辰以后，使臣亦本国有难，领宴未安，呈文礼部，具题免宴，移文光禄寺典簿厅，准折银两[11]。”

后金占领辽东以后，朝鲜使团过海前往北京，“下马宴”和“上马宴”照常举行。天启四年(1624)，朝鲜奏闻使团到达北京，明朝政府为其举行“下马宴”和“上马宴”。据李民宬《癸亥朝天录》记载：天启四年(1624)二月十一日领“下马宴”，“朝以吉服，诣会同馆。尚书林尧俞押宴，亦吉服入，就阙牌前西向立，两使后余，余后译官等，俱五拜三叩头。尚书就堂中南向立，使臣就前，尚书命免拜，只一揖，各就座。尚书北，两使东，余西，译官等东。阶上进膳进花，呈舞乐耍戏，尚书命阅视馔品，极示优厚，七勺而罢。”二月二十九，领“上马宴”于会同馆，仍然由礼部尚书押宴，“令外郎使之满酌，勺数如前[12]。”

天启三年(1623)朝鲜冬至、圣节兼谢恩使团到达北京，次年正月二十三，明朝政府为之举行“下马宴”，据赵辑《燕行录》记载：“往会同馆参下马宴，以红袍参宴事，禀于提督，则黑衣为之云。通官等图之于黄堂吏，禀于尚书，则以红袍入参云。尚书入门时，郎中等祗迎于中阶东边，吾等祗迎于庭下东边，尚书上堂，西壁下围龙障处行礼，尚书前行，吾在后行，皆布红毯，员役又在后行，行一拜三叩头礼。尚书主壁，吾一行行见堂礼，跪四拜，尚书答拜。尚书主壁坐椅子，尚书插两边劝花，吾插左边劝花，行九酌七味。戏子等着假面入舞，行杂戏幻术，大近于优倡，不欲观。诸床桌饮食，极其丰侈，羊鸭鹅则全体，猪牛肉则割脔。油果五器，实果三器，饼面五器，皆插花。尚书每杯揖而劝之，极其忠厚，天朝之柔远人至矣。罢后，还立西障下，行一拜三叩头如初。尚书还，就北堂，吾欲行辞礼，则尚书答以免拜[13]。”而“上马宴”则因为使臣赵辑等以“虏氛未消，时怀为国至忧，万里遥瞻，再切危邦之惧，恩惕交集，食觉哽咽”为由，题请免宴[13]。

崇祯九年(1636)，金育等出使明朝，第二年返回。据其《潜谷朝天日录》记载，由于清朝进攻朝鲜，并迫使其投降，国难之中，没法举行上下马宴，故折银56两免宴。这是朝鲜使团最后一次出使明朝[14]。

作为礼仪制度而言，明代不同时期举行的“下马宴”和“上马宴”有如下几点是共通的：第一，前来押宴的均为礼部尚书，即主管明朝外交活动的最高长官，而且万历之前，还有皇帝身边的大宦官参与押宴(宦官押宴可能始于明初，成化年间就有大太监汪直押宴的记载[15])，可见明朝对此事的重视程度。第二，仪式中都要拜阙，有的是龙亭，有的是牌位，明确表示宴会为皇帝御赐的特点。第三，因为特殊原因，可以“免宴”，但“免宴”的银两可以带走，这就是所谓的“折宴”。第四，从食品到歌舞，都安排得非常周到，体现主人积极维护双方关系的良苦用心。总的来说，无论是“下马宴”，还是“上马宴”，从始至终都贯穿着儒学的礼制精神。

