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德治”思想的时代价值

王 亮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永州 425100)

作为我国历史上伟大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柳宗元，无论是在朝廷中“居庙堂之高”，还是贬谪永州“处江湖之远”，他都能“居安思危，忧国忧民”，以“利安元元”为时务的“德治”思想主导并凸显了其深刻的政治思想内涵。柳宗元的“德治”思想直接传承了尧舜之道和孔孟儒学中“以德治国”的优良传统，同时强调了“德治”思想是“生人之意”的客观体现，是顺应社会历史之“势”发展的产物，将尧舜之道、孔孟儒学的相关思想提升至新的理论高度，彰显了其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理论特色[1]。以下笔者就柳宗元的“德治”思想及其渊源进行系统化追溯和详要阐述，以期为当今社会国家安定和人民团结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

一、柳宗元的“德治”思想体系剖析

谈柳宗元的“德治”思想，绕不开柳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自春秋战国起，以推崇“礼仪、君权、仁政”为基本思想的儒家学派因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中仁政爱民主张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如孔子的《论语》中说过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以及《尧日》中提及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都充分说明了孔子主张民众是统治的基础，只有仁政爱民、适当减轻赋税才能使得阶级统治更为长久稳固。孟子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充分的汲取，并使其向着更为成熟的方向发展。比如《孟子·尽心下》中所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民贵君轻”这一论断；《梁惠王上》中的“省刑罚，薄税敛”则进一步提出统治阶级要注重民生问题。《荀子·己制》中，荀子提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思想，说明了民众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可否认的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注重民生、希望统治阶级能够以保证民众安居乐业为首要问题，他们对民本思想的产生、发展有着不朽的贡献，并且经过几千年的历史考验后依然影响后世，这也说明了民生问题在任何时代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2]。孔子、孟子的仁政、爱民思想对柳宗元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柳宗元自身的社会经历对其民本思想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柳宗元所处的年代正是“安史之乱”民不聊生的阶段，盛唐王朝由繁荣昌盛走向衰败，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少年时代，他随父辗转于九江、长沙等地，对于民众的生活十分了解，他心怀民众的疾苦生活，在二十一岁时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后，便急不可待地宣传“官理”及“养民之术”。在《种树郭橐驼传》一文中，他批评了“好烦其令”的为官之道，并提出了“顺木之天”以借喻治民需要“蕃生”“安性”；在《梓人传》里通过一位不会做木匠活却能够指挥其他木匠干活的形象，对官吏的为官之道进行了探究。但是在“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后，他满腔的抱负及才能无法付诸现实，在永州和劳苦大众有了更为广泛直接的接触，加深了对民众艰辛生活的了解，柳宗元的“民本思想”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捕蛇者说》痛批统治阶级的无能与暴政；《晋问》通过假设的与吴武陵一问一答的对话提出了“民利民自利”的思想……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在儒家孔子、孟子及现实社会经历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早在夏商周时期，人们对天命就有了新的认识，民本思想已见雏形。当时的统治者对“天”极其崇拜，认为“天”主宰一切，“天”代表“民”的愿望，所以通过祭告上天、殷商先王等形式，来证明天命转移的合法性，“敬天保民”的思想成为西周时期主要的治国思想。特别在我国的春秋时期，各种思想相互撞击，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就包括儒家思想，儒家更推崇礼仪、君权、仁政的民本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意义深远[3]。如《论语》记载，“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都充分说明了孔子重视民间疾苦。民众是统治的基础，应当仁政爱民，减轻赋税，政权的统治才能相对长久稳固。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有深入的发展，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省刑罚，薄税敛”，更进一步说明了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也阐明了其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论。荀子也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儒家思想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影响。柳宗元的民本思想的起源是儒家的孔孟之道，儒家爱民、仁政的思想对柳宗元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历对他的民本思想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幼年时，唐朝由盛而衰，政局不稳，底层人民生活困苦，随父亲辗转流离，“永贞革新”后，被贬，深入民间，了解人民疾苦，写下了《捕蛇者说》《田家三首》等名作，批判统治者的暴敛，这些实际的经历更加丰富了他的民本思想。由于他亲身经历的社会现实，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吏为民役”的主题思想。说明吏是由人民供养的，理应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

柳宗元民本思想中最为突出、最为精髓的内容就是“吏为民役”这一内容。柳宗元认为，官吏是劳苦民众所缴纳的税赋所养活的，官吏应该是民众的仆人，应该为民众办事。他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这样写道：做事要做到“讼者平，诉者均”，决不能“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在封建制度极为严酷的时代，柳宗元能够如此看重民众的重要性，十分难得。