有明一代，朝鲜使团进入中国，除了在北京会同馆举行“下马宴”和“上马宴”招待之外，按照明朝政府的规定，回还之时，经过重要的行政中心，要“茶饭管待”，允许总兵、三司、府卫正官二三员陪同。比如宣德三年(1428)，朝鲜使团回国，路经永平府，由永平府加以宴请[3]。而经过辽东的时候，宴请的机会就更多。如：嘉靖十三年(1534)，朝鲜进贺使团路经辽阳，由辽东都司掌印郭继宗，三大人鲁倬出面，宴请朝鲜使臣[16]。再如：万历十五年(1587)，朝鲜使团出使北京，路经辽阳，“受宴于都司，掌印郭梦徵，二大人刘秉节在座，初出中阶，西向五拜三叩头，次行再拜礼于大人，移坐桌面，众乐交作，始以一人入舞，中以二人，终以五人，皆著假面，持兵器或戈戟，或旗梃，踊跃交锋，如战酣状，又以五人为鞑子舞而罢[17]。”有时，由于特殊原因，朝廷不能举行“下马宴”和“上马宴”，往往变通到辽阳举行。据《明实录》记载：隆庆元年(1567)，朝鲜谢恩使团到达北京，但恰巧嘉靖皇帝去世，国丧期间免宴，最后朝廷命辽东都司在辽阳举行[18]。

二、清朝入关前的“下马宴”和“上马宴”

清朝在入关之前，与朝鲜多有交往，双方使臣往来频繁，设宴款待亦属常事，虽这个时期，也有“下马宴”和“上马宴”之称，但这并不是制度化意义上的“下马宴”和“上马宴”。而制度化的“下马宴”和“上马宴”则要从崇德元年(1636)开始，因为这一年清朝与朝鲜正式确立起宗藩关系。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崇德元年(1636)，清朝政府规定：朝鲜国贡使至东京(辽阳东京城)，宴请一次；至盛京，礼部宴请一次；在朝鲜馆宴请一次；回至东京，宴请一次，总共宴请4次。

据《昭显沈阳日记》记载：清崇德二年(1637)闰四月十三日，“清人来报我国使行初十日渡江，满月介求见宰臣，问中朝待我使之礼，宰臣援例以答[19]。”就是说，从此，清朝统治者要按照明朝的仪式来接待朝鲜使团，当然也包括“下马宴”和“上马宴”了。

另据《昭显沈阳日记》记载：崇德五年(1639)正月初五，朝鲜“内官朴滉自京来，留于东馆，盖因正朝问安而来也。衙门为使臣设下马宴。”正月初六，“衙门为使臣设上马宴[20]。”当时，朝鲜在沈阳共有三馆，一是朝鲜馆，由朝鲜国王世子和人质们居住；二是东馆，一般由朝鲜使臣居住；三是北馆，朝鲜使臣和其他人员经常光顾这里。从崇德四年(1639)的情况看，使团当时落脚在东馆无疑，举行“下马宴”和“上马宴”的地方可能在礼部，也可能在东馆。

三、清朝入关后的“下马宴”和“上马宴”

清朝入关以后，完全沿袭明朝的制度，特别在处理与朝鲜关系的问题上更是如此。顺治初年，朝鲜国王往往派遣与清朝有密切关系的王子出使，如麟坪大君李渲就曾出使北京，为此清朝政府于顺治元年(1644)特别规定：“朝鲜王弟来朝，差礼部司官、光禄寺官往山海关迎接，燕一次。遣侍郎往三河县迎接，燕一次。到京日，遣尚书在馆燕一次。朝见毕，赐恩燕一次，在部燕二次，在馆燕二次。回日，饯送筵燕，与来时同。”同年规定：“凡朝鲜差来正副使至山海关，驻防官陪燕一次。到京朝见后，在部燕一次，回日燕一次。饯送筵燕，与来时同。其领时宪书赍咨官，在部燕一次。”顺治八年(1651)规定：“朝鲜进年贡及来京庆贺正副使，在部燕一次，在会同馆燕一次。”朝鲜贡使朝见后，在礼部筵宴，以礼部尚书主持。正使副使各1人，书状官1人，大通官3人，押物官24人，得赏从人30名，无赏从人300名。共设45席，乳酒1瓶，烧黄酒13瓶，茶18桶，蒙古羊13只。当天，仍在会同馆筵燕，礼部尚书主持，共设40席，羊、茶酒，照部燕例送馆。其领时宪书赍咨官役，在精膳司筵燕，以精膳司郎官主持，赍咨官1人，小通事1名，并主燕司官各1席，得赏从人15名1席，共设4席。茶1桶，黄酒1瓶，蒙古羊1只[21]。《大清会典事例》最后修订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这说明如上记载“下马宴”和“上马宴”这种仪式，在顺治初年被重新强调后，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虽然如此，清代的“下马宴”和“上马宴”与明代还是有些区别，特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仪式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顺治六年(1649)，朝鲜谢恩使团到达北京，五月十七，清朝政府在礼部为朝鲜使团设“下马宴”，“尚书曹姓汉人押宴，见吾冠带，凝泪满眶，此人早有重望，曾在皇明之朝为礼部尚书，见时事日非，辞职归家，清人闻有名望，招致任用云。”五月二十六，举行“上马宴[22]”。这里只提到由汉尚书曹某主持“下马宴”，但“下马宴”和“上马宴”具体仪式如何，却只字未提。

康熙二年(1663)，朝鲜陈慰使团到达北京，七月二十五，清朝政府通知要为其举行“下马宴”，朝鲜使臣认为自己是“以进香入来，受宴未安”，但礼部认为：“此言虽好，丧事既已完敛，别无拘丧之事。”无奈，朝鲜使臣正使以下30人，穿着黑团领衣服，前往礼部。礼部尚书祈车白，到院子里迎接，率使臣等一行员役，向阙三跪九叩头，然后进入大厅入席。先是喝茶，然后上装满食品的银盘，作者形容食品之丰盛是“积成如堆”。再上茶，很快撤下。又上一盘牛肉，一盘羊肉，用纯金酒杯，装蒙古烧酒，极劝数巡以后离席，回到院中，再向阙行三跪九叩头礼，然后回馆。“八月初五，由礼部侍郎布颜主持，在玉河馆设上马宴[23]。这里记述得比较详细，“下马宴”的主持者是礼部尚书，地点在礼部；“上马宴”的主持者是礼部侍郎，地点在玉河馆。

康熙七年(1668)，朝鲜使团到达北京，但迟迟未行下马宴，行期没法确定，在朝鲜使臣屡屡催问下，最后举行“下马宴”：使臣们穿上朝服，前往礼部，汉尚书郝惟讷押宴。首先向北行拜阙礼，然后入席。尚书西向坐，使臣们南向旁坐，员役在臣等之后重行，行茶后进馔，献酒三杯后，又起就阶上拜后相揖，罢归。”四天后举行“上马宴”，礼部侍郎至馆舍举行“上马宴”，使臣等“出中门外，揖入就西庭，北向叩拜，引至中堂分宾主而坐，礼官坐东，臣等坐西，员役堂上坐臣等后，其余坐庭西，以地窄，故宴毕就庭又北向叩拜，揖送至中门外而还[24]。”

从诸多《燕行录》的记载来看，清朝延续了明朝“下马宴”和“上马宴”的传统，但也些区别，如明朝无论“下马宴”和“上马宴”都在会同馆举行，而清朝“下马宴”在礼部举行，而“上马宴”则在使团驻地馆舍举行。筵宴的主席，俗称押宴，明朝一般是由礼部尚书和礼部侍郎担任，但多数情况下宦官也要参与，但清朝比较固定，“下马宴”一般由礼部尚书主持，有时用礼部侍郎，但这样的情况很少，而“上马宴”一般都由礼部侍郎主持。但是，有时也有特例，据权以镇《癸巳燕行日记》记载：雍正二年(1724)，在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下马宴”，押宴者竟然是所谓“十二王”，朝鲜使臣在这里提到的十二王，就是雍正皇帝的十二弟履郡王允祹，当时负责礼部事务。午门赏赐以后，朝鲜使臣前往礼部参“下马宴”，“王主壁东向坐，使臣坐其右南向。通官侍立王左，我行员役坐使臣后，受馔，宾主相距不数尺，宴床极丰侈，器皆叠。”宴罢回馆，当行“上马宴”，应该由礼部侍郎主持，但使团居住的院子里水深数尺，而且大雨下个不停，结果侍郎没有来，但筵席照给不误[25]。