柳宗元一直强调“圣人之道”的思想，这个思想最早源自尧、舜之道，历来各代帝王也有很多沿袭和效仿这个思想，将尧舜之道和孔孟儒学内化为自己的伟大志向，对于我国历史上的安邦兴国和世道稳定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柳宗元传承的尧舜之道主要以“生人之意，利安元元”为思想准则，实质上蕴含了孔、孟、老、庄、墨等诸家学说，甚至还涉及佛学的一些内容。柳宗元对于“大中之道”的解释为：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由此看来，他所提及的所谓“大中之道”并不完全趋同于传统的尧舜之道和圣人之道，而是对于尧舜、孔孟之道的改造与创新。

陆质是唐代著名新《春秋》学派的著名学者，该学派以“异儒”啖助、赵匡为先驱，陆质作为啖助、赵匡的高才弟子，他发扬了后世舍传议经的良好风气，对于过去封建传统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而且在当时学术界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4]。柳宗元颇受陆质的熏陶，并曾拜于其门下，对于陆质著作进行刻苦钻研。陆质一直以来是柳宗元心理上的导师，他曾经赞颂陆质：“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这里提及的“以生人为主”即为后来倡导的“生人之意”，而“以尧舜为的”也正是柳宗元坚持的“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的思想准则，其中“生人”和“元元”特指了包括广大市民、农民、老百姓在内的涵盖面较为广泛的含义，也就等同于当今社会的广大人民和社会民众。毋庸置疑，柳宗元一生深受儒家学派的传统教育，儒家的“德政、仁政”思想则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以孔孟为先驱的传统儒学学说，其源头即为尧舜之道。尧舜文化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尧舜是我国历史最早“德治”思想的缔造者和实践者，其蕴含的思想体系是“德治”思想的依托基础。孔孟儒学起源于封建主义社会，阶级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在儒学思想中存在着“天人合一”“神人合一”的神秘主义内容，即所谓天与人之间、神与人之间、国家政治与上天旨意之间互相感应的“德治”思想，使儒家“德治”思想的神秘色彩愈加凸显。柳宗元自觉摒弃了儒学中不合时宜的一些内容，传承了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理论，将儒学学说的“德治”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柳宗元“德治”思想的基本内涵与价值

柳宗元“德治”思想蕴含了仁德、仁爱、德教等多方面的内容：

(一)对于尧舜“德治”思想的首肯和传扬

柳宗元《贞符》是集中体现“德治”思想观点的一篇著作，文中详尽阐述了原始社会抢夺、争斗和厮杀的动荡状况，宣扬了黄帝、尧舜通过“德治”思想治理天下的大公之道，同时对占据史学学说领域的封建神学思想进行了大肆批判，提出了“符命说”根本就是“淫巫瞽史”随意捏造的无稽之谈。《贞符》一文利用进化论的思想观点，对社会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做了详要说明，并对历朝历代兴衰的根本原因做了分析和总结，深刻提出帝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和“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的论断，深层体现了柳宗元“以德治国，利安元元”的民本主义思想。柳宗元在《舜禹之事》一文中指出，“是舜归德于尧，史尊尧之德之辞者也。尧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尧者，盖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尧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与人天下”。柳宗元“德治”思想正是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宣扬。

(二)极力倡导将儒学“仁义”思想作为治国原则

柳宗元在《论语辨》中大力提倡圣人之道。“圣人之道”的思想核心就是“仁爱”，“仁爱”的含义以家庭角度审视就是尊长爱幼、贫贱不疏的爱，而这种“仁爱”体现在国家治理上则鲜明反映了“君臣之亲，父子之亲”的封建主义秩序，完全符合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要求。在《四维论》中，柳宗元对《管子》一书进行了批判，提出 “礼、义、廉、耻”并称为四维是极端错误的，只有仁义才是国家统治的纲维，其他思想形态不能达到纲维的层面，深刻指出“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主要指主导恩德和明断事理的仁义为最根本之道，只要将仁义深刻落实，其他事情及要求便可迎刃可解，同时将这些仁义精神作为抵御昏庸乱道的基本方法如实记载在一些古典文献中，对于维护国家安定兴旺和挽救国家危亡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宣扬“仁德”“仁爱”的思想美德