参宴的朝鲜使团成员在礼部举行的“下马宴”一般是30人，即使团中的翻译和官员。乾隆五十八年(1793)，朝鲜使团前往礼部参“下马宴”，共有三使及从人57人[26]。嘉庆五年(1800)，在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下马宴”，据朴齐仁《燕槎录》记载：“西壁下又列盛桌，无虑七八十桌，皆为正官从人而设者。”这就是说，参加筵宴的不但有使臣，而且从人也参与了[27]。七八十桌，超过了《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45桌的规模。关于宴会的规模，可能后来也做过某些调整，据金景善《燕辕直指》谈到此事：“三十正官之外，自前无赐桌之规，始自去年各房军官亦得一桌，是别礼云”[28]，看来与嘉庆初年已经有所不同。

此外，清代与明代在礼部举行的“下马宴”上也存在差别。礼部“下马宴”要有望阙礼、见堂礼、宴礼、谢恩礼、别堂礼。望阙礼要在入座前举行，也就是先给皇帝叩头。代替御座的有所谓的“龙亭”，关于“龙亭”的样子，嘉庆初年朴齐仁在《燕槎录》中有所记载：“厅中设虚位，以云纹帐置高床，覆以黄袱，列以烛台，香炉，即行礼处也。”没有“龙亭”，就设皇帝牌位，如果没有牌位，就向北方行礼。尚书在前，使臣在后，面向阙位站好，在赞礼官的口号声中行三跪九叩头礼，注意，明朝望阙礼是一跪三叩头。行完望阙礼后，要行见堂礼，见堂礼就是使臣向押宴官礼部尚书或侍郎行礼，规范见堂礼是一跪三叩头，但“上马宴”免见堂礼。宴礼的流程大略是入座、行茶、上菜、行茶、上馔、上羊肉、进酒、撤膳。礼制文化对座次很讲究，就“下马宴”而言，一般情况尚书或侍郎座位在东，郎官等座位在其后，使臣座位在西，面向尚书或侍郎，其他官员的座位在其后，仆人座位在庭中，也就是院子里。入座以后，行茶一杯。然后是上菜馔。无论“下马宴”还是“上马宴”，菜肴都是非常丰盛的，以致有的使臣在描写其丰盛程度时直接把其称为“盛桌”。据徐文重《燕行日录》记载：康熙三十年(1691)为朝鲜冬至使团举行“下马宴”，“行茶后进床，银碟四十三，叠架以设，既退，进银盘，盛烹羊肉，手自割啖，退后，以金杯进烧酒，一巡后又进煮酒一巡[29]。”再如金舜协《燕行录》记载：雍正七年(1729)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下马宴”，“物品之盛，未有加于此也。器上加器，其上又加之，无非奢味珍馐，一盘之器四十余矣[30]。”另据朴齐仁《燕槎录》记载：嘉庆五年(1800)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下马宴”，桌上“尽是果羔糖锡之属，猪羊鱼鸭之炙，以全脚全肩盛之于俞锡之器，一桌所列合计五六十器，可谓盛桌[31]。”一般情况下是“酒三行”结束筵宴。离开桌子以后的首要事情是再行望阙礼，仍然是三拜九叩头，以表谢恩。然后是谢堂礼，此礼有时可免，这要看押宴官的态度。最后使团离开礼部，返回其驻地。

在设宴的过程中，有个程序在清代《燕行录》记载中比较少见，那就是在明代筵宴时必不可少的艺术表演。据《燕行录》记载：康熙三十五年(1696)，礼部为朝鲜使臣举行“下马宴”，其中有“乐作，酒进，呈杂戏，凡七爵而撤[32]”的描述。这种描述在《燕行录》中少有出现，是清朝方面取消了这个程序，还是朝鲜使臣认为清朝统治者文化落后，根本不屑于记载此事，可能是后者。

任何一种规定，行之年久，都有向形式化发展的趋向，为外交使团举行的“筵宴”也是如此。最初，使团刚到北京，礼部即为其举行“下马宴”，一朔，即一个月后，礼部再为其举行“上马宴”，基本符合“下马宴”和“上马宴”设置的初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团到达北京以后迟迟不举行“下马宴”，直到要离京前才做这件事情，数天后，再举行“上马宴”使团就离京了，故礼部通知举行“下马宴”实际成为批准使团离京的一种信号，这种做法，已经背离了举行“下马宴”的初衷。从现存文献看，这种情况可能在康熙初年就已出现。经过一段时间，“下马宴”往往安排在离京前午门受赏后举行，即上午到午门受赏，午间到礼部参“下马宴”，晚上，有时是午后在使团住处举行“上马宴”，也就是说，“下马宴”与“上马宴”在同一天举行。最早“下马宴”和“上马宴”同一天举行的记载出现在赵荣福的《燕行录》中：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鲜使团驻在智化寺，六月初五到午门领赏，然后到礼部行“下马宴”。这次由礼部侍郎王顼蛉押宴。“侍郎率吾辈北向行三跪九叩头礼，侍郎定坐，吾辈又向侍郎前行一跪三叩头礼。遂设宴，宴罢，侍郎又率吾辈北向行一跪三叩头礼，后遂罢归智化寺。”“午后，侍郎到智化寺，又行上马宴，吾辈鞠躬祗迎于门内，侍郎答揖，仍设宴如上马宴仪，侍郎罢归，吾辈又祗送于门内[33]。”后来又有“下马宴”和“上马宴”分开进行的例子，但这样的情况很少，绝大多数情况是把两宴合并到一天举行。

朝鲜使团出使中国，例有上下马宴，但有时出现特殊情况，不能举行筵宴，就得“免宴”。康熙四十年(1701)，朝鲜告卜使团到达北京，当明朝礼部官员与其商议领赏赐宴等事的时候，朝鲜使团明确表示不能参宴。结果，午门领赏以后，“日已晌午，礼部官自礼部赍宴具而来，盖礼部虽已免宴，自前例有入送之规故也。使臣使译舌言于士杰，曰礼部既许免宴，则今虽入送，与上马宴有间，不可行跪叩礼云。则士杰终以为不然，必使使臣行礼而后已[34]。”乾隆五十一年(1786)，朝鲜告卜使到达北京，“使行例有上下马宴，而今以丧事奉使，言于礼部停免[35]。”嘉庆三年(1798)，朝鲜使团到达北京，恰巧赶上太上皇乾隆皇帝逝世，国家大丧，自然“免宴”，但却采取了变通办法，由内务府施赏鹿5首、熊1首、山猪3首、獐3首、野鸡20首、大生鲜3尾，小生鲜20尾，鹿古鹿尾各10尾等[36]。