美德蕴含了仁、义、忠、信四方面的内容，只有具备这四方面美德才能逐步实现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柳宗元一直倾力宣扬“尧舜、孔孟”之道，并力图设计和创设美好和谐的“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勤俭——“人用足而不谋”，主要指百姓丰衣足食，都不会骄横跋扈；第二，谦让——“遵分而进善，其道不斗”，主要指百姓个个安分守己，互相尊让，乐于做善事，这样彼此之间不会有争斗；第三，远谋——“通于远而周于事”，主要是凡事都要考虑周全、想得长远；第四，和睦——“仁之质”，主要指和睦相处是仁爱的根本所在；第五，淡泊明志——“安而久于其道”，主要指只有维系社会的团结安定，才能确保王道长久发展，这完全体现了社会安定离不开思想美德的精神依托。章士钊先生做出了详细阐述：一尚俭，一克让，循循缩缩，两言而已。其中，“尚俭”与“克让”诠释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思想美德。

(四)倡导“德治”与“法治”的高效融合

柳宗元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人，理当为人民服务，让百姓安居乐业，为人民办事，对待民众要有认真、诚恳的态度。他还关心民生问题。柳宗元认为统治者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时刻想着百姓，了解百姓疾苦，为百姓着想。在封建社会的权利范围内，把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强调以民为主，心系于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紧紧相连，做到施政于民，施政为民，把这种以百姓为中心的民本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柳宗元在《贞符》一文中对董仲舒等人“推古瑞物以配受命”的思想进行了语意鲜明地批驳，以“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的唯物主义观替代了唯心主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理论，并依据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社会事实，说明“未有丧仁而久、恃祥而寿”的思想形态，要求帝王具备思德求人之心，不断笼络和赢得人心，废黜空讲祥瑞符命美好的奏折、奏书，并逐步领悟符命的真正含义，探究恩德、仁义哪方面还需不断健全和完善，将仁德作为国家治理的最高道德准则，遵循“仁德”“仁爱”的思想主线，依据“德治”思想精神不断宣扬仁、义、忠、孝、信的优良美德，同时对官吏也提出了勤政和廉洁的基本要求，要求帝王广泛征询广大臣民的意见，提倡任人唯贤，摒弃任人唯亲，主张利用赏罚分明的政策严刑峻法，这些完全体现了“德治”和“法治”的有机融合[5]。

三、柳宗元“德治”思想的理论与时代意义

(一)柳宗元“天人相分”的“德治”思想强烈冲击了孔孟儒学“天人合一”思想

柳宗元“德治”思想是对孔孟儒学的“德治”思想的传承、扬弃及宣扬。整体看来，孔孟儒学的“德治”思想涵盖了君臣之间、君民之间等多种关系形态，在君臣之间关系上倡导大臣尊重君主，极力维护君主的统治地位和权威；君主应该爱护大臣，广泛听取群臣的谏言和意见，以抵御君主的独断专裁统治，维系国家秩序安定和社会团结稳定。柳宗元“德治”思想对于君臣之间关系的阐述，首先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两种态度进行了激烈讨论，柳宗元一再坚持实施郡县制，反对藩镇割据，极力维护统治阶级中央集权，同时提出了以“郡县制”为核心的“德治”理想；此外，还提及了君主应虚心接受进谏，广泛听取群臣的谏言及意见，防止出现帝王、君主的专制独裁现象。

(二)主张统治阶级应以“任于利民，利安元元”为从政时务

他倡导从政者必须以“生人为主”为思想核心，做到“心乎生人”，深刻思索“生人之患”的思想形态，即为“任于利民”的具体体现。柳宗元一直反复阐明和倡导自己的“德治”思想就是“以兴尧舜孔孟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他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中指出，他不为举科笫和登朝廷，也不谋将相、慕权贵，而是乐行其政，理天下。他还指出：仕虽未达，无忌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陈矣。在被贬谪永州数十年间，他仍不忘体恤民间疾苦，并在《捕蛇者说》中大胆披露了“苛政猛于虎，重赋胜毒蛇”的社会苦难，敢于为贫苦百姓呼吁压抑的心声[6]。他任柳州刺史四年来，一心勤政为民，兴利避害，备受百姓尊敬和爱戴。此外，他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指出，从政为官不仅限于兴国赋税，给予官吏薪俸，而是要使广大民众生活富足，人口兴旺，并大施德教等，并提出了实施赋税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的强烈愿望。

综上而论，柳宗元所主张的“德治”思想的源头出自尧舜、孔孟之道，在对这种思想传承和扬弃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造和升华。他一直倡导的“德治”思想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仍对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起到较大的推进作用。