一般来说，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筵宴，特别在礼部举行“下马宴”，参加者只有朝鲜使团的成员，但有时也有例外，如与琉球使团一起赴礼部参加“下马宴”等。乾隆五十八年(1719)，朝鲜冬至兼谢恩使团到达北京，次年正月二十四，前往礼部接受“上马宴”(估计这里的上是下之误)，关于这次筵宴，朝鲜使臣李在学曾记述说：前往礼部参宴的有朝鲜正使、副使、书状官，以及从人57人。礼部押宴官是礼部侍郎多永武，宴会内容和仪式与其他年份的“下马宴”和“上马宴”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在座的还有琉球使团[37]。道光十二年(1832)，朝鲜冬至兼谢恩使团到达北京，次年二月初一到礼部领“下马宴”。这次押宴官是礼部侍郎文庆。“侍郎主壁而坐，我三使坐西向东，诸译坐三使之后，琉球使坐东向西。既定行杯，先骆茶，次以酒者，再凡三行才毕[38]。”这次同样有琉球使团参宴。尽管如此，翻阅各种《朝天录》和《燕行录》，与朝鲜使团共同参“下马宴”的只有琉球使团，而且次数很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下马宴”“上马宴”都属于国宴性质，其场所和仪式当是非常严肃的，但是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后期的“下马宴”“上马宴”却出现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抢宴”就是其中之一。“抢宴”，是笔者给下的定义，就是指宴会中哄抢食品和菜肴的现象。“抢宴”的最早记录出现在金昌业的《燕行日记》中。据金氏记载：康熙五十一年(1712)，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下马宴”，作者因为出去游玩，未能参加，等到他回到住处的时候，使臣们刚从礼部返回，他就询问“下马宴”的情形，有位军官告诉他说：“宴床才入，未及下箸，马头辈各持囊袋而进，竞攫饮食。胡人恐失其器，相争做一战场，寒心。上马宴亦如此云。柳凤山、金中和亦不知其如此，而以未能预饬恨之[39]。”马头辈是朝鲜使团中的仆人，地位较低，把“下马宴”和“上马宴”剩下食品赏给他们食用，可能要早于这个时间。据金舜协《燕行录》记载：雍正七年(1729)举行“下马宴”，“酒三巡，遂撤床，而给从人辈。其各所带马头等，抽出腰间之大囊，无论鸡果馔肉，争先掬之，纷扰殊甚，其势不可禁遏[30]。”这种情况，虽然有伤大雅，但毕竟是清朝政府同意的行为，但到嘉庆年间，北京街头的光棍们参加到“抢宴”的人群之中，就使筵宴更不成样子。据朴齐仁《燕槎录》记载：嘉庆五年(1800)七月，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下马宴”，“行酒未毕，忽见一队黑汉，扑地揽入，获取馔羞，自相践踏，鞭扑狼藉，势极危怖，不得下箸，传还酒杯，旋即起身出来。”晚上在会同馆举行“上马宴”时出现同样的情况，“才到炕前，又有群汉突拨入来，竞相攫取而去，纷拿杂还之状，一如俄间，诸译从官处亦各有桌，而炕前起扰尤为甚焉。”为此，朴齐仁感叹道：这种行径，“非是宴好之美意，而还贻一场困扰，上国宴宾之节，若是骇恶，甚可叹也[27]。”据金景善《燕辕直指》记载：道光十三年(1833)二月，当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下马宴”的时候，“忽有无数光棍，突入攫拿，势甚危迫。盖从前宴毕撤桌，饷我国诸隶，诸隶之必先争攫，即起恶习也。彼人见而效之，今则我隶更不敢着手，可谓法自弊也[40]。”另据李遇俊《梦游燕行录》记载：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二十八，前往礼部参“下马宴”，使臣刚刚到桌前，“群胡纷集，以手攫取，破碎器皿。”而“所谓礼部大人，袖手在旁，略不禁止”，故作者感叹说：“待客之礼，不胜骇然”[41]。据江时永《輶轩续录》记载：咸丰四年(1854)二月，礼部为朝鲜冬至使团举行“下马宴”，“方把杯欲饮之际，自庭下忽地扰扰，渐入厅内，盘桌器皿砰訇相搏，如军行鸣军之声，势头危怕，盖是彼人之争攫宴桌而然。礼部侍郎及通官辈虽在座而不少忌惮，亦不为之禁止，可见彼中纪纲亦甚解弛也。尝闻我国从行驿卒，亦多助恶云。故今番则别般操刺，无一人敢上，而彼自如此，奈何，遂与诸使通为起身，到庭下设位处，行拜叩礼而还馆[42]。”

作为礼仪制度，“下马宴”“上马宴”实行了五个多世纪，从明朝到清朝，其基本原则和操作程序没有大的变化，可见明清与朝鲜之间关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